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描写中西方在年鉴发展过程中对其认知和定位的历程，讨论双方综合年鉴在编纂模式上的异同，指出我国地方综合年鉴当前所面临的可读性不强、实用性不高和“千鉴一面”的问题，提出我国地方综合年鉴应打破当前僵化局面，虚心向国外先进年鉴学习的观点。
关键词：年鉴；定位；编纂
一、中西方对年鉴的普遍认识
年鉴是什么，国内关于年鉴定义有很多条，所谓见仁见智，不一而足。2006年，随着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规定全国地方志工作机构负责编纂我国地方综合年鉴以后，其关于地方综合年鉴定义[1]最终取代以往其他定义，并逐渐普及开来。在地方志这一定义指导下，全国县级以上行政区域每年编纂出版大量地方综合年鉴，并正在覆盖到全国所有县（区）以上行政区域。
1980年，我国出版6种年鉴，以此拉开全国年鉴出版序幕，并步入高发阶段。当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纂出版的《中国百科年鉴》（1980—1995，即1980年创刊，1995年停刊，下同），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创办的第一本综合年鉴，其编纂宗旨是为已经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补充未收录的新的年度资料，具有百科全书性质，该书出版后很受欢迎，被誉为“年度的百科全书”和“万宝全书”[2]。《中国百科年鉴》对新时期我国年鉴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此一时期出版的国内其他年鉴，包括地方综合年鉴，大多以“年度百科全书”来定位自身发展，无论在年鉴编纂和宣传方面都以这个标准来进行。
从目前地方志系统编纂的地方综合年鉴来看，其全书框架结构与当年《中国百科年鉴》大致相当，但在内容安排上却又和地方志书有着极大的相似性。比较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关于地方志书和地方综合年鉴两个定义，可以看到后者与前者基本相同，唯一区别就在于后者多出“年度”两个字。地方志系统普遍有这样一种意识：地方志是记载一个地方过去几十年或者上百年历史的资料性文献；地方综合年鉴是记载一个地方发展的年度资料性文献，是地方志的一个组成部分。由此，地方综合年鉴从过去的“百科全书说”过渡到现在的“方志说”。从表面看，百科全书和地方志书都是记载一个社会的方方面面，但两者在选材范围、内容取舍、记述角度、编纂目的和读者对象等各个方面都不相同，因此也就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
年鉴发端于西方，从上文提到的图书种类来说，西方社会只有大百科全书，没有地方志这一载体形式，那西方社会对年鉴又是怎样认知和定位的呢？众所周知，“年鉴”在西方没有一个统一的名称，或者说西方社会没有“年鉴”这样一个总的概念；我们国内所说的“年鉴”在西方通常是指Almanac、Yearbook、Annual三类工具书，此外西方的Book of facts 、Chronology等，都可算作是年鉴家庭中的一员，同时西方社会还有一些年鉴虽然没使用上述各个“年鉴”专名，如英国《简氏》系列年鉴（Jane's，1898—现在）、《人物》年鉴（Who's who，1849—现在）、《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Guinness World Records，1955—现在）、法国《贵德》年鉴（Quid，1963—2007，后改为网页版）等等，都是世界著名的年鉴，因此西方年鉴最起码在名称形式上要比中国年鉴自由丰富得多。
我国现在使用具有“现代年鉴工具书”这一含义的“年鉴”专名最早来自日文。日本年鉴比中国起步早，其年鉴最初形成于1757年[3]的《古今净琉璃剧目年鉴》[4]，现在能够看到的日本最早年鉴为日本统计尞于1876年编纂的《万国年鉴》[5]（日文《万国年鑑》）。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年鉴为清同治三年（1864年）创办的《海关中外贸易年刊》[6]和清光绪五年（1879年）在澳门出版的《澳门年鉴》[7]，此两种年鉴均由在华洋人创办。1909年，奉天（即今沈阳）图书馆谢荫昌将日本伊东佑谷所著《世界年鉴》辑译出版，定名为《新译世界统计年鉴》[8]，是中国人首次编纂出版的年鉴。观察上述中日两国年鉴出版历史，可以看到“年鉴”专名先发明于日本，后传之中国。
