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不到一年，东三省的土地上就都踏上了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双城堡在经历了一场惨烈的狙击战后，于1932年2月初被日军占领。早在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初，其侵略足迹尚未进入双城之时，双城的文学青年就已自发地行动起来，创作了一批反对侵略、谴责“倭寇”的诗文，发表于哈尔滨等地的报刊。双城堡和哈尔滨沦陷之后，及至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双城的爱国进步文学青年组建起文学社团，创作发表了大量反满抗日、唤醒民众、反映沦陷区人民苦难的作品，这些作品成为整个东北沦陷区抗战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双城这些文学青年，投身创作、参加进步的读书会、参加左翼文学活动，经受了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有数位作家献出了他们年轻的生命。
难平文艺社的成立与演变
三十年代初，处于吉林之北、黑龙江之南的双城堡，在东北之北的县城里，其经济、文化都算得上比较发达。这里当时涌现出一批热爱文学的青年，其中处于核心地位的领军人物，名叫许默语，又名许永刚，笔名噩疋、魔女。他曾在原吉林大学随穆木天学习过创作，但没有毕业便回到了双城，后经人介绍在双城邮局当过一段职员，又在伪满安民、育才国民优级学校当了几年教员。他的文学素养很高，本身又有着正直的品性，爱国爱民的情怀，因此，他对周围的文学青年，有很强的感染力、亲和力和号召力。一些爱好文学的青年，时常主动靠近他，聚集在他身边。“九一八”事变不久，许默语就写出不少反对侵略、表达愤慨的诗文，投到报刊发表。在他的影响下，双城其他一些作者也写出了一批带有激愤和反抗情绪的作品。由于许默语良好的文笔，较高的文学素养，他还一度被哈尔滨一家报馆任用为编辑。到了1933年，他身边已聚拢了十来位双城的优秀文学青年。在一天大家聚会时，许默语提出组建一个文学社，得到大家的一致赞成。他给文学社起了名，叫难平文艺社。“难平”，意为国难平复。许默语任文艺社社长，陈金波为文艺社编辑。社址在当时双城兴亚街（今东大街）路南139号院内西厢房南头。
成立了文学社，大家互相鼓励，互相促进，创作的劲头更高了。而许默语对众人的创作，则起到了引领、示范和掌握方向的作用。因此，文艺社成员的作品，大多都具有反映现实、反抗压迫、向往光明的特点，渗透着进步倾向。但是，也有少数作者的作品，受“为艺术而艺术”等思潮影响，避开现实，无病呻吟，单纯地吟花弄月。还有的作者写出一些脱离生活、编造鸳鸯蝴蝶卿卿我我的软故事。对此，许默语有着清醒的认识。1933年秋的一天夜里，许默语约社友陈金波、白云深到他家里，当时白云深因事未到，许默语指着桌上的两篇稿子（一篇是陈金波的《绿萼之死》，另一篇是白云深的《苏三的另一曲》）对陈金波说：“我叫魔女，不希望你俩叫商女。我虽少读过古诗，但幼年时，我的私塾老师给我讲过‘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这两句诗。”他引用刘禅的“不思蜀”和李煜的《后庭花》典故教育陈金波。本来陈金波和许默语是同学关系，但这一刻，他在内心觉得，许默语可以做自己的老师。后来，许默语还以噩疋的笔名，在报纸副刊上连载了一篇文艺理论文章《潭潭（谈谈）写文章应当怎样反映时代》，专门论述文艺要反映时代、反映人民疾苦百姓心声的问题。
