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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刊次：2012.1（总第61期）  
  类别：名家纵笔  
从《巴什卡小铺》说起
--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哈尔滨埠头生活琐忆
李文方
（作者系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原副社长、编审、著名作家、学者）
     
    我是哈尔滨人，从很小的时候就生活在一种特殊的多元文化氛围中。上世纪初期，哈尔滨曾是一座相当开放的国际化大都市，最盛时有20多万各国侨民与中国人杂居生活，有“东方小巴黎”和“东方莫斯科”之称。那个时代，我没有赶上，但从亲友处有所耳闻。我亲身经历的是上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哈尔滨作为国际都市的末期，那时哈尔滨的侨民盛时仍有十数万众。我居住在道里区中央大街附近，即所谓"埠头区"。那一带正是俄罗斯人、犹太人聚居区。我作为一个尚未涉世的孩子，自然而然地和各色各样的侨民们有了交往，甚至产生了深厚的情谊。这些不带任何种族色彩，也没有文化裂痕的情谊，深深潜入我的心底。在我长大后，虽然经历了种种社会动荡和时代狂涛，但那种善良、纯粹、醇浓的情感，一直完好地保藏在我的记忆里。在我考虑构思一篇既有独特地方风情又有深刻的人性揭示的小说时，这潜藏心中数十年之久的情感蓦然升上心头，写作的冲动促我动笔。这个以《巴什卡小铺》命名的中篇小说在《北方文学》杂志2011年第二期头题刊出，很快被《北京文学》选中，再次发表在《北京文学·中篇小说选刊》2011年第四期上。小说传播很广，反馈也很多，除了对小说中人物的复杂遭遇、特殊命运唏嘘感叹外，多数反馈是对小说所描写的哈尔滨埠头多元文化和多血统居民环境感兴趣。这倒使我想到许多《巴什卡小铺》由于情节篇幅所限，没有办法写到的生活场景。
    我大约是五六岁时搬到埠头区的，那一带用哈尔滨人的熟语叫做“江沿”。紧邻我家是一座很大的监狱，监狱名字好像叫“道里监狱”。虽然时代发生了巨大变化，但监狱似乎牢不可破，高墙电网，门禁森严，每次在那里经过，我们小孩子都会离它远远的。埠头一带除了这座监狱有些令人恐惧外，留给我的都是些颇富异国色彩的浪漫记忆。
    哈尔滨的外国侨民，背景非常复杂，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们是以流亡者身份来到这里，居住下来的，这与其他一些城市的外国人以殖民者身份进入、聚居，大不相同。哈尔滨的这些侨民，一直过着安分、谨慎的日子，与周边的中国人，始终保持友善而相互尊重的良好关系。这些感受，我不是从什么教科书上读到，而是童年、少年的切身经历留下的感受。在写《巴什卡小铺》时，我就把自己对于人性的体悟，用流亡俄罗斯人与中国小男孩的深厚感情表现出来。我觉得，人的善良本性，是超越种族，超越民族，超越信仰，甚至超越时代的。小说主人公巴什卡，命运多蹇，困苦备尝，但她那颗善良而博爱的心，丝毫没有褪色，对于一个异国他族的小男孩的爱，几乎是包容一切的。曾身为白俄军官的老伊万，一旦脱离了社会的漩窝，也会显示出他人性的本来面目。而天真可爱的小姑娘娜达莎，则成为历史悲剧的最无辜的承受者。小说中作为情节展开平台的巴什卡小铺，并不是我凭空虚构的，这间木头小铺是真实存在过的，它原本就立在监狱对面的街角。小铺经常聚集好多人，操着各种语言，喝着俄国伏特加和中国白干，大声地比划着交谈。在我们小孩子看来，这里很是亲切温馨，与街对面冷冰冰的监狱简直就是天堂和地狱之别。这种强烈的对比深深烙印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所以这次写小说，自然而然就选定了这里。
