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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审判机构
清代，司法与行政不分，由县令掌管一县的审判事务。民国2年(1913年)7月，奉令添设帮审员，设审检所。帮审员管理审判事务，县知事执行检察官职务。民国4年，审检所并入县公署，实行帮审制。民国6年帮审员改称承审员。承审员由县知事任命，并报部核准。
伪大同元年(1932年)至伪康德6年(1939年)，山伪县公署兼理司法事务。司法工作为县公署工作之一部，设于县公署院内。有承审员1人，书记员1人，雇员2人，送达吏1人，庭吏1人。伪康德6年9月1日，成立延寿区法院，所辖区域，与延寿行政区域相同。负责审理延寿刑事、民事案件，有承审员1人，日系监督官1人，书记官1人，兼执行官1人，委任官试补1人、通信员、雇员、勤杂员3人。1945年9月30日，日本投降后，延寿县区法院解体。
1946年2月，延寿县民主政府成立后，设司法科，行法院事，由县长兼任司法科长。1949年12月，改称延寿县人民法院，有院长、审判员、书记员、司法警察8人。1954年，县第一届一次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了延寿县人民法院院长。1956年5月，加信乡设人民法庭，负责加信、中和、华炉、安山4乡民事案件和轻微刑事案件。1960年12月，延寿县第四届至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期间法院院长空缺。1965年9月，选举了法院院长。
1966年11月至1976年7月"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会主义法制遭受严重破坏，人民法院被强行解体。1968年8月实行军事管制，将公、检、法合并为保卫部，隶属县革委。保卫部下设审判组，行使法院职能。1973年6月，撤销了保卫部，重新组建人民法院，任命了法院院长。仍隶属县革命委员会，编制10人，设刑事审判庭、民事审判庭和办公室。办公室内设信访接待室，负责接待群众来信来访和受理案件。1976年6月，重新组建加信法庭。1979年10月，法院编制增至27人，兼管公证工作，代管法律顾问处工作。1982年2月，增设经济审判庭，审理经济纠纷案件。1983年，改刑事审判庭为刑事审判一庭、二庭。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社会主义法制的不断健全，法院机构设置、人员编制和装备条件都有了很大变化。1982年，在同庆街路南，建可容纳350人的公判庭一座，并配有囚车等车辆。1985年，根据国家法律建设的逐步完善和严肃执法的要求，法院编制增至37人。
二、审判制度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七月，仿照日本的四级三审制颁布了《大理院审判法》。四级审判机关为大理院、高等审判庭、地方审判庭、乡镇局(后为初级审判庭)。宣统二年(1910年)，公布法院编制法，至民国初期仍然援用。该法刑民不分、诸法合体，民事案件亦用刑罚及刑事诉讼的办法。县内平民诉讼，需向典史衙门提交讼状。东南门里的老爷庙内有五六人，调解民间纠纷，并办理商户经官控告事宜。
民冈3年(1914年)，公布了《县知事兼理司法事务暂行条例》，由县公署兼理司法、市判、检察事务由县知事统理，但实则审判事务由承审员负责处理。民国8年(1919年)至民国18年(1929年)因民力困竭，经费支绌。县内开办了不动产登记，以每百元提留20元的数额，强行征集民财，作为县署司法开支经费。所余部分上缴吉林省高等审判庭。其时无完整的律例，法官与奸民相勾结，诬良为盗、贪赃枉法，百姓倍受其害，怨声迭起。
伪满时期，实行三审终审制。第一审为延寿县兼理司法县公署，第二审为滨江地方法院，第三审为吉林省高等法院。兼理司法县公署对地方的一审案件有审判权，法律依据是伪的满洲国颁布的《六法全书》。
解放后，取缔旧法院，建立了人民的司法机构，实施新的审判制度。解放初期，为巩固新生政权，适应对敌斗争的需要，在刑事审判中，采取公开审判的形式，由群众发言和被害人控诉，并临时邀请农会代表及各界人士参加陪审。
1951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进行审判。1952年，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是年秋，进行司法改革，批判了旧法观念和旧法作风，整顿组织，纯洁了司法队伍，逐步建立起便于群众诉讼的审判制度和诉讼程序。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颁布后，开始实施独立审判。坚持在法律上平等的原则，进行公开审判，完善了辩护、陪审、回避、合议、上诉等审判制度。此年审理刑事案件208件，民事案件388件。1957年，反右斗争后，取消了公开审判和辩护制度。人民审判制度遭到破坏。共审理刑事案件131件，民事案件213件。"文化大革命"时期，民主和法制建设遭到破坏，合理的审判制度被取缔。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加强了民主和法制建设，开创了法制建设的新局面。县人民法院具有独立审判权，为初级人民法院的第一级，实行二审终审制。1980年1月，正式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恢复公开审判制度。审判前，张贴公告、公布案由、审判日期和地址，允许群众旁听，出庭者有审判长、陪审员、书记员、公诉人、辩护人。1982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颁布后，民事审判由"凋解为主"改为"着重进行调解"的原则，经久调不解者，人民法院进行判决。
