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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 业
制粉与制油业是民族资本具有典型性的支柱产业。制粉业，1932年因哈埠发生特大水灾，
收成减产，小麦价格飞涨，制粉业严重开工不足，生产下降。1934年的面粉产量只有1931年
的54％。1937年“七·七”事变后，伪满当局根据《重要产业统制法》，对制粉业实行严格
统制。1938年成立“满洲制粉业联合会”，对小麦和面粉实行定价，不准自由出卖。1939年
伪满当局又相继发布了《小麦专卖法》和《小麦粉专卖法》，规定由满洲粮谷株式会社统一
收购、加工和配售，使制粉业的供、销环节完全纳入日伪的统制之下。1940年日伪当局进行
“工场整理”，经过甄别淘汰,民族资本经营的制粉厂减少到8家。1941年天兴福二厂因火灾
被烧毁。次年，天兴福四厂因关东军占地被强行拆除，民族资本经营的制粉厂又减少到6家。
1943年，日伪当局废除小麦和面粉专卖法，改为由农产公社一手统制制粉业，彻底变为日伪
统制机构的加工厂.工厂所得加工费由于按日伪1941年发布的“7·25”物价停止令规定的价
格计算，制粉厂不仅无利可得，反而赔钱，有的制粉厂长期停工，有的改为加工苞米面。到
1945年日本投降前，民族资本经营的制粉厂已经气息奄奄，近于全面崩溃。东北的油坊业，
“九·一八”事变前多集中在哈尔滨、营口两地。事变后，由于日伪当局推行“大连中心主
义”，在大连建立和发展了一批由日本支撑的大型制油厂，将大豆的加工和交易引向大连，
使哈尔滨民族资本经营的制油工业急剧走向衰落。1931年哈尔滨共有油坊37家，到1936年仅
剩14家。1937年随着日伪《重要产业统制法》的推行，油坊业由日本关东军直接干预控制。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转入战时经济体制，对哈尔滨油坊业的统制更加严厉，到1945年
日本投降前，哈尔滨民族资本经营的油坊仅残存10家。
根据《重要产业统制法》，民族资本经营的铁工业和纺织业被视为与日本相冲突的产业，
受到严格控制。1937年后，许多铁工厂和纺织厂陆续破产。顺兴玉铁工厂被日伪当局收买，
改为满洲工作所；积成铁工厂被强行租占，挂上宫崎铁工厂的牌子；裕庆德毛织厂被日本钟
渊纺织株式会社强行收买，改名为康德毛织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钢铁被列为严格统制物
品，棉纱、棉布控制的更严，不准业者经营买卖，违者以“经济犯”论处。铁工业一方面原
料受到日伪当局统制，另一方面又开展“金属回收运动”，各工厂必须交出“废料”和一定
数量的“旧设备”，生产十分艰难。顺兴和铁工厂几乎被洗劫一空，达到破产境地。到1945
年8月日本投降前，多数民族铁工厂处于瘫痪状态，纺织业因原料缺乏，开工者只有一半,一
些厂家被迫停工或改产更生布，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
民族资本的其它工业也明显衰退。据1936年《全哈尔滨商工名录》统计，民族工业共有
190家，到1939年减少到176家。1941—1944年，民族工业虽然企业数量呈增加趋势，由230
家增加到1570家，但绝大多数都是规模小、资金薄弱、依附性大的小型工厂（职工5—30人
的占90％），只能按日伪战时经济体制的需要，成为日伪经济的加工厂和加工点，靠获取微
薄的加工费维持生存。
二、商 业
在日本商业势力大规模入侵，逐步垄断哈尔滨商业市场和进出口贸易的基础上，日伪当
局对中国关内产品和西欧产品采取高税率政策,扼制输入,从日本输入的商品不断增加。1933
年市场上日货与国货之比达到4∶1，一些中、小民族商号因资金薄弱，货源渠道滞塞，营业
不振，歇业商户累日增加。1934年上半年仅道外区10个行业即倒闭160家,1936年全市中国商
号仅剩1482家,较1933年减少80.5％。日本商户到1936年却猛增到1521家，比1933年增加4.4
倍。由于民族商业日渐凋敝，许多商号派驻上海、绍兴、烟台、杭州、汉口等地的采办机构
多半撤销，如不贩售日货，或为日本商行代购货物，则无法维持生存。1937年“七·七”事
变后，日伪当局实行全面经济统制，进一步强化对民族商业的监控。1938年将哈尔滨市总商
会、哈尔滨道外商会、哈尔滨上号（香坊）商会及白俄的贸易公所全部并入哈尔滨日本商工
会议所，改名为哈尔滨商工会，强迫华商加入商工会管辖下的各行业“组合”，太平洋战争
爆发后，市场商品严重匮乏，物价暴涨，民族商号的经营更加受限，仅能得到按比例分配的
货源，以“组合”的形式加以统制。民族商业多数成为日伪统制经济的收购所、代销店或配
给店。此时，日伪名目繁多的债券泛滥成灾。仅1945年强行向同记商场派购的各种债券，即
占该店全部资产的68.1％，占企业全部流动资金的97.5％。民族商业在日伪残酷的统治和压
榨下，已经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
三、金融业
1933年11月先后颁布伪《货币法》和《银行法》,规定金融业，不经经济部大臣许可,不
得营业。对哈尔滨由民族资本开办的银行、钱庄保险业进行了整顿，取消了中国、交通两银
行的哈大洋发行权,并限定5年内将已发行的哈大洋全部收回。对民营金融机构进行重新登记
发证，逼迫关闭与合并。对已经营业的银行、钱庄等，要求于1934年12月末前重新补办手续，
领取许可证。1938年日伪当局在修订《银行法》基础上又公布《新银行法》，对金融业者，
除经当局重新办理登记手续和申请许可证外，并提高资本金限额和限定经营范围。至1943年
末，被批准陆续营业的民营商业银行仅剩20家。民营保险公司被撤并，增设日资保险公司10
家，垄断了哈尔滨的保险业。日本投降前夕,大部分民营银行已陆续关闭，剩下的4家银行（
哈尔滨银行、益发银行、功成银行、犹太银行）也多有日本人和伪满洲中央银行的股份渗入。
日本侵略者为巩固其对经济统制的独占地位，还对原在哈尔滨的外国经济实行排斥政策。
苏联国家资本、俄侨资本和其它外国经济势力都逐步退出阵地。原在哈尔滨开办的企业、公
司。商务机构和金融机构陆续关闭、歇业或营业萧条。中东铁路被日本收买，秋林洋行被日
伪接管，老巴夺烟草公司先渗入日本资本后强行接收,金融业只剩8家而且存、贷、汇业务受
到严格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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