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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嘉庆七年（1802年），田保辉等兄弟6人来到今哈尔滨市香坊区一带垦荒，并创立著
名的“田家烧锅”，清朝官衙对其征税时，称其为“烧商”。清同治五年（1866年），今哈
尔滨市道里区沿江一带地域（属拉林副都统辖区）便有相当数量的旗人捕鱼，清朝廷将报马、
四方台（均在今哈尔滨市道里区境内）等地辟为渔场，每年向清朝皇帝“进贡鲜”。
19世纪末叶，哈尔滨相继出现聚隆烧锅、元聚烧锅、洪兴隆点心作坊等亦工亦商的网点。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秋，荒山嘴子集市应运而生，有“肉、菜摊床百计、互市竞日”。
同年，中东铁路开始修建，俄国人大批涌入哈尔滨，并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设立
“哈埠”、“货运”两大屠宰场和柴可夫斯基酒厂及乌鲁布列夫斯基啤酒厂。清光绪二十八
年(1902年)，哈尔滨市在埠头区（今道里区）石头道街以北设立第一处固定市场，俗称“八
杂市”，共有铺面139座，“野菜（蔬菜）、牛、豚（猪）肉、鸟（禽）、鱼、鸡卵之类皆
排列成肆……，日用必要品皆于此贩卖”。此时，哈尔滨市副食品市场已基本发育成熟。
1903年，中东铁路全线通车。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铁路、水路、陆路运输条件，使
哈尔滨市迅速发展成为东北北部物资集散中心。1907年，哈尔滨市被辟为商埠，外商蜂踊而
至，云集哈尔滨市，副食品购销数量急剧增长，全市副食商业网点发展到700余个，其中：
外国商业网点达65户。到1908年，仅通过哈尔滨海关就输入副食品金额达1074308海关两，
输出金额达1052282海关两。1913年，哈尔滨市副食品输入量和输出量分别增长到1．85万吨
和1．53万吨，猪、牛市区销售量均达到1万头以上，食糖和烟草销售量达到7478吨。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各国受战争影响，物资短缺，国际市场对食品的需求
量急剧增长，哈尔滨市副食品商业迅速发展。1917年，全市猪、牛、羊销售量增长到66545
头，比1914年增长44．06％。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到1930年，是哈尔滨市解放前商业发展的鼎盛时期。各国商人和
资本家为争夺有利的销售市场，攫取最大的商业利润，竞相大量向哈尔滨市投资，日苏两国
在哈尔滨市的进出口投资达5659．7万元（银元，下同），占其在东北北部总投资的86％，
英、美、法、德等国在东北北部总投资约为2000万元，几乎全都集中于哈尔滨市。1929年，
全市各业商店发展到9413家，其中：专兼营副食品的商号达到2600余家，占全市商号总数的
27．62％。外商在数量上所占比重虽小，只占19．22％，但其资本雄厚、规模较大，在商品
经营数量上远远超过中国商业，其输入额和输出额分别占全市总输入、输出额的88．21％和
93．06％。外国商业资本的大量投入，在客观上也促进哈尔滨市副食品商业不断发展、繁荣，
此间，每年全市副食品购进量为2—4万吨；猪、牛、羊市区消费量在3万头以上，输出量在
9000头以上；糖、烟类消费量均在3000吨以上,输出量在1万吨左右；蔬菜及食品杂货输出量
在3000吨左右。
1932年2月，日军侵占哈尔滨市，将哈尔滨市变成其倾销日货的市场及扩大侵略战争的
“战时物资补给地”。日本为掠夺战争资源，扩大军需，极力发展日本商业，逐步对农副产
品实施经济统制。1933年日伪政权对酒实行经济统制；1934年，日本为攫取巨额利润，先后
在哈尔滨市开办日满酿造股份有限公司、大同酒精株式会社、东洋啤酒厂、北满制糖株式会
社等商工业，逐渐取得糖、酒等的制造和销售的垄断地位。1935年，伪满洲国先后制订和公
布《重要产业统制法大纲》、《家畜市场法》、《家畜调整法》，逐步加强对酒类、肉食及
水产品等的统制，相继在哈尔滨市建立家畜交易市场和中央卸卖市场，强行规定猪、牛、羊
等畜产品必须在家畜市场内进行交易，并逐渐掌握蔬菜、水产品及水果批发市场。1936年经
营副食品的日商增加到164户，占经营副食品外商总数的49．84％，占全市经营副食品商号
总数的25．35％。同年，全市副食品购进量增加到4．76万吨，猪、牛、羊市区消费量为
