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绰庵于1895年5月29日（农历五月初六）诞生在闽侯县(今福州市)城区一个没落官宦家庭。原名裕聪，乳名和尚，为独生子。祖籍河南，迁闽一支均有功名，并入仕途。如，高祖杨庆琛是进士，曾任山东巡抚，《福建名人录》有记载。但到杨绰庵出生时家境已见困窘，生活艰难。杨绰庵出生后生母当年病逝。不久，两位继母也随生父先后辞世。杨绰庵被过继给长房为嗣，长房又有两位继母。年幼时，常住塔巷继母家。其表姐叶可风长他3岁，怜爱他，常多周济。
1916年，他考到北京邮务局，当了一名拣信生。拣信生是在邮务生以下、练习生之上的较为低微的职务。工作之时，他每当看到寄往华盛顿、伦敦、巴黎、柏林等地的邮件时，都十分羡慕。这些外国著名的都市，时常引发他要去游历观光的渴望。于是，他暗下决心，开始利用公余时间自学英、德诸国文字，希冀有一天能实现远大理想。当时，在北京邮务局内工作的高级职员中，有许多外籍人士。他们见杨绰庵学习如此用功，且工作上也十分勤勉尽职，屡加提携晋级，后来还派他出国留学。
1918年，他升为邮务生。
1919年，24岁的杨绰庵从北京专程赶回福州向表姐叶可风求婚。表姐不顾家人反对，与他成亲。杨、叶两姓祖孙三代结秦晋之盟。婚后，他偕眷与台湾继母来京定居，住在西单参政胡同3号。育有一儿（文骐）、一女（文音）。
1920年，入北京盐务稽核厅，在英人斯特立克兰属下承担收发与档案管理工作，对西洋人重视科学管理、讲究工作效率心领神会。
1924年，叶家资助杨绰庵考入法政学堂。借住其妻堂兄——时任驻美纽约总领事叶可梁宅。堂嫂是严复先生的外甥女，也是一位著名学者。堂嫂初见他谈吐不凡，又是名门之后，对他的第一印象很好。经过一段时间观察，又见他好学明辨，乃取“绰绰有余裕”之意，为他改名绰庵。他非常仰慕严复先生，服膺堂嫂的教导，勤读中西文史名著，特别是严复先生翻译的《天演论》和《原富》等，扩大了视野。他又精读孙中山先生的所有著述，触动了时代的脉络。同时，常涉猎《史记》《资治通鉴》等史学经典。并虚心向当代名流学者如梁启超、胡适、徐志摩等请教，社交活动能力明显增强，为以后政治生涯打下较为扎实的基础。
1925年 6月，任国务院秘书厅帮办，掌握机要，深得信任。
1927年，辞职南下，在厦门任内地税局（二五附加税局）局长。此时，纳张绮东为妾。
1928年，任福州市印花税局局长，居住在安民巷。同年，辞职前往南京任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科长。
1932年夏，去香港时，遇到同乡老友陈孝威（此人在香港办《天文台》周报，纵论时局，言多中的；评论人物，守正不阿），被邀请往广西旅游。在桂林，陈孝威带他一起看望保定士官学校同学白崇禧。之后，杨绰庵凭借着社交攻关的经验，先后晋见了李宗仁和黄旭初。与当时广西三政要纵谈经济建设，极为投缘。黄旭初邀杨绰庵担任广西省统计局局长。他履新之初，首办计政养成所，组队赴各县市从事基本情况调查，搜集资料，编纂我国当年第一部省志年鉴《1933年广西年鉴》，以后续编《1934年广西年鉴》。他兼任广西省经济建设委员会主任和广西省工商局局长，建议广西当局引进人才与机器设备，创办工厂企业，绩效显著。正当他施展宏图之时，省内个别保守派排外思想严重，谤随誉至，导致他辞职。
1934年8月，黄旭初挽留未果，便资助他赴欧洲考察。
