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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经营日用工业品，已有百年历史，最初的经营者以背包、挑担方式游动于村屯乡
里、城镇街巷，之后，随着城市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日用工业品商业，逐步得到发展
和完善。
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前后，在今香坊区延福街、傅家店南大街（道外区南头道街）
一带，出现小商小贩摊点，经营日用小百货。1898年，中东铁路开始修筑，松花江哈尔滨段
两岸居民与筑路工人相继向今市区聚集。此期间，在今道里区中央大街北段，又出现了一批
摆地摊的小商贩和有门市铺面的杂货店。1901—1903年又有一批杂货店相继开业，这些店铺
经营布匹、毛巾、袜子、手帕、纸张、蜡烛、火柴、肥皂等日用品，有的还兼营食品。武百
祥于1903年开设的“仝记”，专门经营日用百货。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后，以山海关为界，关内外交通阻断，货源渠道滞塞。中东铁路开
通营运后，俄国及欧洲日用工业品经西伯利亚铁路和中东路，大批运抵哈尔滨，哈尔滨开始
成为东北地区日用工业品主要集散地。
日俄战争后，沙俄将中东铁路支线南段转与日本，在哈尔滨市场上，外商展开激烈角逐。
1908年哈尔滨输出输入贸易额为2700万卢布，俄国产品占80％以上，其中日用工业品类占
18.5％。这期间，民族商业虽有发展，商户增多，但所经营的商品，三分之二为“洋货”，
在经营上，因资金薄弱，多为外商代销、代运、代储商品。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俄国国内工业转向为战争服务，日用品缺乏，欧美各参
战国也卷入战争，无暇顾及远东市场，一向称雄哈市市场的俄国及欧美商品逐渐销声匿迹，
被日货所取代，日商三井、三菱、高冈号、南海洋行等一大批以进出口批发贸易为主的商行，
迅速控制了哈尔滨市场及腹地的主要物资。仅1916年1—2月，哈市进口外货120批次，其中
日货竟占107批次。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各参战国忙于战后恢复，延缓对华
经济入侵，哈市民族商业又获发展机遇，著名百货业商号东发合、大罗新、福丰号等，都是
这时候开业。1921年起，英、美、法、苏等国货物逐渐输入，形成与日货抗衡之势，但在竞
争中，日货始终雄势不减，尤以日本二次禁金出口后，欧美货在价格上与日货无竞争余地，
日货声价日高，诸外商跃试营销日货，甚至素对日货冷漠的苏联商人，也直接从事日货经营。
1922—1924年间，帝国主义国家发生经济危机，哈尔滨进出口贸易陷于停滞，农副产品价格
暴跌，市场购买力下降，哈市民族商业受挫，许多商户无力维持，相继倒闭。1925—1928年，
帝国主义国家经济渐见复苏，哈尔滨市场活跃，进出口贸易额逐年增长，1927年日用工业品
进出口贸易额达3377万卢布，较1918年增长2．9倍。与此同时，北京、天津、济南、沈阳等
地金融财团分迁至哈，银根松动，一些倒闭商户，重整旗鼓，1928年底，复业户50家，新开
业户百余家。1929年各资本主义国家再度发生经济危机，哈市市场金融变故，银价跌落，日
本金票增值，多以银为本位的民族商户80％以上遭致命打击，有40％的商户关闭歇业，市场
日趋萧条，此时，日货在市场商品总量中占70—80％，民族商号均以营销日货为主，但获利
甚微。
1934年伪满洲国建立后，在商品市场上，日商大企业对进出口贸易的垄断日益加剧，对
中国关内产品及西欧产品采取高税率政策，扼制输入，以达到日货取而代之的目的。1934年
市场上日货与国货之比为四比一，一些中小商户，因资金薄弱，货源渠道死滞，营业不振，
歇业商户累日增加，1—6月，仅道外区倒闭商户已达160户。至1936年，全市中国商号仅剩
1482户，较1933年的7604户，减少80.5％。与之相反,日商户则迅猛增加，1936年达到1521
户，较1933年的347户增加3．4倍。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军需物资大增，国内民需
亦显不足，促成哈市日货进口削减。同年下半年开始，日伪当局实行全面经济统制，1939年
对火柴、毛皮、棉花、棉制品等许多日用工业品实施统配，使中国商号逐渐变成统制经济下
的配给店。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哈市市场物资日见匮乏，日用工业品供求失衡，物价暴涨。
以1937年日用工业品零售物价指数为100，到1941年为185．3。1941年7月，日伪当局公布了
价格停止令和暴利取缔令，但人民生活必需品价格仍逐年暴涨，到1945年物价已完全失控，