3．34万头，输出量则高达6．62万头，其它副食品输出量达到2万多吨，大部分供给军需。
1937年日本发动“七七”事变，宣布进入“战时体制”，“实施战时之物资动员计划”，
为“充实军需、增加对日输出”，对猪、牛、羊等农副产品“严格征实”、“强制收买”，
把烟、酒、糖等均列入严格的统制范围。1939—1940年，伪满洲国先后公布实施《满洲生活
必需品株式会社法》、《主要生活必需品输入配给统制实施要领》，将砂糖、海产品、茶叶
及肉、鱼、菜罐头等分别列为甲、乙号“统制品目”，其收购和输入必须持日本签发的“调
整令”，并开始将中外商工业户强迫组织到各业“组合”内，对其生产用原料及商品(产品)
销售等由“满洲生活必需品株式会社”进行“配给”。哈尔滨市中外居民必须凭“配给帐”
按时到日伪当局指定的“配给店”领购，配给品不准私自买卖，违者以经济犯论处，判处3
年或3年以上徒刑。
1941年哈尔滨市在日伪政权严酷统制下，经济逐渐衰退，“黑市”风起，物价暴涨。7
月28日，伪满洲国发布“七·二五禁止令”，规定以7月25日为准，全部商品不准涨价。12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为“确保日本国家供给需要”，从1942年起实施《物资动员
计划》，更加疯狂地掠夺中国资源，哈尔滨市市场日益恶化，副食品短缺，物价继续暴涨，
猪、牛肉和鸡蛋黑市价格分别比公定价格高出55．1％、40．5％和69．98％。日伪当局在强
迫农民“出荷”家畜的同时，放宽对病疫家畜的检验标准，以求增加畜产品货源，1943年，
为控制家畜流量，防止其流入黑市，对家畜按户造册登记，“强行收买”。1945年上半年，
副食品等物资极端匮乏，伪币毛荒，物价飞涨，到日本投降时，肉、禽、鱼、菜等市场已时
有时无。
1946年4月28日，哈尔滨市解放，中国共产党哈尔滨市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委”）和
市人民政府为满足人民生活需要，保证城市供应，制定“保护、恢复和发展工商业”的方针，
大力恢复和发展工商业。到1947年，全市副食品商业网点发展到3561个，比1946年增加1．1
倍。1949年，副食品零售额达到2075万元（已折换为新人民币元，下同），占全市社会商品
零售总额比重的39．5％，居第一位。
1951年起，哈尔滨市相继在政府机关和国营企业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
义的“三反”运动，在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开展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财产、
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国家情报的“五反”运动。逐步加强对私营商业的领导与管理，对
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商业加以限制以至淘汰，取消蔬菜、肉食等行业的行商和牙商，不准私营
商业联营，允许私营商业转为工业或废业，专兼营副食品的私营商业减少到3350家，国营和
合作商业网点发展到106家。
1953年，国家对私营商业开始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哈尔滨市国营和合作
商业不断壮大，逐步掌握和占领副食品市场。
1954—1955年，哈尔滨市相继对生猪、土豆实行派购和统购包销政策，1955年专兼营副
食品的国营、合作商业网点发展到180个，私营副食品商业网点减少到3014个，流动摊贩减
少到1536个。1956年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副食品私营商业全部实
行公私合营或走上合作化道路，副食品市场为国营和合作商业所统一。
1956—1957年，副食品零售量均增长到20万吨以上，市场丰满，供应充足，是“文化大
革命”以前副食品供应的最好时期。
1958年“大跃进”开始以后，在“左”的错误思想影响下，商业部门开展以支援工农业
生产“大跃进”为中心的“大购大销”运动，提出“生产什么，收购什么，生产多少，收购
多少”，“需要什么，供应什么，需要多少，供应多少”的口号，开展群众性声势浩大的
“突击收购运动”。对农副产品征购过头,农民生产积极性受到打击,同时“高指标”、“浮
夸风”严重，建立“万鸡山”、“万鸭湾”，饲养“卫星猪”，弄虚作假。在人民公社化和
