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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俭
王俭,民国8年(1914年)生于方正县二吉利村,读过私塾,粗通文墨,性情豪爽刚烈,在村民中威望很高。
伪康德3年(1936年)秋末,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第一师师长常有钧率部由江北返回方正开展抗日斗争。其时王俭为伪二吉利村自卫团团总。常师长经常派人与他接触,向他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启发他的民族觉悟。王俭逐渐转向抗联方面。他常常借职权之便为抗联筹集武器弹药及其它物资,当他奉命配合伪军"讨伐",抗联时,他尽力避而不战或临阵放空枪,他曾几次将日伪军进剿的情报及时传给一师,使一师迅速转移或设伏痛击敌人。
王俭频繁的抗日活动被日伪当局察觉,他们派一小队日军来捉王俭,王俭得到情报后,当即率一家7口并全团人员起义,投奔抗联,并纵火焚烧了伪自卫团部。
在象鼻岭密营,王俭受到抗联的热烈欢迎,全家人都得到妥善安置,起义人员被改编为三军一师一团,王俭任团长。他进步很快,作战勇敢。在1936年冬至1937年夏,他率部辗转于深山峡谷之中,主动寻找战机,消灭日伪军有生力量。
1936年冬,王俭主动请战,率部攻打伪伊汉通警察分驻所。是夜奇寒,王部80多人,分乘十几张马爬犁,从一棵松密营出发,夜半时分抵伊汉通。王俭化装成伪警察,自称是查岗的,巧妙地缴下哨兵的枪械,然后率队直扑伪警察所,伪警察全部俘虏,缴长枪20多支,短枪几支,子弹千余发。
1937年秋,一师得到可靠情报,日军于某日将一批兵源由佳木斯从陆路运往哈尔滨。工俭奉命率所部80余人在尖山子北双桥一带阻击。是日8时许,敌军车6辆进入伏击圈内,王俭枪响,发出战斗命令,战士们的子弹、手榴弹立即向敌人泼去,几辆军车登时瘫痪,日军纷乱地跳下战车,四面散开,但很快就投入战斗。他们人多势众,武器优良,疯狂反扑。三团战士凭借熟悉的地形,顽强的斗志,寸步不让,战斗持续到下午,双方互有伤亡。日军的一挺歪把子机枪对抗日军威胁很大,在其忽然停止射击时,王俭一跃而起,企图扑上去夺取或炸掉它,当他冲到离机枪只有10多米远时,机枪又响了。王俭倒下,再也没有起来,鲜血把青草染红一片。时年仅24岁。
吴景才
吴景才,中共党员,原籍山东省义县,生年不详。"九·一八"事变前迁居吉林省珠河县,曾在饭店里当佣工、给地主耪过青。伪大同2年(1933年),在珠河县南部的三股流山区长万屯附近开小酒烧锅。
1933年10月,抗日民族英雄赵尚志在三股流一带创建抗日根据地,建立各种抗日群众组织,吴景才加入三股流模范队,并成为这支农民武装的领导人。吴景才性情耿直,作风朴实,参加革命后,又能刻苦学习文化,思想觉悟提高很快。他领导着这支群众抗日武装,保卫地方,协助游击队作战、为游击队筹集军需品、搜集日伪情报,取得很大成绩。同年,吴景才加入中国共产党。
伪康德元年(1934年)7月,珠河县委在三股流一带建立珠河反日农民委员会,吴景才当选为总会会长。
1935年春,日伪统治区发生粮荒。有一天,敌人乘游击队在外线作战之机,组织伪军二十三团的一个连,并胁迫部分群众,共200多人,驾着300多张爬犁,袭入铁南游击区抢粮。吴景才闻讯后当机立断,号召群众迅速自己组织起来保卫家园,同时,他亲自率领模范队、自卫队共百余人疾驰土门岭伏击。傍晚,自以为得计的伪军押着满载粮食的爬犁络绎不绝地进入伏击圈。突然间,枪声大作,杀声四起,伪军当即毙命许多,幸存者抱头鼠窜。这一仗,不仅夺回全部粮食,而且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吴景才土门岭设伏歼敌,遂传为佳话。
1935年,日伪军对珠河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的"秋季讨伐",面对着敌人野蛮的"三光政策",吴景才与县委其他领导人,不顾个人安危,坚持游击区的工作,并在这严酷形势下,在三股流、半截河一带召开群众大会,成立珠河县人民革命政府,吴景才当选为人民政府主席。群众都称他为县长。他当即发布《大中华民国珠河县革命政府布告》,号召人民,在革命政府的领导下积极参加抗日斗争。
1936年秋,吴景才被调到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第三师任政治部主任,在珠河、延寿、方正一带开展抗日武装斗争。不久,他奉三军司令部之命,率二、三师北渡松花江,经汤原西征,一路上改编"天帮"、"五龙"匪队残部,于11月间进入铁力东山里,会同其他友邻部队开展游击活动,开辟新的根据地。在有名的孙灵阁山之战中,三师与友邻部队200多人,与装备有重机枪、迫击炮的日军500余人激战一天半,毙敌80多人,击毁重机枪1挺、炮1门,缴获轻机枪1挺、马30余匹,使三军威名远扬。完成西征任务后不久,吴景才率队返回方正一带。
1938年6月,吴景才调任三军二师任政治部主任,以方正东南部山区为依托,在哈东地区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同年10月里的一天,吴景才在方正县蚂蜒河西一带,为部队筹集给养与服装,被日伪"讨伐"队包围在老道庙里,吴景才与战士们血战突围,不幸负伤。战士们把他抬到山里,全力抢救,终因伤势过重而牺牲在太平山沟里十八层甸子。
1983年,方正县人民政府在会发恒屯东,哈同公路北侧为吴景才烈士建立了纪念碑。
徐凤山
徐凤山,字秀林,清光绪三十三年十月八日(1897年11月29日),生于方正县徐爽井子。家境贫寒,早年务农。民国10年(1921年),因弄枪走火,射杀村童,逃亡在外,沦为胡匪,好骑射,枪法娴熟。1928年被方正县衙门委为游击哨官。1929年,投军到奉天后路巡防营统领吴俊升部下,充任三营哨长。吴俊升在皇姑屯事件中被日军炸死后,其所部被张学良改为黑龙江边防军骑兵第一旅,徐在该旅第一团任连长。