同年6月，火柴、肥皂与1940年同期比较，上涨2—15倍，黑市价格较“公定”价格又高出2
—10倍。与此同时，名目繁多的债券泛滥成灾，百货业大店同记商场，1945年派购的各种债
券额占该店全部资产的68．3％，占企业全部流动资金的97．5％。民族商业在日伪统制经济
的残酷压榨下，奄奄一息。
1946年4月哈尔滨解放时，市场仍较混乱，金融不稳，城乡物资交流不畅，一些投机商
贩乘机囤积物资，人民群众“轻币重货”，市人民政府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公私兼顾、劳
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总方针，结合哈市实际，确定了哈市商业工作的中心任务
为：平抑物价，安定人民生活，恢复和发展工商业，全力支援解放战争。据此，哈市商业工
作首先从组建国（公）营企业，建立零售商业网点起步，逐渐恢复发展商业。到1949年下半
年，国营商业零售网点由十几个发展到93个。为使私营商业尽快恢复和发展，1946—1947年，
中共哈市委、市政府制定若干保护和发展私营商业的政策，百货业大户同记商场、东发合等，
在濒临倒闭的境况下，得到政府帮助迅速复苏，带动了百货业的发展。1947年全市私营百货
店已恢复到1449户，从业人员4032人，1949年增至1959户，从业人员5850人。
1949年下半年，北京、天津等大城市相继解放，哈市一些私商，纷纷奔向关内，贩运棉
布、棉纱及日用百货，充实了哈尔滨市场上的货源。国营商业也先后在京、津等大城市设置
办事机构，担起地区间物资交流任务。为控制市场，1950年2月，市政府发出布告，对私营
商业经营范围、经营利润作了限制，对一般百货商品，缩小了批零差价、地区差价，降低了
代销手续费，私营商业积极性受到挫伤。为避免其消极歇业，7月，国营商业除对主要物资
棉布、棉纱控制外，对私营商业在市场管理、经营品种、资金来源、价格、税率等方面，采
取了松动政策。逐步将私营商业纳入为国家代购、代销、加工订货，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发展
轨道，1951年，私营商业销售额比1950年上升51．2％。
1951年末，一部分不法私商乘“抗美援朝”需要大量物资的时机，拉拢、腐蚀国家机关、
国营企业中的工作人员，牟取非法利润。11月，在国家机关和国营企业内部开展了反贪污、
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1952年1月，在社会上开展了反行贿、反偷税漏税、
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资材、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6月“三反”、“五
反”运动结束，国营商业的机构网点得到发展壮大，由1949年末的113个，增加到490个，增
长3．3倍；人员由2568人，增加到14091人，增长4．5倍。国营商业的批发和零售额均有较
大增长，私营商业则相对下降。1952年批发比重：国营、合作社商业占82．7％，比1951年
增长15．9％；私营商业占15．5％，比1951年下降15．4％。零售比重：国营、合作社营商
业占66．2％，比1951年增长24．1％；私营商业占32．6％，比1951年下降23．1％。1952年
私营座商销售额下降40％，行商下降80％，摊贩下降34％。为调动私营商业积极性，活跃城
乡经济，1952年12月贯彻了中共中央调整商业的指示，国营商业对6700种商品的批零差价，
进行了调整，调整幅度由平均9．51％，调高到12．7％；调整了公私经营范围，将次要商品
的经营让给私商；国营商业适当缩减了零售网点，让给私营商业一块阵地；适当减免了纳税
项目和税金额度，实行新税制；在市场管理上取消了对私营商业的一些限制。上述措施实施
后，私营商业经营积极性高涨，重操旧业或新开张营业者增加。
1953—1955年，国营专业公司不断增加，市工业器材公司划细为三个公司；新组建了百
货批发公司；收买了苏联企业秋林公司。到1955年，批发市场，国营商业比重占91．5％，
私营商业占4．9％，其他占5．6％。零售市场，国营商业占47．1％，合作社商业占29．5％，
私营商业占18．3％，其他占5．1％。
根据国家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政策，1956年公私合营高潮前，私营批发商已全部由国营
所取代；对私营零售商，在维持经营的基础上，实行安排与改造相结合，由初级形式的经销、
代销，转为高级形式的公私合营；对小商小贩采取组成合作商店、合作小组和允许个体经营
的政策，到1956年下半年，全市私营零售商和小商小贩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基本完成。年末
统计，公私合营企业616户，合作商店、合作小组6955户，个体商贩1685户。
