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3月，度过了漫长冬季的北大荒尚未完全解冻，清冽的风整日吹拂着无垠的田野。
那天上午，在场部机关二楼小会议室里，总场整党办正在召开会议，小个子收发员老赵忽然探头进来，有些神秘地向我招手。待我走出门去，他边说着“来了，来了”，边将一个中间印有长方形红框的牛皮纸信封递到我手中。我接过瞟了一眼，立刻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差不多三个月前，我刚参加了正式恢复后的全国首次高考。说来我都不相信起初曾想放弃这次机会：作为“文革”前的六六届高中毕业生，那时我和我的同学升学考试在即，而且前景看好，可叹一夜之间“史无前例”的风暴袭来，一切都化为乌有。一年年过去，还未完全泯灭的升学“梦想”慢慢沉潜到了心灵深处：推荐上学领导不放，实行文化考试，又因“白卷先生”张铁生“反潮流”，被“四人帮”借题发挥堵死了这条本就不宽的“小路”。多亏粉碎了“四人帮”，邓小平再次“出山”，果断恢复高考，我们已经有些暗淡的希望之光才被重新点燃。可是，像我已过“而立之年”，想到报考心仪的大学可能受限，却要抛家舍业地去读一般学校，多少有些沮丧。
下乡在同一农场的妹妹知我初考没报名，还在举棋不定中，就特意拿了复习材料来找我，并劝我说：“哥，退一步想，考个一般大学，能回家也行啊！”妻子是南方来的知青，怕我牵挂她和孩子，也从旁附和妹妹，权衡利弊地帮腔劝我去考，看到她们这样支持，想想她们说的也很实际，我才有点儿动心了。
还亏教育部门网开一面，发文支持未经初考的“老三届”可以直接参加终考，而且年龄、婚否不限，最终打消了像我这样一些人的顾虑。我看到了匆匆发来的有关文件，大意是国家面临“青黄不接”的“用人之机”，“老三届”应从国家需要出发，积极报考。我这才下定了参加考试的决心，而且对自己说：要考，就义无反顾，一定要考上！那时我是农场组织科科长兼整党办副主任，是不可能请假的。算算离考试也就二十多天了，我只能利用工余——早上、午休和晚会后睡觉前的时间复习。
说实话，复习材料有限，全靠以前的“老底”和平时学习积累，根本的还是刚恢复高考，出的题不算难，我才对自己有些把握。
我手里这封信，正是盼了两个多月后，由省内某高校发来的录取通知书。见到它就像与老友重逢，让我难以抑制心中的激动。我坚持把会开完，心里却想着要尽快把这个消息告诉家人，让他们也早点分享这份迟来的喜悦！
午时的阳光照在街上，冰雪路面泛起眩目的金辉，我平复的心又翻腾起来。从场部机关到家不足一里路，平素看惯熟视无睹的景物，此刻一一映入眼帘，似乎都在提醒我给它们关注。机关门前十字路口用水泥围起的圆形土台，让我想起小女儿在那儿等我的一幕：那是不久前团党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从下午开始，大概不想晚上接着开，就延长了时间。想不起为什么，我忘记了去幼儿园接孩子。天已经擦黑了，当走出机关大门，我忽听到从转盘道那儿传来女儿“爸爸、爸爸”的叫声。此时才猛然醒悟，忙跑过去将她抱起，并连连向陪在一旁的赵阿姨道歉，为自己的疏忽感到内疚。
从十字路口往东要经过书店、银行、粮店。书店我经常光顾，尽管除阶级斗争类书籍、政治哲学读本、样板戏剧本、学习辅导材料等，很少有更多的新书进来，我还是觉得这里有寻找的乐趣和希望。粮店是我成家后必去的地方，每月都拿着购粮证去买那定量供应的几十斤口粮。
按通知3月20日开学，我18日到校报到，真的站满了最后一班岗。为防止造成“负面”影响，我走时没有太大响动。机关好友帮我搬运行李，整党办、组织科的几位同志与我在机关小楼前合影留念……。老婆孩子留在农场，这里还有我的家!