"九·一八"事变后,徐凤山参加了驰名中外的"江桥战役"。6日晨,日军前锋进抵徐凤山部阵地,徐率部顽强阻击,毙敌甚多。后日军的飞机大炮猛烈轰炸,至午后6时,大兴阵地全被摧毁。徐奉命撤至大兴站以北的三间房阵地。在战役进行中,徐以战功卓著升任营长。
后来为了激发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热忱,打击投降派,徐凤山参加了由东北同乡会领袖、东北边防军中将武汉卿领导的抗日暗杀团。暗杀团由武汉卿、黄虎臣、徐凤山、赵子英、王华、刘公正等7人组成,以天津法国租界区为据点,活动在平,津一带。根据华北形势,他们决定暗杀投降派头子、伪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及治安部长齐燮元。
伪康德6年(1939年)3月28日,他们侦悉,王克敏将于是日经北京东城区煤渣胡同前往北平铁路招待所参加日军寺内部队首脑会议并于午后6时许乘车返回。于是他们决计为国除奸,黄虎臣潜伏在招待所前为前哨,负责瞭望,以向东单牌楼方向步行为号,其余人分为两组,徐凤山、赵子英为一组,王华、刘公正等为一组,分别潜伏在东单堂子胡同、煤渣胡同入口处。午后6时10分,二潜伏小组看到黄虎臣的信号。旋即,王克敏的汽车开过来,正当其行至东单牌楼速度减慢时,赵子英首先开枪,瞬间,潜伏小组数枪齐发。王克敏被击伤,与其同车的日本军官山本荣治受重伤,后死于同仁医院。
这次惩奸活动,使举国震动,抗日军民大受鼓舞。伪北平市特别警察局悬赏1万元捉拿狙击者,并在全城展开大搜捕。由于叛徒出卖,徐风山和黄虎臣先后在北平被捕。在日军监狱里,侵略者妄图以酷刑逼使他们供出其他战友,但终未得逞。他们大义凛然,视死如归,毫不隐瞒自己的目的,怒斥日本侵略者与汉奸卖国贼。1938年9月,二人被日本侵略耆杀害于北平。时徐凤山年41岁,黄虎臣年45岁。
何畏
何畏,原名何永祥,民国12年(1923年)生于吉林省宾县新甸村的一户贫苦农家,刚满8岁时,随家迁居到方正县大罗勒密山区,以给地主放牛为生。
"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日本侵略者的魔掌就伸到大罗勒密地区,侵略者的兽行在永祥幼小的心灵中深深地埋下仇恨的种子。
伪康德2年(1935年)夏,李延禄率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军部来到大罗勒密一带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组织农民建立反日会等多种群众抗日组织和武装自卫队。十二岁的何永祥积极参加抗日活动,当选为儿童团团长。他和团员们一起,经常帮助抗日部队站岗放哨、送递情报、盘查行人等,工作很出色。
1935年10月,李延禄率同盟军过牡丹江去八面通执行战斗任务,自卫队队员也多数随队出征。正值游击根据地兵力空虚之际,日本侵略者一连人到大罗勒密搜查,其中的一个班窜到小三家子屯。这些侵略者在屯子里骚扰一番之后,便带着抢来的鸡聚集到一户地主的大院子里,把步枪架在院子当中,就忙着生火做饭、烧水退鸡,只在门口放一个岗哨。当时,何永祥正在附近放牛,为了侦察敌情,他假装在村中闲逛,弄清情况后,迅速地向隐蔽在山里担任留守任务的抗日自卫队员作了汇报,并和大家一起制定一个克敌制胜的方案。
片刻之后。何永祥又出现在屯中,他怀抱一只大公鸡,故意从哨兵跟前走过,做出要把鸡送到屯外去的样子。哨兵招手要鸡,永祥假装害怕站着不动,哨兵气势汹汹地奔过来抢,永祥扭头就跑,哨兵穷追不舍,尾随永祥钻进一条小胡同,刚拐过一个房山头,就被埋伏在那里的自卫队员扑倒在地,他还没来得及呼叫一声,就被堵住了嘴,下了枪,捆了个结结实实。接着,何永祥就带着七、八个队员冲进那家院子,一下子把架在院心的枪支全部夺到手。12个日本侵略者全被生俘。从此,人们便称何永祥为抗日小英雄。
同年,在何永祥的强烈要求下,李延禄亲自批准他加入同盟军第四军,并给他起个新名字叫何畏,鼓励他无所畏惧地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而斗争,分配他在军政治部当宣传员。他活泼、灵利,记忆力好,能说会唱、积极肯干,每次都能很好地完成任务,经常受到领导的表扬和群众的称赞。
1936年8月下旬,何畏担任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新任军长李延平的警卫员,随四军转战在勃利、宝清、密山、富锦等地。
1937年8月,李延平在宝清县凉泉子养伤。有一次,在何畏执行警戒任务时,忽然发现十几名伪军偷偷地摸上来,他沉着冷静地分析一下形势,要报告已来不及,就当机立断,迅速选好地形,立即开枪阻击,打得伪军懵头转向,其他警卫战士闻声赶到,很快将敌击溃,保护了首长的安全。
1938年5月27日,为了突破日伪军对三江地区抗日武装的封锁包围、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进行持久的抗日斗争,抗联四军根据中共吉东省委的指示,从富锦炭窑沟出发,向五常方向远征。何畏也随军出征。他和战友们一起,翻越巍峨的张广才岭主脉,穿过300多里没有人烟的高山丛林,食野果,宿露天,冲破日伪的重重围堵,打了大小数十仗,历尽艰辛,毫不动摇。9月下旬,部队到达五常县冲河地区,不料被几倍于己的日伪"讨伐队"包围,在激烈的战斗中,四军主力全部被冲散,60余人被俘。何畏也不幸受伤被俘,后来,牺牲在监狱中,年仅15岁。
郑万昌
郑万昌,清光绪六年(1880年)生于河北省建成县一户贫苦农家,后几经辗转,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来到方正县大罗勒密村。大罗勒密系山区,常有野熊出没,猎事频繁,郑万昌在青年时代就是一名出色的猎手。他带领的狩猎队驰名远近,群众称之为炮手队。
民国18年(1929年),郑万昌被中华民国驻依兰镇守使李杜旅长委以连长之职,率部常驻大罗勒密,为李部筹集军需品。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郑万昌上书李杜,请求李起兵抗日。翌年春,李率部西进抗日前线。郑奉命留守地方。他加紧训练其炮手队,准备迎击侵略者。