1958年“大跃进”高潮中，全市商业系统职工响应北京天桥商场的倡议，掀起了声势浩
大的“学天桥、赶天桥”红旗竞赛活动，商业开始了“大跃进”。在工业部门提出的“需要
什么、生产什么”的口号下，商业部门提出“生产什么、收购什么；生产多少、收购多少”
的口号，促成收购不分质优质劣，不问市场需求，造成供需脱节，商业库存增大，损失严重。
1960年，开始处理压库物资，共损失9449万元，损失金额占当时商品库存总值的25％。
在“大跃进”中，商业系统为支援“钢铁元帅升帐”，抽出8％青壮年职工，参与大炼
钢铁，尔后，多数转入工业系统。为补充商业缺员，吸收了千余名家庭妇女，致使商业职工
队伍素质发生变化。
1958—1960年，商业体制变化较大。1958年1月，各专业公司所属的部分商业网点移交
区领导，五金、交电、化工三公司合并，新建工业器材批发站。3月，各区成立商业局。下
半年，省百货、文化两公司并入市百货公司，省纺织品批发站与市针棉织品批发站合并，增
加二级批发业务。8月，市商业局、市服务局、市供销合作社合并。当年，市管阿城、呼兰、
宾县、肇东四县商业科。1959年，工业器材公司二级批发业务由省收回。下半年，饮食服务
业从商业划出，由新建的市服务事业管理局管理。1960年10月，实行政企合一，各专业公司
均改为商业局下属专业处。同年，市管县重新调整，肇东县调出，双城、五常、木兰、通河、
巴彦五县划进，市管八县。在商业管理体制调整变化中，零售网点也发生变化，1960年与
1957年比较，全市社会商业网点下降37．6％，其中国营网点增长1.2倍；公私合营网点下降
24.3％；小商小贩已销声匿迹；自由市场关闭，形成了公营商业独家经营的局面。但此期间
黑市暗生，“屡打不绝”。
“大跃进”时期，哈市商业企业推行了“两参一改”和“三参一改”制度，对改善企业
管理，密切商业同人民群众联系，起了一定作用。在财务管理中，由于对财务、统计表报简
化过多，各核算单位推行“无帐会计”，营业小组推行“以表代帐”等作法，削弱了管理工
作。在统购商品分配中，由于“浮夸风”的盛行，不但没有余地可留，而且动用了库存。在
市场上，求大于供，主要商品供应量显著下降，棉布，按人均销量1960年与1957年比较，由
10．1米下降到7．7米，一般工业品供应出现全面紧张，百余种商品实行凭票、凭证限量供
应。
1961年，贯彻中共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和《关于改进商业工作
的若干问题决定》，对“大跃进”以来在购销业务活动中产生的问题进行总结，对各方面工
作进行了调整。9月，市商业局分设为第一、第二商业局，恢复了市供销合作社。实行政企
分设，撤销商业局所属各专业处，恢复各专业公司。1962年7月，各区商业局撤销，下属商
业网点重新归口各专业公司。1963年1月，五金、交电、化工三公司重新分设。调整合作商
店、合作小组，对三五人的小合作商店实行独立核算。调整工商关系，确定了对地方工业产
品包销和自销范围，对二类物资超产部分和三类物资，允许工业部门自销，三类小商品价格
允许上下浮动。
在商品分配中，采取了不同办法，对居民日常生活必需品实行凭票、凭证供应；对手表、
自行车、部分针织品实行高价销售；对外国使馆人员、外宾、外籍专家、归侨、侨眷、工程
技术人员、医护人员、教授讲师、军政领导人员、地质工程人员、病人、产妇、老人、儿童
等日常生活必需品，做了专项安排，制定了专供办法，开辟了专供网点。全市商业工作在“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指导下，战胜了困难，渡过了难关，到1965年，社会商
品零售总额达到63501万元，比1955年增长16％，其中，日用工业品零售额增长16．6％。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商业受到冲击，遭到破坏。首先受到冲击的是商店的店名、
牌匾，一些老字号和以序号排名的商店，均视为“四旧”，一律取缔，更改店名的商业企业，
占商业系统企业总数的60％以上。其间，一些商品的名称、商标也受到了“审查”，对化妆
品、装饰品、“布拉吉”、“凡尔丁”、“鸳鸯牌”、“凤凰牌”等等，或令其停售，或令
其改换名称、商标。据统计，国营商业各零售商店1966年12月末对“四旧”商品的处理是：
停售25种，加工改制46种，售完不再进货179种，改换商标131种。“文化大革命”期间，全
国十大商店之一的哈市第一百货商店，1968年5月25日起“闭店闹革命”125天，减少卖钱额
近400万元。7月22日至10月1日，秋林公司“闭店闹革命”70天，减少卖钱额近200万元。运
动中批判“利润挂帅”、“唯生产力论”、“走白专道路”、“关、卡、压”等搞乱了人们
的思想和正确的经商方向。
在管理体制上，变化较大，1968年5月，市第一、第二商业局撤销，各专业公司直接隶
属市革委会财贸组。9月，五金交电公司与化工原料公司合并。10月，市纺织品公司、医药
公司、药材公司、小百货批发公司、百货公司五个单位合并。1969年末恢复市商业局，1972