1935年10月，出国考察归来，陈芷汀（1881—1959，福建漳州海澄人。1903年举人。辛亥革命福建光复，任福建省谘议局副议长、福建都督府财政司司长。又任国会参议会议员。铺设福建第一条“盲肠铁路”，创办许多实业。与当年许多政治流派多有渊源，是闽省最具有政治影响的实力派人物之一）推荐他担任湖北省主席杨永泰麾下的统计室主任兼地政局局长。杨永泰被刺杀后，杨绰庵离职，陈芷汀又把他推荐给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熊式辉初任杨绰庵为江西省建设厅主任秘书，代行厅长职务(按惯例，厅长病假、事假或出缺，均由主任秘书代行厅长职务)。他任江西建设厅厅长的七年，不仅迅速发展了省内民族工业，还对东南第三战区抗战的后勤保障，做出了贡献。其主要政绩：广揽人才，培养人才。他多方延聘留学归国人才，到江西厂矿担任经理或总工程师。又在吉安创办“江西建设人才训练所”，开设电讯、造纸、陶瓷、财会培养班；兴办制糖、制麻、制茶等初级职业学校。扩大矿业省内自主经营权。大力发展省内民族工业。抢运战需器材，提供战时后援。成立了“江西战时贸易部”，担任总经理，统筹战略物资及民生用品的采购、调运及仓储。
1938年，杨绰庵姨太张绮东，收养一女儿，改名为“杨忆游”。
1939年3月，日本侵略军进犯南昌，杨绰庵从容不迫地抢运大批物资器材，随省政府撤退到泰和新省会。他推行省级机关合署办公，提高政府办事效率，据说江西是全国第一个推行合署办公的省份。他大力提倡科学管理，把游历考察中外取得的好经验逐步推广。他抓大事，也抓小事。每周六下午的卫生大扫除，要求所有场所的上下、左右和前后“六面光”，一尘不染。他躬身参加大扫除，结束后还戴上白手套检查“死角”，即使一盏小灯泡不干净也得返工。同时，重视文化建设，开展“民生”系列活动。为与当时官方倡导的“新生活运动”相配合，积极办剧场、建公园，组织球队歌咏队，开展文体竞赛；还开办了多家以“民生”为主题的系列社会机构，如民生幼稚园、民生夜校、民生食堂、民生消费合作社等。他最先建起“江西建设厅图书馆”，并对外开放。1941年底，已藏书16856册。1942年，改名为“天翼图书馆”（新中国成立后，此馆成为九江市图书馆的前身）。这时，他的长子文骐和长女文音在江西读初中，随侍其父。
1942年，梁思成路过南昌，应杨绰庵之请，由梁思成、莫宗江参照宋人彩画《滕王阁》及宋代营造法式，绘制《重建南昌滕王阁计划草图》8幅，并由建设厅编印《滕王阁考初编》。这些草图，后来也成为江西兴建滕王阁的参照物。
杨绰庵任厅长七年，能有如此成效的原因是：深得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的信任，使他在经济领域，实际上拥有比厅长更多的权力。此外，他人脉关系很好，很会替人着想。譬如战时经江西去后方的过客很多，而民营旅馆又多脏乱。他就在交通干道多个县城办起“陶陶招待所”，既方便了过往的各路要员，又增加了地方收入，还留下了好口碑。像矿藏收入中央与地方分配比例，别的厅长多年都没解决，杨绰庵上任不久，就把关卡打通解决了。那时蒋经国正好在赣州当专员，杨绰庵虽比他大15岁，但两人同在“政治讲习院”共过事，相处融洽。他在江西的政绩引起蒋介石的注意，下令召见。杨绰庵晋见蒋介石也独运匠心。他把从江西到重庆的站点名称、相距公里数、各地风土人情以及战时的各地见闻，要言不烦，有条理地汇报。他汇报十年江西建设厅工作均用数字说话。果然赢得蒋介石对他的好印象。
1941年至1942年秋间，他两度返梓探望父老亲友，途经光泽县时，当地闽籍商人在公路上拉起“欢迎杨绰庵厅长莅临光泽”等横幅，还组织敲锣打鼓上路迎候。他见状批评说：“不要这样招摇，否则下次我就不来了。”1941年，福建受旱，多地缺粮。杨绰庵同意以优惠价格，从江西调粮支援福建。当时，江西贸易部中有人借口车队调不出车，拖延运粮，还放风说，这是循同乡私情。杨绰庵知道后不予理会，亲自向福建和驻军借车，保证这批粮食及时发运，缓解了福建的粮荒。随后，又在贸易部，采用对比算细账的方法组织讨论，让大家明白，这是既支援了邻省又赚到钱的生意，非徇私情。