伪大同元年(1932年),日军侵占大罗勒密,他们企图以重金收买郑万昌。郑大义凛然,将猎刀扎到桌子上,痛斥前来说降的汉奸。从此,他即率领其炮手队,以深山密林为依托,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长达7年之久的武装斗争。
同年9月,驻大罗勒密日军守备队队长中野率日军30多人、伪军50多人对郑万昌部进行"讨伐"。郑事先即得到这一情报,遂率30余名队员在敌必经之路新四棚设伏待敌。翌日中午,敌开进伏击地,郑让过走在前边的伪军,待日军接近时,以全队火力猛烈攻击,日军登时倒地七、八个,中野负伤。日伪军自恃人多,调配一下兵力后,便向山上发起冲锋。郑部队员个个都是优等射手,弹无虚发,几阵排枪,又给敌以很大杀伤。待到敌人付出很大代价冲上山顶时,郑部已不见踪影。
炮队手首战告捷,以后越战越强。
1933年春,郑万昌联合战斗力较强的"银和"队,攻打大罗勒密街。事前郑派遣一部分队员潜伏在街内为内应。半夜时分,内应人员举火鸣枪,引诱敌人进行巷战。这时,隐蔽在屯外的部队拚力攻入南门,顿时,街内之敌大乱。郑乘机率精干部队直捣日军北大营,守营日军死命抵抗,数挺机枪织成交叉火网,封锁郑部前进道路。他们与敌激战至凌晨才撤出。这次战斗,因他们没有重武器而没能攻入敌营,但使守敌大为震惊。事后,日军增兵大罗勒密,以资防守。
伪康德4年(1937年)7月,郑万昌部在山里休整,得悉日军百余人将去三道沟"讨伐",郑立即率队抄近路直插过去,选择公路以北的长岭山为伏击地点,以逸待劳。第二天中午,得悉日军已向另一条路开去。原来敌人是有意避开长岭这个险峻的地段行军,正行间,发现前边有十几个"胡子"慌慌张张地钻进北边树林子,即行尾追,直达长岭山下,遂呈扇面形展开,向岭上包抄,他们中了郑万昌的诱敌深入之计。待日军进至20多步时,郑下令开火。日军前锋10几人当即毙命,其他敌人迅速隐入树丛中还击,火力甚猛,尤其是那几挺机枪打得山上枝叶横飞,郑部队员抬不起头来,敌人乘机发起冲锋。郑指挥队员们沉着应战,在敌远距离扫射时,他们隐伏不动,等敌人冲至10几步远,机枪停止射击,再突然反击,杀伤敌有生力量,一致打退敌攻势。就这样,一连打退敌人三次进攻。当敌指挥官举起指挥刀组织第四次进攻时,被郑发现,抬手一枪,将其击毙,敌大乱,郑一声呐喊,队员们一跃而出,如猛虎下山,向敌扑去,敌溃不成军,郑部追出五里之遥。这次战斗,毙敌30余人,"万昌"队威名远扬。
伪康德元年(1934年),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来到大罗勒密开辟根据地。郑万昌接受四军军长李延禄的改编意见,"万昌"队成为四军地方游击连。郑万昌先后担任过游击连长、军需筹备处处长、一师二团三营营长、密营被服厂负责人等职务。他把儿子郑洪涛交给李延禄,把设在依兰的秘密联络处交给四军使用。
郑万昌在开辟根据地,筹集军需品方面做出很大贡献。他先后参加过大小战斗数十次,他曾率游击连与"明山"队和赵尚志部队的一部分联合攻打过大罗勒密街,参加过三、四、七军攻打依兰县城之战,与三军一师常有钧部合兵袭击过驻方正城南尤家屯的"讨伐队",曾截击过给伪森林警察送给养的小火车。郑万昌就这样驰骋在民族解放战争的战场上,屡建新功。
1938年,四军开始西征。郑万昌奉命率部在根据地坚持斗争,并担任设在干饭锅密营的被服厂负责人。
1939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阶段。4月,日伪军500余人,用"拉大网"战术围剿郑万昌部。郑凭借熟悉的山区地形和道路同敌人"捉迷藏",使敌人东扑西撞、疲于奔命、处处扑空。郑万昌则相机击敌,在二棚岭,腰川,陈家亮子以北接连打了三个伏击战,毙敌数十名。敌不得不草草收兵。郑万昌取得反"讨伐"的胜利,但身边仅剩8名战士了。
8月,山里断粮,郑万昌派战士张永太下山筹粮。张永太下山后即叛变投敌,接着出卖了随后下山筹粮的左洪亮、王连仲,供出密营与被服厂地址。郑见8人久出不归,便将被服厂转移到第二处密营,以防不测,然后亲自下山。就在郑万昌下山的当天夜里,3个叛徒带领伪警察和自卫团60余人偷袭了密营被服厂。密营留守战士3女1男。接火后,男战士负伤,1个女战士当即牺牲,另2名被俘。敌人砸坏机器、烧毁密营。负伤男战士拒不投降,被杀害。郑万昌闻讯后,悲愤异常,火速赶回山里,掩埋了战友遗体,随即带着3名警卫员潜入大罗勒密东南的胡家沟,拟设法营救被俘战友并相机复仇。叛徒张永太得悉后,报告了伪警察署,当夜,他带着1O名伪警察包围了郑的住所,并首先开枪,击中郑的腹部,郑忍住巨痛,与警卫员奋力还击,后终因伤重、子弹打光而被俘。伪自卫团总隋杰清与叛徒张永太劝郑投降。郑怒不可遏,厉声说道:"我是中国人,不会投降的!你们拿我的脑袋到日本人那里请功去吧!"叛徒张永太在其主子的示意下,给郑连补三枪......郑的警卫员也同时罹难。凶残的敌人割下郑的头颅示众。大罗勒密的群众无不垂泪志悼。
刘兴亚
刘兴亚,曾用名张继武,外号刘大布衫子。中等个,漫长脸,公鸭嗓,说话较慢,有板有眼。原籍辽宁省辽阳县二道河子。曾读两年书,后迁居吉林省珠河县,先住铁北区侯林乡,后住铁南区三股流。伪大同元年(1932年),在三股流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铁南区委员会组织委员、宣传委员。伪康德元年(1934年),任中共延(寿)方(正)特别支部宣传委员,后改任组织委员。1936年,任延方特支书记。193Z年春,任中共方正县委书记。在此期间,他先后在延寿县的夹信子、方正县的满家屯、丹阳山、自家屯、侯家屯等地住过,后搬到延寿县苗家屯。他不断变换居住地点,以给地主打短工等方式,维持家庭生活,掩护自己开展革命活动。
