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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刊次：2016.1（总第78期）  
  类别：城史研究  
闯关东探源（下篇）
王建承
（作者系哈尔滨铁路局“文联”会员，杂志专栏作家；现就职于中国铁建房建集团三公司，多年从事企业宣传工作，发表过几百万字的文学评论、报告文学、小说及长篇通讯等）
     
    从“闯关东”的原因我们可得出这样的结论：“闯关东”实质上是一次移民活动，是中国乃至人类历史上涉及人数最多、持续时间最长、产生影响最深远的一次移民活动。
    移民自古有之，中外同理；只要此地生存不下去就去寻找新的生存之地。载之《圣经》的“出埃及记”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大规模移民了，那是整个民族的迁徙；但和“闯关东”相比仍相形见绌。摩西和亚伦带领以色列民族走出埃及躲避梅尼普塔[1]的迫害时是公元前1223年，那时犹太民族的人数是极其有限的，直到714年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灭犹前夕，犹太民族总人口才发展到1800万人[2]。而从康熙七年到解放前夕，“闯关东”的人数就高达4000万，是“二战”前犹太总人口的2.22倍。
    清代以前，东北人口主要是满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其中满族人口比例占多数，汉族人口微乎其微。“闯关东”使中原五省的汉民大量涌进东北，在白山黑水间“放山”“淘金”“垦荒”的同时，也把鲁、晋、豫、冀、陕，特别是山东省先进的农耕技术和儒家文化带到了东北。这种先进技术和文化与当时关东落后的满族文化碰撞的结果是相互影响，最终产生了相互的大融合。这种碰撞与融合，主要体现在社会风俗和生活方式两个方面。
    在婚姻、丧葬、信仰以及生活习俗上，满族有自己约定俗成的礼仪，其特点是古朴简单。
    在婚姻上满族崇尚早婚。有记载曰：“奉天满族富裕人家男子，生十三四岁即结婚，至二十岁以上方结婚者，俱为贫人!”[3]只有穷人才拖到二十岁或二十岁以后才结婚。后来在“闯关东”汉民的影响下，满族的早婚现象逐渐减少，最终被明令禁止。在结婚仪式上，满人也渗透许多汉人的传统。如汉人婚嫁历来有“六礼”之说，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徵、请期、亲迎。满人没有“六礼”之说，但却要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必经问名、合婚、相看、放定、迎亲等礼仪才能成婚。这些显然是受了汉人婚娶的影响。《兴京县志》载：“放定之日，女饰盛服出，用旱烟筒与男家来宾依次装烟，此乃参以满洲之俗!”[4]。满汉在婚姻礼仪和风俗习惯上的相互融合，促进了满汉之间的通婚和两个民族的融合，间接地起到了稳定社会的作用，为民族经济的融合与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
    在丧葬风俗上，满族的习俗基本上是传承金代风俗多实行火葬，但汉族按照儒家的传统伦理观念死者最理想的归宿是入土为安，火葬是大逆不道的，是一种对死者不尊不孝的表现。因此，在两个民族的不断交往中，满族逐渐接受了汉族的丧葬习俗，逐渐抛弃了火葬，其固有习俗开始转变。到清代后期和辛亥革命后，满族的丧葬风俗已经基本与汉族融合。“闯关东”后，汉族人吸收了满族人在丧葬礼仪上的一些做法，简化了丧葬仪式；守孝日期也缩短，不必再“大孝在身，守孝三年”[5]，且守孝期间也可以进行一切的生产活动了。
    在信仰上，满族信奉萨满教。萨满教主张万物有灵，以萨满为人灵交通的使者。崇拜的神灵有自然神、动物、祖先神、人间神等，过去一般满族人的家中都供奉着佛各匣、祖宗板、祖宗架、木条等。在院子里，迎着大门立一根六尺高的神竿，竿顶是风磨铜顶，包一块红布，竿的根部有三块石头俗称“神石”，传说这些是为祭祀努尔哈赤的。清朝开国之初就主祭天神，“顺治初，定云雨风雷，既配飨阛丘，燕建天神坛位于先农坛南，专祀之。雍正六年谕建风神庙”。这些受祭的对象天、地、云、雨、风、雷都是自然神，显然是萨满教万物有灵论的体现。随着汉人的大批进入，其民间信仰也移植到了东北。在汉族移民的长期影响下，满人普遍接受了在汉人中流行的佛教、道教，也供奉释迦牟尼、观世音菩萨、伏魔大帝关羽、玉皇大帝等，也引进了对土地神、灶神的供奉和敬拜习俗，使满族人的信仰逐渐多元化。从此，东北地区的庙宇也逐渐增多，在建筑风格和神灵祭祀方面已经与内地几近相似。到民国时期，满族祭礼多不讲求，渐同汉仪[6]。在汉族移民方面，由于长居他地，背井离乡，移民带来的生存危机以及对生存的渴望，促使他们也乐意接受满族的一些民间信仰，寻找在精神方面寄予神灵的寄托，比如东北地区的山东移民也逐渐信奉了满族的萨满教。信仰的融合和多元化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信仰文化的多层次发展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
