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志书的政治质量问题，是本届修志工作中比较早的认识到，但理论和实践较其它方面义都比较薄弱的工作环节。其标志是：当前修志实践中对政治部类的范围、政治质量的内涵、标准都还没有相对明确和统一的界说。1991年在郑州召开的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对全国前段出版的志书的政治质量做了全面评估，并就提高志书质量和科学性，以及充实政治部类的内容等方面提出了要求。其后的一年里，志书政治质量方面一度存在的重视不够、研讨不足、突破不多的状况开始转变。但无论是编纂工作本身还是形成的志书、志稿，都还存在明显不足，主要是：
1、政治部类记述薄弱，地方党委的核心领导作用和政府的宏观施政情况等方面反映的不够充分，有机关志的倾向。
2、社会主义的其它政治特征反映的不完整，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工作和作用，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等方面的记述过于简单化和程式化。
3、阶级和落后性质特征记述的不鲜明，如旧政权的反动性，社会问题(陋习)的破坏性。
4、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内容欠缺。
5、一些政治性记述在观点上和提法上不准确。
6、还有一些属保密范畴的疏漏。
7、非政治部类的政治性内容地记述对志书政治质量的影响还没有引起应有地重视。
当前工作进入陆续成书阶段，提高志书政治质量成为当务之急，这既是现实客观需要，也是工作深化的必然要求。而且提高政治质量应从认识和实践两个方面并重。
关于志书政治质量的内涵，迄今没有规范性的表述，不同的观点，都常有明显的个人理解成分。做为一届志书的政治质量的内涵及其验收标准是应该大致得到界定的，这样才能使大家的工作及认识有同一性，使具体工作有明确的要求加以遵循。
我以为志书的政治质量同思想性不是同一概念，它应有更广泛的外延，至少应包括：体现了志书遵循的指导思想；符合四项基本原则，符合社会主义其它政治制度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全书所有关于政治性记述符合客观实际。
根据上面个人的理解，结合编纂实际，同修志同行交换四个方面的认识。
一、政治质量在志书中的主体地位是由志书的性质、功能决定的。
志书一向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千余年来，这种政治倾向性无论在体例上(设有皇言、名宦等门类)，还是内容上(凡是反对统治阶级的事物均加以贬斥)，都显现的非常明澈。志书的官修方式、资治功能及为特定的阶级利益服务的编纂宗旨，都决定了它内涵的政治性质。“方志是为阶级服务的科学”的论断，是对志书政治性质的准确揭示。
我们今天编修社会主义的志书，毫无疑问要体现当代执政的领导阶级和政治集团的立场、观点，为现实政治服务，为改革，开放，为正在进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背离这一基本要求，就失去这项工作的意义和志书的存在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讲，修志工作者首先应把握住应有的政治立场，使志书的政治质量的不断提高具备必要的思想基础，从而为提高志书的整体质量提供保证。
二、志书的政治质量是志书各门类中政治性表述的综合体现。
志书的质量是综合性概念，它形成于各个工作环节和各个门类的整体效应。做为志书质量的核心一政治质量也是如此，是一种整体性要求，不仅表现为政治部类的记述质量，也表现为非政治部类政治性内容的记述质量。如大事记中的政治性条目的记述和取舍；人物志中的政治人物的选择和功过认定；农业部类中反映生产关系变革等。以往实践中非政治部类也确实出现了一些政治性问题。如一部县志为一名曾经参加镇压小刀会起义、在医学方面具有较高造诣和重要学术地位的外科医生立传、，传中记到镇压小刀会的经历时，说他“揭竿而起，血战逆叛”。还有一部县志在宗教部分记一座庙宇时说：“清同治初几毁于寇。”从整个语言环境分析，前者的“叛”指的是小刀会起义将士；后者的“寇”指向对象魁太平军。造成类似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对原始资料缺乏必要的分析和编审者不自觉地忽略了自己的政治立场和角度。尽管不属政治部类，但因褒贬不当引发的不足的性质则属于政治方面的。