当时,共产党在东北地区的主要任务是,依靠和发动群众,建立群众性的抗日组织,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联部队提供后勤保障。在这几方面,刘兴亚都取得突出成绩。他到任后不久,便在中共珠河中心县委的领导下,与县委宣传委员范景海等一起,在中共方正支部的基础上,又建立会发恒、南天门、得莫利三个党支部。他们领导各支部,在群众中广泛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教育,在会发恒、南天门、得莫利、二吉利、南北堡等26个地方相继建立起反日救国会等群众组织,开创了抗日斗争的新局面。通过反日救国会等组织,发动群众,收集日伪情报,给抗联部队送去许多衣物和粮食。仅1935年春到1936年春,就给三军送去粮食36 000多斤。其中包括丰裕屯郑奎经手的5 000多斤,兴发屯王连雨经手的8 000多斤,向阳屯王文诚、张天为经手的1万多斤,永丰屯赵甲长经手的3 000多斤。1936年冬,又从会发恒区的赵功大院筹集小米4 000斤,胶鞋300双、黄布8匹、白条猪12口,由交通员刘振江送到六道河子胡仙堂三军营地。1937年秋,在会发恒烧锅、粮栈筹集到外衣2 000套、卫生衣2 000套、肥皂2 000块、袜子2 000双,送交三军二师。1937年冬,刘兴亚派交通员刘振江去通河县,通过在兴隆镇驻扎的森林警察队的关系,以林区采伐工人需要为名,买到胶鞋300双,坎肩100件、棉大衣200件,帽子200顶,裹腿200副,用爬犁送到通河县西北河,交给三军部队。
刘兴亚不但善于宣传群众,组织群众,而且有勇有谋,胆识过人。有一次,他得悉三军部队缺少弹药和衣服,决心帮助解决。他分析了伪县治安队连长邵玉厚的情况,认为邵尚未死心踏地效忠日寇,是可以争取的对象,他便冒着风险进伪治安队与邵见了面。邵问刘是什么人,有什么事。刘回答说:"中国人!(暗示是抗日的。当时,只准讲是‘满洲国人',说是'中国人'是要杀头的。)现在缺打的,缺穿的,希望你给予帮助。"邵想了想说:你敢在这里住下吗?"刘说:"有什么不敢的?为了救国救民,我什么都不怕。咱们都是中国人,我相信你。"当晚,刘兴亚进一步向邵做争取工作。他的凛然大义和爱国精神深深地感动了邵玉厚。第二天,邵设法弄出8箱子弹和一部分衣服、胶鞋,由交通员刘振江送交三军营地。
1938年,东北抗日战争处于艰苦时期,日伪当局在加紧对抗联部队进行大规模"围剿"的同时,疯狂地对中共地下党组织进行破坏。由于叛徒出卖,刘兴亚于10月7日(农历八月十四日)晚在延寿县苗家屯被伪方正县公署警务科逮捕。先后被捕的还有范景海等中共地下党员和抗日人员三,四十人。
刘、范被捕后,日伪当局用各种酷刑,严加审讯,都一无所获。敌又施毒计:把他二人押到方正泡,打开冰眼,以把他们塞进冰窟窿里相威胁,让他们说出地下党组织情况。刘,范二人毫不屈服。敌又用刺刀对着刘兴亚的脖子进行威胁,刘怒视敌人,昂首挺胸,毫无惧色。敌人无计可施,最后以反满抗日罪名,经伪牡丹江法院判处7年徒刑,押到吉林省监狱。刘兴亚在狱中备受非刑,惨遭折磨,身体极度虚弱,患了浮肿病,但一直坚贞不屈,保持了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终于在1945年5月27日农历四月十六日病逝狱中,时年40岁左右。
田志清
田志清,民国元年(1912年)生,原籍湖南。曾经在汉阳兵工厂搞工人运动。1934年参加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在南泥湾开荒时,一次他的连队的战士为了追捕一只野兔,踏坏群众17棵禾苗,他用自己的生产奖金做了赔偿。他连续多年被评为团的爱民模范。1939年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任三五九旅教导队副队长。1944年任炮校校长。1945年任炮兵连长并随军由江苏经山东来到东北。旋任三五九旅七一八团(老五团)二营营长。1946年初,随军进驻方正县。
1946年春末夏初的一天傍晚,经过连续数日征战后,田志清正在营部值班,接到确切情报。流窜到县境东部大罗勒密镇的所谓中央军东北先遣军的谢文东,李华堂、张雨新(张黑子)部拟袭扰方正县城;同时,接到了敌人的电话通牒:"两个钟头之内,不把方正倒出来,杀进城去,鸡犬不留!"当时,驻守县城的只有兰营一个营的兵力,面对敌众我寡的形势,田志清临危不惧,果断地做出主动出击的战斗部署。他率部连夜急行军20余里,到达位于大罗勒密与县城之间的得莫利河西岸,夺取了被敌占领的河西高地,沿河布下防线。敌人已占领河东的得莫利山与得莫利屯,沿河五步一岗,严加封锁,并以火力控制唯一的交通要道得莫利河大桥。敌凭借人多势众,多次在火力掩护下冲击大桥,均遭顽强狙击,未能得逞,二营也几度冲击大桥,亦未成功。双方交战至夜半时分,各有伤亡。倘战斗延至天明,形势将对二营更加不利。当此紧要关头,田志清亲率突击队夺桥。趁着对方火力暂停之机,他身先士卒,跃到桥下,手搬桥板、脚蹬桥柱、面桥背水,偷袭过河,队员们照样跟进,直扑敌桥头阵地。敌督战队以为是从前沿折回的自己的人,高声喊叫,不许后退。田志清一声呐喊,战士们火力齐发,将敌督战队击溃,冲开一个缺口。这时,二营阵地上吹起“一营进入阵地、三营请求出击"的军号声,以迷惑敌人。敌果然乱了阵脚。这时,二营三个连的战士猛扑过桥,向敌发起冲锋。经1个小时的激战,敌向东溃走。二营以个连的兵力击溃了号称三千之众的所谓先遣军。
同年7月28日,谢文东、李华堂再次合兵占领大罗勒密,下书给驻方正城的二营部,借国共合作之名,诡称"借道方正,率众西行,敬在两日后候复回音。"经一番侦察后,田志清再次主动出击,于翌日夜里,率第四连突袭大罗勒密,继追敌到宏部附近山中,将敌击溃。
同年8月,田志清率四连去珠河区太平岗执行营救被土匪掠去的我县、区干部任务。太平岗一带,有一支由封建迷信维系的会道门武装的黑枪会,其上层分子已被李华堂等拉拢过去,与叛徒赵维清,徐海龄等土匪武装相勾结,专门与八路军为敌。而其会员则绝大多数是受蒙蔽的农民群众。田志清的任务之一就是唤起群众觉悟,瓦解该会道门组织,使干部脱险。当载着四连战士的两辆汽车开到太平岗屯东时,早已隐伏在那里的黑枪会员蜂拥而出,田志清为了避免伤害群众,两度命令战士们不准开枪,他自己站在车踏板上,向道徒们喊话:"老乡们,不要误会!我们是八路军,来开辟工作的......"疯狂的道徒冲至近前,其中一个以三节鞭刺入田志清腹部。击溃道徒后,田志清被运回县城,因抢救无效而牺牲,终年35岁。
申正浩
申正浩,朝鲜旅,宣统二年(1010年)生于朝鲜庆尚北道,民国5年(1916年)随父迁居到中国吉林省桦川县,1928年迁到延寿县柞木台子,从此开始革命活动。
