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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刊次：2013.3（总第68期）  
  类别：名家纵笔  
收音机的传奇
贾宏图
（作者系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原黑龙江省文化厅长，黑龙江日报报业集团原社长，著名作家，曾经三次获全国报告文学奖、获当代文学奖、改革开放三十年优秀报告文学奖及徐迟优秀报告文学奖等）
     
    “爸爸！买个收音机吧！”
    这是五十多年前弟弟的哭喊。五十年代，收音机还是奢侈品，邻居家买了一台“北京”牌收音机，很小，但能收到好几个电台，一放学弟弟就跑到人家去听，饭也顾不得吃，作业更丢在脑后。那时，我和弟弟妹妹观望外部世界的惟一窗口，是悬在门口的小广播喇叭，听新闻，听评书，听音乐，一放了学，我和弟弟、妹妹都搬着小板凳坐在小喇叭下面。小小的喇叭是我们文化启蒙的老师。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现在留在记忆里，许多历史知识和文学名著的故事，都是从小广播中获取的。
    可惜，这种有线广播时间有限，每天只有两个小时，还经常出毛病，有时正广播长篇小说，到了关健时刻，突然不响了，我把广播喇叭拿下来，好一顿敲打，还是不响，妹妹埋怨是我给弄坏了，弟弟坐在地上大哭，闹得我满头是汗。这回邻居家有了收音机，弟弟去了就不回家，晚上我和妹妹强把他拉回来，因为到邻居家听收音机不写作业，还挨过妈妈的打。她下了“制裁令”再也不许到邻居家听广播！
    这之后，弟弟见了爸爸就说：“爸爸，买个收音机吧！”开始是央求，后来就是哭喊，而且涕泪交流，很动情的样子。那时，家境窘迫，爸爸在外地工作，妈妈在很远的工厂上班，我们像饿狼一样总也吃不饱，常常是上顿不接下顿。后来还是妈妈下了狠心：“好，咱家也买收音机！”两个月后，我们家真买了一台，是“上海”牌的，比“北京”牌的还大，只是收音机显示盘的上数字摸糊，但一点也不影响声音。后来知道，为了买回这台“残次品”，妈妈还向邻居家借了钱，为了还债，有半年的时间，我们和妈妈一起“吃糠嚥菜”。
    从此，这台“上海”牌收音机成了我们的“传家宝”，摆在全家最显赫的地方，每天妈妈或妹妹打扫卫生，总是把它擦拭得锃亮。放了学，完成了作业（这是妈妈的要求：要听收音机必须先写完作业），我们都围坐在收音机旁，当然最好的位置总是弟弟的。后来家里多次搬家，几十年来，从哈尔滨到齐齐哈尔，又从齐齐哈尔到哈尔滨，在哈尔滨也搬了多次家，可这台老收音机一直跟随着我们家，伴随着我们成长。也许小小的收音机培养了我们的学习兴趣，丰富了我们的知识，我的弟弟妹妹学习都很好，都有很高的文学修养。特别是弟弟是他们学校当年惟一考上师大附中的学生。他读过的书要比我多，广播里的小说连播让他产生了对文学的兴趣，他常说我们家当作家的应该是他，而不是我。
    我们和老收音机告别是在1968年，我和妹妹、大弟和小弟都下乡了。在那黑龙江边的兵团连队，在大山之间的军马场，在密林深处的青年点，我们又和半导体收音机相伴为友了。是它陪着我们度过那难忘的岁月，因为有了它，在最偏远的地方，我们没有断绝和这个世界的联系；因为有了它，在最艰难的时刻，我们没有放弃理想，也从来没有停止对知识的追求。我的文学和新闻之路，起点在连队的小油灯下。小弟弟每天晚上收听外语广播，成了他冲剌1977年高考的原动力，其实他是以小学文化的底子冲进高等学府的。大妹妹和大弟弟也因为下乡时有充分文化知识积累，返城后才能有所作为。说起下乡时的种种经历，我们都会说到收音机，如同老知青经常唱起“小芳”。
    没想到，那台老收音机又传到儿子。他还不太懂事，就被它的神奇吸引，他惊讶有人在里面说话唱歌，伸手去摸，还去旋转各种按纽。那时已经有电视，但并没影响他对广播的兴趣。那年他要上小学了，在团市委少儿部工作的朋友，要找一个新生到电台讲话，不知怎么想到了儿子，那时他还不认识几个字，可拿着别人写的讲稿，侃侃而谈，那清脆的童声真的很美。从此，收音机成了他须臾不能离开的小伙伴，但比他的二叔有了进步，二叔为听收音机不写作业，他是边写作业边听收音机。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无论写什么，收音机总是开着的。也许从小的喜爱，他成了电台的“票友”，他曾多年主持哈尔滨日报和哈尔滨经济台合办的“报业时空”广播节目。现在哈尔滨音乐台每星期六早上还有他一档“体坛雷语”节目。有了广播的锻炼，儿子也是电视里的常客――在NBA赛季，他每周有两个半天在黑龙江电视公共频道当“佳宾主持”，在黑龙江的球迷中，提起“大雷”也是人人皆知了。如果过去是"因父敬子"的话，现在是“因子敬父”了。有一次坐“蹭车”，开车的小伙子知道我是大雷的父亲，特别地客气，因为每次儿子在电视台讲球，他都看，而且很崇拜。
    没想到老了老又和收音机结缘了。我写的那些知青故事先在生活报上连载，后来哈尔滨经济广播电台的王铁台长力主在他们办的音乐台连播，没想到一下子火了，后来又在其它频道播，已经有三四遍了，收听者甚众，为听老知青的故事，有人还专门买了收音机。听知青故事成了许多领导干部上班路上的必修课。再后来北京广播电台等全国多家电台连播了《我们的故事》，国家广电总局胡占凡副局长还专门从北京台打电台表示祝贺。最近我的电子信箱收到了海外的“伊妹儿”――《我们的故事》已经由美国南加州中国知青联谊会朗诵录音，在美国的老知青中广为传播。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我们的故事》发行几万册，也不算少，但影响最有力的竟是广播，这是我始所未料的。音乐台的小友菲阳，还让我到电台做了几次节目，我这个老报人又找到了新感觉。一度低迷的广播的掘起，对我们传统媒体的改革启示不小。
    现在最幸福的时刻是抱着小孙子收听《我们的故事》和“体坛雷语”，对我那些古老的故事，几个月的小孙子并没有什么感觉，但听他到父亲的声音，他兴奋地用手去抓收音机。也许他会成为新一代的收音机迷。
    这台收音机是电台奖励给我的老式的台式收音机，和我家那台老收音机很像。可惜那台“传家宝”已经不在了，好像让母亲送给了乡下的亲戚，农村有了电视后，它就下落不明了。一想起来，我还有些伤感。
    现在我的弟弟妹妹家几乎每一个房间一台电视机，而下一辈人几乎每人一台笔记本电脑，但我还是很珍爱这台老式收音机，尽管它是台仿制品，我也会长久的保存下去。我还会把它一代一代地传下去，我会告诉孩子们关于“收音机和我们家”的故事，但愿他们能明白这样的道理：最原始的，可能是最长久的；最简朴的，可能是最宝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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