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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叶，哈尔滨市已具近代城市规模，本地生产的农副产品已远远不能
满足急剧增长的消费需要。城市所需的副食品，除小部分由当地生产外，大部分依靠从省内
外乃至国外输入。1903—1904年，仅由铁路输入的菜牛就分别达到682头和6299头。1905年
通过铁路和水路输入副食品12331吨（不含傅家店数），其中肉食水产品3779吨，糖、烟、
酒、茶类6259吨，蔬菜及其它食品杂货2293吨，全年由铁路输入砂糖3775．38吨，生肉
2792.36吨，红鱼952.17吨，啤酒及其它酒类2367．86吨；由松花江水路输入砂糖18．18吨，
茶叶34．61吨，酒及酒精13．17吨，烟草4．59吨，盐鱼963．01吨，盐肉31．53吨，食品罐
头72．89吨，蔬菜水果2．21吨，牛脂3．31吨，生牛39．05吨。同年，傅家店输入白砂糖11
吨，红砂糖16．5吨。此时，砂糖、烟草全部从国外（主要是从俄国）输入，砂糖为俄国，
烟草为俄国及英、美两国。1906年，傅家店屠宰场和旧市街（香坊区）屠宰场屠宰购进的猪、
牛、羊总计达到44064头，而东北东部最大的畜产基地海拉尔的屠宰场只屠宰25131头，只占
两地屠宰总量的36．32％，哈尔滨市成为东北北部最大的肉食需要地。
1908年，哈尔滨市埠头区（道里区），新市街（南岗区）及旧哈尔滨（香坊区）货物输
入总额达到1360万元（银元，下同），重要货物有织物、烟草、砂糖、杂货、鱼及鱼卵等，
其中：由铁路输入950万元，由松花江输入10万元，由马车输入400万元。此时，哈尔滨市全
市购进副食品中，生猪除少部分产自本地豆腐坊、粉房以及农民饲养的活猪外，多数来自路
距哈尔滨市150—250公里以内的吉林、黑龙江两省各县，而牛羊则绝大部分由荣生和、福和
祥、巴什诺夫、保果夫等中、俄牛羊肉行帮从内蒙古购进。鸡蛋大都从阿什河（今阿城市）
及双城堡输入。鱼类除当地松花江产的鲜鱼以外，其它大部分从俄国西伯利亚沿海及黑龙江
一带输入。砂糖除多数从俄国输入外，国内南方生产的砂糖和日本糖也少量经营口、大连等
地向哈尔滨市输入，同年11月，阿什河糖厂建成，开工生产，外国砂糖输入量逐渐减少。烧
酒、啤酒、伏特加酒以及糕点、糖果等除大部分由本市制造外，少量由市外输入。葡萄酒则
基本由俄国、法国和英国等国输入，输入数额最多的有香槟酒、法国白兰地及利久酒和英国
的威士忌等。茶叶则全部是经营口和俄国浦盐斯德（海参崴）输入的福建、安徽等省的茶叶
和俄国红茶。蔬菜除本市生产少部分外，大部分从周围各县村落输入,全年输入量达到2.77
万吨。灌肠、豆腐、酱油、醋等则全部为本市产品。同年，哈尔滨市仅通过满洲里关和绥芬
河关（均隶属于哈尔滨海关）从俄国、英国、法国国家输入的副食品达到141．73万海关两。
1912年和1913年，哈尔滨市副食品两年购进量均增长到1．8万吨，其中，肉食水产品均
达到3000多吨以上，糖、烟、酒、茶类均增长到1．26万吨，蔬菜及食品杂货类分别增长到
2811吨和2462吨。另外，两年还分别输入猪和牛羊41592头和38389头。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受其影响，哈尔滨市“市场恐慌”，副食品购进量下降到
1.68万吨，其中,猪、牛、羊铁路输入量下降到26851头，占东北北部铁路输入总量56.07％；
全市屠宰量下降到4．62万头，占东北北部铁路沿线屠宰总量的36．63％；糖、烟、酒、茶
类输入量减少到1．01万吨。同年英国滨江物产进出口有限公司（1913年建立），开始收购
家禽、鸡蛋，全年购进家禽9万余只，购进鲜蛋2000多万个。1915年起，欧洲帝国主义国家