西方年鉴总体以Almanac、Yearbook为代表，这两类年鉴在西方出版最多。在西方年鉴发展史中，Almanac类年鉴起源最早，也是年鉴家庭中的主力军，其他年鉴形式都是在它后面发展起来的。Almanac最初为历书，到公元17世纪才发展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年鉴。17世纪至18实际中叶，Almanac类年鉴在欧美甚为流行，一度领导人们阅读潮流百余年。它在原来历书基础上增加许多内容，不仅可以指导农民生产生活，还能让人们阅读到许多知识、笑话、故事和诗歌等等，在当时书籍缺少年代，实际已成为人们最喜爱的通俗读物[9]，当年这些年鉴主要以英国《穷人罗宾年鉴》（Poor Robin's Almanack，1663—1776）、《老摩尔年鉴》（Old Moore's Almanack，1697—现在）、美国《穷人理查德年鉴》（Poor Richard's Almanack，1733—1758）为代表，因此年鉴在其诞生之初便打上了“通俗读物”“大众年鉴”两个胎记，“实用性”“可读性”“趣味性”成为它们生存的灵魂。由于Almanac倍受欢迎，随后西方社会又出版了《老农夫年鉴》（The Old Farmer's Almanac，1792—现在）、《世界年鉴》（The World Almanac and Book of Facts，1868—1876，1886—现在）、《惠特克年鉴》（Whitaker's Almanack，1868—现在）等非常著名的年鉴。在今天欧美社会，Almanac依然独占年鉴大军霸主地位；和其他形式年鉴相比，Almanac类年鉴读者使用人群最多最广泛。Yearbook出现要比Almanac晚一千多年，它最早出现在13世纪，原为中世纪英国法院判案录汇编，单为法律人士服务。由于Yearbook具有“专业性”“行业性”特点，因此在西方比Almanac读者人群要少。Yearbook于19世纪传到美国后，变成学校毕业班纪念册。当今西方社会比较知名的Yearbook类年鉴有英国《政治家年鉴》（The Statesman's Yearbook，1864—现在）和《欧罗巴世界年鉴》（The Europa World Yearbook，1926—现在），均是针对专业人士查阅和研究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情况的专业性年鉴，其信息资料丰富实用，数据翔实细致，具有专业百科全书的性质。Almanac、Yearbook各自都有综合年鉴和专门年鉴出版，由于两类年鉴性质不同，一般前者为大众通俗年鉴，后者为专门领域人士服务，因此西方有些年鉴又会同时出现两个版本。如美国华盛顿州2008年分别出版两种不同名称的《华盛顿州年鉴》，一本叫作《Washington State Almanac》，另一本叫作《Washington State Yearbook》。纵观西方出版的各类地方综合年鉴，其以Almanac命名的最多，因为Almanac本来是历书，为百姓日常使用的计时工具，其发展成地方综合年鉴，可以更好地为当地百姓生产生活服务。Annual类年鉴在西方社会相比前两类年鉴要少，其初为“通年史”或“年报”，类似于现在的大事记。目前较为著名的Annual类年鉴有《世界大事件年鉴》（The Annual Register，1758—现在，初由英国出版，2005年改为美国出版），是一本记录世界各国在各个领域内重要事件的年鉴，其内容有记录、有分析、有预测。Annual类年鉴还有个兄弟叫作Annals，在西方被当作“年报”“年刊”使用，其中有一部分Annals用来记载年度学科中发生的重要事件，中文翻译成“记事”，如《IEEE计算机史记事》（IEEE Annals of the History of Computing，1979—现在，季刊）等。
西方社会将年鉴定义为工具书（Reference Work），把它与百科全书、词典列为一类，即通过快速检索能够查阅到读者想要得到的信息与知识。年鉴作为工具书，它和百科全书、词典具有相同的共性，即：条目性、浓缩性、易检性、资料性；它和一般工具书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其年度性，是按年度连续出版的反映上一年度各类（或某类）事件、信息、知识和实据（facts）的工具书。西方社会又把年鉴当作指南（Guide books）和手册(Handbooks)，原因就在于它的实用性和方便性，能够随时随地供读者查阅和使用。
