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研究20世纪初期中国和俄罗斯远东地区俄侨史，根据俄罗斯阿穆尔国立大学远东研究中心的安排，2014年10月，俄罗斯阿穆尔国立大学文学及世界艺术文化系研究生亚娜·维克多罗夫娜（简称亚娜）和中国留学生鞠坤依在圣彼得堡市分别对20世纪40年代曾经在哈尔滨生活过的俄罗斯侨民伊娜·伊诺干耶夫娃·里德维杰娅（简称“伊娜”）及维拉·尼古拉耶夫娃·潘（简称“维拉”）进行了采访。采访所录制的120余分钟视频资料被俄罗斯阿穆尔国立大学博物馆补充为档案馆藏。
伊娜女士1923年3月出生于苏联布拉戈维申斯克市，于1929年随母亲偷渡移民到哈尔滨，在哈尔滨完成了小学和中学教育，大学毕业于基督教青年联盟（基督教青年会）。其间曾在长春俄罗斯远东银行短期工作，1946年回到苏联并嫁人，现生活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市。
维拉女士1929年出生于哈尔滨。1949年完成了哈尔滨医科大学的学业后，在哈尔滨中学任教。1954年到杭州师范大学任教。1957年去上海照顾生病的父亲，直到1959年与家庭一同离开中国回到苏联。现生活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市。
在接受两位年轻学者采访时，伊娜和维拉女士说，能够在离开中国半个多世纪后，接待来自我第二故乡中国哈尔滨的留学生，还有我们俄罗斯研究俄侨文化的年轻学者，我们很开心。在那个年代，是哈尔滨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包容、慰藉、哺育、滋养了逃离纷争的我们，哈尔滨给我们留下了永生难忘的美好记忆。
伊娜：避难岁月里的温慰
鞠坤依和亚娜：伊娜女士，请您介绍一下您和您的家庭，是什么机缘让您到哈尔滨生活呢？
伊娜： 1923年3月28日，我在苏联阿穆尔州布拉戈维申斯克市出生，7岁时随父母移民到哈尔滨。直到1946年，才回到苏联，在圣彼得堡市生活至今。
我的父母都是医生，在我两岁时他们离婚了。母亲离家到了乌苏里斯克市，并在那里认识了我的继父，一个在堪察加半岛上经营渔场的格鲁吉亚人格龙吉。1929年，由于某些原因，我的继父格龙吉担心会被当局逮捕，甚至枪决，于是他通过那时苏联专门从事偷渡出国的人的帮助，逃到中国，并在哈尔滨避难定居。直到1930年秋天，我和母亲才被父亲派来的一位中国朋友辗转接到中苏边界，步行穿过大片森林后抵达中国，开始了在哈尔滨的生活。那时，父亲和同乡一起工作赚钱，母亲则继续当医生。
鞠坤依和亚娜：您在哈尔滨完成学业的吗？对那时的哈尔滨是什么印象？
伊娜：我在哈尔滨接受了小学、中学和大学教育。和哈尔滨的孩子们一样，我年满7岁在哈尔滨读俄罗斯小学，其间，曾有一位毕业于德国大学的女老师像母亲一样充满爱心地陪伴我4年。班级里也有很多中国孩子，我们都是好朋友，从来没有分过中国人、波兰人、苏联人，那时的哈尔滨就像一个充满异国情调、洋溢欧陆风情的“混血儿”。
在哈尔滨读中学的记忆也很美好。老师都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学识渊博,很了不起。他们随着中东铁路建设来到哈尔滨工作、生活。学校的规章制度就像在苏联一样，上课前祷告，校服由棕色裙子、黑色围裙和白色衣领及袖口组成。节日制服则是白色披肩及白色围裙，这也是苏联中学的传统校服样式。
中学毕业之后，我考上了青年基督协会学院。在学院，我们学习英语、打字、速记，班上既有中国人，又有韩国人、欧洲人，侨民众多，是典型的移民城市风貌。课余时间，我们经常看电影，有时到日本人办的影院看德国、美国电影，但是这些影院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前，从不放苏联的电影。有时去歌剧院看俄罗斯小歌剧，还曾练过芭蕾舞、在音乐学校学习。在学院学习的业余时间，我活跃于青年剧院，经常参加契诃夫及奥斯特洛夫斯基作品的演出，演出服由学院提供，青年剧院的经理是米兰多夫。每年还会去哈尔滨周边露营休假，生活很温馨，很惬意，也很丰富。