柞木台子有1所朝鲜旅的东明学校。该校具有进步倾向,除教授语文、数学、历史等课程外,还向学生、向社会宣传十月革命,宣传朝鲜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学校教唱过许多首革命歌曲,如《十进歌》、《革命歌》等,其中《革命歌》的歌词是:
一
帝国主义、军阀作最后的挣扎,
来了革命,像是沸腾的水。
哎嗨哟,洒出最后一滴血,
建起农村苏维埃。
二
被日本侵略而驱赶的同胞,
邻居苏维埃,拖拉机声高。
哎嗨哟,洒出最后一滴血,
建起农村苏维埃。
民国17年至伪康德元年(1928-1934年)间,申正浩、申南浩兄弟俩一直在该校任教。
伪大同2年(1933年),赵尚志在珠河三股流地区创建反日游击队,珠河的抗日斗争迅猛发展,这给柞木台子进步青年以有力鼓舞,他们的革命活动更加积极。不久,中共珠河中心县委派具士林、李新芳等到柞木台子开展工作,建立延(寿)方(正)地区反日青年会、反日妇女会等抗日组织,申正浩成为反日青年会的负责人。从此,他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
伪康德元年(1934年),由于日本侵略者实行归屯并户政策,申正浩兄弟迁居宝兴村。1935年,申正浩担任共青团小组长,1936年,担任宝兴地区反日会负责人。在这期间,他与具士林、李新芳等曾多次以向反日会员集资购买、用鸦片交换等办法,从地主、伪军那里弄来大量枪支弹药;从其它途径弄来粮食、布疋等,并用多种巧妙的办法送给反日武装部队。有一次,他们弄到5支枪、500多发子弹,将其装在棺材里,由申东浩、朴喜绪、"干巴鱼"3人以迁坟为名,用牛车拉到延寿县中和镇山里的王八脖子(地名),交给游击队副官处的关化新。申正浩还几次组织往大罗勒密臭松沟予八一大棚三军被服厂送东西,有枪支、弹药、布匹、棉花,还有当时奇缺的盐与火柴等物品。他还亲自向那里送过一次地图和电筒,大棚里的几个女战士第一次见到电筒,感到很稀罕。所以,这件事他后来常常向人讲起。
申正浩曾几次掩护抗日人员脱险。一个叫严士义的抗日地下工作人员,在伊春暴露了,到他这里隐蔽起来,后来在他的帮助下转移到辽宁一带活动去了。一次,三军某部政委金士英路过宝兴,被伪警察林成学发现,经朴喜绪掩护暂得脱险,但林却留宿村中进行监视,当晚申正浩通过抗联交通员金治钟把情况报告给游击队,游击队连夜下山,抓获林成学,将其处死。
申正浩经常外出,去延寿、珠河、通河等地,进行抗日地下活动。1935年初,因活动暴露被伪方正县警务科逮捕,遭受严刑拷打,关押一个多月,后经中共地下党组织营救出狱。
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艰苦阶段,抗日部队大都撤往松花江以北,地工人员大多随部队走了。申正浩、朴喜绪等留下来,利用兴农会长、自卫团长等合法身份,担负起组织群众、保护地方抗日力量的工作,使金凤来、郑仁赫等地下党员保存下来。
抗日战争胜利后,申正浩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群众组织--方正县民主大同盟的工作,为维护地方秩序、支援解放战争做出了贡献。
1946年1月,申正浩去哈尔滨找李兆麟,时李已遇害,申便返回朝鲜,1947年病逝于朝鲜清津市。
范景海
范景海,曾用名花姜、郑子恩,清光绪八年(1882年)生于辽宁省岫岩、凤城一带,粗通文墨,后携家逃荒至珠河县侯林乡山区,开荒种田谋生。
伪大同2年(1933年)秋,抗日民族英雄赵尚志率珠河反日游击队到侯林乡开展抗日斗争。游击队缴了反动地主和汉奸的枪之后,召开群众大会。当时,由于群众对共产党和游击队缺乏了解,一开始谁也不敢出头露面,后来范景海挺身而出,带领游击队向群众进行抗日宣传,帮助游击队把群众组织起来。中共珠河县委即把范景海作为重点培养对象,继派工作队来这里开辟新区。范景海进步很快,不久就参加了抗日救国会,成了铁北区积极活跃的反日“工作”,侯林乡也成了“红地盘”的骨干地区。
伪康德元年(1934年)7月,经在珠河巡视工作的中共满洲省委秘书长冯仲云介绍,范景海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担任候林乡党支部书记。嗣后,在李秋岳、赵一曼先后任铁北区委书记的时候,他都任区委宣传部长。后来,珠河中心县委把根据地工作由候林乡向铁北的亮珠河、黑龙宫、秋皮屯等地扩展时,范景海一直工作在最前线。他的足迹遍及铁北各地,他发动群众,建立各种抗日组织。他们的标语,传单经常出现在铁路各站,特别是乌吉密和县城。他的化名“花姜”(谐"花匠"的音,他小时学过花匠手艺)远近皆知
1935年夏秋两季,日伪连续对珠河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讨伐",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在异常严峻的形势下,范景海一直与县委领导一起坚持斗争。按着县委的安排,他把家迁移到三股流一带,作为县委的秘密接头地点。因此,他的家就成了敌人追寻的目标,不得不经常迁移。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开辟新区,珠河中心县委决定把一部分干部转移到方正、延寿、苇河等地。于是,1936年夏,范景海被派到方正,担任县委宣传委员。他先后落脚在宋德井子、李家菜园子、八家子、谭先井子、丰裕井子等地,化名郑子恩,与县委其他领导人一起,废寝忘食地开展工作,很快就在全县各地建立8个区委会、23个抗日救国会,以及妇女反日会,农民自卫队等抗日群众组织,并经常组织群众给活动在方正地区的抗联三军二师、一师做服装、送粮食、运弹药,动员大批青年参加抗联部队。他经常去二师师部与位于金高丽沟岭东的少年连驻地开会、送东西,或看望战士们。
1938年秋,因叛徒出卖,范景海被伪会发恒警察署逮捕,后押至伪方正县警务科。他备受酷刑,昏死十三、四次,始终坚贞不屈。日伪当局将他押至伪牡丹江最高法院,又多次对他施以酷刑,他仍拒不招供。伪法院判他7年徒刑,押至吉林监狱。
