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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刊次：2013.2（总第67期）  
  类别：历史回眸  
护卫冰城安宁的先驱
-- 记哈尔滨市首任中共公安局长周维斌
王济堂
（作者系哈尔滨市公安局离休干部、哈尔滨市党史研究会理事、哈尔滨市文史馆馆员）
     
    哈尔滨是一座中外驰名的特大城市。自1898年沙俄政府修筑中东铁路到1945年“8·15”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哈尔滨连续遭受俄、日帝国主义侵略者铁蹄的践踏、蹂躏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疯狂掠夺。有二十二个国家设置了领事馆或其他代表机构；有俄国、犹太、德国、英国、法国、美国、日本、波兰、朝鲜、意大利、荷兰、希腊、丹麦、瑞典、瑞士、奥地利、澳大利亚、葡萄牙、土耳其、比利时、匈牙利、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塞尔维亚、亚美尼亚、立陶宛、印度等二十九个国家来人在哈尔滨图谋发展，促进了哈尔滨的经济繁荣。有二十六个国家的大量侨民在哈长期居住，使哈尔滨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乃至殖民地的一座畸形国际都市；曾被称为“东方的莫斯科”和“东方的小巴黎”。
    1931年，“9·18”事变日寇侵占了东北。1932年1月5日，日寇强占哈尔滨。3月炮制了伪满洲国，东北沦为日寇殖民地。1933年7月1日，建立了哈尔滨特别市。日寇统治期间，把哈尔滨建成反苏反共的前哨，特务活动的指挥中心。
    1933年3月1日至1937年1月，日寇在哈尔滨先后成立了哈尔滨市警察局、警察厅，历任厅、局长全是日本人。日伪法西斯统治十分严酷，到了1943年，哈尔滨市仅有六十多万人口，而日伪警察、宪兵、特务就达七千多人，并且还豢养了大批密侦、嘱托、联络员等特务腿子，将触角伸向各个行业和各个角落，形成一个防谍情报网。先后公布了五十多种镇压中国人民的法西斯法令，赋予警察、宪兵、特务无限特权，对中国人民实行法西斯统治。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伪满洲国也随之解体。这时，伪滨江省和哈尔滨的部分上层官吏，为继续把持政权，在“八·一五”当天，就与哈尔滨的社会名流、工商界头面人物、地方士绅，以所谓“官民联合会公推”的名义，成立了哈尔滨市地方临时治安维持会。
    8月18日，苏联远东第一方面军副参谋长谢拉霍夫，作为方面军军事委员会特命全权代表，率扎别林中校指挥的一百二十名空降兵，首先到哈。8月20日，苏联红军第一集团军司令别洛鲍罗多夫到哈，就任苏军驻哈卫戍司令官、军管会主任。21日发布第一号命令，宣布对哈尔滨实行军事管制。
    苏军进驻后，在东北抗联干部和我党地下工作者协助下，首先将日本陆军特务机关、日本宪兵队、在哈日本关东军、伪军解除武装，随后将日伪军司令官、日本特务机关长和日本驻哈领事馆的领事、副领事、秘书等主要战犯抓捕押往苏联，并开始全面抓捕日伪汉奸特务。8月25日，苏军管委会下令解散哈尔滨市地方临时治安维持会，指令维持会长张廷阁（伪哈尔滨市商工公会会长、双合盛面粉厂经理）改组伪哈尔滨市公署，组建市政府，并任命张廷阁为市长，巴拉诺夫（在哈苏联籍侨民）和关鸿翼为副市长。下属成员都是伪满机构的原班人马和苏军安插的一部分白俄。
    8月23日，伪哈尔滨警察局改称哈尔滨市公安局。此时哈市治安秩序异常混乱，盗匪四起，各类案件不断发生，使苏军难以维持哈市治安秩序，遂于九月下旬，令市长张廷阁重新组建公安局。在苏军授意下，滨江省政府9月28日任命舒秋实（伪军官）为公安局长，陈瑀山（伪警察）郝文苏、（伪军官）、梁成之为副局长。此时公安局的人员，除大部分系伪警察外，又招募了一批新人，其中有些是伪军官和地痞流氓，人员更加复杂。10月14日，中共中央东北局派王友（即钟子云）等同志到哈，成立中共滨江地区工作委员会，并亲自领导接管公安局的准备工作。
    临危受命