忙于战争，国际市场对食品的需求量激增，促使哈尔滨市副食品输出入量迅速增长，全年
购进量上升到1．74万吨。同年7—9月，俄国设在哈尔滨市的“蒙古调查团”在哈尔滨市及
蒙古等地收购牛、羊4万头，运往俄国用作军需。1916年英国滨江物产进出口公司开始收购
猪、牛、羊,成为哈尔滨市及东北北部最大的家畜商,日屠宰能力达2800头,年收购量达2—4
万头。同年，全市猪、牛、羊购进量猛增到8.54万头，其中，铁路输入量达到31057头，市
区屠宰量达到74054头，分别占东北北部铁路输入总量和屠宰总量的75．43％和39．93％。
1917年激增到9.57万头,铁路输入量和市区屠宰量分别占东北北部总量的76.27％和37.90％。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1919—1930年，世界局势较为稳定，哈尔滨市经济迅速发展，
副食品购进量每年达到3万吨左右。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哈尔滨市场受到严重影响，市面恐慌，副食品购进量下
降到2．05万吨。
1932年2月，日军侵占哈尔滨市，7月，哈尔滨市遭受特大水灾，10万亩秋菜绝产。水灾
过后，歇业者迫于生计，纷纷重新开业。新开业的商号中，烟酒业新开业54家，占第一位，
其次为饭馆业，新开业的肉铺、面包铺、菜床、茶食店以及酒馆共计31家，副食品经营者增
多，输入量增加，促使全年副食品购进量增长到3．49万吨。
1933—1934年，日伪政权为扩大军需，逐步加强对哈尔滨市副食品业的垄断和统制。两
年全市副食品购进量分别增长到4．23万吨和4．09万吨，1934年末，日伪政权在哈尔滨市成
立中央卸卖市场，开始加强对蔬菜、鱼类的统制。1935年，日伪政权为“增加军需物资”，
由伪满洲国先后制订和公布《重要产业统制法大纲》、《家畜市场法》、《家畜调整法》，
并在哈尔滨市东郊成立家畜交易市场，逐步加强对酒类、肉类等副食品的统制，大肆掠夺哈
尔滨市及东北北部农副产品资源。1936年全市副食品购进量增长到4．76万吨，其中糖、烟、
酒、茶类购进量增长到3．1万吨，猪、牛、羊购进量达到9．96万头。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宣布进入“战时体制”，实施“战时之物资动员计划”，
对家畜等农副产品“严格征实”，“强制收买”。被日本作为东北北部“战时物资补给地及
中心”的哈尔滨市，副食品购进量增长到49669吨，其中：购进肉食、水产品4895吨，糖、
烟、酒、茶35054吨，蔬菜、食品杂货类9720吨。1939—1940年，伪满洲国先后公布实施
《满洲生活必需品株式会社法》、《主要生活必需品输入配给统制实施要领》, 将砂糖、盐
鲑、盐鳟、海带和其它海产品、肉鱼菜罐头分别列为甲、乙号统制品，其收购及输入必须持
日本签发的“调整令”，由伪“满洲生活必需品株式会社”统制。两年哈尔滨市副食品购进
量均达到4万吨以上。
1941年12月，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为“确保日本国家供给需要”，1942年起实施
《物资动员计划》，更加疯狂地掠夺中国资源，致使哈尔滨市经济逐步衰退，副食品购进量
逐渐减少，市场商品短缺，日渐萧条，到1945年日本投降时，副食品极端匮乏，时有时无。
1946年哈尔滨市解放以后，副食生产和经营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购进量不断增长。
1947—1948年,生猪购进量平均每年达到7万头，菜牛和菜羊均达到1万头，水产品达到170多
