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简称“中指组”，下同）在《关于第二轮地方志书编纂的若干意见》第五款“关于内容记述”第（十）条（简称《若干意见》，下同）指出：“……对前志内容的必要重述，应当精炼浓缩”，这是续修志书必须面临的一个实际问题。所谓“对前志内容的必要重述”，其内容都是些“常态化”事物。即在较长的时间里保持一种不变的状态或变化很小、很慢的一些内容，而这些内容又是续志不可缺少的事项。例如，县志中的地理位置、境域（行政区划)、建置隶属(沿革)、地质、地貌、土壤、河道、气候、物候、光能资源、矿产资源、集贸市场、农作物种类、蔬菜种类、树木种类、土特名产、驻军、军事设施、方言、风俗、宗教、传说故事、戏曲、文物等内容。清·道光庚寅(1830 年)《某某县志》“封域”记载的内容，与首轮的《某某县志》“位置”记述的内容基本一致，而本轮续修的《某某县志》“位置”的记述内容则与首轮《某某县志》“位置”的内容一模一样，续志如何记述这些与前志内容“一模一样”的内容，《若干意见》进一步指出：“应当精炼浓缩。”但根据目前续修志书的实际情况看，对这类内容的记述还很不尽人意，并直接影响到了志书的质量，特别是志书资料的完整性受到严重破坏，大大降低了志书的使用价值。那么，如何记述才能体现“精炼浓缩”的精神原则呢?笔者针对续修志书中存在的这一实际问题，略陈一孔之见。
一、照录前志
“精炼浓缩”不是词句换位，“精炼浓缩”是目的。在“必要重述”的一些常态化事物中，有些门类的文字已经都非常简短精炼了，所以，对于这类内容，照录前志并不失为“精炼浓缩”之举。
“精炼浓缩”决不是机械地将文字前后移动一下位置了事，也不是任意改编，更不是借题发挥，而是要把文字浓缩得比前志更少、更准确。但有些续修志书的记述却与此相悖。例如，有一部续志．将前志对“土壤母质”的记述：“某某县成土母质为黄河泛滥沉积物，黄土富含钙质。石灰质反应强烈，多呈中性至微碱性，钾元素含量比较丰富。沉积层次分明，沙、粘轻重不一，水平方向常与古河道呈平行带状分布，即沿河两侧多由近及远地分布着沙土、两合土和淤土的自然现象，为群众所说‘紧沙、慢淤、不紧不慢出两合土’的沉积规律所致”内容，改为“某某县成土母质为近代黄河泛滥沉积时所形成的潮土。由于黄泛时各次的水流大小不同，并经多次冲刷沉积，加之原有的地形又有局部差异，因而层次分明，沙、粘轻重不一，土壤分布较为复杂。总的来说，土壤在水平方向常与黄河古道呈平行带状分布，即沿岸两侧受‘紧沙慢淤不紧不慢出两合土’的沉积规律影响，由远及近一般分布着沙土、两合土和淤土。其中有些地方还分布着一些盐化潮土。”读者可以从前志和续志不同的记述内容看出，续志不仅没有精炼浓缩，反倒比前志多用了36 个字，而且续志任意发挥增加的那些文字内容，致使续修志书资料的真实性遭到质疑：
（一）第一句增加了“近代”二字，这就将该县土壤母质的形成时间定位在了“近代”。近代的时间概念是多久呢?根据我国多种版本的定义，“近代”是指“十九世纪中叶至五四运动之间的时期”。按照续志的说法，该县的土壤母质是由近150 年来的黄河泛滥形成的，但从旧县志和首轮县志的大事记来看，黄河的最后一次泛滥是“1786 年（清乾隆五十一年）”，这应该算是古代。因为距今已200 多年。
（二）续志又将前志关于土壤母质“特性”的记述改为形成这种土壤母质的“原因”，这就违背了志书只记述“是什么”，而不记述“为什么”的原则。而且这种原因在后面的文字中也有说明，即“为群众所说紧沙、慢淤、不紧不慢出两合土”的记述。可是，续志却还要用46 个字专门解释这15 个字，实在太与“精炼浓缩”相悖了。
（三）将前志的“沉积层次分明，沙、粘轻重不一，水平方向常与古河道呈平行带状分布”改为“土壤在水平方向常与黄河古道呈平行带状分布”。续志的这种改动就出现了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1、将前志“沉积层次分明、沙(土)、粘(土)轻重不一”的“三个土质特征”，改用一个不具土质特征的“土壤”来代替，这就使土质的形成规律没有了根据。
