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城，是中国东北的一座重要城市。在中国近现代历史舞台上，有多位双城人曾以其特有的重要身份，“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中在著名的中东路事件中，就有三位双城人，在其中充当了主角。
1929年发生的中东路事件，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也是远东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这个事件，对当时及后来的中苏关系，对国民党南京政府与东北地方当局的关系，对后来发生的“九·一八事变”，都有着重大影响和关联。
中东路，又称中东铁路、东省铁路、东清铁路，是沙俄根据中俄不平等条约取得筑路权，而在中国东北修建的铁路。该铁路1896年开建，1903年建成，全长2400多公里。该路原由中俄两国共同管理。二十年代，东北王张作霖及其在皇姑屯被炸身亡后接替他位置的张学良少帅，都想方设法要夺回中东路的管理权，并采取了一系列实际行动。1929年上半年，张学良领导下的东北当局，将中东铁路电报电话收回，将苏联多名职员遣回。苏中两国政府先后于7月17日和7月24日宣布断交。7月苏军进入中国，东北军与之交战，中东路战争爆发。经过三个多月多次交战，苏军占据优势，先后占领了满洲里、扎赉诺尔、海拉尔等地。11月，张学良的代表与前苏联代表在伯力开始会谈。到12月22日，双方签署了《伯力会议议定书》。按照此议定书，苏方撤军，中东铁路依然恢复到事变前的状态。至此，中东路事变，告一段落。双方商定中东路争议及恢复邦交问题，另开正式会议解决。按此约定，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又派出全权代表，赴前苏联谈判。自1930年5月至1931年9月，双方开会数十次，虽对一些问题存在较大争议，但亦取得一定进展。后由于“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占领全东北，双方谈判已无意义，遂告中止。
在这场中东路事件中，中国方面有多位起到重要作用的著名人物。而其中最为著名的有三位，他们是：在扎赉诺尔率军御敌、最后战殁的东北军将领韩光第，东北当局暨张学良派遣与前苏联谈判并签署《伯力会议议定书》的蔡运升，1930年后受南京国民政府全权委派率领代表团前往谈判的莫德惠，他们三位都是双城人。
率军御敌为国捐躯的东北军将领韩光第
韩光第，1896年生于双城。原名玉楼，字斗瞻，又字千翘，1915年改名为光第。其先世居奉天金州（今辽宁省金县），清中叶迁至吉林双城（今黑龙江双城）西关镶黄旗头屯。父韩英贵，官至旗署佐领，民国初年当选为县议会议长。
韩光第少时聪颖好学，1912年，考入省立警官高等专门学校，后留学日本，入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学习两年。归国后，进中央陆军讲武堂，不久转入东三省讲武堂，于1921年4月毕业。此后，分配到吉林，在奉军中任排长、上尉副官，不久，至奉天任东三省陆军军士教导队步兵科第二连中尉连副、中尉副官、连长等职，晋级少校。1925年3月，任镇威军（即奉军）第三军第三补充团第三营营长，同年冬改充第七团中校团附兼领机关枪第一营中校营长。不久，以功擢升镇威军步兵第二十七旅第四十一团团长。北伐开始后，奉军由洛阳撤退，韩光第率全团殿后掩护，使奉系各军全师而还，因此，深得长官倚重。1927年6月，第二十七旅改编为镇威军第二十四师时，而立之年的韩光第又被擢升为少将师长。1928年“东北易帜”后，第二十四师缩编为东北陆军第十七旅，改授为中将旅长。
1929年中东路事件爆发后，韩光第率部调驻海拉尔，随即移驻扎赉诺尔。11月16日，苏军以2个步兵师和1个独立骑兵旅的兵力，4万余人，在三四百门大炮、30余架飞机以及大批坦克、装甲车的配合下，大举进攻扎赉诺尔和满洲里。韩光第亲临第一线，在秃尾巴山、三十里小站阵地上与苏军血战两昼夜，终因众寡悬殊、武器陈旧而失利。在11月18日的激战中，韩光第英勇镇定，多处负伤而不退却。18日拂晓，苏军以坦克、装甲车冲击，韩光第因腹部中弹阵亡，时年33岁。
