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首义,举国揭竿,终流水落花,千年帝厦一朝倾。"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兵变成了压垮大清帝国这头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不到一月之内，汉口、汉阳、长沙、西安、九江纷纷起事，旌旗招展，风潮云涌。1912年2月12日，一纸退位诏书终结千年帝制，1913年，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
这是我所熟知的辛亥革命，也是传统意义上的辛亥革命，后来的袁氏篡权，军阀割据也无法掩盖这次革命的光彩--改天换地，前无古人。百年激荡，无数人从"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叙事角度中寻找着伟大与光荣，然而大量的史实细节也湮没于革命者的欢呼和帝国倾颓的巨响声中。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活动此起彼伏，相关著作纷纷上架，大多以纪念英烈、歌颂功绩、重现历史为主题，张鸣的著作《辛亥：摇晃的中国》在其中显得十分特别--正如陈丹青评价的那样："我们能不能找到真的历史？现在有学者零零碎碎、点点滴滴在做这个事情，就是告诉你们，你们知道的这些事情在当时不是这样的。张鸣做的工作，就很重要。"《辛亥：摇晃的中国》一一重现了巨变中革命党、新军、立宪派等力量的纵横捭阖，斗争角力，冷静客观地剖析了王朝覆灭和革命失败的原因，视野开阔，角度独特，令人耳目一新。
一、规律之中，意料之外
风起于青萍之末。这场摧毁千年帝制的风暴，也许只是从蝴蝶扇动的翅膀开始的。辛亥革命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却也是当时环境下的意料之外。
1911年的清王朝并没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政治虽然谈不上清明，但比起庚子之前，却要好得多，民众生活也谈不上安定，但比起庚子之前，也要好得多，甚至可以说"国泰民安"--既没有外患，又没有内忧。洋大人，八国联军，陷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们没有时间管大清国要土地、要特权、要银子了；同盟会、革命党，内部起火，四分五裂，作鸟兽散；梁启超的"立宪派"也熄火了，没有了势力。而清王朝自1900年庚子国变起实行新政，1901年，废科举，办新学，练新军，整改政府机构。1905年，五大臣出国考察。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1909年各省咨议局成立。1910年中央资政院成立，立宪稳步进行。可以说，清末的主流是立宪，而不是革命。但是最后是辛亥革命一举摧毁了清王朝，而轰轰烈烈的立宪运动却消逝在历史的长河中，这是意外之一；起义之前，革命党人甚至并不看好武汉--"四战之地"，九口通衢，洋人的军舰游弋往来，不可一世。起义发动，即使成功，也易于遭致围攻，坚持不住，这是意外之二。然而就是这个不合时宜的时机、这场计划之外的革命、这座四面受敌的城市点燃了燎原之火。
为什么一场本来并不在革命计划当中的起义，会最大限度地辐射开来？为什么一个表面上四平八稳的老大帝国，一个能响应"立宪"呼声，"兢兢业业"的政权，会因为武昌夜里的几声零星枪响分崩离析？
清廷虽然表面光鲜，慈禧和光绪的相继去世却让内部地震连连。辛亥时期，权力的重心落到了摄政王载沣身上。载沣年轻气盛，从政经验很不足。本来清朝的立宪就是中央和地方分权，满人和汉人分权，政府和议会分权。可掌权的载沣等人却赶走了改革干将袁世凯，让满人取代汉人重掌国家机关。面对立宪派一次次要求召开国会的请愿，他们无动于衷，反倒选出了一个皇族内阁。这下，立宪派真的绝望了：朝廷喊了这么多年的立宪，原来是在愚弄他们。武昌枪响，立宪派的士绅们纷纷加入了革命的阵营。而这个皇族内阁一出场，就颁发"上谕"，实行所谓"铁路国有"政策，以"国有"为名，出卖全国铁路主权，把湖北、湖南、广东三省人民在1905年收回路权运动中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赎回的粤汉铁路和川汉铁路的修筑权，又重新出卖给帝国主义，一时间群情激奋，为辛亥革命铺垫下了基础，"新政"表面文章多实际变革几乎没有，渐失民心，而慈禧和光绪的去世、载沣的不善权谋间接地促成了起义成功，这不能不说是个意外。