一部志书的政治质量必然体现在各个门类中，所以，考察一部志书的政治质量也一定要着眼予全书，提高一部志书的质量也应该从强化政治部类和非政治部类的政治性记述两方面入手，应二者并重。
提高志书政治质量还应着眼于编纂工作的各个环节，从资料的搜集、鉴别到体例结构的设计、志稿的编纂等。如在总体设计方面，应适当保证政治部类的篇幅，只有必要的量的积累，才能实现一定质的要求。一部先期出版的兄弟城市的志书，记述中共地方组织的文字量不足全志的0．7％，这样篇幅，即便字字珠玑，恐怕也无法全面反映一地中共组织的作用。另外象结构形式方面，能否处理好分期和分类的关系对政治部类的影响也是非常明显。当然，到底如何确定上述两个方面是学术问题，应允许做不同的探索，但其对政治质量的制约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资料方面要更复杂种重要一些。志书的政治倾向主要靠资料体现。资料本身的政治内涵是编纂者的世界观(即运用的指导思想)的外现。面对汗牛充栋的资料，任何取舍无不经过纂辑人的世界观的筛选，无论是否自觉，都将如此。在资料分析运用阶段尤为必要。但我以为应引起重视的是，在搜集资料阶段，最好是尽量持静观态度，尽可能排除倾向性，无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主体的还是背景的资料，应力求广征博采，甚至“竭泽而渔”，以保证资料达到可能达到的完备程度。因为实践中已出现具体搜集资料的同志带着一些框框工作的现象，侧重于反映成绩、证明发展进步的正面资料，有意无意地遗漏一些属于反面的资料，其中不乏有价值的资料被舍去。这势必导致最终成稿时，客观对象得不到全面准确地记述，引出一些政治性缺憾。
三、志书政治质量所达到的程度，取决于编审同志对修志指导思想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和了解程度。
志书政治质量就是志书内容所体现的思想倾向性和客观实在性。它实质是志书的指导思想的贯彻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实施情况的物化。衡量志书政治质量的高低，就是看是否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是否符合四项基本原则，是否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否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而且这种体现不是把一些空洞的口号式语言贴标签似的粘到表面，应融于具体内容的记述中，体现在资料的选择运用中。
如何达到上述要求，既是认识问题又是实践问题。在当前修志工作者处于“革命加拼命”的紧张工作状态下，可行的办法就是自觉的处理好学中干、干中学的关系，加快理论补课，不断提高我们的马列主义素养，提高运用指导思想的能力，共同克服现实存在的“一学就懂，一写(审)就忘”、“主观上真心想运用，客观上往往相背离”的状况。如一部志书记述所辖的农业县的工业时，说县城“工厂林立”，把该县工业发展中一些量的增加，说成是“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把土改期间由于受到清算纷纷外逃的地主记成难民。
类似这样地记述的存在，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主要的，是不是编、审的同志还不能正确地运用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记述对象做符合实际的分析、把握。任何一个事物的质都有其量的规定性，否定性的量达到临界点就会发生质的变化。前例中关于农业县的记述，自身的矛盾是非常明显的。把党在建国初期为巩固新生政权而进行的土地制度改革中外逃的地主记成难民，客观上导致了立场的偏移。
在指导思想问题上，是否应特别注意两种倾向：一是指导思想的泛化。把不同时期的路线、政策等同于指导思想。二是忽略指导思想的整体作用。检查指导思想是否落实时，过多局限在志书的思想性上。我以为，指导思想应该从理论基础的层面上发挥全面作用，是修志工作者普遍遵循的最高原则和认识方法。它不是问题与结论之间应答式的断语，而是指导我们如何搜集资料和表述史实的基本方针。它不单单体现在志书的思想性上，而是影响志书整体质量最基本的深层因素。