省城街道很长，两旁的楼房逼仄而压抑，乍暖还寒的天气也显得冷清，故乡于我陌生了许多。倒是学校校园颇为热闹，主楼门前悬挂着“欢迎七七级新同学入学”的标语，甬路两侧彩旗飘飘。老师、接待人员拉着报到的新生嘘寒问暖，新生们肩背手提春风满面。人来人往、熙熙攘攘中，有人挤过来，伸手夺我手中的行李，我这才认出她是几年前从我们农场推荐上学的一位“荒友”。她说上学留校后，现在已担任外语系的辅导员。她要送我去中文系，我见她正忙，连忙谢绝。我想起了十年前农场老职工欢迎我们的场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真是大不相同啊！
我们男生寝室位于校园西部生活区的二舍，按图索骥我顺路找到二楼的房间，将行李放到一张床上。室内两侧靠墙各放了两张双层的铁床，上下可住八个人。我趁多数人未到下楼转转，顺便到附近的食堂认了门。晚饭前，年轻的辅导员韩老师例行巡视，自我介绍说是上几届毕业留校的学生。
学校中文系例来是外界公认的重点系，这次招生很强势，共招来一百二十名新生。
新同学来自省内农场、农村、工厂、部队、机关、学校等基层单位，却不都是本省人。以知青为例，就包括北京、上海、天津、杭州，几乎都是上山下乡，到农村和边疆历练多年后，如今梦圆入学深造的“老三届”。人说有类似经历的我们是被高考“捞上来的一网大鲨鱼”。另一部分同学多来自省内，年龄不过二十岁上下，在“文革”中上学，受害尤甚，名为高中毕业，实则初中都没读完，却硬是凭自己的努力考进来，他们才是真正的青年才俊和佼佼者。
同学们入学前身份各异，有工人、农民、农工、战士、基层干部、中学教师，还有刚离校门的青涩学子，不仅是经历，而且年龄从十几岁到三十多岁不等，大小几乎差了一代人。如此纷繁复杂的状况，不用说国内正规院校前所未有，国外也从无耳闻！校方为管理方便，将中文系新生按年龄分了两个大班和两个小班，各班成立团支部和党小组，学年成立党支部。好不厉害，一百二十人中竟有四十多人是党员。
一天，系里负责学生工作的马主任听说我不想当干部，特意找我谈话：组织信任、为同学服务、需要有人协助书记（辅导员）工作云云，让我觉得只顾自己太没面子，才不好意思地答应接受他交给我的学年党支部副书记的工作。
学校生活从开始就很正规。先学军、学农，进行必要的思想政治教育，然后正式进入课堂教学。
文史楼在校区东南角，中文系在三楼，终于有一天，我们全学年在北头一个明亮的阶梯式大教室里上课了。这一层除大教室和若干小教室，还有教研室、阅览室、办公室等，是中文系师生一天中大部分时间活动的场所。此外，从生活区到教学区，中间有路通向一处幽静的所在——学校图书馆，图书馆藏书丰厚，也是师生常去的地方。从正式上课那天起，同学们开始过上严格意义的学校生活了。每天早上醒来，去体育场跑步，然后洗漱、去食堂就餐，上午去教室听课，午后自习或到图书馆阅读，“四点（宿舍、食堂、教室、图书馆）一线”很快成为几乎所有新生共同的运转模式。
说实话，重进课堂我并不似想象的那样容易适应。起初坐在教室里总以为还在农场，“溜号儿““走神儿”不说，有时头脑中竟会出现空白。而且听说这现象还有一定的普遍性。但是，短暂的低迷很快就被高涨起来的学习热潮所取代。因为我们“大同学”本来是有理想的一代，虽在极“左”路线影响下，理想曾化为“革命的狂热”和盲目的冲动，但艰苦的磨练毕竟已使我们理性起来，为实现自己的理想也不愿再轻易失去这么宝贵的机会！“小同学”思想单纯，但极具进取精神，他们深知自身存在弱势，要成功必须增加紧迫感。所以同学们学习的热情会突然迸发：在课堂上，听课认真，发言踊跃，还时而与老师讨论学问；课后，则成为图书馆的常客，不管馆内怎样拥挤，总能占据一席之地；晚饭后图书馆闭馆，就转移到大教室挑灯夜战；即使家在近旁，也绝不轻言请假。
更不同寻常的是大家的思想异常活跃。课堂上或宿舍里，谈论最多的是理想、是人生、是祖国的前途和未来、是给了自己机会的伟人邓小平的冀望、是个人肩负的使命和责任。徜徉在文学专业的海洋，同学们贪婪地汲取着中华文化的精华，同时还广泛涉猎，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萨特、弗洛伊德、西方民主政治也产生过兴趣，“疯狂”地探求着新的知识领域和尽可能多的人类思想资源。
我们是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学生，全国共计二十七万多人，是从五百七十万考生中录取的，全都入学、开学在这个春天里。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七七级。
就在我们入学那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中国从此步入改革开放全面发展的新时期。以“七七级”为标志的恢复高考，其意义重大而深远，早已超出了教育本身！
省城有一种开在早春的黄色小花，城中几乎随处可见。它的四片条状花瓣张开着，密匝匝簇拥在灌木枝头，花虽小，却很鲜亮，它就是“迎春花”。入学那年，我在校园里见到，着实惊喜了一番。现在想来，当年的恢复高考，不就像这开在春天里的迎春花吗？是它徐徐拉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帷幕，迎来了祖国百花盛开、万紫千红的春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