1943年9月，杨绰庵被调重庆工作，任市政府秘书长兼中央设计局委员。当时，重庆市市长贺耀祖年迈多病，市政府日常工作主要由秘书长全权处理。他组织兴建的储奇门缆车工程，解决了渡江旅客上下山坡之不便；他组织兴建的青年馆，为重庆增添了一个文娱活动新场所。同年9月，厦门大学开学时，大学仰慕杨绰庵先生平生勤奋、敬业和励志上进的精神，邀请他专题演讲，用以激励同学。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饱受战争祸害的重庆人民欣喜若狂，竞相奔告。蒋介石乘坐敞篷汽车巡行全市，杨绰庵以重庆市政府负责人的身份随侍身旁。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在美国帮助下，抢占东北三省，并将它划分为九个省市。1945年10月，国民党行政院任命杨绰庵为哈尔滨特别市市长。12月26日，杨绰庵一行26人抵达哈尔滨。杨绰庵认为此是大展宏图之良机，可望将素有东方巴黎之称的哈尔滨，建设成为全国模范城市与中苏友好的国际城市。
1946年元旦，杨绰庵等人到市政府履新，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就当时经济形势，特别是对物资缺乏和物价飞涨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为迅速打开哈尔滨市工作局面，他事事标新立异，规定市政府工作人员须集中办公，膳食食堂化；不论市长或公务员一律平等，工薪也一律相同。他自己以身作则，工作兢兢业业，谨慎小心，还将办公桌置于门口，便于与来访者洽谈，提高效率。一般市民来信，则亲自做复。对有代表性的，共复。还特意在市政府门口挂出大标语：“市长不是官，是公仆”“挺起胸膛，做堂堂正正大国民”“抬起头来，当智能兼备好男儿”。成立市政府当天，他到市府大门外走进群众之中，与每个人握手，被人群包围了半个多小时。他还站在台阶前高声说，“市政府不再是衙门，市长不再是大老爷，以后什么人都可以直接见我”。杨绰庵先后召集几次市长见面会。在教育界，他布置复校开学。在实业界，他解决粮食加工方面的问题，保证市民口粮。在政界，他要求成立参议会。他还亲自主持每周一的“总理纪念周”仪式，总结上周工作得失，宣布本周工作重点。他注重宣传，组织成立了“文化指导委员会”，编辑出版市政府的机关刊物《市民生活》（月刊）。第一期发表著作《民生七律子》。“三八”节，应邀参加会议并讲话，他列出女性事迹，讲话不带讲稿，旁征博引，出口成章，谈笑风生又富有幽默感。3月9日，李兆麟遇刺，他以市政府名义举行公祭，并亲往吊唁，读祭文，送匾额“民族之光”。
1946年4月25日，奉命随苏军撤退至海参崴之前，组织临时参议会，发放公款，维持治安。市政府各部门也确定了代理人员，保管档案，等民主联军接管。4月27日，他乘苏联船只经日本到上海。8月赴沈阳，就任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主任兼东北经济委员会委员。
1948年3月辞职，前往上海，居住在西摩路。同年夏，任粮食部上海粮食紧急购储会主任。