鞠坤依和亚娜：您对那时的哈尔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伊娜：我们的公寓和哈尔滨人在一起，我家楼下是哈尔滨人办的食杂店。哈尔滨的住宅小区，比如码头住宅区和新城市住宅区，都清一色住着俄罗斯人。我们喜欢和哈尔滨人交往,关系十分友好。那时，我们既参加中国新年在街道上举行的节日游行，和哈尔滨人一起在大街上表演舞龙灯，又参观东正教堂，参加俄罗斯宗教活动，坚持斋戒。
鞠坤依和亚娜：您在哈尔滨的工作经历是怎样的？大约什么时候回到俄罗斯？
伊娜：学院毕业后，我留在学院的图书馆工作两年。1945年，我和我的好朋友柳德米拉到了长春的俄罗斯远东银行做打字员。那时，苏联警备司令部设在长春。在那里有很多苏联军官，其中有一个是我认识的年轻小伙子。半年之后，国民党开始与毛泽东对抗，中国国内战争开始了。一天晚上，我认识的那位年轻军官过来叫醒我们，他说，国民党要来长春，我们必须立即撤离。当时形势紧急，我们匆忙穿好衣服，身上什么也没带，他把我安排坐上一辆有取暖设施的卡车和苏军一同转移到哈尔滨，那是1946年4月。后来我们得知，那些坚持留在长春的俄罗斯人都被拘禁了。我和我的好朋友在哈尔滨遇见了我的母亲，她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因为当时国民党部队还没有到哈尔滨，并且哈尔滨驻有苏军警卫部队，我们的安全有保障。后来，由于政治原因，在中国哈尔滨的苏军回国，母亲留在哈尔滨继续当牙医。我和我的朋友得知哈巴罗夫斯克军区司令部招聘英语翻译，就随军队离开哈尔滨，穿过边界回到苏联。那是1946年5月1日，从那时起，我的哈尔滨生活结束了。
鞠坤依和亚娜：回到俄罗斯后您的生活怎样？怀念那一段哈尔滨生活吗？
伊娜：在驻远东哈巴罗夫斯克市部队的情报部门工作时，我们被称为“俄罗斯族来的姑娘”，负责翻译英文新闻，不久就因为部队长官的权限问题被解雇，之后和好朋友一起到莫斯科的远东银行工作。由于身上没有身份证，我被要求回到户籍所在地哈巴罗夫斯克。在从莫斯科到哈巴罗夫斯克的火车上，意外结识了伊万——我未来的丈夫，一个年轻的军官。1947年6月，我与他在哈巴罗夫斯克结婚。由于我一直牵挂仍在哈尔滨的母亲，一直坚持给驻哈尔滨苏联领事馆写信，请求批准母亲回国，1952年母亲终于用特殊签证回国了。丈夫复员之后，我在伏尔加格勒中学教英语，之后我们搬到了现在的住处圣彼得堡。多年前，丈夫去世了，我和子孙们生活在一起。我常常翻看家里的哈尔滨老照片，这些漂亮的茶具还有玩具也来自哈尔滨，每当看到这些，我就会想起侨居哈尔滨的那一段美好时光。
维拉：中西交汇下的“洋”溢
鞠坤依和亚娜：维拉女士，您什么时间在哈尔滨生活呢？
维拉：我生在哈尔滨，长在哈尔滨，在那里生活了20多年。我的父亲是中国人，在中国吉林省吉林市有一家制皮工厂，经常到苏联远东地区的布拉戈维申斯克市、海参崴、哈巴罗夫斯克市采购毛皮。母亲生于苏联的维亚特卡市。爸爸和妈妈是在赤塔相识的。1913年冬，他们结婚不久，爸爸妈妈考虑到如果继续在俄罗斯生活会比较艰难，于是爸爸变卖了自己的房产后全家去了中国。
父母在哈尔滨生活期间育有两个孩子——姐姐和我。1929年我在哈尔滨出生，中学毕业后在哈尔滨以做俄语教师为生。完成哈尔滨医科大学的学业后，1954年，我到杭州侨居，随后去了上海，直到1959年与家人一同离开中国，到苏联生活至今。在哈尔滨，我度过了人生最无忧无虑、最单纯、美好的一段时光。
鞠坤依和亚娜：您在哈尔滨的日子，哪些美好的记忆比较深刻？
维拉：哈尔滨是一个具有俄罗斯风格的城市，包括建筑在内的方方面面都有非常明显的俄式风格。当时，俄罗斯人在那里占了很大一部分。我们和中国的朋友很亲近，她们会主动学习俄语，去适应俄罗斯人，所以为我们解决了汉语很难学的困难，中国朋友经常与我们交流许多有关俄罗斯小说的话题。