伪满洲国成立后，日伪当局为巩固其反动统治，一方面极力讨伐抗日武装力量，另一方面，他们也加紧了对中国的爱国人士尤其是反满抗日的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清洗和血腥镇压。双城的日伪特务机关，是直接为日伪当局效劳的。1935年，特务们开始怀疑难平文艺社是反满抗日组织，几次查问“难平”的含义。为了对付特务机关的盘查，免遭其害，许默语将“难平文艺社”改名为“南平文艺社”，字音相同，字面不同，暂时使社团得以保存。但特务们还是时常来找麻烦。1936年秋，社名又先后改为芜茵文艺社、语呓文艺社。哈尔滨文艺界也将这个社团称为二堡社，或二堡芜茵社。当时这个组织的进步倾向是十分明显的，按照许默语的说法是：“文章的内容是象征性的抗战，就是含沙射影，所以我们叫象征式。”这样一个组织，当然是不容于当局的。1936年底，文艺社终于被日伪特务机关查禁，责令解散。
虽然组织被解散了，但是，许默语等人并未停止活动，他积极地串联社内的青年文学创作骨干方砂、孔达和许庆春（笔名雷力普，与许默语系叔侄关系）等人写稿，由他向哈尔滨的报刊推荐发表。同时，他们还与南满盖平县的于家麟（笔名驼子）保持联系。在这期间，许默语将凡是与他们有过文学联系的文艺界同人，统称为“行行同人”。按照许默语当时的解释，“行行”即“热力行行，莫要疲倦，莫要休止”，表明了为理想而奋斗的意志。而孔达的理解是：“志趣一致的文艺界同人，所走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但只要坚持走下去，就一定会走向光明。”
到后来，该文艺社成员不仅继续进步文学创作，向报刊投稿，还参加辽宁盖平县的进步组织“读书会”活动，参加哈尔滨左翼文学社团读书小组等活动，从而受到日伪当局的严密监视和严酷迫害。
抗争与抵抗的文学作品
在历史上已经明确是双城难平文艺社成员的作家有：许默语、许庆春、邓介梅（原名邓永昌，笔名芥眉）、方砂、孔达、白云深、陈金波、黄主亚、冷渊、王风、张景珊。此外还有一位作家问流，原名刘鸿云，他或许是，或许不是难平文艺社成员，但他肯定是当时双城作家群成员。
上述诸人当时都创作了带有反满抗日情绪与色彩的文学作品，有的作品在报刊发表，其政治倾向很突出，可以称之为抗战文学，或抵抗文学。
如许默语以“噩疋”笔名发表的诗：
《晨》：“红日破晓，清游山角。隆隆炮声，响在林腰。啊！是倭奴！——是倭奴在闹！但——慵伏绣枕，翔游梦境的人们啊，哪！怎还不醒觉——怎还不醒觉……”（《滨江时报》1931.10.15）
《小呐》：“熏烟弥漫处，在昏沉沉的东北，在闷郁郁的人世，全睡在何人怀抱！在铁氛在生焰艳之光，血水在流断了山岳。啊，我的魄灵断了，我的心弦折了。处处是得到了倭奴苦的剑矛，处处是饱充着荒的景象。咦！这恶的倭奴！用他们亟残忍的手段，强掠面包——表演兽欲——着（看）那铁蹄下点缀出血肉横飞的悲剧。残酷啊——已达到极点！迷梦醇醇的人们——是吗，——觉悟——醒觉！”（《滨江时报》1931.10.15）
这两首小诗同时发表在《滨江日报》1931年10月15日，此时距“九一八”事变不到一个月，双城的诗人就发出了让民众“醒觉”，去痛斥“倭奴”的呐喊！
十天以后，许默语又在《滨江日报》发表了《重九登奎星楼怀母邦》一诗：
“重九登高气不平，倭奴骚扰百愁声。破碎长白映残色，丹血松江惨淡情。遍野苦痕无生草，半空鸿雁啼天晴。东北倾耳频听取，一片杀声绕黑龙。”（《滨江日报》1931年10月25日）
这首诗更是表达了东北人民面对强盗，奋力反抗，大喊杀声的勇敢气概！
诗人问流，有一首题为《夜》的诗：
“拖着一身疲惫，走在无月的夜巷。掌里握着两把热汗，挂着沉重的心。该奇怪我这行径了，子夜，偷走出房间，叩遍朋友的门扉，没有一个在醒着。走了一圈黑道，不曾遇见有人夜行；都满足了吗？这休息！睡不醒的家伙！启开自己的屋门，这里落满了灰尘；摸一下无煤的火炉，无一丝热意给我。今夜，失眠你来吧！我不愿再睡了！睁着眼睛，等明天的黎明快来。”（滨江日报》1940.5.25）
这首诗的主旨，是唤醒民众，反抗黑暗，呼唤黎明：我在子夜“叩遍朋友的门扉，没有一个在醒着”，因此我轻骂“睡不醒的家伙”！最后又说：“我不愿再睡了！睁着眼睛，等明天的黎明快来。”
还有当时年龄最小的诗人张景珊的诗歌《忆》：