    日寇投降后，哈尔滨人民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解放出来，重见天日。一些被关押在日伪监狱中的中共地下党员、团员和爱国群众也获得了人身自由。有二十多名政治犯从杀人魔窟中出狱后来到中共地下党员樊继才开设的修表刻字店。其中有周维斌（1907年生于辽宁省）李春茂、、张忠良、樊继光等人。他们有的是原中共满洲省委领导下的党、团员、地下工作者，有的是原抗日联军的干部、战士，还有为苏军提供情报的人员。周维斌和大家研究认为“先谋后事者昌，先事后谋者亡。”当前最急迫的首要任务是分头寻找党组织，尽快开展工作。
    周维斌和曾给苏军做过情报工作的廖春潮、李春茂及会讲俄语的张观为尽快地找到党组织，来到苏军驻哈尔滨卫戍司令部兼军管会。苏军的一位将军接见了他们。他听说周维斌、张观等人是刚从日伪监狱出来的中国共产党人时，立即爽快地答应帮助解决一些生活方面困难的燃眉之急，至于和地方党组织联系问题，他们也爱莫能助。经军管会批准，8月27日，于周维斌、张观等二十多人搬进了位于哈尔滨市道外区许公路（即现在的景阳街71号）的一座楼房“东光寮”。
    此时，国民党蒋介石已开始抢夺革命胜利果实。在哈尔滨的国民党分子大肆活动。国民党东北党务负责人在道外组建了“中国国民党哈尔滨市党部”。“国民党哈尔滨市党务专员办事处”也在道外恢复。大街上张贴着“欢迎中央军到哈尔滨接收”、“国民党政府是正统中央政府”等标语。国民党反动派为抢占东北，在其军队尚未来到哈前，先派遣了大批特务和党政军头目来哈尔滨与在哈的国民党分子、日伪残余相勾结，形成一股蒋日伪合流的反革命势力，从事建党、建团和建军活动，妄图配合国民党军队一举攻下哈尔滨。
    于是，我党围绕着接管哈尔滨市政权这个中心任务，同国民党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而这种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加强锄奸保卫工作。“东光寮”的同志们召开了全体会议。周维斌在会上分析了形势，研究了当前工作。认为人民的胜利果实不能让国民党反动派夺走，在一时找不到党组织的情况下，首先在“东光寮”成立中共北满临时省委，选举周维斌为“中共北满临时省委”书记。1945年9月3日，苏军驻哈尔滨卫戍司令部在道外八区广场召开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大会。会前“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动员亲朋好友，在会场张贴标语，撒宣传单。他们高呼：“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拥护、欢迎、感谢苏联红军！”、“中国共产党万岁！”、“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万岁！”，还以“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名义印发了《告哈尔滨市人民同胞书》，主要内容是阐述哈尔滨人民遭受日本帝国主义野蛮侵略、残酷压迫统治，使哈尔滨人民当了十四年亡国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抗联官兵和苏联红军解放了哈尔滨，使全市人民不再给日寇当牛做马。周维斌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历数了日寇的侵略罪行，揭露了国民党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赞扬了中国共产党人抗日英雄事迹，表达哈尔滨市人民对苏联红军的友好感情，衷心感谢苏联红军。周维斌讲话后在台上振臂高呼：“中苏友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台上台下口号声此起彼伏，声势浩大。九月中旬，周维斌、张观乘苏军的军列赴奉天找党，终于和党取得了联系，向陈云、彭真详细汇报了哈尔滨的情况。陈云肯定了他们的工作，表扬他们积极找党的精神，并指派他们先回哈尔滨，跟李兆麟取得联系，协助他做好四项工作：1、发动群众；2、建立武装；3、接收政权；4、收集物资。10月中旬，周维斌、张观回到哈尔滨和李兆麟取得联系。李兆麟以滨江省政府的名义任命周维斌为哈尔滨市公安局局长，张观为滨江省政府的宣传科长。