1949年春，行政院长宋子文和财政部长刘功芸均看中杨绰庵“埋头做事,不问其他”的理念。宋子文与杨早有关系,宋子文任广东省政府主席时,就拟邀他前往主持建设厅。刘功芸与杨绰庵则是福建同乡的关系。杨绰庵常说,中国的官吏应分为政务官与事务官两种,前者应专管“等因奉此”,后者应专职计划与执行事务,否则事务政务不分,就要落得一事无成。他认为自己是事务官,只管做事,不管其他,上级让做什么就做什么,加上他是“科班”出身,从科员、科长一步步爬起来,所以对各级公文的处理,均能得心应手。这次经刘功芸推荐,宋子文点头, 出任财政部次长一职。5月，上海解放，杨绰庵办了移交，受聘担任华东区粮食公司顾问。当时，熊式辉蛰居香港，曾函邀前往合作经营工商业，他复信婉谢。
1950年初，应中国盐业银行与中国实业银行之聘，担任上海祥泰夹板厂总经理，并正式加入民革。
杨绰庵始终把“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当作自己的座右铭，并刻在他整个生命之旅。意思是说，没有学问做不了官，做官便做不了学问，做学问与做官好像是两回事。
1950年7月，杨绰庵因涉嫌李兆麟被害案被捕。
1955年2月18日被处决。终年60岁。
1956年，他的长子杨文骐携其父骨灰安葬福州祖茔。之后，为父辨冤，多方寻证。直到1982年12月2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82）中刑监第1694号刑事再审判决书，宣布撤销对杨绰庵的原判，予以平反昭雪。
附：《杨绰庵嘱儿书》
骐儿如见：
昨得鹏飞先生电，知儿已到锦（州），甚望于短期内，能与儿相见。哈市困难之处甚多，但我半生遭际都是困难，久亦不知其为困难，人生尽责而已。且因生于忧患，获悉许多人间疾苦，遂发大慈大悲之心，而行救苦救难之事；是困难两字，正天之所以启我也。哈市三月来经许多危急，各机关均奉命撤退，我独镇定应变，转危为安，以准备撤退之精力，来谋缓和环境之工作；万不肯顾自己之安全，而令人民受不必要之牺牲；况负地方责任之人，更不应存比想。哈市在四面楚歌之中，今日参议会筹备会开会，我报告环境情况，并说明我决维持至最后一秒钟，大家均甚感动；成功成仁，在此一举，亦人生难得之机缘也。
我半生无一长处，但待人接物俱一本至诚，诚以待人，勤以处事，因诚而得多助，因勤而条理分明，我甚望以此二字贻儿作为家训。我平日只知奉公，不事私产，以致一身之外无长物，来日大难，儿负担更重，我心微有不忍；然我以初中未毕业之学生，于二十岁入邮局服务，每月仅得十八元，两月后为三十二元五角，即开始负担家计，上有两母，下有两妹，负担之重，实逾于吾儿。儿与长姐大学均已毕业，两人共养一母，尚非十分难事。我于十年前在香港所保寿险取出后足供骧弟学费。我既无房产，亦无古董字画，孑然一身。希望交通便利，归葬我于两祖母墓地之中间，一为生我，一为抚我，我于公于私，均可告无罪于人世矣。身后丧葬等事，以节省为上，一切俗套，甚至荣典追悼会等皆劳民伤财，并增加亡人罪过，望儿一概婉谢。惟最好代告亲友能多多种树种林，不独有益人生，且月白风清之度，魂兮来依，亦足稍慰怀想也。
我前应军委会侍从室第三处之约，曾写自传一篇，须印出分送友好，以作告别之文。尚有许多好友，数年来多方维持我的生活，如弥钜、怡生、澍霖诸君，应一一为我道谢。翼公主任（指熊式辉）及旭公主席（指黄旭初）待我至厚，我平生不肯轻用知遇二字，前于畅老过后，我痛哭弥月。盖不胜知遇之感，今于健存之翼、旭二公，亦有此感也。儿问候翼公时，转告以我决心维持地方秩序，如不幸，即为告别。我始终相信哈市安全，姑以此意告儿，为万一之准备而已。
1946年3月29日于哈尔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