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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五常县人民长期处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之下，过着贫苦危难的生活。旧社会，占百分之十几的地主富农，占有60～70％的土地。地租、高利贷剥削和官府、地痞欺诈，老百姓痛苦万：状。种地收的粮食，交地租，还借贷，所剩无几，每遇荒年，更无生计，冻饿相逼，贫病交加，求借无门，有自寻短见的，有卖儿鬻女的，有沦为乞丐的。五常、山河、小山子、五常堡等地都有花子房，乞讨的人络绎不绝，病死的时有所闻，幼儿尸骸，城边沟沿到处可见。穷苦百姓无力摆脱苦难的境遇，就烧香供佛，祈求神灵保佑。
伪满时期，在日寇铁蹄蹂躏下，农民过着亡国奴的非人生活。1935年开始归屯并户建立集团部落，强迫山区住户，一律搬出，山区农民有赖以生存的土地和房屋，不愿离去，日寇就对山区实行“三光”(杀光、烧光、抢光)政策。有1次日伪军3 000多人进犯四合川(今沙河子境内)，逢人便杀，见房就烧，无恶不作。沙河子保三人班屯韩宝1家12口人，当时就有11口人惨死在日寇的屠刀之下，韩宝逃到山里又被抓回杀害。这次屠杀，仅三人班附近的3个大坑里就有500多具尸体。
日伪强迫人民出劳工、上奉仕，为日本侵略者挖煤、采矿、修筑军事工程。富人可以雇劳工，穷人只能自己去。到了工地，睡地铺、吃橡子面，挨打受骂，当牛做马。肴病不给治，甚至人没死就扔到山上。侥幸生还者亦多染痼疾，以致终身残废。1944年，冲河镇张家弯村黄振东，在佳木斯上劳工，得了腿痛病，想休息一下，日本工头手拿大棍就打起来了。忍无可忍的黄振东举起大扁担狠狠地打了那个工头一顿。黄振东被抓了起来，受尽折磨，当年腊月死在监狱里。他家6口人病死了4口，只剩下他老婆1个人。
"出荷粮"也是农民的一大重担。农民收了粮食，去了地租，交出荷粮，一般部不够吃，只好半年糠菜半年粮。1942年又增加"大东亚共荣粮"，县成立"搜荷督励本部"，派遣搜荷督励班到农村催逼粮食，穷苦百姓啼饥号寒。1944年又加征1麻袋"爱国粮"，不交就翻箱倒柜，穷搜极索，翻出粮食全部“出荷"，造成了五常县史无前例的特大粮荒。有的农民借贷无门，活活饿死，有的全靠野菜糊口。
日伪规定满洲人(中国人)吃大米是经济犯。经济犯要挨打、坐牢、罚款。向阳山春日甲卢老太太，患胃病到县城治病，早晨喝了1碗大米粥，到五常一下火车就呕吐起来，警察发现她吐的是大米饭，就以经济犯的罪名把她抓了起来。经她一再央求，才罚款5元了事。
伪满配给农民的布，除了少量花布外，大多数是更生布。农民穿更生布，老头穿花裤子，(认为花布总比更生布好)已不为怪。
日寇、汉奸、警察、特务到处横行。百姓中若对他们的残酷压榨稍有不满或反抗者，即以“反满抗日”、“思想犯”等罪名，遭到逮捕、凌辱、杀戮、信件、书刊、言谈都能成为罪证，遭到意外。旅店墙上都贴着：“自照衣帽，莫谈国事”的标语。语言文字一律不许使用“中国”、“支那”、“中华”一类字样，就连学生的字典都得经过逐字检查。人民完全失去了自由。
1945年"九·三"光复后，日本侵略者虽然投降，但一些伪满残余和土匪纠集一起，遍地拉起"维持会"。他们到处杀人放火，抢掠民财，逼得广大劳动人民求生无路，欲死不得。
旧社会城镇市民生活也是极其困难的，给资本家当工人，当学徒，挨打受骂，吃不饱，穿不暖，所挣的工资维持不了全家的生活，稍不如意，就被解雇，成为失业者，生活则更加困苦。有的人流落街头，有的人冻饿而死。这样的生活一直到五常解放后，才告结束。原五常县6个区土改前后各阶层占有±地、牲畜情况对比表(附表)
经过土地改革运动，广大劳动人民从地主，富农手中夺回了土地，分得了房屋、车马、农具，有了自己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生产劳动的积投性普遍高涨。生产的粮食、农副产品日益增多，生活比土改前大为改善。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劳动人民以主人翁姿态，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大生产运动，多数农民开始拴车买马，添置农具，走向发家致富的道路。
广大农民把自己生产的粮食卖给国家，换成货币，购买棉布、棉花等生活日用品。节余资金或用于建造新房，或给子女操办婚事。逢年过节还要办置节日食品和用品，广大农村呈现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1952年后，党和政府组织广大农民建立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5年冬全县进入了农业合作化高潮。这一期间，农民生活水平又有新的提高。1958年9月，全县实行"人民公社化"，相继开展"大跃进"运动，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生产和经济指标，同时刮起了"共产风"，强令农民办集体食堂，农民怕"归大堆"把箱箱柜柜及家畜家禽低价卖掉。1958年农业虽获丰收，但铺张浪费太大，吃光、分光没有积累。全县社员每人平均收入仅50余元。1960年至1962年，遭受自然灾害，加之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造成粮食减产，广大农民只好靠瓜菜及代用食品充饥。这一期问，农民收入3年平均不超过45元。1963年后，党和国家对国民经济进行了调整，纠正了一些过左的错误。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下发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允许社员种少量的自留地，开垦荒地，开放自由市场。在连一政策下，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所提高，生产力有所恢复，生产有了一定的发展，农民生活也有所改善。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左"的思潮又重新抬头。由于开展"学大寨"运动，强调以粮为纲，以阶级斗争为纲，农民参与市场活动和饲养家畜、家禽即被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受到批判，农民只能靠生产队分配的粮食维持生活，除个别较好的生产队外，社员几乎很少分到现金。1966至1969年，全县社员年平均收入70元至96元左右。进入70年代，"文化大革命"仍在继续，广大农民仍在"左"的错误束缚下从事集体生产劳动，社员收入水平一直不高，1970年平均收入84元，1971年社员人均收入82元，1972年人均收入49元，1973年社员人均收入86元，1974年社员人均收入82元，1975年社员人均收入97元，1976年下降到49元，1977年回升到74元，1978年达到100元。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拔乱反正,纠正"左"的错误。进一步落实了农村的经济政策，从而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生产有了发展，当年人均收入达到111元，超过了建国以来的最高水平。1981年后，农村陆续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土地按人分到各户耕种，打破了"大锅饭"，改变了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平均主义分配制度，极大地调动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生产持续发展，收入不断增加。1983年统计，在全县390个生产大队，2 391个生产从，134 625户中，出现了2 778个专业户和重点户，收入万元以上他52户，千元以上的2 303户，500元以上的8 725户，收入300至500元以内的3．4万余户，全县农业人均收入275元，到1985年，农业人均收入增加到387元，达到了历史上最高水平。
由于收入增加，农民中60％以上的人家有手表、收音机、自行车、缝纫机，一部分农民盖起了新的砖瓦房，购买了电视机、录音机和洗衣机，有很多人家购买了小型拖拉机，个别人家购买了汽车，农民衣、食、住、行都有了新的改善和提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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