年7月市商业局分为第一商业局、第二商业局。1973年初，五金交电公司、化工原料公司重
又分设。在商业体制变革中，由于业务接交频繁，人员思想波动，造成管理不善。在机构变
革中，部分干部被送进干校、战校参加劳动，全市商业管理机制失控，经营思想混乱，经营
品种减少，服务质量下降。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全市商业系统中首先着手解决部分企业扭亏增盈问题，通过
降低费用、压缩不合理资金占用，大部亏损企业转亏为盈，经济效益有了明显提高。对进货
渠道调整，允许市内大型零售企业直接从中央一级站进货，允许部分中型企业和专业商店直
接从省外进货，市场商品货源充足。
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
政策，改变了国营商业独家经营的格局，发展了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实行了商品多渠道流
通。集体商业网点1990年发展到8943户，人员达127064人，商品零售额12．8亿元，与1978
年比较户数增长19．9倍，人员增长18倍，零售额增长21．7倍，占社会商品零售额比重由
1978年的4.8％，上升到18.6％。个体商户1990年与1979年比较，业户由252户增至19868户，
增长77．8倍，人员由252人增至32326人，增长127．3倍，零售额10．5亿元，占社会商品零
售总额14．7％。与此同时社会其他部门也先后办起许多商店，1990年零售额9342万元，比
1979年增长6．1倍。集市贸易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1990年市区轻工市场成交额7．5亿元，
与1988年比较，增长43．8％。
商业企业积极开展横向经济联合，开辟新的流通渠道，逐步冲破条块分割、地区封锁，
组成工商、农商、商商之间的多种形式的联合体，截止1990年，同日本、香港及国内28个省
市地区组建横向联合体250个。为适应商品流通体制改革的新形势，商业管理体制进行了适
时改革，1985年9月，将市级七个管理机构合并为一个机构——市商业委员会，人员由550人
减至190人。1987年将7个区的14个商业、服务局撤销，组成7个区商业委员会。市、区商业
委员会成立后，转变了职能，由管理系统内商业，转为统管全市、全区商业，变微观领导为
宏观调控。为加强对全社会商业的领导，市、区商委内分别设置社会商业处、科。为配合统
管社会商业，建立了行业协会，1987—1988年，先后组建市级行业协会1个，区级行业协会
44个,民主管理小组326个。企业内部经营机制进行了改革，随着改革的深化，企业自主权的
扩大，到1988年底，全市60个大、中型企业实行了承包经营责任制，699个国营小型企业，
通过改、转、租、包形式进行经营，向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实现责、权、利统一迈出了
坚实的步伐。据对113户市直属承包企业调查，承包后的1988年与1987年比较，国家、企业、
职工“三增收”，国家多收利税1821万元，增加20．8％；企业留利4513万元，增长38．2％；
职工收入增长18．6％。
通过改革，促进了商品生产的发展，增强了企业经济效益，提高了服务质量，搞活了商
品流通，一个“三多一少”开放式的社会主义商品流通体制逐步形成，市场呈现出一派繁荣
景象。1990年市区社会商品零售额，全民占47．9％，集体占27．7％，个体占20．1％。市
区商业网点30078个（含个体），人员22．85万人，与1978年比较分别增长17．2倍和3．32
倍，每千人拥有商业零售网点10．4个，商业从业人员占市区总人口的8．08％。商业网点数
量增加，大、中、小结合，综合店、专业店结合，国营、集体、个体并存，布局趋向合理，
市中心区与市边缘区同时发展，群众购物方便。1990年市区社会商品零售额68．8亿元，比
1979年增长4.6倍，其中衣着类、日用品类、文教用品类商品零售额32．3亿元，比1979年增
长6倍。城市居民消费结构发生变化，1990年城市中等收入户人平均支出生活费1265．27元，
用于购买穿用商品支出399．59元，占生活费用总支出的31．6％，比1978年增长10．8％。
主要商品毛线、呢绒、手表、肥皂、自行车零售量1990年与1978年比较，分别上升55．6％，
2．6％，93．7％，130％，73．4％。高档耐用消费品，自1981年开始进入居民家庭后，销
售增势迅猛，洗衣机、电视机、电冰箱每百户拥有量1990年与1985年比较，分别增长47.2％，
270％，11．9％。
在改革开放政策指引下，哈尔滨日用工业品市场呈现出一派繁荣、活跃的景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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