1945年8月,在日本侵略者的法西斯统治即将崩溃之际,范景海与狱中难友越狱成功,回到方正县,这时,他已是63岁的老人了。他赶到谭家屯的家里时,9口人病了3口。家人需要照顾,他自己也需要将养一下备受摧残的身体。但他却置这一切于不顾,第二天就走村串户,开始革命工作,为建立人民武装、保卫胜利果实、维持地方秩序,做出了重要贡献。1946年春,他步行200多里赶到宾县,把方正县的党组织、群众工作和农民武装等情况,详细地向东北局做了汇报,东北局书记陈云称赞说。"郑同志是个好同志"。后来,他担任了县副参议长、县中苏友好协会会长职务。范景海不以功臣自居,积极带头发展生产,支援解放战争。1948、1949两年,他连续当选为县、省劳动模范。抗美援朝时,他把自己积蓄的100万元钱捐献给国家,支援志愿军。1950年,他当选为老根据地赴京参加国庆观礼代表,见到了毛泽东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范景海性格开朗乐观,似乎从没有苦恼的时候。他很善于唱歌,走到哪里就唱到哪里。艰苦斗争的岁月里他唱,胜利之后他更唱,年轻时他唱,年老时他也唱。无论他出现在哪里,身边总是围绕着一群人听他唱歌或讲故事。他是一个深得群众喜爱的革命宣传员。
1953年,范景海病逝于哈尔滨市,葬于革命烈士基地,终年71岁。
邓兴华
邓兴华,民国7年(1918年)生于辽宁省辽阳县七岭镇袁家岭子乡,1928年迁居吉林省延寿县加信子乡,1930年来方正县方正镇解放村定居。1946年7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历任珠河区副区长、民政科科长、方正县县长、方正县委书记处书记、牡丹江地区水利局副局长,方正县委副书记、黑龙江省物资局建材组组长等职务。1969年11月9日,在抚远县为搭救落水青年而牺牲,终年52岁。
邓兴华出身寒微,读过私塾,学过木匠。1946年2月,土地改革运动时期,邓兴华当选为解放村民政委员,从此走上革命道路。1946年,方正县政局动荡,斗争激烈。在对敌斗争中,邓兴华立场坚定、勇敢顽强,曾几次与其他工作队员一起捕获国民党地下遣军头目及土匪首领。是年7月15日,邓兴华在临江区白旗四屯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1月,邓兴华被任命为珠河区副区长。珠河区境内皆山,偏僻闭塞,群众基础差,土匪多。邓兴华一到珠河。就和区委其他同志一起,一头扎到群众中,与他们同吃同住,启发他们的思想觉悟,引导他们开展革命斗争,使珠河区的土改工作很快有了起色。他几次遭到反动地主与土匪的暗算,每次都化险为夷。1947年深秋的一天,夜半时分,邓兴华正赶写一份土改工作情况汇报,准备天明后到县里开会用;忽然听到房门栓在嘎吱嘎吱作响,便端枪走到外屋,见警卫员已趴在磨盘上睡着了,借着从里屋透出的微弱的灯光,他看见一把雪亮的刀尖在拨弄门栓,门栓很快就要拉开;他当即打了一梭子,门外登时响起一声哀嚎。他与被惊醒的警卫员趁势冲出门外,又是一阵扫射,几个匪徒全被消灭。
1950年11月,邓兴华担任方正县担架队政委,率2个中队480人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历时一年多,行程三、四千里,胜利完成任务,于1952年1月6日回国。在朝期间,邓兴华既做指挥员,又做战斗员,困难时刻、危险关头,他总是走在前面,对保证任务的完成起了重要作用。在丹阳前线抢运伤员时,前沿与医院间路程远达20里,敌机常来轰炸,队里又断了粮食,邓兴华带领队员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完成任务,还缴获敌人90多支枪。在平康,有一次8架敌机前来轰炸,有1个队员在邓兴华发出隐蔽的命令后竟不知所措愣在那里,这时,几枚炸弹落将下来,邓飞身冲出,将那队员扑倒身下,那队员保住了生命,邓被震聋双耳。邓按规定享受团级待遇,但他从不吃小灶,凡上级发给他的食品或其它物品,他与队员们共享。
1956年秋,方正县发生严重水灾。当时,邓刚从省委党校毕业,在家待分配。闻讯后即向县委、县政府请求工作,被任命为县防汛指挥部总指挥。8月8日,江水猛涨,白鱼泡堤段决口,滔滔洪水,汹涌而出。堤段负责人率民工仓惶撤退。邓闻讯赶到,严词制止,并迅速组织380名民兵成立抢险突击队,他身先士卒,率队激战两天一夜,终于堵住缺口,排除险情。当地群众说:"是邓县长救了我们的命。"
1957年5月,邓兴华任牡丹江地区水利局副局长。7月,牡丹江水泛滥,邓即赴海林县指挥抗洪斗争。这时,他家也遭水灾,大水已漫过炕沿,家属几次给他捎信,他都没有回来。这期间,他几次回牡丹江市筹办抗洪物资,从自家门前路过,也没回家一次。
1969年6月,邓兴华调至省物资局建材公司工作,7月临时抽调到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任指导员去抚远县工作。11月9日,邓兴华从地处黑龙江中的一个岛屿上的浓江公社深泽库大队出发履冰去县城参加会议,同行,一位浙江女知识青年踏裂冰层落水,邓奋力搭救,女青年化险为夷,邓兴华溺水身亡。
邓兴华自参加革命以后,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他外出办事,总是便餐便饭,常常是馒头咸菜。他长期做农村工作,经常下乡,总是肩背行李徒步行走,每到一地,都与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边劳动边做群众工作。他自买一套理发工具,下乡时随身携带,得空就为农民理发。牺牲前一个多小时,他还在给住地农民砌火墙。抗美援朝时上级发给他的大衣和奖励的手表,一只打了许多补丁的帆布旅行袋,一直跟他到牺牲之时。
