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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昆林 字轩圃，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生于五常镇。其父王廉，民国时期在五常县公署充当看守员，王昆林在电话局当电话生(接线员)，1932年3月(伪满大同元年)日本侵略者进入五常县城时，王昆林随父王廉手持日本旗亲去欢迎日军入城，此举深得日本侵略者赏识，不久王便被选送伪警察学校"深造"。伪满康德2年(1 935年)出校后，出任五常县警务科警务股长，伪满康德3年为山河屯警察署长，伪满康德6年调任五常县城厢警察署署长，后又调回县警务科仍任警务股长职，伪满康德12年再次充任山河警察署长职务，直至1945年"九·三"光复。
王昆林在伪满洲国充当警务股长，署长时，仗权势欺压百姓，勒索钱财，贩卖鸦片，纵赌吃赌，无所不为，士商民等众目昭彰，怒不敢言。
1945年"九·三"光复后，伪满残余在五常县建立维持会时，成立了保卫总队。同年10月王昆林在五常县国民党部的荐举下当上保卫总队长。在他的策动下，将分散在山河屯、向阳山、长山、兰彩桥、五常堡、冲河等地的土匪建军搜罗一起，共1 400余人，编成6个大队及1个直属大队。五常县的土匪建军至此形成一体。12月初，王又被国民党东北光复军吉东地区司令部罗大愚、政治部主任安庆涛委任为五常支队司令。
1945年12月31日，五常县城解放前夕，王昆林命第一大队长宋树棠带一中队去孙大骡子屯(今兴盛乡境内)阻击东北人民自卫军进驻五常，交战后宋树棠部溃败，五常县城彻底解放。王昆林见大势已去，便携直属队第三中队(王的嫡系部队)逃往小山子地区。小山子战斗打响前夕，在人民解放军大军压境，小山子守敌即将崩溃之时，经商界代表再三劝说，王昆林在五常县维持会长李存甫(兼县长)的带领下，向解放军缴械投降。王投降后，民主政府按党的政策，以宽大为怀，对其以往罪恶未加追究。为使他有立功赎罪和重新做人的机会，派他去小山子城内做劝降工作，以减轻城内人民伤亡。王昆林入城后，与匪首王明德，陈振东、薛连峰等密谋之后，重回解放军驻地姜秀章屯，对人民解放军进行策反，玩弄反革命伎俩，密谋拉拢旧部伺机哔变。正在他做复辟梦时，其阴谋被识破，经审问王供认不讳，被就地处决。
王桂珍 女，妓女出身，先为娼后为匪，报号"一枝花"。酷嗜鸦片。
王幼年因家贫，被卖与哈尔滨某妓院为娼。因其姿色出众，遂名气日高。伪满洲国后期，随嫖客"从良"，螵客以重金贿予"老鸨"，王始逃离娼门，随夫游荡江湖，过着花天酒地的奢侈生活。一日王问其夫“以何为业”，夫笑答：“做无本生意"，"到我的买卖一看便知分晓．"王随其夫到一去处，发现浩荡的土匪队伍。其夫指着这些人马，对王说："这就是我的买卖，你看如何?"王说："女流之辈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命由天定，岂能不从。"夫见其心诚，选来良马，德国匣枪，子弹千发，终日教王骑马射击，由打死靶转为活靶(活人)，先练右手，后练左手，时间一长，枪马纯熟，百发百中，遂死心塌地一心为匪，日久天长，人性灭绝，嗜杀成癖。
1945年"九·三"光复后，匪队四散，各投其主，王匪窜来五常，加入“双山”(王明德的号)匪队，1946年2月投靠刘昨非、刘国良的国民党挺进军"五常联合纵队”，成为一员“干将”，在小山子城内杀戮革命干部，残害群众，无恶不做。我军发起解放小山子战斗以后，王匪带马弁(警卫员)数人，持匣枪据守小山子西北城墙，打死打伤我军多人，战斗7天7夜，我军炸开城墙，攻入城内，王匪狼狈逃窜至苇河。1947年被公安机关捕获，被处决。