起义爆发源自1911年10月9日革命党人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一次失败的炸弹试验。意外的爆炸暴露了据点，革命党人张皇四散，却将名册、文告、旗帜甚至武器和资金统统丢弃。湖广总督瑞澂顺藤摸瓜，拘捕了二十多位革命党人，彭楚藩、刘尧澂和杨洪胜三人惨遭杀害。瑞澂要大开杀戒的流言传遍全城，新军营内人心惶惶，人人自危，"拼一把"和"豁出去"的想法，纷纷应运而生。按一个革命党人的说法是"起义亦死，不起亦死，等是死耳，与其为瓮中之鳖，毋宁铤而走险"。这是一个兵法上"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局面，是一个典型的陈胜吴广起义的情势，历史告诉我们，这样的局面，士卒很有战斗力。
从这个角度看，如果10月9日汉口租界没有发生意外爆炸，名册没有落入瑞澂手里，起义按革命党部署的计划进行，革命还真的未必能成功。因为这样按计划进行的起义，动员的力度明显不够。起义的信炮打响，有多少人响应，结局实在难料。一次失手的爆炸试验反而成了最有效的动员，这同样是一个意外。
有心栽花花不成，无意插柳柳成荫，自古如此，不绝于书。清政府的倒下是必然的，但辛亥革命成为这把直插心脏的钢刀，却是偶然的。
二、革命失败的教训
辛亥革命是成功的革命，成功在给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制度，和"史无前例"的观念；辛亥革命也是失败的革命，失败在种种设想大多是纸上谈兵，革命党畏首畏尾，痛失好局。从最初的煊赫到最后的惨淡，其中有无数经验教训可以吸取。革命党人的失误绝不仅仅在于最后谈判时对袁世凯一而再再而三的妥协，他们的犹豫和天真早在枪声响起时就种下了危险的种子。
革命党人并没有动员群众的意识，他们对革命抱有一种精英阶层的优越感，也无法将自身利益和工农阶级的利益统一起来--农民竟遭遇了阿Q"不许革命"的命运。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初就声称，他们不需要群众的主动精神。革命党宁愿策动本质是黑社会组织的"帮会"，也不愿意动员普通的农民。中国传统农民造反的破坏力惊人，太平天国殷鉴不远，他们都惧怕动员底层之后对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新秩序的冲击。1911年11月间，江苏无锡、常熟一带，发生了若干次的抗租骚动，最大的一次形成了一个名叫"千人会"的农民组织，成立了"仁义农局"，有了都督、军师，还有人马。按革命的道理，他们也可以算是革命，自立为王了。但革命政府并不认可。无锡、常熟两地的军队出动，枪炮齐发，前来围剿。只有锄头鱼叉的农民只能作鸟兽散，倒霉的就做了枪下之鬼。一场农民自发的辛亥革命就这样悲剧收场。
在已经光复的地区，革命军并没有展现出"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的气魄，相反地，他们对当地原有的社会秩序往往着意维持，除了少数地方进城之后打开监狱释放囚犯之外，其他地方多半是照旧关押，凡是碰到越狱的囚犯，一律格杀。不仅如此，对于当地乡绅要求镇压"骚乱"乡民的请求，革命党几乎一律答应，绝对不许农民趁机起来推翻乡绅的统治。对于外国殖民者的利益，也一意维护，甚至宁波光复军分政府贴出告示宣布五杀令，头两条都跟外国人有关："一、拆毁教堂及洋人住屋者斩；二、损伤外国人及本国人民者斩。"直至后来，南京临时政府对清廷签订的各类不平等条约照单全收，孙中山在《对外宣言书》中公开声明：革命前清政府与各国"'缔结的条约"、"所借之外债及所承认的赔款"、"让与各国国家或各国个人种种之权利"，"民国均认为有效"，"亦照日尊重之"，并"承认偿还之责，不变更其条件。"革命的不彻底性暴露得淋漓尽致。
而革命军自身缺乏纪律约束，种种行为荒诞到了令人咋舌的程度。广州城的民军大开烟馆赌馆，公开贩毒开赌；北伐军到了南京前线屯兵不前，在自古的销金窟温柔乡里拔不动腿。城里的秩序，或许不及清朝统治时期。秩序大乱的背后是无度的奢华，尽情地享受，吃喝嫖赌，买妾纳妓，无所不为。不只原来出身帮会和绿林的好汉如此，就是一些革命党人、新军军官，也一样拼命放纵自己的欲望。尽管当时多数省份都独立了，看起来革命军声势浩大，人多势众，但并没多少和袁世凯讨价还价的筹码。对于多数革命党人而言，革命，就是一种解放。解放，首先解放欲望。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控制了这么多省份的革命党人，却非要急于跟袁世凯妥协。