    在饮食文化上，满族人嗜烟酒，喜面食，饽饽是平时和节日的主要食品。流传至今的“驴打滚”“萨其马”等都是满族的传统点心，早已被汉族接受。而满族人以肉食为主、间食谷类的习俗也在汉民的影响下不断改变，而且对肉类的加工，也由基本不借助加工工具，主要是煮、晒、烤的原始方式变得借用加工工具，不断“精细”化了。“闯关东”不仅把汉人的主要食品带到了东北，更重要的是把中原先进的食物加工技艺传授给了满人，使满人的饮食结构逐渐改进，饮食品种不断增多，粮食逐渐取代肉食占据了主导地位。正如《黑龙江外记》所载：“满洲宴客，旧尚手把肉或烤全羊。近日沾染汉习，亦盛设肴馔。然其款式不及内地，味亦迥别，庖人之艺不精也。”[7]最能代表满汉饮食文化相融合的要数“满汉全席”了，无论在菜品的样式上，还是制作工艺上，饮食文化上，都融汇了满汉两个民族的精华。“满汉全席”共分为六宴，均以清宫著名大宴命名。其间汇集满汉众多名馔，择取时鲜海错，搜寻山珍异兽。共有冷荤热肴一百九十六品，点心茶食一百二十四品，合用全套粉彩万寿餐具，配以银器，富贵华丽。用餐环境古雅庄隆，席间专请名师奏古乐伴宴，沿典雅遗风，礼仪严谨庄重，承传统美德，侍膳奉敬校宫廷之周，令客人留连忘返[8]。
    在生活习俗上，满族人每日早晚要向父祖问安，途中遇长辈要让路，吃饭时长辈先吃等。这些在电视剧《闯关东》那文的身上都有体现，这些也都被汉人接受。而孔孟之乡的山东人骨子里带有的儒家理念也被蒙族人传承。“山东村”“河北村”在关东的复制，实质上就是把“齐鲁文化”和“燕赵文化”平移到了关外，也得到了满族的认可和融合。
    “闯关东”还把关内先进的农耕文化带到了关外。如《黑龙江述略》载：“而雇值开垦，则直隶、山东两省为多。每值冰合之后，奉吉两省，通衢行人如织……”辽宁安广县（今吉林省大安市新平安镇）也是一个例子，据《安广县乡土志》记载：“县属未经设治以前，蒙古未谙耕种。徒资牧养，一片荒芜。嗣经汉民来境垦种，公旗得获租利。然因族类各异，言语不通，情意未能浃洽，蒙古多欺凌之，……迨光绪三十年（1904年），奏准委员勘荒，招户领地。客民闻风而至，……蒙古亦渐事稼穑。”可见，“闯关东”打破了地域局限，促进了社会经济、文化的传播、交流、融合和互补，有助于人口素质的提高，推动了东北与关内社会经济和文化更加协调、统一。满汉两个民族在社会风俗和生活习惯上的相互融合增加了社会的稳定性，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长时间的、大量的汉民离乡背井闯进了关东，为了立足、生根、发展，他们不停地拼搏，打造了代代相传的“闯关东”精神。这种精神又激励着中原五省灾民不断地走上“闯关东”之路，使“闯关东”生生不息，长久不衰，以致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活动，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无与伦比的壮举！目前，这种精神已深深地根植于东北民风之中。这就是“自强不息、开拓进取、永不服输的精神”“豁达有容、精诚团结、共度难关的精神”“重信守义、与人为善、敢为人先的精神”“百折不饶、尚勤尚俭、艰苦创业的精神”“舍生取义、忠贞报国、勇于牺牲的精神”。
    “闯关东”精神是在近200年漫长的“闯关东”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其一，它的形成，有其深厚的文化民俗根源和强烈的现实需求。据史料记载，闯关东虽为鲁、晋、豫、冀、陕五省灾民，但以山东人居多，占80%以上。而山东是孔子家乡，是孔孟之道肇兴之地。孔孟提倡的儒家思想和忠、孝、节、悌、义等生活理念及社会风俗已深深根植于山东人之心灵深处，不管走到哪里，他们都不能忘记。这是“闯关东”精神形成的思想基础和社会民俗渊源；不论“闯关东”精神的哪个分项，寻根问底，都有儒家思想文化的深刻内涵在里面。所以说，若没有深厚的儒家文化思想做基础，如此的“闯关东”精神是不会形成的。这是“闯关东”精神形成的原因之一。
    其二，“闯关东”的艰难是形成“闯关东”精神的客观条件。“闯关东”的艰难程度难以想象。在“禁关”的近二百年里，闯不过去，山海关就变成了鬼门关，必死无疑；闯过去了，大关东天寒地冻，地广人稀，野兽出没，闹不好也要丧尸兽口或被冻成“死倒”；即使不被冻死或丧尸兽口，到了“大关东”，皇家不许汉人开荒种地，老老实实地听天由命也是个死。所以，在这种艰难的境况下，“流民”们求生存的本性爆发了。他们“自强不息、开拓进取、永不服输”“豁达有容、精诚团结、共度难关”“重信守义、与人为善、敢为人先”“百折不饶、尚勤尚俭、艰苦创业”，为自己打拼出了一片新天地。