那维贤 曾用名那宪武，满族，1900年出生于红旗乡多欢站一个恶霸地主家庭。兄弟5人，他排行老三。兄那维勤(又叫那维邦)，在旧中国与那维贤、那维祺为虎作伥，残杀无辜，建国前畏罪自杀。二哥耶维祺，在解放前奸淫掠抢，杀人越货，无所不为，于1951年被公安机关逮捕处决。四弟那维一，旧社会放官局(赌)、砸孤丁(强抢)、强奸民女，民愤极大。镇压反革命时，被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后死于劳改中。五弟那维禹(又叫那宗禹)，伪满洲国时充当警察，"九·三"光复后，畏罪潜逃，下落不明。
那氏家族，旧社会财大势大，自称"松花江南无二处，拉林河北第一家"。又因那氏兄弟素以杀人为乐，行抢为业，霸女为荣，心毒手很．横行乡里，故人送号"西霸天"，士商民等路经其门，皆瞠目斜视，绕道而行，男女老幼提起"西霸天"，则不寒而栗。
那维贤，少年读书4年，15岁开始游山玩水，欺老凌弱，不务正业。“九·一八"事变前，在"红枪会"、"大排队"(地主武装)当上了监吏员。家巾常年养有土匪、窝主和马贼黄云国、关志国等人。1次邪维贤领黄、关2人去李德全、李山林、谢永生家"耻孤丁"。行抢时，先用烧红的烙铁给李、谢等人上了刑，遂抢走全部贵重物品。在充当大排会监吏员时，有双城县东南隅刘某去李大伙房谋生经商，家中得知后，雇裴文成去探望，刘、裴2人回家路经多欢站时，被其兄那维勤扣下，经那维贤搜身发现2人身带大洋6万余吊，又有锄头2把，那维贤便以"匪"为由连夜刑讯，然后，率大排队秘密将2人押至牛头山拉林河北岸枪杀。杀后将尸体推入河内，为掩人耳目，给参与此次杀人者，每人大洋300吊，其余5万余吊均被那家独吞，其兄那维勤又以100吊之价格将锄头卖给卢文恒，卢用后又转手卖给许某，后那氏兄弟得知锄头库内藏有现洋和金戒指，匝仗势将锄头强行要回据为已有。
伪满康德3年(1936年)，那维贤得知"日兴当"商户宋洪志有钱，便与其兄那维祺将宋骗入家中用酒灌醉，诬以"行奸"之罪将宋打死，搜光全部钱财。为掩盖杀人罪行，又残忍地将其嫂打死，把其妻打伤。事后被伪双城警察署得知，经验尸将2人拘禁，那氏家人便通过“关系”，由其弟耶维禹出面，用100石黄豆行贿办案人，然后被释放而不了了之。
1946年土改前夕，那维贤逃出家中参加了国民党土匪建军王明德队，四平战役被俘后经教育释放。他回家以后，本性不改，怀着对共产党的刻骨仇恨，暗地搜集土改积极分子和干部名单，以及谁分了他的房屋、土地、浮产等情况，企图反攻倒算。1949年7月在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下，公安饥关将其逮捕，经松江省人民政府批准于1951年4月5日被依法处决。
吴连元 本县八家子乡人，又名吴升三，清光绪六年(1880年)生于地主家庭，是本县有名的汉奸之一，屠杀抗联的刽子手。
1894年吴在家念了1年书，1899年在八家子街经商。1923年在八家子康家炉担任甲长，共达6年之久，1930年到拉林街担任保卫队长兼团长。"九·一八"事变后，投靠日本侵略者，充当游击队长、警察署长。
1934年2月，在康家炉高台子山区攻打赵尚志所领导的抗日联军十余次。
1935年6月，吴连元在八家子东山里将抗日志士陈香九及其妻子绑架，吴看陈妻貌美，企图霸占，被陈妻怒骂。遂将陈香九夫妻枪杀，又将人头砍下，挂在八家子东门外的树上。1936年4月，偷袭驻在阎乡屯的抗日联军，班长杨玉清及4名战士壮烈牺牲。同年8月，吴连元带领日寇乘汽车进行搜山，企图彻底消灭这一带的抗日联军，摧毁抗日根据地，制造无人区。吴连元指挥伪军烧毁了康家炉、阎乡屯、下香磨、硕大户山、一棵松、五常堡、十二号等处的居民房屋达171间，使当地人民背井离乡，家破人亡。
农历8月27日，由背荫河日本侵略者制造杀人的细菌工厂逃出来十余名抗联战士．其中1名在八家子被吴连元手下团丁尤宪斋捕去，押送团部以后，吴亲自指挥，将其枪杀在八家子东门外，然后将人头砍下，挂在树上。此举得到日寇欢心和表彰，奖给他步枪子弹三箱，手枪子弹60发。
伪满康德4年他又以租赁为名，强占拉林街史祥的大车店房为已有，改名为吴家店，直到1945年"八·一五"才退还原主。1945年9月间，他在八家子投靠国民党地下先遣第三军参谋长方振国部，经匪首王敏委任为第三军第五旅旅长。
1951年，吴连元被人民政府处决。