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我国出版种类和数量最多的年鉴便是地方综合年鉴，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把地方综合年鉴定义为“年度资料性文献”，显得较为模糊笼统。在《现代汉语词典》里，“文献”定义是“（具）有历史价值或参考价值的图书资料”，按照这个定义，我国地方综合年鉴只能算作是一种图书资料，其作为工具书性质没有得到充分展现或认可。中西方这种对年鉴定义的不同，直接导致双方对年鉴关注的焦点不同。相比而言，中方更加注重年鉴本身记录，特别是对社会各项事业发展进程和所取得成果的记录，而不太过多考虑读者对信息资料的需求以及他们在阅读上的习惯。西方则更加重视编纂“读者友好型（User—friendly）”年鉴，注意选取读者普遍关注或感兴趣（General—interest）的话题，突出年鉴实用性、可读性和检索性。假如以上述三种西方年鉴种类来区分的话，我国地方综合年鉴在性质上更像西方Annual、Annals两类出版物，其专注记事，偏向年刊、年报的性质多一点，其作为工具书的成分少一点，这也正是我国把地方综合年鉴有时称为“政府公报”的一个原因。
二、中西方年鉴具体比较
我国各地每年出版地方综合年鉴种数很多，虽然它们有各自一些特点，但在编纂模式和方法上基本大同小异，趋于同质化，很少见到有个性突出的年鉴。《世界年鉴》作为美国工具书第一畅销书，在美国和世界知名度很高，拥有读者广泛，可算作西方综合年鉴的代表。这里试将我国地方综合年鉴与《世界年鉴》作一对比，以展示中西方综合年鉴在编纂方法上的异同。
关于我国地方综合年鉴与《世界年鉴》出版基本情况见下表：
创刊时间 出版历史 年均单册发行量 新本单册售价 出版时间 内容时间跨度
世界年鉴 1868 147年 60万册 12.99美元 当年11月中旬 上年11月—当年11月
我国年鉴 1980 35年 2500册 300元 次年9月 上年1月—12月
注：表中“我国年鉴”是指我国地方综合年鉴，表中关于我国地方综合年鉴的各个数据因国内各地出版情况不同，这里只取一个大概的平均数。
我国地方综合年鉴与《世界年鉴》在出书目的、内容设计、框架结构、信息存储、目录检索等各个方面都有很大不同，具有较大的差异性。
1.出书目的。西方年鉴作为一部工具书，其目的就是供读者查阅各种有用的东西。《世界年鉴》作为大众综合年鉴，其主要面对普通大众，以社会和读者需求为导向，注重信息资料“精要（Essential）”“权威（Authoritative）”，在内容上讲求“娱乐（Entertainment）、参考（Reference）和学习（Learning）”三项功能，是一本“现代居家和办公最有用的参考工具书”。《世界年鉴》信息资料由年鉴编辑和专家收集编纂，其年鉴多为百姓个人购买。我国地方综合年鉴俗称“官书”或“政府公报”，信息资料重视“权威性”“史册性”，其编纂制作由政府审核指导，书中信息资料大多由政府部门或政府管理的企事业单位提供，每年年鉴大多发行到政府各个部门和单位，读者个人买书情况比较少见；其出书目的仍在探索讨论阶段，其中“为领导决策提供参考”和“为地方志积累资料”有一定影响，和《世界年鉴》相比有较大的局限性和差异性。
2.内容设计。《世界年鉴》和我国地方综合年鉴信息资料虽然来自不同地域，但它们记录的都是一个行政区域完整社会发生的各种事情，从更大范围来讲，都属于地方综合年鉴。《世界年鉴》信息资料主要反映美国本土内容，其中大约有超过30%的材料涉及其他国家和地区；我国地方综合年鉴基本上反映的是本行政区域内容，套用的是地方志“越境不书”的做法，其中有些年鉴间或也有一些邻近省、市、县及全国其他地区的统计资料，但内容比例一般不大。
《世界年鉴》直接反映社会本身的情况，其信息资料按内容性质大致可分为八种类型：①社会事业性内容：指社会各项事业的基本情况和发展情况；②百科知识；③指南性内容；④娱乐性内容；⑤新闻报道；⑥热点话题；⑦人物；⑧大事记。《世界年鉴》根据读者需要在书中对上述八项内容进行安排分布。其中社会事业性内容与百科知识交互进行，且后者多于前者；其社会事业性内容多选取对读者最有用、最具有参考价值的部分，对与百姓没有直接关系的内容或简或删。其娱乐、指南性内容具有实用性，也占有很大比例；其中娱乐性内容一方面包括艺术、体育、游戏等方面的信息资料，另一方面也包括那些读者好奇、想知道或爱读的信息和知识，以满足读者阅读兴趣，其中后一部分内容贯穿在整部年鉴当中。《世界年鉴》人物记载丰富，涉及多个领域，主要有建筑、艺术、社会科学、商业、教育、新闻、军事、慈善、政治、社会活动、科学、宗教、体育等等，其对人物记载方式分为多种，依据不同身份和事由在年鉴不同篇章中予以穿插。其大事记分为“国际”“国内”和“大众”三个部分，前两个板块主要报道时政内容，后一个“大众”板块专门用来报道体育文化新闻，其中又以报道美国重要体育赛事如橄榄球、篮球、棒球等球类比赛为主。
