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志书的质量，是个老话题。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组长李铁映说："质量是志书的价值所在，是志书的生命"。哈尔滨市志办历年举办的主编研讨会，其中心都是谈提高质量问题。志书质量之所以引起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是因为它涉及到地方志事业的生存和发展。我国目前已新出版了3 000余部省市县志，其鲜明的科学性和时代性是旧志无法相比的，但正如中国地方志常务副组长郁文所说："已出版的志书质量参差不齐，很不平衡。虽然有了一批较好的成果，但很多志书实际处于中等水平。"如何使我们的志书从中等水平上再提高一步，这是摆在我们方志工作者面前的严肃课题。因此，精品意识，出名志、佳志、良志的呼声，从中央到地方引起共鸣。这既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也是危机感的信号，更是对尚未出版的志书敲起的警钟。
然而，提高志书质量，不是一蹴而就的简单小事。质量问题是多方面的集合体，不单受组织机构、人员素质、经费多寡、办公条件的影响，单就编写而言，就涉及到政治质量、体例质量、资料质量、记述质量、文字质量、装帧质量。可以说提高志书质量是全方位的、综合性的，也是相当复杂的。每位主编或编辑对其所记述的客体认识不同，其编纂的方法和实践也截然不同。我在主编《呼兰县志》过程中，为提高志书质量，曾苦苦思索、广泛学习、反复实践，编后也有一些体会。这次主编研讨会议前，市志办的领导叫我总结一下经验，因时间仓促，准备不足，现仅就感受较深的几个问题，向大家作以简介的汇报。
一、吃透县情，突出特点
刚接触修志工作时，对县情不熟悉，只是按上级下发的篇目，按图索骥。篇目是否符合县情，一概不知。经过几年实践以后，方志理论知识有所增加，对县情的了解有所加深，才感到上级发的篇目仅供参考，不能照抄照搬。篇目的设计必须结合县情的实际，这样的篇目才具有真实性，才能科学的反映县情。
那么，县情是由什么构成的呢?也就是说，我们的县志究竟要写什么内容呢?所谓县情，是指处在一定社会形态的国家管辖下的一个县行政区域内的自然环境、自然资源、阶级状况、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文化思想、民族宗教、人口素质、历史条件和对外联系等方面的基本情况。这些基本情况可概括为六大基本结构：即县情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社会结构、文化结构、自然历史结构和外部环境结构。这六大结构共同构成一个县情体系，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互相制约又互相影响，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有机整体。而每一结构又自成体系，这实际就是县志编写的具体内容。比如，县情的自然历史结构的内容主要有：地理位置、地形地貌、地质矿产、土壤植被、自然环境、生态平衡、江河湖泊、行政区划、历史发展轨迹等。在政治结构中，主要反映本县在经济方面的基本状况。内容包括经济制度、经济结构、分配形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固定资产规模、国民收入总值、经营方式、运行机制等。在文化结构中，主要反映本县在文化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方面的特征。内容包括科技发展水平、教育状况、文学艺术和广播电视、卫生体育、文化设施等。在社会结构中，主要反映本县在社会事务方面所呈现的特征。内容包括人口素质、民族宗教、社会保障、婚姻家庭、居民生活、民风民俗、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及社会管理等。