朱福三 名朱富，字福三，生于清朝光绪十五年(1889年)，祖籍山东，民国初年住本县太平川屯(双兴乡)。伪满洲国在五常镇建四合院一处，有一妻一妾，雇有仆人。有土地6 000余亩，房屋400余间，五常、山河两镇有“福”字号的工厂、店铺多处，双城、长春亦有商号。
朱福三，幼年在私垫读书，16岁当学徒，1913年在五常县沙河子乡三岔河开杂货铺。转而与人合伙开办烧锅，他为二掌柜。1918年本地驻军头目总队长鲁某伐木卖电柱，朱见有利可图，便与驻军团长宋某勾结，和县公署财务处签定了包揽2 000根电柱的合同，卖后获利20万吊，然后用这笔巨款建房、置地，开设烧锅、商店、当铺。生意越作越大，产业越来越多。一时成了远近闻名的富户。1927年当上了山河屯商会分会长，翌年升为五常县商会会长。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五常县各界人民抗日浪潮风起云涌，遍及主要村镇。朱福三便携眷和全部"细软"逃到老家太平川屯匿居。为保家财，与盟兄弟于深激之侄子于陆阶(于谦树)合伙，动员商户集资购买快枪百支，聚众300余，组成"东大排队"，朱自任"主任"。东北义勇军冯占海部进驻五常后，他表示"抗日"，但不受编，冯以抗日大业为重，令所部不要强编。然后朱便把这支地主武装改称"民众自卫军"，自任司令。1932年1月，日军尾田真治部及伪军于深潋部进入五常县境之后，朱便带队携械第一个投靠日本侵略者。于陆阶当上伪县长以后，便推朱仍任商会会长。由于兵匪混乱，抗日组织蜂起，县城店铺、工厂多数“关板”停业，全城一片萧条。朱为讨好日本侵略者，便软硬兼施，威胁引诱，敦促商业开板、工厂开工。此举深得日伪当局赏识，不久便当上了协和会长之要职。1934年爱新觉罗·溥仪"登基"做伪满洲国皇帝时，朱随同伪县长于谦树和翟玉堂、周炳文以五常县"各界代表"身份去新京(长春)参加登基大典，此间，朱为"钱、势”并举，又与伪县长于谦树和总务科长合伙开办福泰楼大烟馆，兼营鸦片零卖所。1935年，为效忠日本天皇，对满洲皇帝忠心，又极力在各机关团体成立"协合分会"，让县长兼协和会本部部长，自荐总会会长，每星期必开一次大会，宣扬"日满亲善"、"共存共荣"、"王道乐土”。县农会成立后，朱又在新县长金毓纶的荐举下当上了“会长”。至此，"商、农、协"三会大权落在朱氏一人身上，成了五常县财势兼有的官僚政客。1935年3月，以五常县商界代表的身份参加了滨江省协和会组织的赴日"观光团"。回国后，发表演讲，宣扬"日本军国主义强大"。1936年，朱又被推上"金融合怍社"主事的宝座，随之各类组合相继成立，控制了全县的经济命脉。是年春又与日本人金村、大加、大野等人勾结，在五常以日满合办为名成立伐采组合，掠夺本县木材资源，运往日本。日本人高兴，朱福三发财。朱为缓和民众之不满，笼络人心，曾倡办“慈善"，开设"粥锅"，收养"孤儿"。
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在朱的带动下，全县商户向日军"捐献"飞机一架。于1937年朱又带头认购"水利公债券"，受伪国务院民生部大臣于静远亲题"爱众亲仁"奖镜一块，日伪当局又动员他买下拉林河团山子大桥和五常火车站水塔，朱欣然受之。然后又动员他在日本人开办的"大兴当"和拉滨铁路入股，朱亦同意。
1945年"九·三"光复后朱摇身一变，成了"维持地方治安"的维持会副会长。12月21日朱亲去哈尔滨拜见国民党接收大员刘建仁，串联接收五常之事。
1946年1月五常解放后，朱携妾带金银细软逃往长春，又当上了五常县同乡会会长。国民党选举国大代表时，他又成了选举事务所监察委员。长春解放前夕，朱化装逃至天津，后匿居北京。1952年镇反时，被逮捕归案。由于他有自新表现，积极揭发坏人，被从轻判处。出狱后回北京闲居，1976年病死，终年87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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