    不久，中共中央东北局派钟子云等十几人到达哈尔滨，和李兆麟接头后，到“东光寮”看望了在那坚持工作的同志，肯定他们所做的工作，同时宣布撤销“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成立“中共滨江地区工作委员会”，钟子云任工委书记，委员有李兆麟、王建中、于林、张观、周维斌等。“滨江工委”根据周维斌同志的工作表现，批准其为中共正式党员。随后，我党又将张晓岩、刘世范等同志安排为分局长，月，11延安干部大队到哈，又派王文科同志为市公安局副局长、马亮同志为秘书长，白光同志为司法科长。与此同时，市委又先后派进20余名干部。还采取“化军为警”的办法，建立了一支特别警察队（120人，因成分不纯，我军撤离哈市前被解散）一支、公安大队（1500人，我军撤离哈市后编入主力部队）。以周维斌为首的中共人员接管公安局后的主要工作是协助苏军维持城市治安；抓捕汉奸特务，调查敌产，为我党、我军筹集武器装备和经费；调查敌情，并配合苏军取缔和围剿国民党土匪等。周维斌对公安队伍要求严格，他强调，“乱则国危，治则国安”他说：“社会混乱，动荡不定，政令就难以施行，生产也难以发展，国家就危险了。只有良好的秩序，市民才能衣食无愁，安居乐业，社会才能安定。”因此，他周密指挥，亲自带领干警，废寝忘食，大力开展情报工作，积极配合苏军打击国民党、三青团、日伪汉奸、特务以及建军组织的破坏活动，为解放哈尔滨作了充分准备。他利用敌人大量发展组织之机，采取“打进去，拉出来”的方法，打入敌人内部，了解敌人的活动情况。从国民党市党部中拉出一个关系，搞清了国民党市党部的组织机构和人员活动情况。通过这种办法，为苏军取缔国民党市党部、“党务专员办事处”提供了可靠的情报。配合苏军逮捕国民党军统特务滨江组组长张渤生。张渤生于一九四五年潜入哈市后架设电台，建立组织，发展特务，专搞我政治、军事情报。为打击其嚣张气焰，趁其去重庆向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汇报之机，配合苏军在哈尔滨火车站将其逮捕。
    正当周维斌大显身手，全力以赴开展对敌斗争时，苏联政府为执行同当时的中国国民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条约》准备将苏军控制下的东北行政主权移交给国民党政府。于1945年11月17日通知我党、我军退出哈尔滨。在这种形势下，市委作了全面部署。市委决定周维斌等人撤出哈尔滨市公安局。为了不造成我们直接向国民党移交政权的局面，周维斌于12月13日公开宣布辞职，推举无党派人士全广江（曾任伪肇东县协和会理事长）就任公安局长。马亮仍留在公安局任督察长，还将张晓岩、崔志林、刘世范、李景荣等尚未暴露身份的同志继续留在公安局，坚持地下工作。同时还把一部分靠近我党的群众积极分子，吸收入党，组成情报小组。在旧警察人员中也建立了一些关系，为我党工作，留下的同志统归市委社会部领导。
    1945年12月25日，国民党接收大员到哈，1946年1月1日，国民党大员余秀豪偕接收专员黄仗之、孙肇、余国雄等人接收了市公安局，改名为哈尔滨市警察局，余秀豪任局长，宫文超任副局长。此时仍是苏军军事管制，实权掌握在苏军手中，但国民党在接收公安局的四个多月里，利用掌握的一部分权力，进行反苏反共活动。他们采取封官委任的办法，收罗、组织伪警察、伪官吏、日伪特务和惯匪、兵痞等，进行反苏反共活动；在余秀豪的策划下，于1946年3月9日暗杀了李兆麟将军。1946年4月23日，国民党接收大员逃离哈市之前，接收大员关吉玉、杨绰庵、余秀豪等各自安排了一批潜伏力量，妄图卷土重来。
    再任局长