2、将前志的“古河道”改为“黄河古道”是没有根据的。一是黄河改道从没走过该县境内。历史上黄河泛滥该县几十次是事实，黄河改道也有无数次，但黄河改道在该县境尚未发现史料记载，当然也就不存在什么黄河古道。二是“古河道”并非是“黄河古道”，因为“黄河古道”是个具有特定含义的名词---即指黄河历史上变迁的流经河道，并非是泛滥时的“一股水”流经的地方。另据《水经》载：“济水又东，至乘氏县(注：在该县西北)西，分为二：其一水东南流；其一水由(该)县东北流入巨野泽。”《水经注》指出：“南为菏水。”汉以后，该县境内出现一条黄沟。《水经注》：“黄沟又东经×城北，某某县故城南”(两城均在该县境。至明末清初，该县境内仍有三条河道，一在城南1公里，一在城南10公里，一在城南20公里。旧志称其为“黄支”。从上面的史料分析不难看出，这些流过黄河泛滥水的“黄沟”和“黄支”，其实就是境内的古河道，并非是什么“黄河古道”。所以，将“古河道”改为“黄河古道”是没有科学根据的。
综上所述，在没有掌握新的、可靠的资料时，或者前志的记述没有什么不妥时，最好还是老老实实地按照前志的资料记述为好，切不可杜撰。当然，照录并非是要照抄，但必须要在保证资料真实性的前提下进行更科学的编排---“精炼浓缩”，否则，还是照录前志为好。因为这类事物变化太慢了，“常态化”的时间太长了，你想人为地增加点什么，既不符合“精炼浓缩”原则，又会使续志资料的真实性受到严重破坏，这是目前一些续修志书共存的问题。
二、不予记述
有些“常态化”事物，按照修志原则，是必须记述的。因为在断限内这些事物都还客观存在，是不是都“必须重述”，这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如从修志理论上讲，是“必须重述”的，但如果从意义和价值方面讲，就不一定非要进行“重述”，而是选择“舍弃”更为好些。舍弃的方法有二：
一是换成新内容。例如民歌、民间故事等，首轮志书由于受篇幅的限制，只收录了一部分，这些内容尽管在续志断限内依然存在，也不能再予以“重述”。可以收录被前志删掉的那些仍有意义的内容，即换成新内容。
二是舍弃，不予记述。对于资料性较差、价值不大的内容，也不应该再予以“重述”。例如首轮志书对“古遗址”的记述。以《xx县志》为例，就记述了西防、某某县、某某县、柁城等4个古县城遗址。这些遗址都是事实。而且永远存在。即在以后的每轮修志断限内都存在，但意义确实已经不大，因为早在汉代就被撤消了建置，现在，有的是一个仅有几户人家的小村庄。有的只知道个大概方位，连个村庄都没有。且这些古县城设置的时间都不很长就被撤销了，也没有留下更有文化价值的东西。所以，续志是不应该再作记述的。
三、简述与详述相结合
一是对于那些“必要重述”的常态化事物，凡有新变化的，续志皆应采取简、详结合的记述方法。即简述“常态化”，详述“新变化”。如河流、文物、沿革(建置隶属)、行政区划、戏剧曲艺、土特名产等等。对内容“常态化”的事物，续志必须概括记述。照录不对，不概括记述更不对---因为这些事物都客观地存在于续志的断限之内再如，首轮志书中的“文物”章，所记述的古遗址、古建筑、古石碑和馆藏文物等内容，在续修志书的断限内还依然存在着。这就是它的“常态化”，也是内容相同的地方。从数量上说，有多少就应该记述多少，而不能因为与前志内容重复而不作记述，但记述方法则应精炼简要。但对于那些新变化的记述则应详细。例如“老文物”，在断限内可能会发生损坏、被盗或老化、或维修等情况。如该县的“梁王庙”，首轮县志记述道：“60 年代尚有部分房舍。某某集公社于此设农场和组织业余剧团。后农场剧团解散。房舍损毁，遗址痕迹尚存。”但上世纪90 年代初，又进行了重建，使这一文物有了新的变化。续志理应记述这一“变化”，遗憾的是该县续修县志并没有记述这个“变化”，连关于梁王庙的一些文字也没有了。这种让有关（唐）天塔和（汉）梁王庙的文字在续志中消失的做法，是不符合方志记述要求的。
二是“必要重述”的常态化事物在续志断限内“数量增加”了。例如，有一个县，1993年4月，某某乡砖瓦窑厂在取土过程中，挖露出一处汉代古墓群，在大约1 000 平方米的范围内暴露出100余座汉墓，出土了一批较有价值的文物。对于这些新发现的文物，续志理应予以详细记述，但遗憾的是，该县续修的县志只是将这些文物与那些老文物一起列在表中了事。笔者以为仅列表过于简单，除了列表外，还应设“新文物发掘”章或节，详细记述文物被发现、被发掘的情况。下次再续修志书，就可以省去详述的内容，专列文物表就可以了。第一次发现的文物，第一次入志的文物，都是应详述的。但旧志或首轮已有详载，续志就应该高度浓缩了。这是因为：