    小说中另外一个重要场合就是巴什卡的家，那座巴洛克小洋楼。其实，那是我家住所院子临街的楼房。当时，这栋二层小楼的确为一家俄侨所有。我们四户中国居民住在小洋楼后院花园深处的一栋俄式红砖平房内。每次出门或回家都要从小洋楼下的大门洞子穿过，而每次都会有一位满脸皱纹、眼睛深褐色的老太婆为我们打开沉重的铁门。小孩子总是淘气的，到处乱跑是天性，当院内几个男孩女孩一起跑时，我们当然理直气壮，但当只有我一个时，心里还真有点发怵。可每次当我鼓起勇气按门铃后，老太婆同样很快开门，有时还轻轻拍拍我的头顶。这个印象几乎与小铺同样深刻，而这次写作，开门老太婆同样自然而然成了主人公巴什卡的原型。
    我记得前楼房间很多，但到晚间有灯光的房间却很少，只有那么二三间。特别是冬天，房门紧关，钉上了厚厚的皮面毛毡，窗户里外双层都用纸封严，中间塞满淡黄色的松木锯末，几乎一点声息也不透。这时，我就会感到我和那小楼中的人，生活在两个互相隔绝的世界里。但一到春天来临，一切都变了，将我们隔绝的冰山似乎随着春风融化了。很快，院子里的樱桃花、紫丁香花喷薄怒放，前楼的窗户也打开了，偶尔会看到人影晃动。记得有一天，我独自在丁香花丛中玩耍，忽然听到从前楼窗中飘下一阵奇妙的音乐声。当时我只觉得音乐声穿透我的耳鼓，在我胸膛中震响，令我仰头伫立，良久一动不动。这音乐声和沁入心脾的丁香花香气，成了我童年的哈尔滨梦境的标签，不论何时，想到、说到、写到哈尔滨，它都会回声般回荡在心间。在那个春日后许久，我才知道自己听到的音乐声是钢琴声，而弹出这美妙琴声的人，是前楼俄侨老夫妇刚从国外回来的女儿，名字叫娜达莎。当时娜达莎是十五六岁，与我们这群学前玩童不属于一个年龄段，但她会说一些汉语，见了我们常打招呼，很快成了院中的孩子头儿。趁楼里没人，她会偷偷把我们领到楼上，听她弹琴，分看她的图片、画册。那时我就惊叹，她怎么会有那么多书，而书里又怎么会有那么多见所未见的画图。
    在我当时小孩子的眼里，我们的院子是很大的，其中有些地方很是神秘。比如前楼的地窖。地窖的门开在小楼后面，也就是冲着花园和我们住的平房一面，窄窄的陡陡的楼梯，通往幽暗的地下，尽管我们很淘气，可从来没人敢下到楼梯底下，更别说闯进神秘的地窖中了。后来逐渐长大，慢慢了解到，哈尔滨的外国侨民，不论贫富，也不论居住的是楼房、别墅，几乎家家都备有地窖。地窖有的就挖在室内，有的与我家前楼一样，开在外面。地窖里藏有各种酒囊、酒桶，腌制酸黄瓜的木桶，土豆及其它菜蔬和水果之类。哈尔滨冬天漫长严寒，全靠地窖的储存越冬。夏天还可以随时取出冰凉的啤酒，解暑消夏，地窖实在有用得很。风气所及，很快影响到哈尔滨的本地中国居民。本地中国居民住的地方虽然大多不如侨民宽敞，但那时院子还是很大的。于是，居民们开始效仿俄侨，挖起了地窖。冬天储藏土豆、白菜、萝卜，夏天冰镇西红柿、黄瓜等。这种习俗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达到极盛，那时候，进到哈尔滨的居民区，有两种景象最触目，一是一排排低矮的木头小房子，那是储藏煤和子的小仓房，哈尔滨人称之为“小棚子”；另一种是“小棚子”前错落分布的方形木头地窖盖。较大的院落，各种各样的地窖盖会有几十个，高高低低，大大小小，像古代的八卦阵似的，虽则有些参差不齐，但也确是特别一景。很多人认为这种风俗是本地自有的，其实是由俄侨习俗演变而来。直到九十年代随着小区的开发，电冰箱的普及，这种景像才渐渐归于无形。
    还有一个地方，虽然不像地窖这么恐怖，但我们平时也不大敢轻易靠近，那就是小楼侧翼的“玻璃厦”。“玻璃厦”是我们小孩子取的名，至今我也不清楚在俄语或汉语中正规的称呼应该怎么叫。当时埠头一带比较像样的洋房，几乎都附有这种“玻璃厦”，只是格局和造型各有千秋。我家前楼的“玻璃厦”，大约有一层半楼高，前后与楼深差不多，左右是一间房宽。使我们敬畏的是，“玻璃厦”没有梁没有柱，通体由一尺见方的木格镶上玻璃构成，阳光一照，犹如一块巨大的水晶，闪闪发光。我觉得这“玻璃厦”很脆弱，好像轻轻一碰就会立刻变成无数碎片，所以平时也不敢接近它。记得在娜达莎回来的第二年，俄侨老夫妇为她举办了一次生日庆贺，地点就在这神秘的“玻璃厦”内。