    1946年4月28日，苏军撤离，我东北民主联军和平进驻哈尔滨市，次日立即接管了国民党公安局，重新组建了哈尔滨市公安局，周维斌被任命为我军解放哈尔滨市后的首任公安局长。周维斌表态说：“清朝林则徐曾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只要对党和国家有利的事，我就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作为一个革命者怎么能因为战乱就逃避，有福就迎受呢？这是古往今来一切志士仁人的忠贞气节。当祖国遭受苦难时，炎黄子孙，特别是共产党人理应挺身而出；越是艰险越向前！”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这时的哈尔滨市正处于蒋介石在全国范围内发动内战的前夜，形势十分紧张，敌人活动猖狂；我党立足未稳，民心浮动，治安混乱。一是国民党的反动组织除被我破获、逃亡敌区者外，都转入地下。接收大员逃离前，又布置了一批潜伏力量，妄图和国民党军队里应外合再次接收哈尔滨；二是大量的日伪残余分子流散于社会，有的日伪战犯还隐匿在哈市；三是被我击溃的建军土匪散兵游勇和一批外县逃避反霸斗争的恶霸地主、伪警宪特逃窜来哈，与惯匪惯盗相勾结，乘混乱之机在市内打家劫舍，杀人放火，在市郊村屯骚扰，抢劫民财，破坏生产；四是我军进驻后，各部队、机关搜缴枪支武器、乱没收敌产、乱抓人的现象不断发生，而转入地下的国民党反动组织及各种刑事犯罪分子，乘机冒充我军政人员进行破坏；五是由于日寇十四年的法西斯残酷统治，相当一部分群众，对我党我军不了解，在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影响下，有盲目的正统观念，一时还不愿接近我们。在这种形势下，进城后的公安工作任务相当艰巨。
    为保卫民主政权，巩固东北根据地，支援解放战争，在东北行政委员会公安总处及市委的直接领导下，周维斌领导市公安局采取一系列果断措施，打击了敌人的破坏活动，维护了城市治安秩序。他集中全市公安民警进行两次大搜捕，把搜捕、打击日伪残余、反革命、奸细工作作为主要任务之一。从我军进驻到1946年9月的四个半月时间里，共搜捕日伪战犯、汉奸和国民党特务等反革命分子933人，处决了70余人。在搜捕枪支弹药。有力地打击了日伪残余和国民党反动派。
    第一次搜捕，是在中共中央东北局北满分局社会部的统一领导下进行的，北满分局社会部、松江军区保卫部、接管国民党警察局的市公安局部分干部民警及进驻哈市的东北民主联军部队参加行动。4月29日在全市于开展了搜捕工作。搜捕到一批日伪战争罪犯、汉奸、特务、叛徒和国民党建军头子。其中捕获日本特务机关、日本宪兵队、第四宪兵团、第四军管区的特务十九名；捕获日伪汉奸姚锡九、李九鹏、郝文苏、马子宽、魏子扬等多人和我党叛徒左正雨、曹瑾等；捕获国民党特务马相林、崔景荣、李东生以及国民党市、区党部一批骨干分子和建军土匪头子。
    第二次搜捕，正值国民党反动派全面发动内战的前夕，不久我军由长春撤退，国民党军队占领德惠，哈尔滨形势骤然紧张，我部分后勤单位向后方转移；此时转入地下的国民党反动组织顿显活跃，乘机造谣、捣乱破坏。为避免市内发生骚乱，出现里应外合的情况，并为一旦我军撤离哈市，开展游击活动扫清障碍，周维斌根据市委决定于1946年5月26日，又组织了一次联合大逮捕。这次逮捕了国民党的党务人员、特务及建军骨干分子等180名，其中有国民党军统特务张禹组的调查科长唐树义、调查股长李联茂，国民党哈尔滨市党部书记刘立权等，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对稳定哈市局势，维护社会治安起到重要作用。
    周维斌根据情报部门提供的线索，组织公安干警对国民党特务进行了搜捕和秘密侦察。经过四个半月的工作，破获了十余起国民党特务案件，抓获百余名特务和国民党骨干分子。主要是：军统和中统特务组织的“爱国锄奸团”案件。中统特务赵万里、军统特务王之安（我党叛徒）收罗敌伪残余和我，党叛徒共30多人组成“爱国锄奸团”（后改称东北青年团）进行暗杀、策反、搜集情报等活动；冒充我军政人员，进行抢劫和敲诈勒索，并预谋接收哈尔滨。在共产党、国民党和美国“三人调停小组”成员来哈前，1946于年6月25日派马维通等六名特务，身带武器，冒充我执勤人员混入飞机场，妄图谋杀、制造混乱，进行破坏，被我执勤人员捕获。从中发现在我吉黑军区保卫部里工作的岳家军（别名崔狄）是潜伏在我内部的特务，随即将岳逮捕。经审讯挖出匪巢，一举被我破获。除王之安、刘文范逃跑外，其余三十多名特务全部落网，并缴获了该团团章、证明、接收哈尔滨计划、反动传单及伪造的我卫戍司令部、社会部的证件以及枪支弹药。其次是胡宗南西安战干团在哈的特务组织“露绿牛奶馆”案件。西安战干团骨干特务殷为，在我进驻前曾组织建军土匪和三青团分子攻打宾县，妄图袭击我北满分局。