我国地方综合年鉴以反映社会事业性内容为主，其他方面内容较少。在社会事业性内容中又以“政治”“经济”内容为最；其内容立足政府，信息资料大多与政府有关，特别对于政府工作和举措尽量做到全面细致、记而不漏，对政府工作以外的事情或领域虽有记录，但涉及不是太多。在人物记录方面，其所记人物类型主要为各级政府领导、专家学者和各类先进人物，其中又以各级政府领导为最多。其大事记以报道政府各项工作、举措和重大建设为主。一般来讲，我国地方综合年鉴所记内容有相当大比例和百姓没有直接关系，不在读者阅读范围之内，这些内容大多为撰稿单位“内视”性资料，只有撰稿单位比较重视和在乎。
3.框架结构。年鉴框架结构是指年鉴根据所记信息资料性质，按照一定层级结构对其进行的归属分类。我国地方综合年鉴采用类目、分目和条目三个层级结构来确定全书框架结构，其中类目是最大结构，条目为最小结构。在排列类目时，往往是以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通常次序来确定它们在书中的前后位置。《世界年鉴》一般只设置类目、条目两个层级结构。有少数类目因信息资料内容丰富庞大，则采用更多层级结构予以展现：一种方法是将一些重要且独成系统的内容加以突出，提高到与类目等同位置，成为一个和类目平行且自我独立的单元，另一种方法是在部分条目下安排若干个更小的子条目。《世界年鉴》为实现年鉴内容快速检索，在类目通常排列顺序基础上，将那些有年度新内容、信息含量高、读者最感兴趣的类目放在书籍靠前或靠后位置，以方便读者查找，把一些常规的知识性、资料性内容放在书籍中间位置。
4.信息存储。《世界年鉴》内容丰富，信息资料密集，这些资料往往是经过年鉴加工提炼后的二次文献、三次文献，具有很强的概括性、系统性、针对性和可读性。其年鉴以反映当年内容为主，同时也兼顾到对历史上各个时期资料的回溯，特别是统计数据能够连续排列出历史上各个年度的情况，有的甚至排列到18、19世纪中的一年，具有很宽的视野，使“年鉴”不仅仅成为“一年鉴”，同时也具备“多年鉴”和“历年鉴”的性质，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为达到年鉴信息高密度存储、高效率利用，其条目内容尽量直观精要，在大部分条目中直接使用统计图表，在较少部分条目中使用文字，其图表与文字比例大致为60∶40。《世界年鉴》以事聚类，把同质信息资料合并到同一个类目，一则相同内容的信息在书中只出现一次，并且在每个条目之前都注明信息资料来源出处（Source），以方便读者查阅和伸展研读。
我国地方综合年鉴一般只反映上年度内容，信息资料回溯较为局限；通常作为资料对比，只反映年鉴记述年度的前一年内容，所占比例不大，随意性较强。其条目采用文字叙述方式，图表一般较少使用，二次文献、三次文献开发不够。在年鉴实际编纂过程中，基本以撰稿单位为中心来安排各个类目和分目内容，造成书中同质信息分散，或相同信息重复以及同一统计数据内容相互矛盾的情况。
5.目录检索。《世界年鉴》目录有两部分组成：一为书前总目录，极其简单扼要，只占1页，仅对全书内容框架进行一个大致展示；其总目录重在突出书中重要内容，当中有的是类目，有的是类目中的一个重要节段（相当于我国综合年鉴的分目），有的是对一组类目或一组条目的合并，其中有些目录和正文标题也不完全一致。另一种目录为小目录，放在书中“名人”“美国历史”“体育”等一些信息密集的类目前面，以方便读者临时查阅内中详情。《世界年鉴》索引由“总索引（General Index）”和“快速参考索引（Quick Reference Index）”两部分构成，其“总索引”为年鉴主要索引，词条丰富细致；"快速参考索引"只有1个页码，为读者提供阅读率高的检索内容。我国地方综合年鉴只有一个目录，在展示书中内容方面很是详尽完备。近年来，我国绝大部分地方综合年鉴都在书后配有索引，但索引质量总体不是太高，有待进一步完善。下表为《世界年鉴》和《安徽年鉴》2013年刊目录索引对比。
正文页数 书前目录页数 索引词条总数 平均页索引词条数
世界年鉴 975页 1页 100个 9个