    其三，山东人豪爽的性格是形成“闯关东”精神的重要元素。仗义、豪爽、豁达、守信、忠君，是山东人性格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在梁山好汉身上就随处可见。《水浒传》描写的是宋徽宗年间农民起义的真实故事，先是口口相传，后由施耐庵记录创作成书。书中的一百单八将在现实生活中都有其真实的原型。正是这种品行的生生相传，才打造出了今天的“闯关东”精神。这是“闯关东”精神形成的民俗风俗基础。这种“闯关东”精神，形成于“闯关东”的过程中，也作用于“闯关东”的过程中。给“闯关东”的人们解了难、顺了道儿、顺了气儿、成了事儿。“闯关东”是极其艰难的。日本人小越平隆1899年写的《满洲旅行记》中就记载道：“由奉天入兴京，道上见夫拥独轮车者，妇女坐其上，有小儿哭者眠者，夫从后推，弟自前挽，老妪拄杖，少女相依，踉跄道上，丈夫骂其少妇，老母唤其子女。队伍进通化、怀仁、海龙城、朝阳镇，前后相望也。由奉天至吉林之日，旅途所共寝者皆山东移民……”
    在大连市旅顺口区，有一个叫周家崴子的村庄。村里人绝大多数都姓周，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老祖宗——电视剧《闯关东》里的老大——周成文。经过几代繁衍，周成文的后人们已把这个原本只有两户人家的村子，变成了一个有两千多人的大村。
    据该村族谱的修订负责人周纯官讲，他们的祖先是公元1715年，也就是大清朝康熙五十四年，从登州府（今山东蓬莱及其周边地区）门楼村“闯关东”来到这里的。可见，电视剧《闯关东》并非编撰的“故事”，而是确有其人其事的。当年“闯关东”所遇艰难令人难以想象，若是没有一股子精神气儿支撑着，是绝对走不到关东家的！他们能活下来，生存下来，并繁衍了子孙，就是有赖于这种“闯关东”的精神！
    据周纯官介绍，他们的祖先周成文是公元1776年，带着妻子曲氏来到周家崴子的。那时的周家崴子甚至算不上一个村落，只有一家蔡姓居民住在那里。于是周成文就与妻子在这里定居下来，开荒、种地、生孩子。一直到嘉庆十四年（公元1809年），有了5个儿子10多个孙子，一个大户人家就这样形成了。后来周成文分了家，成就了周家崴子的百年辉煌。
    周纯官拿出一份保存完好的当年的分家书，上面写道：“周成文，因家口甚多，居住不便，情愿各人分居，周光中分到二间草房……嘉庆十四年十月廿二日”。从周家兄弟“闯关东”到旅顺，到周纯官这一代，周家已经繁衍了12代人。
    如今，“闯关东”精神不仅是“闯关东”人的精神财富，也已成了我们的宝贵财富，成了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是我们攻坚克难、斩关夺隘的强大精神动力和力量源泉。[9]
    让我们牢记“闯关东”精神，传承“闯关东”精神，发扬“闯关东”精神吧！

    注释：
    [1]　梅尼普塔：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的儿子。公元前1223年，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逝世，梅尼普塔继位；继位后加大了对犹太人的迫害。促使摩西和亚伦带领犹太民族走出埃及。开始了整个民族的大迁徙。
    [2]　据资料记载，“二战”期间欧洲600万犹太人被希特勒杀害，占当时全世界犹太人的三分之一。由此计算，当时全世界犹太人不过1800万。见拙著《哈尔滨印象——冰城旅游景点素描》216页《包容世界的胸怀——哈尔滨犹太新会堂漫谈》。2015年11月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第一次印刷。
    [3]　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编｜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60。
    [4]　丁世良、赵放.《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
    [5]　“合礼、合众、合情”的丧礼、丧服制度。（见张华北《大洼喜丧》）。
    [6]　丁世良、赵放.《中国地方志民族资料汇编·东北卷》｜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
    [7]　西清.《黑龙江外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5.62。
    [8]　见拙作《黑山白水美食城》。2015年11月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哈尔滨印象——冰城旅游景点素描》131页。
    [9]　见《京华时报》2015年4月12日003版《李克强：东北要重拾“闯关东”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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