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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肥
县内农民一向重视农家肥。粪肥以厩肥和猪粪为主，多用于底粪滤粪，还有口粪和拌种粪。口粪多用农家细肥，常用的有大粪面、苏麻菇、苏子等。拌种肥有油脚、炕洞灰。农村广泛流传着这样的农谚："有收无收在于水，多收少收在于肥"；"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随着人口的增加，耕地土壤肥力日减，需肥量越来越大。土壤中的养分"取多与少"，入不抵出，土壤肥力日益减退。据调查测定，本县的土壤肥力，每年以1－2‰的速度递减。
从50年代初到"文化大革命"前，广泛开展“五有三勤"积肥运动，家家有猪圈、厕所、粪坑、鸡鸭架和灰仓，坚持勤起、勤垫、勤打扫。生产队普遍建立常年积肥"三专"(专人、专车、专畜)队伍，"雷打不动"，坚持常年积肥，曾出现了一些像友好七队养猪积肥和新旗大队秸稞造肥，粪肥数量多、质量好的典型。后来在"左"倾错误思想影响下，片面追求粪肥数量，搞"压绿肥"、"高温造"、"回头土"等，实际多是土块搬家，以土代粪。一年到头，运进运出，用工量大，得不偿失，劳民伤财。上报亩施肥几千斤甚至万斤，真正补冶土壤的养分太少。经过土壤普查抽样测定的结果是。21个农肥化验样，有机质低于4％的3个，占14．3％，低于5％的7个， 占33．3％。两者合计占47．6％。即约有一半的农肥和土差不多，甚至不如肥沃土壤(全县一级土壤育机质6％以上的，占调查土壤的19．2％，友好七队的好地有机质超过10％)。这样的粪肥，虽亩施万斤，也只是起个换土的作用，不仅为作物吸收的养分少，而且带进大量草籽，导致严重草荒。
50年代初开始试用化肥(硫铵)，主要用于水稻田追肥，磷肥只用于甜菜(甜菜按播种面积发给)。1964年以后，随替玉米双交种的推广，化肥用量大增。1967年全县施用化肥4 980吨，以后成番论倍地增长，到1934年竟增到30 251吨。60年代曾大量施用氨水，五常、拉林、山河等车站曾特建氨水储罐。化学肥料开始只是硫铵用于水田追肥，以后增加了硝铵、尿素、氢氨等，施用范围从水稻发展到玉米，进而谷子、高粱和菜田。到80年代，所有作物无不施用化肥。从单施氮肥到氮磷配合。1983年施用磷肥4 740吨，占化肥用量的16．5％。施肥方法不断改进，从追肥到口肥、底肥，从1次追施返青肥到迎嫁肥、攻穗肥分次追，从直接追化肥到制作“颗粒”肥(农、化肥配合)，从表层施肥到侧深施，进而使用锌肥、钼肥等微肥。
全县化肥施用量，以硝铵为最多，其次是尿素，再次是二铵、炭酸氢氨，最少的是硫铵。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以后，不再搞以土代粪，粪肥质量明显提高，但有些农户由于缺少运力，又无力购买化肥等原因，施肥数量较前减少，甚至有白籽下地者。
改土
县内的土壤改良，主要是深翻改土、客土改土和增肥改土。
深翻改土
50年代，农耕以畜力犁为主，采用杯扣交替的垅作制，有利于保水、增温，但耕层较浅，形成三角形犁底层，不利于熟化土壤。“大跃进”期间在“左”的思想指导下，脱离实际地大搞深翻，竟至挖地3尺，结果搞乱了土层，使土壤养分失去平衡。60年代，在杯扣的基础上加入机械平翻、平播，平翻有利于加深耕层，疏松表土。到7 O年代，随着作物布局的凋整，平翻面积逐年减少，耙茬及深松面积不断扩大，打破多年的犁底层，有利于控制水土流失，有利于熟化土壤、改良土壤的理化性质。从1974至1979年的6年间，全县深翻耕地222．82万亩，年均37万亩。据多年的生产实践，适当加深耕层，对保水保肥，抗旱耐涝，促进作物生育确实有效。
掌土改土
为了改变土壤素质，提高肥力，把附近的草炭，塘泥和黑土等取来，施入耕地。安家镇金山村亩施草炭、塘泥10万斤，农肥1万斤，改变了土壤瘠薄状况，达到地暄土肥。全县大部分村、屯除了草炭、塘泥外，还搞“回头土”、“过圈肥”、“高温造”(冬春，将杂粪堆成堆，烧着发酵)、压绿肥等，但多是土多肥少。尽管肥效不高，也有改土作用。
增肥改土
改土的另一措施是多施肥，施满肥，逐渐改变土壤的性质。增肥改土做得好的卫国乡友好七队，从养猪积肥入手，家家养猪积肥。多年来连续亩施万斤肥，到1980年耕地粪土层达半尺多深，有机质最低为2．4％，最高为10．35％，成为早涝保收田。冲河镇新旗村，地处山区，主种玉米。他们充分利用玉米秸稞和草炭资源，和人畜粪便混合沤制，充分腐熟，发好倒细，隔年施用，一年铺一层，土壤肥力不断提高。据1980年速测，耕地土壤有机质都在8～6％。
大量施用优质农肥已收到显著的改土效果，合理施用化肥也是改土的有效措施。全县多年来，每年亩施农肥3 000斤以上，亩施化肥2O斤左右，并注意了氮、磷搭配，补足了速效养分，解决了当年土壤肥力不足的问题，确保了农业丰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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