提高志书的政治质量除正确认识、理解和运用指导思想，还要完整准确地把握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制定、实施的路线、方针、政策，以之做为判定具体问题的依据。我个人以为，这是今后预从根本上提高志书政治质量应侧重解决的重点问题。因为党的领导通过制定路线，方针、政策来体现，社会的变化，很大程度是这些内容推行、实施的结果。离开这些就失去了判定具体记述的依据，而我们记述的是否符合相应政策，又是政治质量的一个很主要的判定标准之一。尤其是志书记述的时限跨世纪，任何一位参编同志的经历只能居其一定时段和一个方面，对其它时段和方面的内容地记述，必须借助工具和手段，其中把握有关政策的内容和出台的时代背景、客观依据是事半功倍的做法，也是保证志书政治质量不可缺的。 在这方面，市委、市政府等部门志办老领导、老同志的一些言谈和做法对我们启发很大。我们也在工作中抽时间学习了一些有关资料，尽管只是浅尝，时间很短，但己感受到大有收益。如财政、金融门类记述50年代的情况，就必须了解中央当时关于“平抑物价，统一财经”的方针、政策的详细内容，工商业门类记述50年代的情况，就必须了解当时中央调整工商业的决策；农业门类记述农村生产关系时，就必须了解建国初的土地制度改革，一化三改中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以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等政策的形成、演变和区别；相应门类记述“三反五反”时，就必须了解中央当时确定的方针和斗争发生的时代背景；流通门类要记述历时32年的农产品统购统销，就必须了解这一制度出台的特定历史条件及其客观依据等等；还有其它门类都会涉及许许多多的政策。如果不了解中央当时制定政策的具体情况和内容，不详尽地掌握我市依据中央精神相应制定了哪些地方性的具体政策，就难以准确地认定分析资料，落笔成文。而这些情况，在搜集到的大量资料中是无法全面了解的。所以，进行有关政策内容的补课和学习，是非常急需和必要的，也是提高政治质量的一个根本保证。应该引起所有编、审同志的重视。
四、当前提高志书政治质量应着力处理的几个方面
由于政治质量是一部志书政治性记述的综合体现，这就决定了除了各部类之间存在记述内容和侧重点的个性差异外，还必然有一些具普遍指导作用的内容如方法，原则等需要各部类共同注意和运用。我个人体会，当前要想提高政治质量，是否应共同重点把握以下几方面：
1、解决好提高政治质量的知行关系。基于工作进度地急切需要，提高政治质量成为非常紧迫的任务。但是任何事物地发展都是渐进的，政治质量地提高也不可能只是简单地发布命令或加以提倡就会一蹴而就，最终地提高还是要靠实际编、审的同志在一定时间内的艰苦实践。需要在工作中，共同培育一种学习、钻研、探索、创造的环境和氛围。一方面，通过学习深化理性认识，一方面结合各部类的内容和编纂者实际做不同的探索。期间，及时利用研讨会、评审会等方式，加强业务交流，在对已成的稿件的分析中，寻求方法，增强信心，既不无原则地迁就，又不脱离实际地苛求，在迈上新的认识阶梯的基础上，进入新的实践阶段，在这种不断地交替中，定会获取政治质量的不断提高。
2、处理好政治性(革命性)和科学性的关系。志书应该达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其中思想性包涵在政治性之中，是志书政治质量的核心。科学的政治性，应该是立场正确、观点鲜明、大是大非分清，实事求是地记述客观情况。做到了这些，就使科学性中具备了合格的政治质量因素，否则就降低了政治质量，也就削弱了科学性。从当前实际编纂情况看，在争取实现上述要求的同时，应特别注意割裂政治性和科学性内在关系的政治化倾向。如一部志书中“人民生活”部分记的：“解放前广大农民在政治上受封建大山压迫，在经济上受地主阶级残酷剥削和贪官污吏地敲榨勒索，以及各种自然灾害地频频侵袭，因而饥寒交迫，在死亡线上煎熬，农民身上三把刀，逃荒上吊坐监牢。建国35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全县人民物质文化生活都有了极大的改善，如今吃讲营养，穿讲漂亮，住讲楼房，用讲高档，日子越过越兴旺”。这段记述，前半部分过于空泛，缺乏具体资料的支撑；后半部分近乎顺口溜似的俗谚，而且也不符合实际情况，总的给人概念化地感觉，政治化倾向也是比较明显的。