邓兴华的清正廉洁,更是有口皆碑。1959年,邓兴华任中共方正县委书记处书记时,有些领导用公款为自家盖砖厕所,有人劝邓也盖一个,邓说:“公家钱花得不仗义!"有一次,邓兴华的女儿患腰椎结核,为治疗花费甚多,上级有关部门决定给予困难补助,他在困难补助的申请书上写了“过去不要,现在不要,将来永远不要"一句话退了回去。60年代初的三年困难时期,邓兴华家与全县广大群众一道吃糠咽菜,搞“代食品”,而和他家只一墙之隔的某县领导家的大米却多得生了虫子。一些干部,甚至个别领导干部说邓是个“损官",他付之一笑,不改初衷。邓兴华不但律己甚严,而且严格要求家里人。三年困难时期,紧俏商品凭票供应,邓兴华的弟媳通过县委某领导买1台“蝴蝶"牌缝纫机。邓知道后,让退了回去,并严厉批评了她。邓兴华的几个子女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全都下乡了。党内不正之风刮起来时,一些人凭借特权把下乡的子女亲友调回城里安排工作,邓兴华却教育子女自立自强,什么事也不要依赖父母。他的孩子每次回家都被他撵回青年点,不让在家住,他的二儿子从下乡到他牺牲,长达3年时间未见一面。
至今,邓兴华仍在方正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
于德仁
于德仁,1951年生于方正县德善乡扶余村。1966年初中毕业后回乡务农,1970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大队党支部委员、大队革委会副主任、民兵连长等职。在工作与生产劳动中,他处处以身作则,起模范带头作用,先后被评为大队和公社的劳动模范,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称赞。
1971年1月,他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部队中,他关心战友,团结同志,工作积极,曾先后3次奋不顾身地抢救国家财产和保护战友的生命安全,受到连嘉奖3次、营嘉奖3次,由战士提拔为干部,历任排长、教导队军事教员等职。
1972年4月,部队驻地鞍山市大孤山附近火药厂失火,他不顾生命危险,奋勇扑救,多次冲进火药车间往外抢炸药袋子,终被浓烟呛昏在车间里,幸被战友抢救出来;他苏醒后,又继续投入战斗。一次他们在矿山值勤,他发现1辆满载矿石车发生故障、失去控制,在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眼看就要遭到重大损失的时候,他与战友丁玉国临危不惧,用木头掩住飞速下滑的矿车,避免了一场事故的发生。1976年,他在鞍山警备区教导队任教员期间,在组织地方武装干部训练中,1名干部将手榴弹投在掩体内,他果敢地拾起冒烟的手榴弹投出去,保护了战友的生命安全。
1978年6月于德仁转业到朝阳公社(今德善乡)任武装部助理员。他热爱本职工作,积极钻研业务,1979年参加军分区专职武装干部集训时,被评为先进学员。他家住在扶余大队时,每逢大队民兵训练,他都主动担任教员。1979年3月,公社组织民兵训练时,1名女民兵不小心摔倒,把手榴弹投在五,六米远的地方,他当机立断把她按倒,防止了一场事故。
1980年8月28日下午,在朝阳公社武装基干民兵进行实弹投掷训练时,1个民兵由于精神紧张,撒手过晚,将即将爆炸的手榴弹投在掩体内,要拾起来再投出去已经来不及,情况万分危急。在这关键时刻,于德仁再次表现出他舍己救人的崇高精神,纵身一跃,将那吓得不知所措的民兵压在身下。一声巨响,那民兵安然无恙,于德仁却身负重伤,经抢救无效而牺牲,年仅29岁。
赵维卿
赵维卿,原名赵连成,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生于延寿县夹信子区下石嘴子村一地主家庭。小学文化。伪康德元年(1934年)被伪夹信子区公所任命为甲长,在任期间,有敲诈勒索行为。
1935年,中共方正县委派杨春凭借同学关系说服赵维卿,让他利用有利身份,为抗日大业做出具体贡献。在杨春的教育帮助下,赵维卿组织起下石嘴子村抗日会,自任会长。开始,他工作积极,为抗日队伍筹集粮草、购买药品、安置伤员、担任秘密联络员。抗联三军六纵军是其经常涉足之处。
1935年秋,抗日武装吞日军作战失利,遗尸多具于李花屯东南山。赵维卿应吞日军队长之请去掩埋烈士遗体。此举被伪夹信子警察署侦悉,赵维卿被捕叛变,充当日伪当局密探,受命继续与抗联保持联系,及时向日伪当局提供情报。不久赵维卿诱使抗日山林队龙占投降日伪当局,继而将抗联三军某团范团长在河套汤家养伤的消息和三军设在山东窝棚山洞里的临时医院的情况密告给伪夹信子警察署,致使三军六纵队政委马洪利、珠河中心县委巡视员小姜等22名抗日志士和两名护理他们的抗日群众被害。
由于赵维卿伪装巧妙,其罪行未被觉察。1936年7月,六纵军派他去方正县黑河口村为抗日募捐。该地群众踊跃捐献。不到一天就捐款2 000余元、手枪1支。后,赵将其全部私吞,向六纵队做了募捐未果的假汇报。
1945年秋,抗战胜利。11月初,赵维卿被杨春推荐给方正县民主大同盟,担任大同盟的武装力量自卫队的大队长。上任伊始,他就着手网罗党羽,培植亲信,妄图独自控制自卫队,进而称霸方正,先后将伪友爱村长、伪大罗勒密山林警察队大队长、伪通河县法院书记官等日伪余孽拉进大队部,委以重任,结为羽翼。不久,他又接受国民党地下建军组织给他的“中央挺进军二三三师第三团上校团长”的委任状。从此,他便把自己的命运与国民党联系在一起。
1945年12月5日,合江自治军副司令孙靖宇率400余人抵方正,当晚与方正县大同盟领导召开军事联席会议,研究攻打通河县保安队高铭三部的作战方案。高铭三与李华堂匪部勾结,顽固地与共产党为敌,对方正大同盟构成威胁。合江军区决定解除高部武装,遂兵分两路夹击通河县城。北路为200余骑组成的骑兵部队,由戴洪斌率领,从依兰出发,由江北向西运动;南路为步兵,由合江自治军400余名和方正自卫队200余名组成,由孙靖宇率领,经黑河口涉冰过江。两支部队约定于6日夜12时会师通河城下,同时发起攻击。
军事会议一结束,赵维卿即密令其同党,按着会议决定应该参战的副大队长赵云鹏把南路军引入岐途,使其在6日黎明前不得抵达通河城下,同时派亲信急驰通河,把自治军的作战计划和他采取的破坏办法密告高铭三。高铭三团得以从容对阵,先集中优势兵力在三站伏击北路骑兵,然后回兵通河县城,阻击南路步兵。由于赵维卿的暗中破坏,此役自治军与方正自卫队损失严重,骑步兵共伤亡70余名,被俘30余名。
同年12月24日夜高铭三勾结李华堂匪部进攻方正城。赵维卿早已知悉,他拟借此剪除方正的共产党力量,与高、李暗订协议:高、李只打十字街东部大同盟总部与城防司令部等目标而不向西推进一一西边有自卫队总部驻地。双方交战时,赵维卿在永和栈自卫队总部按兵不动。结果,此役方正方面死11人;被俘10余人,包括城防副司令祁连山。城防司令部驻地计司国大楼和大同盟本部兴雅塾均遭洗劫。