明确了县志写什么内容，熟悉了县情，吃透了县情以后，还要抓住县情的主要矛盾，分清主次，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这就要求必须突出地方特点，才能避免千志一面，县县雷同的状况。呼兰县有什么特点呢?我们经过分析和排比，认为如下三个特点较为突出：历史悠久，农业发达，人才辈出。呼兰历史上被誉为黑龙江开发最早的五城之一，即除省会卜魁(齐齐哈尔)外的墨尔根(嫩江)、黑龙江(爱珲)、呼伦贝尔、布特哈和呼兰。去年我省首次命名5个历史文化名城，即齐齐哈尔、宁安、阿城、依兰和呼兰。呼兰早在800多年前的金代就建有村落，《金史》首次记载呼兰河屯的名字为"胡刺温屯"。明代呼兰为兀者卫，其统治者西阳哈被明政府任命为设在呼兰河流域的兀者卫的第一任指挥使。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建呼兰城，呼兰城建城至今已有260余年的历史了。当然呼兰历史悠久，仅是在黑龙江省相对而言，是不能和关内的市县相比的。但历史悠久，伴随着经济、文化、教育的发达，确实是呼兰有别于黑龙江省其它新兴市县的一大特色。
呼兰的第二个特点是：地处松嫩平原、松花江和呼兰河交汇处，农业十分发达。旧'志记载，清末呼兰为"满洲谷仓"，当然那时的呼兰概念和今天呼兰的概念并不完全一致。那时的呼兰还包括今巴彦、绥化。呼兰的粮食当时不仅输往省内的齐齐哈尔、爱珲，省外的吉林、辽宁、内蒙，还输往俄国、日本、朝鲜和韩国。民国时，呼兰被誉为"江省首县"，粮食产量仍居全省第一，当时有"呼海巴拜，绥化在外"之誉，是说呼兰、海伦、巴彦、拜泉粮食产量居前四位，绥化居第五。民国后期和伪满洲国时期，呼兰面积缩小，松花江北岸如松浦、前进等地都划给哈尔滨了，五站等地划给肇东，赵胡寓堡划给巴彦。呼兰的面积(2 612平方公里)在全省69个县(市)中，仅居59位。虽然面积缩小，但农业仍有优势。1986年被国家确定为商品粮基地县，呼兰还是全省10个产粮超过5亿公斤的大县，去年又是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为突出呼兰农业的全面发展，我们在记载种植业发展的同时，还记载了农业机械、优良品种、科学种植、化学农药等对粮食产量的影响。对农业结构的调整、林牧副渔的全面发展、乡镇企业的崛起等也都给予充分的记述。此外，针对呼兰境内有一江四河(松花江、呼兰河、泥河、漂河、少陵河)，水灾频繁的特点，从中又专门分出水利独立成篇，从而比较全面、系统的记述了呼兰农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
呼兰第三个特点，就是人才辈出。尤其是出个著名人物萧红。萧红是我国少数几个在国内外有重大影响的女作家。如伺、围绕萧红写好有关篇章，不仅地方特色突出，而且富有学术价值。为此，我们浓墨重彩的对萧红进行了全方位的记述。卷首设有萧红塑像、萧红纪念碑、萧红墓和萧红故居(新貌)的彩色照片，文中设有萧红人头像、萧红故居(旧貌)、萧红和丁玲、广州银河公墓内的萧红墓和萧红手迹等黑白照片。在《文化编》设有萧红研究、创作，萧红文化节。在《文献编》收有萧红作品目录。在《社会编》设有萧红家谱。在《人物编》为萧红立传。在《附录》设有咏怀萧红的诗词等。多角度、多侧面的记述了萧红的生平、创作和影响。为体现人才辈出，除萧红以外，县志还为其他呼兰人作传21人，简介63人，收烈士名录957人，劳模先进51人，各界名人539人，总共收入1 630多人，近11万字，在全省各县的《人物编》中，所占比例是最多的。
针对呼兰的三个特点，我们概括成三句排比句，放在编首："呼兰，是一片古老而神奇的黑土地，是黑龙江最早开发的五城之一。呼兰，史称'江省邹鲁，，是三十年代著名女作家萧红的故乡。呼兰，盛产大豆、玉米、高粱，自古有'满洲谷仓，之誉，是国家商品粮基地县"。
二、核准资料，存真求实
我们的志书是资料性著述，因此搜集资料是我们的首要任务。但对搜集上来的资料是否都能使用呢?我们共搜集了3 000余万字的资料，但县志仅使用100余万字，使用了三十分之一。这说明对采摘上来的资料，不是都能使用的，还要考辨、核实、论证、分析、综合，作到去伪存真，"不虚美，不隐恶"，保证资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工作中，我们主要注意以下四点：
一是不迷信旧志的现成材料，不照抄照搬，而是反复研究，科学论证。呼兰历史上留下两部旧地方志，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其中有很多事情调查不准确，常常以讹传讹，造成诸多与史实不符的错误。比如《呼兰府志》、《呼兰县志》(民国)、《黑龙江志稿》等书，对呼兰建城时间有三种说法，一为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一为雍正十三年(1375年)，一为乾隆元年(1736年)，三种说法孰是孰非，叫人捉摸不透。我们决定抓住这三种说法的不同出处，寻根究底，进行正本清源。经过几年的反复努力，我们在《清实录》中查到呼兰设治时间的原始文件，从而确定雍正十二年(1734年)为呼兰建城设治时间，纠正了三种旧志的错误记载。