韩光第在平时的训练学习和在战场上，留下了感人的诗文和誓言：“曾因国难披金甲，不为家贫卖宝刀”；“男儿欲报国恩重，死到沙场是善终”！“战胜为一时之荣，战不胜，宁为玉碎而不辱，为千秋后世之荣”；“敌不来则已，来时唯有拼此满腔忠义热血以赴之”……字里行间，渗透着一位军人的赤胆忠心，体现了他为祖国、为民族“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
韩光第阵亡后，被南京国民政府追认晋升为上将。次年，于双城举行国葬。张学良将军为东北军失去一位爱兵、爱民的良将而震惊，东北百姓也无不为之泪下。张学良将军令收集韩光第生平事迹辑成《韩旅长斗瞻遗迹》一书，印刷发行以彰忠烈，书中张学良作序，张作相、万福麟、臧式毅、刘哲、莫德惠等东北军政要员均有题词。东北三省各地均召开追悼公祭大会，并于中山陵西侧立碑以彰勋业。
南京国民政府拨专款为韩光第修建陵园，陵园坐落于双城县车站北2公里许。陵园由红砖砌墙围绕，墙外栽种钻天白杨。陵园正面是红漆铁大门，门里是高大三门流檐式牌楼，流檐脊顶覆以绿色琉璃瓦。牌楼的门楣上从左至右镌刻着分别由万福麟、蒋中正、张学良题写的匾额“万世流芳”、“为国捐躯”、“气壮山河”12个大字。穿过牌楼就是由四根水泥柱支撑的高大方亭。亭中央矗立着丰碑，碑的正面刻有“东北军第十七旅旅长韩光第将军墓”，背面是碑文，方亭四周均有小石碑，均刻有碑文。出方亭前行数步便是两鼎，香炉分列左右。过香炉即是墓穴，墓穴上方用白灰修筑的圆坟顶，象征着将军清白坦荡的一生，圆坟座由围墙围绕，韩光第永远长眠于此，永远长眠于双城这块人杰地灵的土地上。双城百姓非常敬仰英雄，总是自发前来拜祭。东北人民为了纪念韩光第，在齐齐哈尔市明月岛还塑有韩光第将军塑像。
身担重任又身背骂名的东北当局谈判代表蔡运升
蔡运升，字品山（一字品三），1879年生于双城县城北正黄三屯。1908年保定法政学堂毕业后，历任浙江巡抚文案、黑龙江省都督府参事秘书长、巡按使署首席参议、北京政治会议议员、黑龙江省政务厅厅长、国务院咨议、吉林永衡官银钱号总办、吉长道道尹、滨江道尹兼北满交涉员。任职期间，颇有政绩，亦有廉声。
1929年 7月中东路战事爆发后，中方全线失利。为此，张学良急电有外交才能的蔡运升到奉天，派其与苏方谈判。11月下旬至12月初，蔡运升与苏联代表西曼诺夫斯基在双城子（乌苏里斯克）谈判，拟定在伯力正式开会商议，最后再到莫斯科开会议定。经张学良电请南京国民政府，蔡运升被派为伯力会议中国代表。12月11日，蔡赴伯力(哈巴罗夫斯克)与苏方会谈。12月22日，蔡运升代表中华民国与前苏联代表西曼诺夫斯基签订了《伯力会议议定书》（又称《和平议定书》）。次日，前苏联将边线的兵力撤出，两国战争停止。蔡运升当时曾赋诗一首以表心境：“昨朝坛坫结新盟，今日沙场已罢兵。万里风云重奠定，是非当付国人评。”
蔡运升回国后，受到东北各界及百姓的热烈欢迎。不料，南京政府中，却有人对他大发雷霆。在外交委员会上，胡汉民大嚷：“蔡品山有几个脑袋，敢订这样的条约！”政府也明令将蔡“交部议处”。但欣赏器重蔡运升的张学良却要蔡担任中东路督办和特区长官的重任。蔡则坚辞不就。只接受一参议的闲职。
伪满洲国期间，蔡运升先后担任伪省长、中央银行副总裁、外务局长官、经济部大臣、参议府参议。“八·一五”光复后，他受苏方示意，离开长春赴北平。
1948年冬至1949年春，蔡运升住在北平的好友马占山家里。此时，他接触了过去一同办理中俄交涉事务的老友王之相（时任华北文法学院俄国语文学系教授）。王之相同许多进步人士和中共地下工作人员有接触，在北平陷入解放军包围之中的情况下，他了解到中共的方针政策是争取北平和平解放，因此愿尽个人力量进行和平解放活动。王的思想和行动影响了蔡运升，所以蔡运升就积极介绍王之相与马占山相识。马占山受此影响，也同意为北平的和平解放做点事。马占山与傅作义有金兰之谊，北平能否和平解放，取决于傅作义将军的最后抉择。蔡运升奔走于王、马之间，转达傅作义的态度，并与他们共同筹议推动北平和平解放。蔡运升与王之相曾在邓宝珊家中和傅作义会见，傅作义说：“王教授和蔡交涉员都是办理外交事务很有经验的，我们都很钦佩，你们忧国忧民，关心时局，提供许多宝贵意见。现在已经决定和平解放北平，大家见面谈谈，请你们放心”。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蔡运升对此段历史写有《我和马占山先生与北京和平解放的关系》、《论解放北京的几个人》等回忆文章。