以前后院和前楼虽然生活在一个院子里，其实并不互相来往。自从娜达莎回来，把我们带进前楼，大人们有时叫小孩子回家，不免也会时不时到前楼，慢慢地大人们也就有了交往。那次娜达莎生日庆祝，住在后院的人家都受到了邀请。那是我第一次堂而皇之的踏进“玻璃厦”。如果说“玻璃厦”从外面看有些神秘的话，进入其中，感觉就是“灿烂”。那是初夏时节，阳光特别明媚，由于方格玻璃反复映射，光线犹如迷宫，还微微透着几许蓝色。房间正中台面上，铺着针织的亚麻台布，花纹复杂凸凹，四角垂地。这也是我首次见到桌上铺台布，中国人的习惯，不论多豪华的房间，桌面都是裸露的，高低贵贱区别在于桌面的木质和天然花纹。但俄国人似乎更看重台布的华丽。我还记得，娜达莎的生日，并没有筵席，台面上摆放着一个雪亮的大花瓶，好像是银制的，瓶中插着好大一束盛开的白丁香，香气溢满厦内。只是弹琴，唱歌，跳舞，欢笑，整整一个下午，“玻璃厦”变成了快乐的天堂。此后，虽然在外看“玻璃厦”好像还是那么脆弱，但再也没有恐怖的色彩了。许多年后，哈尔滨的俄式洋房不少还在，但原有的“玻璃厦”却都被拆除或改做砖砌房屋，变得蠢笨粗鄙，一点点神奇浪漫的气息也没有了。如今每当我无意中发现“玻璃厦”的残迹时，心中都会涌上几分惋惜之情。
    给我印象较深的，还有看见前楼一家去南岗尼古拉教堂作礼拜。那是我上学以后的事。有一次，爸爸单位发了电影票。当时我父亲在省直部门工作，发的电影票是星期日早场，地点在省直俱乐部二楼。这个俱乐部很大，好像从前是俄侨的大剧场什么的。和我们一同出发的还有娜达莎一家三口。开始我以为同去看电影，但到了南岗博物馆下了有轨电车，才发现她们是去教堂作礼拜。其实埠头一带有好几座教堂，但不晓得为什么，她们却一定要到这座教堂来。这教堂名叫尼古拉中心教堂，但当时我只知道人们叫它“喇嘛台”。教堂建筑非常美丽，全由巨大的原木搭成，样子就像普希金童话《金鱼和渔夫的故事》里的女王宫殿。那天去的早，离电影开演还有段时间，在我的央求下，父母带我随着娜达莎一家越过宽阔的环形马路，来到尼古拉教堂近前。教堂坐落在东西大直街与红军街的十字交叉路中心岛内，占地很大，周边用与当时的我差不多高的铁栏杆围着。铁栏是好看的苋叶形状，不疏不密，看得见里面的一切。紧接铁栏是草地，绿叶匝密，点缀着星星点点的蒲公英花。而教堂就建在草地中央，底座那两尺多粗口径的褐色原木就直接压在草丛上面。使我有些害怕的是，在草地上分布着几座坟墓，墓前有石碑和十字架，碑面上有一行行俄文刻字。在繁华的市中心，突然看到几个坟墓，小孩子难免有些不舒服。后来听说，那几座坟中埋葬的都是历任尼古拉教堂的主持神甫，东正教远东教区的牧首，都是很著名的人物。记得当天，来到教堂门口，我们站住了脚，看着娜达莎一家向教堂里面走去。教堂的门似乎很窄，也不算高，但看去极深。走道经过一重重门，门与门之间的墙上凸出硕大的花形烛台。烛台不像我后来从绘画上经常看到的那种造型复杂的枝形烛台，而只是单独一朵花托。与众不同的是，烛台上点燃的蜡烛，很粗很矮，烛火却很亮。当时我感到很不解，哈尔滨电力很足，这里为什么不点电灯，一定要点蜡烛。当然这种疑惑，后来随着对宗教的了解，很快也就消失了。在蜡烛的尽头，忽然闪出一派极为璀璨的光亮，而进去的人们也就汇融在这片光亮中，难以分辨了。此后许多年，我不知路过尼古拉教堂多少次，却再也没有这样细致地看过它。“文革”时，红卫兵拆毁尼古拉教堂，我也曾赶去看了。因为这里毕竟与我的童年记忆有些关联。
    我的《巴什卡小铺》描写的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一段跨种族、跨国家的平民交往史，与那些脍炙人口的显要历史相比，它是平凡的。但是，对于人类文明来说，任何一段历史，都是不应该被忘记的。因为，它都是人类经历中不可磨灭的组成部分，也是地方文化性格基因的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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