通过研究，我们还发现，《呼兰府志》、《呼兰县志》(民国)有很多处错误，比如在商周时呼兰属秽貊，旧志记为属息慎；汉晋时呼兰属夫余，旧志记为属挹娄；南北朝时呼兰属豆莫娄，旧志记为属勿吉；元时呼兰属蒲峪路屯田万户府，旧志记属合兰府水达达路；明时呼兰属兀者卫，旧志记为属朵颜卫等，对这些错误，我们都用最新科研成果，一一进行了纠正。再比如，关于呼兰教案发生的时间．旧志记为清光绪九年(1883年)，我们通过在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黑龙江衙门档案》，发现档案记载为光绪八年(1882年)，证明旧志记载是错误的。旧志还记载呼兰团山有煤矿，曾经开采，煤质不佳。我们几次去团山调查，根本没看到煤层，但外部观察是没有说服力的。通过查阅档案，找到1966年黑龙江省煤炭工业管理局地质勘探公司地质普查大队对团山进行地质普查的《呼兰县团山地质情况调查报告》，报告指出团山不含煤层。科学的结论否定了旧志的讹传。
二是不迷信专家、学者的定论，而是深入实际，调查走访，实事求是。比如，关于我国著名女作家萧红生平的研究，一些专家学者，包括萧红的丈夫萧军在内，皆说萧红(本名张乃莹)不是张家人，而萧红的父亲霸占一个地户的老婆带到张家去的。这一论点遭到萧红的亲属和家乡呼兰人民的强烈反对，但人微言轻，加之论据不足，因此萧红是"养女"说，在国内外文学界闹得沸沸扬扬。萧红是我国著名女作家，搞清萧红的身世，对研究萧红及其作品有着重大意义。萧红是呼兰人，新编《呼兰县志》必须给她作传，这个传记怎么写?如果徒省事，可以走捷径，在现有权威著作中，选出一个即可，而且还有根有据。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专家学者的著述，不一定都符合史实。或者由于历史久远的原因，或者由于口碑的误传，或者没有到实地调查，对一些史实难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误差也难免存在众说纷纭的不同见解。对此，我们不迷信专家学者的权威定论，而是从基本的调查研究入手，开始了对萧红生平研究中的一些疑点进行调查考证。我们用了几年时间，天南地北，调查了数百人，查阅了数万字的资料，终于得出结论，萧红不是"养女"，而是张家的亲生女儿。同时写出近万字的《萧红身世考》的调查报告，在《哈尔滨史志》上发表，并在《文学报》上进行了报道，《文汇报》、《广州日报》、《羊城晚报》等竞相转载，引起国内外萧红研究者的瞩目，从而为萧红身世研究划上了科学的句号。
三是文字资料和口碑资料要互相印证，不可轻信资料，也不可轻信口碑。比如，1932年5月，日本侵略军攻入呼兰时间，日文资料《呼兰县事情》上记载为5月19日，我们没有轻信，也没有照抄照搬，而是深入街巷访问老者。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很多老人都说是娘娘会的第二天，即农历四月十九日(公历5月24日)。为什么这么肯定呢?因为农历四月十八的娘娘庙会，这在旧时是呼兰的一件盛事，人们的印象都是非常深刻的，而对比仅隔一天发生的日军侵入呼兰，人们自然便于比照记忆了。根据这种情况，我们认定群众的说法是准确的。后来在省档案局编的黑龙江大事记上，我们查到日军进攻呼兰时间正是5月24日，证明我们的分析是正确的。
四是搜集资料要全面。所谓全面，就是不仅注重文字资料，而且对实物、图表、照片等资料都不能忽视。除文字资料外，我们还搜集黑白、彩色照片3 000余幅，在县志上使用彩照114幅、黑白照片133幅、人物像21幅。此外，使用的插图、手迹、奏折45幅、彩色地图2幅、黑白地图34幅、统计图19幅、统计表404幅，这些文字以外的资料，不仅具备自身的资料价值，而且活泼了版面，增强了形观美。
三、加强总纂，提高品位
总纂是志书的最后总成阶段，对提高志书质量将起关键作用。很多志书的总纂，都是在分志写完以后进行，这当然是不错的，但事实上，有些问题都放总纂时来解决，恐怕为时已晚。我们的做法是总纂工作提前介入，主体意识贯穿在整个修志过程中。所谓主体意识，就是必须明确要编一本什么样的书，那就是以宏扬爱国主义精神为宗旨，以实事求是为原则，以提高实用价值为目的，反映本地历史和现状的资料性著述。所谓总纂工作提前介入，就是从篇目设计，列资料搜集，从撰写初稿，到内部评议，主编和编辑紧密配合，时时商量、处处研究、反复切蹉。编辑认真贯彻主编意图，主编及时指导和检查，尽量把问题消灭在成稿之前，从而为最后一支笔的统稿，奠定坚实的基础。