万吨，蔬菜及食品杂货类达到9万多吨，副食品货源比较充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哈尔滨市副食品生产迅速发展，购进量
急剧增长。1950—1951年，糖酒茶类分别增长到4430吨和6660吨,卷烟购进量分别增长到321
万条和331万条。到1952年，全市副食品总购进量达到15．67万吨，其中，市区收购量达到
14．44万吨，调入量达到1．23万吨。同年，国家对食糖实行“统一收购，集中管理”政策。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哈尔滨市国营和合作商业不断扩大副食品经营，逐步掌握占领市
场，为保证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日益增长的需要，大力组织货源，并相继对土豆、生猪、菜
牛实行统购和派购政策，对蔬菜实行计划生产、合同定购及统购包销。副食品购进总量每年
平均达到20万吨以上,其中,市区收购量每年平均达到17.9万吨,调入量每年平均达到5.23万
吨。
1958年“大跃进”开始以后，商业部门在“左”的错误思想影响下，一切经营活动为
“钢铁元帅”让路，开展以支援工农业生产为中心的“大购大销大运大储”运动，提出“生
产什么，收购什么”、“农民不熄灯，我们不收兵”等口号，在加强外地采购力量的同时，
开展声势浩大的以收购钢铁、生猪为重点的群众性突击收购活动。除商业收购外，县、区又
组织有学生、妇女以及乡、社干部参加的采购大军，采取军事化行动，突击收购。全年副食
品购进总量猛增到34．11万吨，其中：市区收购量和外埠调入量分别增长到24．35万吨和
9.75万吨。同年,在“大跃进”运动高潮中,蔬菜基地面积被基本建设占用8万亩,占1950—
1958年被基本建设占用总面积21．8万亩的36．7％，大批菜农被吸收进工厂参加工业大跃进，
秋菜收获季节，许多劳动力、运输力正在“大搞钢铁、深翻地”，未能被及时抽回收菜，致
使一部分秋菜没能收上来。同时，家畜因在人民公社化后刮“共产风”、“割资本主义尾巴”，
猪、鸡、鸭杀的多，使猪、鸡、鸭的生产特别是使基础种畜遭受重大损失，人民公社化后过
多地强调集体饲养，在集体饲养过程中，由于经验不足，管理人员责任心不强，造成猪、鸡
大批死亡，全市猪、牛、羊、禽、蛋等肉食品和水产品市区收购量下降到3150吨，调入量减
少到1．7万吨。
1959年2月18日，国家实行“商品分级管理”，将烤烟、食糖、猪鬃、猪肠衣、绵羊肠
衣、小羊肠衣、牛肠衣列为关系国计民生十分重大的第一类商品，所有收购、销售等指标，
均由国务院集中管理，实行统购统销；将活猪、冻猪肉、腌猪肉、猪油、肉制品、菜牛、菜
羊、冻牛肉、冻羊肉、家禽、冻家禽、鲜蛋、冰蛋、干蛋、湿蛋、罐头、卷烟、酒类（啤酒、
八大名酒）、奶粉、奶油、炼乳、茶叶（红茶、绿茶、花茶、紧压茶、乌龙茶）、咖啡、榨
菜、味精、粉丝、鲜姜、萝卜、大蒜、土豆、大白菜、洋葱、大葱、海带、紫菜、冻粉、鱼
翅、鱼肚、海参、干贝、海米、大黄鱼、小黄鱼、带鱼、墨鱼、对虾、虾皮、鱿鱼、鱼粉、
青鱼、草鱼、鲢鱼、鳙鱼、鲤鱼54种副食品列为生产集中、供应面宽，或生产分散、需要保
证重点地区供应，或出口需要的第二类重要商品，由国务院确定商品政策，统一平衡安排，
实行差额调拨（包括出口）和派购。同年，哈尔滨市继续进行“大跃进”，副食品购进总量
增长到49．32万吨。但是同时，家畜等因受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的影响，肉食水产品购
进量继续减少，收购量和调入量分别减少到2510吨和1．32万吨。
1960年，为增加货源，哈尔滨市对生猪、鲜蛋、江鱼等相继实行奖售政策。但由于处于
“经济困难”时期，购进量仍然下降。1961年哈尔滨市副食品购进总量减少到28．28万吨。