“大跃进”中“刮共产风”，“割资本主义尾巴”，强调集体饲养，管理人员经验不足，责
任心不强，造成猪、鸡等大批死亡，特别是基础种畜遭受重大损失；蔬菜基地面积也被基本
建设占用8万亩，占1950—1958年被占总面积的36.7％，大批菜农被吸收进工厂参加工业生
产，一部分秋菜因劳动力、运输力不足，未能及时收上来。同时由于实行单一的公有制，对
合作商店和合作小组进行裁减、撤并，升级过渡为国营商业，商业网点大量减少，给人民生
活带来极大不便。从4季度起，副食品市场供应开始紧张，酒类、豆制品、甚至元宵也开始
实行凭证定量供应办法，味素实行限量供应。全年肉食水产品购进量和零售量，分别比1957
年下降32．41％和8．57％。
1959年国家实行“商品分级管理”，将烤烟、食糖等列为一类物资，由国家统一管理，
统购统销；将猪、牛、羊、禽蛋、水产品、卷烟、酒、茶、蔬菜等列为二类物资，由商业部
及各省管理，实行派养派购，统购包销。同年，哈尔滨市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农副产品极其
短缺，2月份起，肉、蛋、鱼等副食品平日停止供应，重点保证特需和居民节日供应。鲜蛋、
水产品、蔬菜、食糖相继对居民实行定量供应办法。
1960年，为增加货源，哈尔滨市先后对生猪、鲜蛋、江鱼等实行奖售政策，同时，将食
糖、卷烟、酒类列入定量供应范围，对主要副食品全部实行定量供应办法，平日一般不供应，
只在年节期间供应少量副食品。1961年，哈尔滨市认真贯彻中共中央“一生活、二市场、三
建设”的方针，全党抓生活、抓市场。从1月份起，哈尔滨市先后开放21处初级市场，允许
国家计划以外和完成国家计划以后的肉、禽、蛋、蔬菜等二三类物资在市场内交易，产销直
接见面。同时，组织全市开展大规模的采集和制造代食品的活动，用人造肉精、人造蘑、链
泡霉、人造奶等代替肉食食品供应。市人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市人委”）为带领全市人民
度过灾年，还组织和发动群众采集野菜，弥补蔬菜等副食品及粮食供应不足。同年，为增加
热量，回笼货币，对糖果、糕点、名酒实行高价供应政策。消费水平继续大幅度下降，人均
消费猪肉730克，鲜蛋95克，水产品2.91千克，食糖1.28千克，酒8．33千克，蔬菜99．23
千克。1962年哈尔滨市副食品供应最为紧张，肉食水产品收购量和零售量分别骤减到640吨
和5272吨，均为哈尔滨市解放以后收购量和零售量最少年份；市委、市人委将极为有限的副
食品货源，大部分集中用于供应军需、特需和供应居民节日需要，春节凭证（票）供应居民
每人猪肉150克，牛（羊）肉100克（只供回民），鱼500克，食糖150克，糖果100克，卷烟
（丙、丁级烟）5盒，酒100克，元宵3个，蔬菜750克；同年，咸菜也凭票定量供应。居民大
多依靠蔬菜、土豆、咸菜、干菜以及甜菜丝度日。尽管哈尔滨市副食品如此极端短缺，人民
生活如此极端困难，但为保证完成向苏联出口任务及其他需要，全年仍调出副食品3427吨，
比1961年增加2．54倍，哈尔滨市人民与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同心同德，表
现出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
1963年经过调整，国民经济开始好转，全年副食品市区收购量和零售量分别增长到
23.69万吨和33.3万吨,人均消费水平大幅度提高，其中：猪肉、鲜蛋、水产品平均每人消费
量分别比1962年提高3．16倍、11．17倍和1．60倍，蔬菜、水产品、味素取消定（限）量供
应办法，敞开销售。1964—1965年市场全面好转，肉食水产品购进量分别比1963年增长1.12
倍和2．08倍；市区零售量分别比1963年增长67．05％和95．03％，货源成倍增长，物价下
降，人心稳定，猪肉、鲜蛋、食糖、糖果、糕点、酒、烟等相继取消定（限）量，退出高价，
敞开供应，供需之间基本达到平衡，市场供应恢复正常并逐步繁荣、活跃。1965年初鲜冻猪
肉库存较大，先后4次降价推销124天，动员群众“吃爱国肉”。全年全市平均每人消费猪肉
达到9．68千克，为1962年人均消费量的10．88倍；平均每人分别消费鲜蛋和水产品2．47千
克和3．38千克，分别为1962年人均消费量的39．67倍和2．24倍。
“文化大革命”期间，生产遭到破坏，副食品市场受到冲击，处于不正常状态。“老字
号”被撤换，高档肉制品、高级糖果和糕点等被视为“为资产阶级老爷服务”，“勒令”停
止生产，蔬菜供应又回到50年代初的白菜、土豆、萝卜“老三样”。粗制滥造、大量生产和