三、审判活动
刑事审判 解放后，清理出一批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和反动会道门的中坚分子。人民法院(司法科)召开了公开审判大会，处决了残害人民、罪恶累累的各类反动分子殷信礼、侯振兴、肖永深、刘光、朱清平、李有、李景义等人。在农村，则配合减租减息，反霸斗争，判处了一批民愤极大的恶霸地主。
1949年至1950年，依法惩办了破坏土地改革的犯罪分子，其中杀人案6起，伤害案23起，放火案32起，反革命案6起，保卫了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1951年，镇压反革命时期，人民法院判处了一批与人民为敌、妄图颠覆人民民主政权的反革命分子、军政官吏、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和伺机捣乱的特务分子。判处纵火案14起，反革命案19起，其他刑事案件139起。1949年至1965年，审结强奸、杀人、奸淫幼女案件237起，占审结总数的12％。1966年至1975年，共审结刑事案件313件。其中所谓反革命案件39件，后全部予以纠正。1976年至1985年，共审结刑事案件544起，以伤害、盗窃案件为多。1978年后，再未受理反革命案件。
民事审判 解放初期审理的民事案件，绝大多数是封建婚姻关系和离婚案件。1950年5月，婚姻法颁布实施后，通过民事审判活动，支持了广大群众争取婚姻自由的斗争，促进了妇女解放和生产力的发展。此年，审理婚姻案件137起，占全部民事案件的84％。1951年，审理婚姻案件123起，占全部民事案件的68％。1953年以后，由于加强了对婚姻法的宣传，大量的婚姻案件起诉到法院，全年共审理婚姻案件153件，占全部审结案件的63％。1960年，审结婚姻案件52件，占全部审结案件的94％。其次为债务案件与赌偿案件。1949年至1960年，共审结债务案件267件，赔偿案件104件。上列两案占全部审结案的18％。1961年以后，婚姻案件有所下降，但赔偿案件和债务案件仍无下降的趋势。"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撤销了民事审判机构，大量民事案件无人过问，一些民间纠纷激化为刑事案件。10年间共审结民事案件397件。
1977年后，民事案件受理数量处于低潮。但因草率成婚，第三者插足增多，婚姻案件又有上升的趋势。1980年，婚姻案件占全部结案率的69％。1981年1月，新《婚姻法》正式颁布实施。随着农村生产责任制的推行，部分家庭职能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经济关系处理不当，导致夫妻关系恶化的离婚案件出现。一些地方未达法定婚龄，草率结婚者有所增加。全年，审结离婚案件116件，占全年结案总数的61％。审结赔偿案件44件，占全年结案总数的23％。
1985年，全年旧存民事案件3件，新收364件，审结367件，结案率达100％。其中离婚案件156件，扶养5件，赡养15件，财物纠纷1件，房屋纠纷1件，债务纠纷65件，损害赔偿47件，继承4件，土地5件，其它60件。
经济审判 解放后，经济犯罪案件列为普通刑事案件，由刑事审判庭处理。1982年2月，增设经济审判庭，全年受理经济纠纷案件15件，审结15件。其中，购销合同纠纷4件，借款合同纠纷9件，其它纠纷2件。1983年，受理经济纠纷案件28件，审结28件，其中购销合同纠纷8件，建设工程和承包合同纠纷1件，借款合同纠纷16件，其它纠纷3件。1984年，受理经济纠纷49件，审结49件，其中购销合同纠纷24件，建设工程承包合同纠纷1件，农村承包合同纠纷1件，借款合同纠纷18件，其它纠纷4件。1985年，共受理经济纠纷案件63件，其中购销合同纠纷26件，建设工程承包合同纠纷1件，农村承包合同纠纷2件，借款合同纠纷28件，其它纠纷6件。
复查甄别 依照中共中央关于处理错捕错判、错杀案件的指示，1955年，复查纠正冤假错案2件。翌年，根据"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对镇反期间的14起案件进行复查，其中维持原判11件，改判3件。1957年至1966年，受理及主动复查案件33件，其中维持原判25件，改判8件。1978年5月开始，审判工作按照"全错全平，部分错部平分，不错不平"的原则，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冤、假、错案进行全面复查。县委成立了“三案"办公室，共清理出政治性案件115起，158人。其中集团性案件3起，牵涉14人，假案3起，牵涉22人，冤案18起，牵涉21人；错案94起，牵涉115人。造成的后果是：致死11人，致残4人，行政处分21人，定为一般错误18人，依照党的政策全部予以平反。在复查244件刑事案件中，共改判案件55件，维持原判179件。
1979年至1985年，共复查各种案件216件，维持原判177件，改判39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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