总纂是一项十分艰巨而又细致的工作。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站在历史的高度，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俯视自然和社会的演变，从宏观和整体上把握县情。在微观和具体操作上，对全书的指导思想、框架结构、发凡起例、文体文风、书写规范以及突出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方面的综合，也都是通过总纂来最后实现的。
1．精心剪裁，完善篇目。篇目是志书的框架、施工蓝图，篇目设计的好坏，直接影响志书的质量。我们的县志篇目，从1987年第一次设计开始，至1994年成稿，其间共进行5次大的调整，而小的修改自始至终没间断过。随着对方志理论认识的提高和县情资料掌握的加深，对原设计的篇目进行调整，是非常必要的。有的内容增加，有的删掉，有的合并，从而达到优化结构的目的。我们从现代社会分工和科学分类的实际出发，坚持事以类从，类为一志，统合古今，详今略古，"要项不缺，主线不断"。力求排列科学，归属合理，层层清楚，结构严谨。
2．充实内容，增补资料。主编统改志稿时，先看资料是否系统，翔实，对断线、缺项的一定要补充。比如我们原设计的"人民生活"，只是经济编中的一节，随着认识的提高和实用价值的需要，把它从节扩展成编。在《风俗编》中，总纂时增加了"祥瑞·禁忌"一节；在"礼仪习尚"节内，增加了"关岳祭"、"先师祭"、"群神祭"。其次看资料是否典型和具有代表性，也就是说资料是否有价值。对泛泛记述过程的琐碎资料，要大胆割舍。对重复、交叉和互相矛盾的资料，也都进行清理、改正。力求达到条分缕析，不蔓不枝，主次分明，详略得当。
3．抓住重点，解决难点。前面指出呼兰的三大特点，事实上这就是我们编写的重点，即《农业》、《文化》、《人物》。其中，主编亲自负责《文化》和《人物》，另一副主编负责《农业》。对县志中的难点，如篇目、凡例、概述、小序、注释、后记等，都是主编责无旁贷的任务。其它如对历史沿革和一些文物古迹的考证、中共地下党和国民党的抗日活动、历史人物和重点人物萧红的传记等，也都由主编亲自撰写。除抓住重点，解决难点外，我们对《自然环境》、《政区》、《政治发展纪略》、《经济综述》、《水利》、《商业》、《人口》、《民族．宗教》、《婚姻家庭》、《风俗》等编，也都倾注了更多的心血。意图是以点带面，以重点带一般，进而提高整部志书的质量。
4．控制字数，各部均衡。《呼兰县志》出版后为164万字，实际是150万字，另14万字全是插页。初稿时，原经济部类50万字，占全书的33％，后根据专家意见，现压缩成39万字，占26％。这种比例既克服了旧志"重人文、轻经济"的状况，又避免了当代修志经济部类过于冗长、比例过大的弊端。原社会部类16．5万字，占全书的1l％，分量较小，后据专家建议，将其扩展为24万字，占16％，文化占17％，附录占10％。总体看，克服了畸轻畸重现象，使整部志书在文字量上，大体较为均衡。
5．求科学性，重著述性。对各类事物的发生、发展和变化过程，都要按科学要求进行记述。注意吸收最新科研成果和科学数据。如《自然环境》编中的地质勘探、水文观测、气象观察等，都使用当代科学数据。对经济部类，无论是宏观的资料，还是微观的资料，尽量作量化分析和结构分析，或用统计部门的法定数据，或辅以各种规范图表。为增强著述性，所用资料，凡重要者皆说明出处，引文也多注明出处。对历史沿革全部进行重新考订，并在页下采用脚注。为便于读者查阅，提高使用价值，书后设置7种索引，其中有彩色照片索引、黑白照片索引、地图索引、统计图索引、统计表索引、地名索引和人名索引，并附录了主要参考文献。
6．笔削文辞，精雕细磨。总纂过程，实际是将众手写成，"各自为政"的分志，编纂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的再创造过程。因每个编辑素质不同，水平相差悬殊，把这些千差万别、不同风格、不同水平的初稿统一起来，这也是由粗到精、由浅到深、由零件到成品的深加工过程。对观点、纪年、称谓、度量、数据、图表、文字、标点等都要细心把关，不得有一丝疏漏。对文字更是反复修改、加工润色，对空话、套话、大话一概铲除。我们本着"文章不厌千回改"的精神，三五遍不成，就来七八遍，甚至十多遍，直到改到自己满意为止。
总纂时力求做到宏微兼顾、前后贯通，统一观点、统一体例、统一行文规范、统一文风。使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从而达到新的档次和较多的文化品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