    1946年6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根据斗争形势，做出了《关于剿匪工作决定》，指出：“必须争取在最短时间内，坚决彻底地肃清土匪。”市公安局局长周维斌在东北公安总处和中共哈尔滨市委直接领导下，带领全局干警采取发动群众与秘密侦察相结合、武装围剿和宣抚收降相结合等措施，摧毁了国民党在哈的所有建军组织，基本肃清了市郊村屯的建军土匪。比较突出的是：1946年9月，摧毁国民党中央先遣军。逮捕了第五战区总指挥曹兴武（1933年被何应钦委任国民党“北满扰乱军司令”1936年1月在北安被日军逮捕投降；日寇，充当汉奸；1945年8月日寇投降后被国民党委任为“黑哈北专员”网罗大批伪警，宪特、地痞流氓组建三个军、三十六个师，号称“三十余万之众”、）第二军军长白久泰、第二师师长梁紫辰、第三师师长王克复、第四师师长靳耀东、第六师师长张存运、第九师师长苏成林及副官处处长史飞等三十余名建军骨干分子。另一个突出的是一九四六年八月粉碎了国民党陆军新编二十七军军长姜鹏飞攻占哈尔滨的阴谋，镇压了军统“敌后工作委员会”特务头子、“活佛”李明信的反革命暴乱。
    1946年8月15日，中共哈尔滨市委做出《关于清剿近郊土匪与开展农村工作的决定》将市公安大队与市卫戍司令部警备团合，并，改编为顾乡、香坊、松浦、太平四个警备大队，下辖十六个中队、总兵力二千余人，分别驻扎在四郊农村，凡土匪经常活动的村屯都驻有警备队成班或成排的兵力，他们边剿匪、边参加土改运动。经公安部门、警备大队和群众联防队的围剿，1946年底，到共消灭小股土匪四十股，一千四百余人，击毙十六人，逮捕判刑三十三人，缴获长短枪支七百八十余支，基本上肃清了市郊的土匪。
    为分化瓦解建军土匪，对其展开强大的
    政治攻势。根据1946年10月2日中共松江省委关于剿匪工作的指示，成立了宣抚委员会，由省政府主席冯仲云任主任委员，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钟子云、哈尔滨市公安局局长周维斌任副主任委员。在道外三道街设立办事处，由省军区参谋长陈钦任处长。在宣抚委员会领导下，省市的宣抚工作联合进行。由周维斌同志全面领导，日常工作由陈钦同志主持。主要任务是：在哈尔滨地区及附近各县收降建军土匪，彻底根除匪患。宣抚收降的方针是：无论有无罪恶，只要是主动投降，交出武器、改邪归正、不再为非作歹，一律不咎既往；并发给收缴武器费(大枪2000元，手枪1000元，子弹每千发3000元，小马枪1000元)和安居费；准其回乡安居参加生产劳动。有立功表现者给与奖励并加倍发放安居费。安抚委员会还利用投降的土匪现身说法去做劝降工作，让他们向土匪家属、亲友进行反复宣传，以打击首要，争取胁从。1947年1月，到宣抚工作全部结束。共收降大小匪团伙80个，匪首97名，匪徒483名；收缴大枪404支，手枪87支，机枪五挺，掷弹筒二个，手榴弹34枚，子弹4032发，马9匹。收降的主要匪首有金广山、熊玉柱等比较有实力的匪团，在生活上都给予了照顾，发给补助费。
    通过上述一系列工作，彻底地摧毁了国民党在哈尔滨市的建军土匪组织，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武装占领哈尔滨的阴谋，消除了建军土匪颠覆破坏新生政权的威胁，为发动群众进行土改、建政扫清了障碍，为保卫新生政权，巩固东北根据地，支援解放战争作出了贡献。
    1946年12月，根据形势发展和工作需要，周维斌同志被调离哈尔滨市公安局局长岗位，去省委党校学习；于1947年9月正式调走。1954年回北京后任内政部户政司司长。后从国家民政部上离休（行政级别为10级），1993年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
    
    （本刊编辑部特别鸣谢哈尔滨市公安局原党组成员、纪检组长、督察长金海林同志对本文发表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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