新中国成立后，蔡运升曾先后任职于中央文史馆、北京文史馆。1959年12月蔡运升病逝，终年80岁。
临危受命率团出国的南京国民政府中俄会议特命全权代表莫德惠
莫德惠，字柳忱。其祖上即居双城，其父随军受遣入疆。莫德惠于1883年生于新疆其父的军营中。其母马夫人，新疆人，信奉回教。
莫德惠3岁时随父母启程迁返内地，5岁举家回到双城。
1906年莫德惠考入天津北洋高等巡警学堂，毕业后分配吉林省警察厅任西局局员，不久调任滨江巡警局局长。
1912年冬，莫德惠任众议院议员、蒙藏院副总裁，这是他跻身民国政坛之始。国会解散后，莫受奉督张锡銮之邀出任双山县知事并兼理司法，成绩斐然。后莫德惠出任吉林官产处处长，兼官银号监理官，省库收入俱增，商业也日趋兴隆。
1918年夏，张作霖继兼并黑省之后，企图控制吉林，结果在吉林形成军潮。黑督鲍贵卿所部军队与吉林军队发生冲突，莫德惠联合各团体出面调停，一场战祸遂消灭于无形，莫德惠也从此声誉鹊起。后不久调任榆树县知事，勤谨为民，治理有方，得民爱戴。
1921年春，莫德惠任滨江县知事，全力扑灭鼠疫，适逢张学良带兵到此剿匪，遂得与张相识。
1923年曹锟贿选总统，莫德惠与东北籍议员回奉谒见张作霖，请其出师讨伐。张作霖表示坚决反对贿选，但出兵一事，须联合孙中山先生及段祺瑞共同行事。莫德惠与诸议员至上海，游说浙督卢永祥联合讨伐曹锟，从而促成粤、皖、奉反对贿选之联合行动。1925年5月，莫德惠出任农商部次长，代理部务。1926年春，张作霖任命莫德惠为奉天省财政厅长，代理奉天省省长，后与农工总长刘尚清对调，入都就任。莫德惠主理奉天省时期，除各项事业得以有条不紊进行外，对奉省教育尤其是小学教育，甚为重视，严令各县在各乡村普设小学，对中学及师范教育，并保证经费如数拨给。奉省教育界对莫多报好感，故互调令到奉后，市民甚至拟游行示威以挽留莫氏。
1928年 6月，莫德惠随张作霖回奉天，皇姑屯遇炸负伤。在张学良执掌东北政权后，他任东北保安、政务、外交各委员会委员，是张学良亲近的合作者之一。
中东路事件发生后，1930年 2月，莫德惠被委派为东三省铁路公司理事长兼督办，并以中俄会议特命全权代表身份赴莫斯科参加中苏谈判。在此国际国内局势非常复杂之际，担任这个谈判代表，可谓是临危受命。此前，蔡运升作为中方代表，与苏方签署《伯力会议议定书》，备受国人议论，致其政治受挫，思想萎顿。而此时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莫德惠将个人得失荣辱置之度外，欣然领命。在回东北家乡做了一番筹备之后，莫德惠于1930年5月1日率代表团在哈尔滨乘专列出发，经过近十天的旅程，于5月9日到达莫斯科。有一点值得提及，在代表团出发前的4月29日，莫德惠夫人去世，莫遭遇鼓盆之痛，但他并未因此而改变行期耽误国事。
在莫斯科，莫德惠与代表团历时一年半，多次与苏方接触、斡旋，显示出很强的外交家、政治家风度。他坚持中方立场，不卑不亢，共与苏方举行会议24次，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赢得了主动。谈判情况汇报给国内，外交部和蒋介石给他回电，对他进行嘉勉，谓其不辱使命。只是后来，发生了“九·一八”事变，中苏双方已经初步达成的协议，因无法实行，夭折了。晚年时，莫德惠回忆受命为全权代表参加中苏谈判会议经历，作诗曰：“四方专对任非轻，为国为乡仗节行。万里虏廷伸正义，愿为大汉振天声。”
抗战时期，莫德惠任国民参政员、国民参政会主席。1937年任国民政府国民参政会主席团主席。1945年，任“国民大会”代表。1946年任“制宪国民大会”代表。1945年10月任东北宣慰使、东北救济会副会长。1948年任国民政府“宪政督导委员会”会长。
1949年莫德惠去台湾，同年3月21日起任“行政院”政务委员。1954年8月改任“考试院”院长凡12年。任内曾着手改革考试制度与技术，推行职位分类，倡导考用合一，创办、改进公务员保险制度等。1966年5月转任“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同年6月20日任“总统府资政”。张学良被幽禁大陆期间，莫德惠曾多次探望过张学良。张学良到台湾后，莫依然是张家的常客。
1968年4月17日，莫德惠逝世于台北，终年85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