做为编者可能是无意识地感情流露，读后则会产生反向作用：主观上是一种拔高，但由于不符合实际情况，其中含有明显的虚假成分，人为地将应内涵的政治性生硬地泛化到表面，既无助于提高政治质量，又损害了科学性，给人一种不真实地印象。也有记的相对好一些的，如《吉林省水利志》中关于丰满水电站的记述。丰满水电站建于东北沦陷时期，当时号称亚洲笫一大电站，现今也较有名气。这是不是侵略有功呢?编纂者运用了大量的具体资料，反映了“施工期间，侵略者用法西斯手段抓劳工18000人。这些穷苦劳工在刺刀下干着超体力的牛马活，仅大坝施工期间就死了5000多人。”这样的具体记述，侵略者对我国资源加速掠夺的罪恶性质清楚地显露出来，有分析、有结论，观点鲜明，政治倾向自然准确地流露出来。
3、用资料说话，在实事求是地记述客观对象中把握政治倾向性。对于包涵着严肃的政治性、阶级性的志书政治质量，用资料说话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只有这样，方能把实事求是地记述客观事物的编纂要求落到实处，只有这样，才能让使用者感到我们记的真实，不虚，不空，不是平庸的政治宣传和说教，只有这样方能避免那种“词不够，曲来凑”的空泛议论，有助于解决当前公认的政治性记述中的难题。譬如，记述党的建设和基层党组织及党员的作用是现实比较棘手的难点，空泛、概念化是其通病。但有一部县志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实例。该县志中有一篇反映抗击龙卷风的专题，记述了72个基层党组织和22位党员的先进作用和动人事迹，靠极朴实的具体资料，再现了党的干部和党员身先士卒、忘我献身的动人场面。灾后，受灾地区群众自发倡议树碑纪念，碑文上书“党恩浩荡，同胞情长”。应该说是具体资料赋予了这篇专题动人心魄的力量。
事实上，党的作用除了核心决策之外，更多的正是这样具体化在各个基层组织和党员个体身上，只有记好了这样无数个点，才能形成党的整体形象，再现核心作用。所以，类似记述是有启发作用的。再如，如何准确地记述成绩和不足也是现实志书编纂中的难点。实践中的情况是，成绩写透比较容易，甚至记过了头，但失误写够则比较困难。这里决不是说多记失误就提高了政治质量，其核心是实事求是地记，这是提高政治质量的主要保证。这方面也有处理较好的实例，一部市志水利部分在记了不同历史阶段的水利建设之后，接着记了相应不足：“50年代的大灌区，不适应高产地区的用水要求，60年代的大联圩，影响了部分地区的泄洪，70年代大平整、开新河，过分强调方正化，盲目围垦湖荡，影响了调蓄；1982年，农村实行联产承包，劳力难调，资金难筹，一些水利设施失修，河渠，干渠淤塞，圩堤标准降低，效益明显衰减，80年代社队水利建设投入相对减少，且由于工副业的迅速发展，机动船只猛增，圩堤受水浪冲击坍塌比70年代更为严重，圩区建设以维修为主”。这种资料，客观地记述了成绩、不足和失误及其原因，从实际看，好象难度并不十分大，也还存在一些可再严谨的地方，但应该承认，就这样的记述现实也是不多见的。试举这一例子是想由此证明不是不能符合实际地记好成绩和失误，而是看编、审者是否能把握住历史的主流和支流，把握准是宣传还是再现、是总结经验还是暴露失误的出发点。一部市志中记述城市公共交通时写到：“尽管车辆、线路逐渐增加，但线路里程无显著增长，1966年为468公里，到1975年的1O年间仅增至823公里”。从这段记述看，编写的同志的意图是想否定文革，但实际是自我否定了，因为一个城市的公共交通线路里程10年中提高近一倍，而且基数又比较大，已经是很快了。那为什么还这样记呢?是不是我们的同行在这一记述中，没有把握住发展仍然是建国40年的主流，从政治上把“文化大革命”同“文革期间”等同起来，对具体问题缺乏实事求是地分析和研究。
4、科学地扬弃传统的“述而不论”的记述方法。“述而不论”做为一条编纂原则，经过数百年的验正，应该说是正确的，也是必要的。它有助于防止说假话、空话、大话、套话的恶习污染修志工作，端正文风。但这毕竟只是一条基本要求，实践中对于不做解释说明就难知所以然的事物，还是应该画龙点睛，科学地扬弃传统的方法。民国时期的一些志书，都在篇首设有概论，“既记其事，也言其理”，而且政治性、阶级性非常鲜明。我们现实工作中要注意的，是要点的恰如其份，更不能“龙少睛多”，长段议论充斥文中，主观臆断代替了具体资料。