销售新工艺酒（兑制酒）、化学酱油、化学食醋，严重损害消费者身体健康。合作商店被大
量裁减和撤并，集贸市场被关闭，小商小贩被取缔，商业网点急剧减少，全市蔬菜供应网点
最少时仅有194个，卖菜人员不足2000人，平均每个卖菜网点供应1万多人口吃菜，平均每千
人只有1个营业员；全市平均每3000—4000人才占有1个副食品网点，有些居民购买酱油、醋，
最远的要走2—3公里路。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副食品购销数量徘徊不前，商品逐渐短缺，市
场供应日趋紧张，多次发生“抢购风”，有些居民最多一次就抢购近百千克饼干，几十千克
食糖以及白酒等。从1969年起到1974年，猪、牛、羊、家禽、鲜蛋、水产品、白糖、糖果、
糕点、卷烟、酒、蔬菜、豆制品、味素等所有主要副食品全部相继恢复实行凭证（票）定
(限）量供应办法。此间，副食品购进量每年平均50．82万吨，零售量每年平均43．35万吨，
平均每人每年消费猪肉6．65千克、鲜蛋2千克左右、水产品4千克左右、食糖2千克左右、酒
12千克左右、蔬菜160千克。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副食品市场逐步好转，1977—1978年购进量分别比1976年
增长9．67％和31．29％；销售量分别比1976年增长9．78％和22．61％。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哈尔滨市认真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和“对
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对商品流通体制、购销政策、管理模式等进行一系列
重大调整和改革，哈尔滨市副食品市场进入繁荣发展的新时期。
1979—1983年，打破国营商业独家经营副食品的局面，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多头办商业，
国营、集体、个体一起上，全市开放透笼街、顾乡等19处农贸市场，允许国营、集体、个体
等多种经济成份、多条流通渠道经营国家计划以外的和完成国家计划以后剩余的肉、鱼、禽、
蛋、蔬菜以及山海杂货等商品。开始形成以国营商业为主导、以集体商业为助手、以个体商
业为补充的多种经济形式、多种经营方式、多条流通渠道并存的新格局。副食品货源增加，
供应充足，猪肉、饼干、月饼、糖果、糕点、卷烟、酒类等相继取消定（限）量，敞开供应。
1984年哈尔滨市除生猪、蔬菜外，其它农副产品全部敞开，实行议购议销。政策放宽后，
充分调动生产者和经营者的积极性，全年鲜蛋和水产品市区收购量分别比1983年增长2.03％
和2．86倍。全市肉食水产品零售量首次突破8万吨，在各种经济成份中，个体商业经营异常
活跃，个体业者大胆地走天南海北路，贩一年四季鲜，荟萃来自全国各地的美味珍馐、青蔬
鲜果、生猛海鲜，个体商贩集中的农贸市场成为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大菜篮。
1985年生猪、蔬菜变指令性计划为指导性计划，至此，哈尔滨市副食品已全部放开生产
和经营。到1990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各种经济成份经营活跃，市场购销两旺。全
市副食品零售网点达到2200个以上，平均每千人占有0．84个以上。国营商业充分发挥主渠
道作用，肉食、水产品、烟酒、糖、茶、蔬菜等购销数量占全市比重60—80％。全市以个体
商业经营为主的农贸市场达到34处，农副产品成交额每年均达到8亿多元，占全市主副食品
零售总额的30％以上。哈尔滨市副食品购进量每年在70万吨左右，家禽、鲜蛋等市区收购量
占总购进量比重的90％以上，自给有余；副食品零售量每年均在60万吨以上。每年每人平均
消费猪肉14千克以上，鲜蛋3千克左右，水产品7千克左右，蔬菜150千克左右，酒类40千克
左右。哈尔滨市副食品市场商品种类繁多，品种齐全，四季常青，一片翠绿，“菜篮子”丰
满，供应充足。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涮羊肉”风靡全市，啤酒成为餐桌上常备饮料，
消费量居全国各大城市首位。副食品市场繁荣兴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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