安徽年鉴 478页 25页 3400个 7个
三、我国年鉴应汲取西方年鉴长处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地方综合年鉴利用30多年时间发展到上千种，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但与年鉴出版表面“繁荣”相比，其自身发展依然存在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
1.年鉴发行问题。我国地方综合年鉴平均每年单册发行1000—4000册左右，美国《世界年鉴》《老农夫年鉴》一年发行各几十万册，为美国工具书中的畅销书。北美对畅销书销量有一个标准：精装书最低销量是10万册，平装书最低销量为30万册。我国地方综合年鉴几乎全为精装书，装帧豪华，一般为大16开本，精装硬壳封面，书本通常比较重。西方大众年鉴在样式上基本统一，一般为大32开本，纸质封面，重量轻，便于阅读和携带。《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对畅销书的定义是：“一个时期内，在同类书销量中居于领先地位，是表明公众文学趣味和评价的一种标志。”这个定义指出畅销书有两个标准，一是销量，二是公众评价。我国地方综合年鉴一方面由于书本价格贵，公众买不起；另一方面也因为多数读者认为它“没有多大用处”“可读性不强”而一直处于发行难局面。
2.年鉴实用性问题。从工具书角度来说，年鉴具有参考使用价值是公众对其最根本的需求。纵观西方出版的各种年鉴，突出实用性是其最大本色。西方年鉴实用性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①为读者提供工作、学习、研究、生活、娱乐等各个方面的借鉴与参考，使年鉴成为其获取年度信息资料的一个重要工具；②增加读者关于社会和各种学科方面的新知识和新信息；③满足读者阅读兴趣，使其精神得到愉悦；④年鉴尽早出版，保持信息资料新鲜度。一部好的年鉴必须具有“高密度存储、高速度检索、高效率利用”三项性能。我国地方综合年鉴由于在信息资料记录范围上偏窄，年鉴内容大多从政府和单位工作总结变化而来，条目文字缺乏平实和通俗性，出版周期较长，使年鉴在其科学价值、实用价值、信息价值、知识价值、文献价值（加工整理后的二次文献）、鉴赏价值等多个方面都有所减损，离工具书要求还有相当一段距离。
3.年鉴多样化问题。编纂出版年鉴是西方自古以来就有的一种传统，在历史上由于西方年鉴发端各有不同来源，以至出现今天年鉴编纂方法多样化，没有一个统一固定的模式。这些模式主要以Almanac、Yearbook、Annual三类年鉴编纂方法为代表，同时还有一些西方年鉴诸如前文提到的《简氏》系列年鉴、《人物》年鉴、《贵德》年鉴和《吉尼斯世界大全》等，虽然没有使用年鉴专名，但在编纂方法上都各有其自身特色。由于这些年鉴编纂模式不同，因此在信息资料选取范围和反映方式上也不同，能够各得其所，各得其用，受到不同领域和读者的青睐。
西方对年鉴出版编纂者似乎也没有硬性规定，他们既可以是社会团体、出版社、报社、新闻通讯社，也可以是政府部门或私人等等，如美国《德克萨斯州年鉴》由德克萨斯州历史协会编纂，《华盛顿州年鉴》两个版本各由不同出版公司创办。这些出版编纂者来自社会不同领域，有着不一样的专业背景和服务方向；由于他们存在，使得西方年鉴编纂出版形成一个社会化和多样化的局面。单从西方Almanac类综合年鉴来讲，其一方面为大众提供最基本的社会信息资料，如大多数年鉴设有“地理、政府、人口、农业、经济贸易、健康与医药、宗教、大众媒体、交通、科技、体育、获奖”等共有类目；另一方面也因其编纂者背景不同和读者需求不同，使其各本年鉴有着不一样的内容特色和风格。如《老摩尔年鉴》以预测未来世界大事和各项体育赛事胜负著称；《老农夫年鉴》面向农村、农业和家庭，更关注种植、园艺、厨艺、奇闻趣事和日常生活流行趋势等；《惠特克年鉴》注重教育、贵族勋爵、政府部门、健康和社会等各类问题，对英联邦国家知识信息介绍最丰富、最细致；《时代信息年鉴》（Time Almanac with Information Please，1947—现在）起源于早期收音机听众提问，内容多涉及美国、世界大事和各种人物等等。由于这些年鉴信息资料丰富，彼此既有共性又有差异，题材范围涉及非常广泛，因此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和选择性，其之所以能够如此活泼多彩，正是和其社会化、多样化的年鉴出版格局分不开的。目前我国地方综合年鉴风格单一，内容相似，从形成原因看，其早期崇尚“百科全书说”，现在采取“方志说”，是因为受到“中国大百科全书”和“地方志”影响，与其编纂者工作背景、职业习惯、理论认识及其所处时代环境都有着很大的关系；但无论年鉴采用何种编纂“说”，其首先要考虑到年鉴作为工具书的性质以及在内容取材上的广泛性、丰富性和针对性，要按照年鉴本来面目和应有功能，在最大范围上能够满足更多读者对信息资料的需求。