5，关于对旧的社会形态的历史和建国后政治运动记述的“度”。社会的发展具有历史承接性，志书记述的是历史到现实的变化进程，特别是我市，此次修志又是填补无史无志的空白，更有必要尽可能地记清历史脉络。这就要求我们在记述中把握好科学的政治观点和方法，用历史的观点去认定资料，防止片面化、简单化。应该冷静地表述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具有进步意义的事物和现象，不要人为地改变历史事物的性质。外省一部志书中记地方行政(干部)制度时，记了封建社会末期在当地实施的“官吏回避制度”。而且对这一制度的积极作用(适当限制了裙带风、关系网、任人唯亲、循私舞弊等)做了客观反映。我觉得这是一种很有胆识的尝试。我们应该消除那种记述历史时，记生产就是萎缩，记流通就是凋敝，记文化就是落后，记生活就是苦不堪言，记官吏就是腐败的笼而统之地加以否定的现象。因为我们今天的历史不是无源之水，今天的社会文明中包涵着以往历史的进步因素，准确地记述这些积极因素的社会效果，也是保证政治质量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
关于政治运动的记述是政治性记述中最大的难点，是当前理论研究的热点，也是我们工作的重点。全国同行(甚至包括其它学科的专家)围绕“三宜三不宜”讨论、实践了若干年，迄今尚苦于没有令人满意的出路和方法，但实际工作又不允许长时间地研究和无限期地等下去。 我以为，在这个问题上不宜过多地耗费时间。因为命题本身就比较模糊，如“宜粗不宜细，宜略不宜详，宜分不宜合”这三个命题中，前两个无本质区别，这样“三宜三不宜”则就成了“两宜两不宜”，而其中“宜分不宜合”，尽管有些地区在志书中采用了合的形式，但认真分析起来，实质仍是分。 一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和斗争，触及社会的各个方面，它的影响是全天候的。采用合的形式的志书，其合起来的，也只是政治领域里的情况，经济、文化、科技、教育、卫生等其它诸多方面仍然缺漏，实际上还是名合实分。
就我市修志工作而言，是分是合的研究和讨论也没有实际意义，我们市志的总体设计已基本确定，无论是市志还是各专业志，均没有设专门记述政治运动的志目或篇章。所以我们应集中精力探求具体记述中应注意些什么我以为应侧重把握：
一是以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依据。
二是从全局着眼，宏观入手，大处落笔。不从“一粒砂巾看世界”，不以偏概全。如一部县志的《社会风七志》民谚类中记有：“一等人，送上门。二等人，人托人。三等人，推出门。”“共产党真有钱，养了一批协理员。协理员没事干，整天街上瞎胡转”。这里我们不分析同行的思想感情色彩，但可看出偏激的主观倾向。前者概括的社会中的某些现象，还不能说是一种社会风气；后者不应因个别工作人员的不良作风。而由此否定一种行政管理方式。 这是政治性记述中必须克服的。
三是要立足正确的立场，情真意切去总结，不要愤笔疾书去暴露。而且还应分清哪些是决策性失误，哪些是工作方法不当，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志书中记载历史上曾发生的失误和工作中的不足，其目的是为了总结教训，为今日借鉴。所以，无论是动机还是效果都应是健康的，积极的。特别应避免不准确地理解客观真实而施以自然主义式地实录。如一部志稿将“文革”期间一些坏人体罚一名女教师，用达到沸点的水浇烫她的身体的细节资料收入，实在令人不忍卒读。这样的记述既没有积极作用，人们也难以从中吸取什么教训。
四是记清党和政府对失误的纠正，这应该是记述政治性内容的重点。我们今天记失误，记清失误是如何发生的故然必要，但记清在自身范围内党和人民为纠正这些失误又做了哪些努力和巨大工作更为重要。对这一切进行深入地、客观地分析，体现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整个记述应能使今人和后人知道这些偏差是在缺乏经验的情况下、在探索过程中发生的。能够产生这样的作用：“使人们明了，要求探索中不出一点偏差，那是把探索理想化了”。我们必须历史地认识过去，就如一个人进入老年后反顾青少年时期，会自我否定很多当时认为是非常杰出的、满意的事情。理想化的探索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中，难免出现一些差错，如果要求一点差错电不出、那就把包括领袖人物在内的党神化了。我们的党之所以给人民以信心和希望，就在于她不断地自我纠正，趋于成熟。所以，记述失误的过程中把这些自我纠正表述出来，才会使我们“以史为鉴”的目的最终得以实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