此后,赵维卿继续以延寿与通河的国民党力量为杠杆,排斥、削弱在方正的共产党力量。不久,他宣布方正自卫队改编为中央军九六师挺进队,自任少将总队长。
岁末,传来八路军将进方正城的确切消息。赵维卿派赵云鹏率400人去桶子沟设伏,拟予阻击。但他们迟了一步,待他们进入桶子沟时,三五九旅千余人的队伍已抵达县城。时为1946年1月24日。翌日,鉴于方正自卫队成分严重不纯的情况,旅指挥部与中共方正支部联合采取行动,以巧妙的办法迅速地将其缴械。
缴械后,拟让赵维卿任财粮科长,他则不辞而别,返回延寿,家居数月c这期间,延寿县革命形势发展较快,赵维卿如坐针毡,他深知自己罪孽深重,一旦暴露,必死无疑,遂去哈尔滨与国民党地下遣军联络站取得联系,欲加入国民党正规部队,但联络站却给他个地下遣军三十九团团长的空头衔,要他回乡自己发展队伍。赵维卿返回延寿后,就四处活动,招兵买马,尤其是去会发恒策反徐海龄,成为后来会发恒区中队叛变的重要诱因。
1946年4月28日,赵维卿在李华屯将孙大楞、五湖、北海、王青山、万海等匪队召集在一起,成立赵大队,自任少将队长。此后,便流窜在延寿、方正境内洗劫村镇,抢掠民财,杀害无辜,顽固地与人民政府为敌。
5月,赵维卿在延寿县天台山小西屯将屯长指为"共产党探子",由其主持将屯长杀害,嗣后在方正县长龙岗,又以同样借口将农民何启东杀害。
6月,赵维卿、徐海龄等匪股去方正县城东红部为虐,枪杀三五九旅战士高二;俘虏朱大虎,后以极其残酷的手段将朱砍去四肢、剜去双目再行杀害。
8月,赵维卿纠集了刘作非、徐海龄等匪股800余人,洗劫会发恒屯。
9月,在李华屯东沟,赵维卿部下王青山将三五九旅副官王成祥活埋。
10月,在方正县西部董家屯,赵维卿指使白枪会头目将人民政府派去招降的王永林用缨枪刺死。
同年冬,在三五九旅剿匪部队沉重打击下,赵维卿匪部瓦解。据不完全统计,在该匪队存续期间,赵维卿主持杀害共产党方面军政人员5名、群众3名,抢掠民财无数。
赵维卿逃到国民党占领区长春,与地下遣军头子孙凯取得联系,妄图东山再起。由于当时长春处于人民解放军战略包围之中,赵未能如期北上。延至1948年,长春解放,追捕反革命之风日紧,赵维卿仓惶窜匿,经公主岭、哈尔滨、窜至林甸县萨尔图镇,被当地人民政府捕获,后转押到方正县公安局。
1951年12月23日,赵维卿以反革命遣军头子及武装叛变罪被处以极刑。时年44岁。
徐海龄
徐海龄,民国5年(1916年)生于热河省朝阳县海子沟一地主家庭,后随家迁居方正县珠河区福德村。小学文化。
伪大同元年(1932年)3月,东北抗日自卫军官长海旅来到方正。徐海龄参加了该部。后来转战吉林、多伦、张家口等地,为抗日战争做出了贡献。徐海龄却借机渔肉百姓,先后抢夺群众马2匹、快枪1支、子弹200发、现洋100元、吉钱1万多吊、布20余尺、衣服1套,通过多种途径送回家中。
进关后,该部自卫军改编为中央军63军91师217旅,受冯玉祥节制。后来,他先后在设于怀来县的临时军士教导队、设于柏乡县的机迫平研究班受训。其后不久,徐海龄升任540团机关枪连代理少尉排长。
伪康德3年(1936年)1月,徐海龄返回家乡。翌年,日本侵略者强行并屯,建立反动武装自卫团。徐海龄当了福德村自卫团团长。1939年3月,调到会发恒自卫团部担任团长。1941年8月之后,相继担任福德屯屯长、村公所雇员、动员系主任等职。
1945年抗战胜利后,徐海龄混入方正县民主大同盟的武装保安队,任小队长。将缴获的日本侵略者的军鞋、皮大衣、毛毯等500余件据为已有。此后,相继担任会发恒区民政助理员、新兵连一排长等职。
1946年初夏,土改运动即将开始,徐海龄感到其家庭利益受到威胁,开始仇视革命。4月,原县自卫队大队长、国民党地下建军头目赵维卿对徐海龄进行策反,让他迅速掌握一部分人,准备迎接中央军。这年端午节那天,扩充的新兵开赴县城训练,出发前,区长张殿有发现徐海龄有问题,缴了他的枪,不准他随新兵行动。当晚,徐和几个死党窜到三合堡。一番策划后,决定叛变。他们一面联络在区中队的党羽,一面派人去蚂蜒河大桥,将守卫大桥的一个班的区中队员缴械,并胁迫他们叛变。然后,这些叛徒们在三合堡屯东的一座破庙内磕“大帮头"。第二天,他们在三合堡西边的一条山沟里,堵截我政府工作队队员李方斌,陈秉萼、刘玉莲8人,将其缴械。至此,他们纠集了原区中队的人30名,有枪22支。徐海龄叛变后,与赵维卿等勾结在一起,流窜在方正、延寿一带,疯狂进行反革命活动,他们曾三次袭击会发恒屯,抢走军用物资,洗劫商店,焚毁区政府的全部文件和物品,在方正县城东红部南沟,枪杀三五九旅工作人员1名,在李华屯杀害人民政府工作人员1名,在红部、李华屯、珠河屯等地,将4名群众认定为"八路探子"而加以杀害。抢夺群众财物则无法统计。
入冬,在剿匪部队沉重打击下,叛匪纷纷投降,匪队崩溃。徐海龄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到延寿县政府投降。不久,又逃到国民党占领区长春,被国民党地下建军首领孙凯委任为营长,携助孙凯组建地下建军13支队,并经孙凯介绍加入国民党。13支队未能建成,徐海龄进入交通警察学校,先到吉林市受训3个月,后到九台县驻防,该部旋编入国民党中央军60军52师,徐编入3团2营4连,由下士班长提到上士副排长。
1948年12月,60军在长春起义,被人民解放军改编。徐海龄被送到齐齐哈尔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政大学受训,被编入5团8营10连。3个月后,该校5团政治处认为靠该人不易改造,很难争取革命",将其"清洗回家生产。"
1950年2月1日,徐海龄以"武装叛变、枪杀我军干部、战士罪"被判处极刑。终年34岁。
1984年7月4日,方正县人民法院复查徐海龄案,"认为徐海龄确系国民党起义部队人员,应予以平反纠正","按起义人员对待","原判认定罪恶为起义前罪行","给予死者徐海龄家属困难补助费800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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