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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市的杂文历史较短。1923年，《大北新报》开始出现了杂文。1928年哈尔滨市出
现报纸办的副刊，偶尔发些杂感随笔。最早的杂文作家是裴馨园，他是《国际协报》、《哈
尔滨公报》副刊编辑，曾以“老裴语”为总题目，连续发表了些杂文。哈尔滨沦陷后，北满
左翼作家、爱国作家组成的“东北作家群”，在日伪的屠刀下，在杂文断无生存发展的环境
里，关沫南等人利用敌后报纸和商办报纸，也发表了一些杂文。抗日战争胜利，萧军来哈尔
滨办《文化报》，发表了一些包括他本人写的《来而不往非礼也》等杂文，但正是这些杂文
导致对萧军的错误批判，此报也被迫停刊。直到1980年才落实政策，予以改正，恢复了名誉。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至“文化大革命”期间，有时虽有杂文发表，但是，由于杂文“文艺
性政论”的性质和当时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客观条件，始终噤若寒蝉，难得发展。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后，哈尔滨的杂文迎来了它的繁荣时期。1984年12月，哈
尔滨市杂文学会正式成立，省、市报刊相继开办杂文专栏。其中《哈尔滨日报》开辟了《大
家谈》、《夜读随笔》、《巴掌小语》等专栏。其后，《新晚报》又开辟了《望江楼》等专
栏，各种角度、各种风格的杂文喷涌而出，一大批比较成熟的杂文作者应运而生，多部杂文
集接踵出版。较有影响的杂文有：
陈凤的杂文，多为改革开放而高论，也有对社会与人生的感悟，还有就社会前进中出
现的种种时弊发表的评论，文章接近现实，反映时代脉博，对社会的重大问题、热门话题、
公众焦点、日常的琐屑生活作出自己独特的深入与开掘，形成了独有的杂文风格。如：《只
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切望中国文明的复兴》等篇，道古论今，纵横联系，通篇散溢
着一股壮人魂魄的力量，为中华复兴而鼓吹，为社会的巨变而高歌。《想到千里驴》和《论
“狗拿耗子”》。前篇用以此类推由一衍多的方式广而言之：“大千世界里，谁的创造空间，
都是广阔无限的，这一切都靠他们自己的努力。动物如此，何况人乎。”后一篇从猫到狗，
由狗到耗子，写道：“对狗是不公平的，莫过于责备它捉拿耗子，狗为什么要捉耗子？至少
有两个条件：一是猫在睡觉，或者那猫已经被主人的肉喂胖了，懒了，不再想吃耗子了；或
者那猫溜了，‘老猫不在家，耗子成精’，出现‘鼠闹东家’那样的局面，狗不忍见此情景，
才奋起捉耗子的。二是狗得有闲，它既没别的事可做，又赶上耗子闹事，于是转而捉拿耗子。
试想，这样捉耗子的狗，应说非议么？”作者鞭笞了现实社会中不捉耗子的猫，颂扬了“多
管闲事”拿耗子的狗，寓意深刻，耐人寻味。
作者自1978—1990年共发表杂文537篇，被多部选集收录。1989年“全国晚报杂文大赛”，
作者杂文《逼良为娼还是甘当妓女》荣获铜奖。
景天光的杂文《魂要附体》，发表于1978年4月。该文从小说《暴风骤雨》一个人们熟
知的情节谈起，说明政治思想工作要同现实生活相结合，即政治思想这个“魂”，一定要
“附”到客观实际这个“体”上才能正确。该文以通俗的语言、通俗的事例说明深刻的道理，
言简意赅，雅俗共赏。自改革开放至1990年，作者共发表杂文500篇。
孙同喜的杂文《颠倒的观念》，写于1989年。由于当时提倡解放思想、观念更新，作者
联想到眼前人们常把“误”当成“正”，把“正”反认成“误”的一些现象，进行深入地分
析，号召大家把这种“颠倒的观念”再颠倒过来。通篇用六、七对误与正的事例相对比，黑
白分明，写法新颖，别具一格。
余生蓉的杂文《“理想饭”与“发财碗”》，通过一个体户青年报名参军奔赴老山前线
却因此失去女友的故事，讴歌了党的富民政策和青年的报国热情，同时批评了少数女青年拜
金主义的行为。文笔犀利，语言风趣，颇具嘻笑怒骂皆文章的杂文特色。
王惠民的杂文《人说三题》，被《北国风》、《热雪集》等多部散文集收录，该文对人
的认识的重要性作了深刻的剖析，对人认识的辩证过程作了详细的阐述。讲明了对人的认识
只凭耳闻目睹是不够的，重要的是要细心观察、分析、比较。文章短小精悍，寓深刻的哲理
于其中。
王德广的杂文《狼酒和副部长》，写应丰副部长作风正派，不搞歪门邪道，不搞特权。
其杂文独成风格，惩恶扬善，揭丑誉美，蕴含哲理，语言精炼，耐人品味，颇有影响。
此外，陈钟廉、刘绍汉等人的杂文，也都各有特点，令人瞩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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