历史是公正的，清王朝倒行逆施自然回天乏术，而辛亥革命中种种隐患，革命党人自毁长城，历史也一并见证，一视同仁。
三、秩序的魔力
秩序，是整部作品中贯穿始终的关键词。
清政府只敢推行有名无实的"新政"、"立宪"，为的是维持秩序。一旦改革派掌权，局势将变得难以控制；如果汉人大臣掌权，局势将变得难以想象。所以立宪永远只能蜻蜓点水，以满洲贵族的秩序为底线。
革命党不敢发动农民，为的是维持秩序。流民的确是一股力量，但是，依靠这种力量，革命就难免变成了一场毫无秩序的大集。热闹，但也麻烦，让革命变得毫无秩序，以致脱轨。同外国侵略者妥协，为的也是维持秩序，取得洋大人的支持，让新生的民国得到喘息的机会，渐渐扎下根来。
袁世凯的后来居上，靠的也是维持秩序和重建秩序的能力，而民国办不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生成一种新的秩序。封建社会本来有个头，那就是皇帝--大权独揽的绝对权威，统治秩序赖以保持稳定的重心。辛亥革命突然把这个头砍掉，整个封建统治秩序就陷入了混乱。从北洋军阀到南京政府，政权像走马灯似的一个接着一个登场，但始终不能建立起一个统一的稳定的统治。
资产阶级的统治始终难以巩固，军阀割据，连年混战，归根结底是因为资本主义的秩序并不适合中国。新秩序的产生，本就有赖于现存秩序的稳定，在千疮百孔的封建王朝废墟之上搭台唱戏，难免摇摇欲坠。而一个有两千年帝制传统的国度骤然实行共和，而且学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美国，难免欲速而不达。但是，人们不情愿看着刚刚确立的进化论历史观在自己身上破产，只好在前进方向上做更激进的动作，革命，再革命，从制度变革走向文化和伦理革命，再则阶级革命，匆匆而来的民主共和筑高台于累卵之上，建立起的统治秩序必然脆弱单薄，不堪一击。这就是为什么后来袁世凯对革命党开刀，号称有半壁江山的革命党人，不旋踵就土崩瓦解的缘故。
四、去符号化的态度
鲁迅说："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涂饰太厚，废话太多，不容易察出个底细来。"盛誉之下，我们眼中的辛亥革命往往被掩去了天然的光彩，走向共和，也因为它毁灭的旧世界实在太庞大，以至于新世界的模样不那么清晰。在模式化的思维下，只要一提起革命，提起政权更替，就必然给旧时代打上腐朽没落民不聊生的烙印，必然给新时代戴上救万民于水火扶大厦于将倾的桂冠。作者写这本书的用意，正是要重新激发起一种惊讶和反思，以去符号化的态度呈现一个素面朝天的辛亥革命。
《辛亥：摇晃的中国》并没有对清王朝的腐败没落大加渲染，而是更着重于呈现鲜为人知的细节。作者甚至大方地承认清王朝并不像传统印象中那样无能，并没有完全忙着"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而是上下求索，尽可能地巩固统治：1906年，一位日本学者曾对北京市容日新月异的变化发出"即将超过东京"的惊叹。据时任《泰晤士报》驻华记者的莫理循观察，1911年的中国是充满了新气象的。"到处都在铺石子路，重要的宅邸家家都点上了电灯，街道也用电灯照明，电话通畅，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有财富增长的迹象映入眼帘"。作者并没有指出这里已经凋零，那里已经折断，而是不动声色地掀起历史真相，让我们看到千年帝制大树的根基已经腐朽，任何表面的挽回和修补都是枉然。对于革命党人和新军，文中所呈现的也不是一贯的大无畏英雄形象，而是有血有肉、有缺点和失误的平凡人，他们既是敢于直面淋漓鲜血的勇士，又是不肯放低身段与广大劳动人民同袍的守旧者，当革命的大旗在一次次的懦弱和踯躅中缓缓倒下，历史同样为他们唱响了挽歌。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百年光阴已匆匆而过。掩卷沉思，心潮起伏。历史容不得篡改，更容不得戴着有色眼镜去研究。只有用客观的态度，全方位多角度地阅读思考，才能在浩如烟海的史实资料中提炼出历史的真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