（一）从“发端”开始照录，毕竟距离续修志书断限的时间太长，首轮修志的上限一般都定为1840年，因为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100 多年来的列强入侵灾难使地方志中断了编写，再加历代旧志散失严重，首轮修志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第一次修志，故又提倡有些事物可“上溯至事物的发端”，所以首轮志书才出现了一些内容突破上限的问题。但本轮是续修，情况截然不同了。
（二）从“发端”开始记述，起码应该高度概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时，或续修志书的上限之时，绝对不能像首轮志书那样去详述---照抄前志。关于这一点，旧志概括的做法很值得我们借鉴。现将清道光庚寅《xx县志》的“沿革”全部录下共赏：
周武王封庶弟于郜，在邑东南。时县署在郜西北境；春秋时，郜亡入宋。鲁隐公七年，庸伐凡伯于楚丘以归。襄公十年，公享晋侯于楚丘，即今某某东南境，为宋属邑，所谓齐桓公城楚丘以封卫是其地也；秦始皇二十五年置砀郡，地属之。汉高祖过鲁祀孔子，驻跸文亭，以武功告成，改楚丘为某某，属山阳郡，《通考》谓隋县，误。东汉属兖，时光武并省郡县，移兖治于昌邑。三国曹魏据河北，隶属如之。刘宋改属济阴郡，后为慕容德所据。元魏隶属如故，徙治郜址。后齐升某某为永昌郡，领丰、沛等处。自东魏后据于高氏。隋开皇初改永昌郡为戴州，领单县。大业间复改为某某。属济阴郡。旧谓即古戴国，误。唐武德四年，复升为戴州，仍领单县。贞观十七年，仍改为某某，属曹(州)。光化三年，朱全忠奏属辉州，时移辉治于单。五代唐同光二年，更属单州；宋初隶属如前，总于京东道。至道二年，分天下为十五路，隶河北路。建炎二年，辖于金，仍属单州。元改属曹州。明初属济宁府，尚宝铸印，误加土为某某。洪武十八年，降济宁为州，升兖州为府，改属于兖。皇清初沿旧，至雍正十三年改属曹州府。”
这个“沿革”共用了378 字，其中记述当朝用了17 字。比首轮《某某县志》少用了1238 字。笔者以为，还可以再进一步概括，现笔者试概括如下：
“周初县境属郜。约公元前八世纪县境属宋国北境，也曾属鲁国。秦置某某县，属东郡。西汉时先属梁国后属山阳郡。东汉属济阴郡。三国、西晋属兖州济阴郡。东晋、十六国时属高平郡。南北朝时先后属徐州北济阴郡和永昌郡(郡治所在某某县城)。隋时属戴州(州治所在某某县城)。唐先后属戴州、曹州和辉州。五代属单州。宋、金时先属京东路后属京东西路和南京路。元属中书省曹州府。明代先后属济宁府和兖州府。清代先属兖州府后属曹州府。中华民国时期先直属山东省，后分别属山东省济宁县、山东省第二行政督察区和第十一行政督察区、晋冀鲁豫第十七专区(运西)、湖西专区。
该首轮志书记述“建置隶属”用1856字，其中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隶属关系用了128 字。经过笔者概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的记述用了231 字，比清旧志少用147 字。比照录前志（1 728 字）的那部续志少了1 456 字。这样就避免了赘述之嫌，又增加了志书的资料性。
四、“必要重述”的原因
（一）记述断限之内的事物是修志的一条原则，必须坚持。断限是志书记述事物的时间范围，既然客观的事物存在于这个时间范围之内，当然就应该予以记述。
（二）志书是传世(存史)之作，续志就应该保持它资料的完整性。如果续志对与前志相同的内容都不予以记述，以后再这样续修上5次，这些“常态化”的事物内容就会从志书中消失。
（三）从“横不缺项”讲，有些事物虽然是“常态化”，没有什么变化，续志也应该予以记述。“横不缺项”是志书记述事物的“空间”要求。既然是存在于这个“三维空间”里的客观事物，续志理应予以记述。否则，就是缺项。缺项就意味着资料的缺失。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有些内容虽然与前志重复，续志也应该进行“必要的重述”。但这种“重述”必须坚持“精炼浓缩”的记述原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