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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咸丰七年(1857年)御史吴焯奏请开垦呼兰城以东蒙古尔山(当时属巴彦苏苏阿力罕段)地方，同时黑龙江将军奕山等也奏淆"蒙古尔山地方自绰罗河(今县内少陵河)起至通肯河止，共有毛荒1 203 160余垧，除林木沟河外，可开垦的毛荒地有533 390余垧，请予开垦"，未获准。然此时呼兰界内已查出旗招民垦地8 000余垧，民户2 500余名。大荒沟(今兴隆镇南)等处查出私垦地15 000余垧，民户4 100余名。名为封禁，实已开放。
咸丰十年(1860年)黑龙江将军特普钦以“地方困苦，官兵俸饷不继，垦户已经安家，若概行驱逐，势必致叹流离，无所安置"，"得一分租赋，即可裕一分度支"，同时以"荒旷之地有人居住，可以预防俄国窥伺、入侵"等原因，奏请招民试垦闲荒。此奏得到清政府批准后，为办理垦荒事务，在巴彦苏苏设立了开垦行局(光绪九年裁撤)。
咸丰十一年(1861年)将军特普钦奏请仿照吉林夹信沟(在五常县界内)招垦章程进行开垦，规定凡是旗人，"皆可领荒，。按照"井田制”样式，将荒地划成九个区，以"纵横360弓为一方，共毛荒45垧。四方为一区，共毛荒180垧。九区为一井，共毛荒1 620垧矽。井内八区有荒地1 440垧分给垦户领种；中一区有荒地180垧，分给垦户安屯。为鼓励旗民领荒积极性，又规定凡领一方荒地者给中区房基地五垧，一方以下者房基照加。领荒的办法是自南而北，绘图编号，据图登册，按号制签，照签写票，凭票领荒。这种领荒措施，对土地高度集中极为有利，领荒越多，所受待遇越优厚。清政府规定"凡每领荒一方45垧，房基5垧，共合50垧，扣除沟、洼、壕、甸、房、园、井、道等三成，统照七成(35垧)呈缴荒价，每垧210吊。"
自咸丰十一年(1861年)放荒起至同治二年(1863年)，呼兰厅所属巴彦苏苏，大、小木兰达、阿力罕、拉三太、甘沐林子、大荒沟北、格木克、濠河北津河等9段地共放毛荒132 907．76垧。至同治七年(1868年)共丈熟地161 635．82垧，查出浮多地27 327．32垧，余荒12 422．82垧，就地升科地1 970．83垧。
垦荒之汉民皆来自直隶、山东，而旗民则来自盛京(沈阳)、金、复、辽、盖等县。因当时各处荒歉，民不聊生，"每岁所入，难敷一年口实"，故旗汉民人纷纷前来"领地得以安身"。到同治三年(1864年)呼兰厅所属各段承领官荒佃民2 328户，其中；巴彦苏苏段398户，大木兰达段88户，小木兰达段36户，阿力罕、甘沐林子、拉三太等三段698户，大荒沟段436户，濠河北格木克62户，濠河北津河610户。从同治三年到十三年，呼兰厅承领官荒旗民计154户，承领官荒民佃计7 218户。清同治七年呼兰厅土地清丈表(附表)
开垦之初，领荒民众"颇形踊跃”，以后由于私自招垦，又比官荒租价低，"领荒佃民贪图省费转多舍公赴私"。据呼兰城守尉册报，仅在大荒沟等处便查出私招民垦户4 100余名，私垦地1．5万余垧。为了制止土地“私占无已"，官价私价多寡不一的矛盾，同治四年(1865年)五月将军特普钦奏准，将私垦的土地押租宽免，熟地均于查出之年"不折不扣，当年升科，按垧收租钱660文"。将军衙门于同治五年(1866年)三月开始对私垦升科，查清户籍后， "安设甲长，印刷门牌，注写户口，地亩数目，悬挂本家门外，并造册存查"。
中华民国和伪满洲国时期，本县荒地均有开发。仅据《巴彦县地方事务概要》记载，伪康德2年(1935年)本县有荒原15万亩。
新中国成立后，很注重荒地使用价值，从1950到1985年共开垦荒地197 743亩，最多的年份为1950年，开垦荒地58 770亩，依次是1956年25 755亩，1965年21 049亩，最少的年份为1977年仅11亩，1984年35亩，1972、1983、1985三个年份没有开荒。
在开垦荒地中，有的地方不尊重科学，盲目扩大耕地面积，破坏了生态平衡和土壤植被，导致30．2万亩土地水土流失，其中严重水土流失面积达20万亩。丰乐乡东风村的一条岗地上，黑土层由原来的35厘米下降到18厘米，坡底淤积土层深98厘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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