“强暴的球子啊，你多余发威，你虽把那瘦弱的无力的他殴了。但你呢，霎也是得不着。只有博得旁人的忿恨，咒骂……再就是怕你的人叫你一声“球子”罢了。球子啊，我告诉你。改了罢，改了你那见弱就欺的狗心罢。被殴的弱者——朋友呦，不要哭了。你虽被那横眉竖目的他殴了。那不算什么，什么耻辱……我们要努力，努力……努力地把这强权的世界推翻，建设个大同的真理之邦。”（《滨江时报》1933.11.11）
这首诗痛斥“强暴的球子”：“改了你那见弱就欺的狗心吧”，并呼吁“被殴的弱者”：“努力地把这强权的世界推翻，建设个大同的真理之邦”。这是非常明确的号召。在1933年，在满洲国已经成立一年多，日伪严酷的黑暗统治下，如此直呼，真需要巨大的勇气。惨遭日伪残害瘐死狱中的青年才俊
双城作家群的青年作家们，同其他东北进步作家一样，或直接或隐曲地创作发表了反满抗日、呼唤光明、寻求解放的文艺作品，引起了日伪当局特务的注意。后来，又由于一些事件的引发致使他们中多人被日伪特务机关逮捕，身陷囹圄。
诗人问流，不仅创作发表了诗歌、散文、剧本等大量作品，还经常参加哈尔滨进步作家组织的诸如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等活动。他与进步作家关沫南、陈隄、艾循等多有接触，因此同这些人一样，早就上了日伪特务机关的黑名单。1941年12月31日，作家关沫南、金明在各自的家中被哈尔滨警察局特务科特高股逮捕。次日早晨，陈隄也在他工作的小学校被同一伙人抓走。三个人被投入秘密留置场（拘留所）里，直到受审讯时，才知道彼此都被捕了。此一事件，被称为哈尔滨左翼文学事件，又名为“一二·三一”事件。由于三人被捕，常与他们接触的文艺界人士，四处逃亡躲避，有的逃往沈阳等地，有的逃到乡下。而没来得及逃亡的，问流、艾循、沙郁、李涓等作家，在1942年7月27日分别被捕。这次事件名为“七·二七”事件，实际是左翼文学事件的余波。问流先被关押在哈尔滨，同年12月底，被移送到伪满新京（今长春）监狱未决拘禁监。这未决拘禁监一人一室，在狱的犯人又犯了罪才禁闭于此，而思想犯一入狱，不问青红皂白，也一律住这种特殊监房。这里的看守全是日本人。问流，优秀的青年诗人，被当做伪满的思想犯，成为未决拘禁监的犯人。这里的犯人必须天天打坐反省，由于一人独处，日子一久，容易精神错乱，而精神错乱就会遭到看守毒打，越打精神越错乱，越错乱越打，如此几个反复，常有犯人遭致死亡的。问流就在这未决拘禁监里被监押折磨了半年多。1943年7月，问流（还有艾循）因病重被抬出了未决拘禁监，不久，问流就死去了。
许默语、许庆春的入狱，是另一个事件引发的。双城以许默语为首的作家同人，早年即与辽宁盖平的作家于家麟有文字交往和直接接触。四十年代初年，于家麟与几位友人创办了一家“秋灯书店”，以此为依托，引导当地中学生开展“读书会”活动。中学生们创办了《大地》、《辰星》油印刊物。两种进步刊物引起日伪机关的注意。1944年4月至5月，日本特务在奉天省（沈阳）本溪、营口、盖平、新京（长春）、海城、瓦房店等地进行大搜捕，制造了代号“桃园事件”的大惨案。于家麟及一批青年学生最先被捕。由于于家麟与双城作家的关系，致使许默语、许庆春、方砂、孔达四人于同年5月14日被日伪滨江省警务厅特高课双城特别搜查班（简称特搜班）逮捕。随后，即被押送到奉天省（沈阳）警务厅北陵的秘密监狱洗心燎监押，每天进行刑讯。由于多次遭受酷刑，旧伤未愈又加新伤，在百般折磨下，许默语、许庆春当年就死于秘密监狱。而方砂、孔达先后于当年11月、翌年5月获释回到双城。
双城作家群骨干，当年仅有十来人，就有五人先后因读书创作而获罪，入狱受刑，其中三人惨死于狱中，可见当年日伪当局黑暗统治之严酷，非人手段之残忍。而这些正值美好年华的青年才俊，为实现正义的抱负远大的理想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是永远值得人们怀念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