为战胜和渡过灾荒，节约粮食，哈尔滨市从1月份起，开展代食品生产，采取分区划片，定
点包干办法，由工业生产，商业收购包销。1962年副食品市区收购量减少到15．1万吨，其
中：肉食水产品减少到640吨，为哈尔滨市解放以后收购量最低年份。
1963年市场好转，副食品货源增加，全市副食品购进总量增长到38．32万吨。1965年购
进总量增长到40．51万吨。生猪收购试行“登门验质、合格发证、就地收购、就地屠宰、就
地销售”经营业务，收购量比1964年增长1．81倍。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农副产品生产受到破坏，肉食水产品等主要副食品购
进呈现急剧下降趋势。1966—1969年副食品购进总量每年平均为46．51万吨，其中：肉食水
产品4年市区收购量分别比1965年下降16．94％、25．45％、44．93％和70．97％。1970年3
月，省革命委员会召开全省蔬菜工作会议，批判“南菜北运”是“两手向上，两腿向外，手
捧金碗要饭吃”，撤回驻外埠采购人员，不准各市、县出省采购蔬菜，致使冬春蔬菜市场回
到50年代初期白菜、萝卜、土豆“老三样”状况。在广大消费者强烈反对下，省革委会撤消
这一决定。1971—1976年副食品购进总量每年平均55．73万吨，其中市区收购量年均43．56
万吨。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购进量大幅度增长，1978年购进总量猛增到76．3万吨。
1980年8月，放宽收购政策，家禽退出二类，放开经营，实行议购议销，同时开放菜牛、菜
羊市场和水产品市场，对完成国家计划交售任务的菜牛、菜羊和水产品允许进入集市交易，
议购议销。1981—1983年副食品市区收购量每年平均52．26万吨，每年平均占购进总量的
73％。
1984年，哈尔滨市除生猪、蔬菜外，其它农副产品全部放开，政策放宽后，充分调动生
产者和经营者的积极性，全年牛及牛肉收购量猛增到2645头，鲜蛋收购量猛增到7969吨，水
产品收购量猛增到6470吨。
1985年，生猪和蔬菜放开生产和经营。同年，生猪收购量猛增到88702头。1986年，市
政府将“菜篮子”问题纳入1986年城市基础建设和人民生活10件大事之一,颁布蔬菜产销12
条优惠政策，菜农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蔬菜种植面积扩大到29．57万亩，比1985年增加
4.77万亩，全年蔬菜收购量激增到62．1万吨，创哈尔滨市历史最高纪录。同年，副食品市
区收购量猛增到81．1万吨，占购进总量比重上升到86．67％，全市副食品购进总量达到
93．58万吨，创哈尔滨市历史最高纪录。
1988—1990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副食品市场更加繁荣。各种经济成份经营活
跃，流通渠道增多，国营商业仍占主渠道地位，生猪、菜牛、菜羊、水产品、烟酒、糖、茶
以及蔬菜、豆制品和调味品等购进量占全市总购进量比重60—80％以上，禽蛋则个体占最大
比重，收购量占全市总收购量的60—70％以上，每天都有数以千计的农民和个体商贩组成的
“倒蛋部队”往返于城乡之间，将鲜蛋、家禽运到市内贩卖。同时每天还有数千名农民进城
出售自产的新鲜蔬菜。尤其是农贸市场和蔬菜批发交易市场的个体经营者，走天南地北路，
贩一年四季鲜，购进鲤鱼、对虾、鳗鱼、高蟹、甲鱼和猪肉、牛肉、羊肉等肉食，哈尔滨市
副食品市场常年翠绿，品种繁多，“菜篮子”丰满，应有尽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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