我在哈尔滨就读的是俄罗斯学校，每年7月21日学校放假。学校里有捷克人、波兰人、亚美尼亚人、中国人，但更多的是乌克兰人，来自各国、各种肤色的人都汇集在这里，感受多样的文化和民俗，非常有趣。课余时间，我们去图书馆、剧院，冬天还去滑冰，到教堂做礼拜。上学期间，我们会经常举行大型舞会。舞会上，男孩子要邀请每一位女孩跳舞，舞会结束后，我们女孩们都要反思自己的行为举止，是否保持了矜持和优雅，有没有不得体的地方。
我们家庭特别重视东正教的节日，有圣诞节和天使日，另外我们还比较重视生日聚会。因为父亲是被俄罗斯化的中国人，所以也很注重中国新年，他经常邀请中国朋友、邻居和同事到家里做客，甚至包括日本人邻居，毕竟政治是政治，我们都是邻居。在家里，我们用俄语交谈。母亲常说起，那时的哈尔滨，就是这样中西结合，处处都有“洋”的烙印，浸润在建筑、餐饮、语言、风俗之中，让她这个外国人时常感觉到就像在故土。
鞠坤依和亚娜：在哈尔滨居住20多年的时间跨度里，您和您的家人遇到过困难吗？
维拉：尽管在哈尔滨的生活也曾遇到困难，但是我的家庭却很幸运地避开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17年的俄国革命，因为就在十月革命那年，母亲家里的土地被没收了。而在中国，我们才度过了这段对于俄罗斯人来说很沉重的时光。
在中国期间，母亲一直小心翼翼地保存着她的嫁妆和余下的财产，经常检查藏在箱子里的毛巾、衬衫等。父亲在中国曾经有很多的土地，在日本侵占满洲之后，父亲的土地被他们没收了，父亲的工厂也被迫卖了。那个时期学校教育是收费的，小学、初中、高中的学费都很高。学校还大量增加了日语时间学习。所以家里的生活出现了困难。我父亲开始强烈地感觉到，他需要给我和姐姐提供一个好的学习条件。所以父母决定迅速找工作，不久父亲就在日本的冶金工厂找到了工作，专门负责氧化处理、加工零件。这个工厂在哈尔滨郊区，位于前日本细菌武器基地，大概离哈尔滨20—30公里称为“平房”的地方。1945年受日本投降的影响，哈尔滨所有企业、工厂、学校曾经暂时停工过一段时间。不久，父亲在短暂失业后又恢复了在该厂的工作。我们的生活又有了保障。尽管和当时的哈尔滨人一样，我们吃了不少苦头，但是一家人在一起，仍然十分温馨美好。
鞠坤依和亚娜：之后您的生活是如何改善的呢？学业顺利完成了吗？
维拉：中学毕业之后，我直接被聘为中国中学的俄语老师。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苏联保持友好关系，更多的中国人开始学习俄语，掀起“俄语热”。之后，我从哈尔滨医科大学的药剂师专业毕业。1954年，我与中国丈夫结婚后，搬到杭州生活，我们应邀在杭州师范大学从事俄语相关工作，我的工作侧重于编写基础俄语教材，丈夫的工作是俄语教学。
鞠坤依和亚娜：之后是什么原因促使您离开哈尔滨，回到苏联呢？
维拉：1957年，我们全家离开杭州一起去了上海，那段时间正值中国反右运动极盛时期，这个运动后来变成了政治问题。每个知识分子都被派遣到农村，学习无产阶级思想。我的丈夫就曾经两次被派遣到农村学习，这不是我们想要的生活。于是，我和丈夫给莫斯科大学写信，询问是否需要来自中国的专家，他们的回答是肯定的。就在我们准备回到苏联的这一年，父亲在上海去世了。两年后，母亲也去世了。1959年，我们移居到苏联，在莫斯科大学，有很多中国的、罗马尼亚的学生在那里读书，我在对外俄语教研组当老师，之后又到化学分析教研组，发挥我喜爱的医学教育专长，直到1989年退休。我的丈夫则教授汉语，他通过论文答辩成为副教授和语言科学副博士。2009年丈夫去世以后，我独自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市这间宽敞的公寓里生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