4.年鉴理论研究问题。西方年鉴编纂出版历练四百多年，其之所以能够在今天欧美乃至世界工具书领域保持繁荣，独树一帜，是和他们具有年鉴编纂出版传统，深谙年鉴精髓和发展规律，拥有丰富编纂经验分不开的。从20世纪80年代截至到目前，我国对于年鉴理论和编纂方法研究还处于起步时的修修补补阶段，没有实现重大突破。其中有些被我国地方综合年鉴视为基本规范性的东西，诸如条目内容只能用文字叙述方式表达、年鉴分目下要有“概况”“综述”性条目等等，要是站在西方年鉴角度看都是值得商榷的。原因有二：①年鉴信息资料讲究直观、精要、效用，其条目内容既可用文字表达，也可直接用图表展现，不必拘泥哪一种形式，这一点在西方Almanac类年鉴中表现得最为充分。②从工具书角度来说，一本年鉴如用很多很多个“概况”“综述”类标题去指示某一类或某几类信息资料是非常模糊笼统的，不便读者查阅检索和立即获知条目信息内容；并且我国地方综合年鉴关于此类条目设置过多，其“概况”“综述”类内容设置和写作方式也不统一，造成信息资料无序、重复和文字冗余，使读者查阅使用困难。工具书要求一个条目应用其核心内容关键词做标题，且各条目标题之间应避免相互重复现象。由于受到这种传统理论和编纂方法长期以来的影响，我国地方综合年鉴编纂模式单一化、教条化、同质化现象甚为严重，出现“千鉴一面”局面。为突破这种格局，我国年鉴界应解决年鉴研究“闭门造车”问题，虚心向西方和世界年鉴看齐，学习研究他们长处，总结推广他们先进的编撰经验。只有我国地方综合年鉴在理论研究上多出成果、快出成果，在编撰实践上鼓励多样化、个性化创作模式，才能在不久的将来步入到世界年鉴先进行列当中。
注释：
[1]见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第三条。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规定（试行）》第二条。
[2]“万宝全书”意即读者想要什么便能在书中查阅到什么。邓德：《百科年鉴中编纂中的几个问题》，《辞书研究》（1983年第5期）。
[3]祝民：《近现代日本年鉴的发展给我们的启示》，《年鉴信息与研究》（1995年第1期）。
[4] [5]李国新：《日本年鉴的起源与发展》，载李国新等著《外国年鉴编纂出版概况》，中国旅游出版社，1998，第15～16页。
[6]中国海关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中国海关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4，第194页。
[7]吴志良、杨允中：《澳门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第581页。
[8]肖东发、邵荣霞：《实用年鉴学》，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第104页。
[9]杨永成：《西方年鉴的起源与发展》，《年鉴论坛》第一辑，中国林业出版社，2010年，第265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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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家康：《许家康集》，线装书局，2011。
肖东发：《年鉴学》，方志出版社，2014。
詹德优：《中文工具书导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
杨永成：《西方年鉴的起源与发展》，《年鉴论坛》第一辑，中国林业出版社，2010年。
王 助：《法国两种有影响的年鉴》，《年鉴信息与研究》，2002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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