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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后，日伪政权进行经济整顿的第一件事即发行伪满币，收回市场流通
的各种货币。1932年6月，日伪政权勒令自1934年7月1日后，停止旧币流通，但商民对伪满
币均不信任，致使流通不畅，当时仅几家较大商号遵令照办，中等以下商号，仍通用哈大洋。
这种形势，影响了市场物价，零售物价指数上升，以1933年为100，1935年为122．3，1936
年为130．8。“七七”事变后物价又见上升，遂采取了一系列统制手段。起初，成立物价对
策委员会，以组织和动员手段来维持物价。“七七”事变半月后，哈尔滨市公署工商科即以
物价对策委员会名义召集在哈工商业者80多人开会，并发表声明誓约不抬高物价。但物价并
未平抑下来，零售物价指数如以1934年为100，1937年为136．9。1938年日伪政权对物价上
涨已感到靠舆论与动员无能为力。1938年3月4日《滨江时报》以《哈市物价继续腾涨，市民
生活颇感不安，希望对策委员会当局严重平抑》为题要求“对日用必需生活品，彻底平抑，
以安民生。”
上述措施，未使物价得到平抑，相反，物价逐日上涨。1938年4月伪中央银行调查，在
63个品种中,有38个品种上涨。为求物价缓和，1939年，日伪政权将物价置入战时体制，对
生活必须品实行重点统制，同年7月21日《滨江日报》以《警厅令各布商公开出售棉布，为
维持秩序正阳署事先派警官弹压,购买者塞于途感僧多粥少》为题报道了市民抢购棉布的实
况，即各大商店之门前，人山人海，拥挤不开……，故正阳警察署特派警官多人前往弹压，
维持秩序。战时物价体制的确立,经济警察的弹压，均未奏效,当年物价总平均指数比1938
年仍上升32．8％，其中纺织品比1938年上升44．9％。
1940年开始，强调明码标价，限1月15—20日一律标示，违者依照暴利取缔令处罚。6月
20日日伪政权发出《物价及物资统制法》，10月21日，伪治安部、民生部、兴农部、经济部
根据《物价及物资统制法》的有关条文发布《价格表示令》，依照此令，市场商品价格分为：
公定、标准、协定、自肃四种价格，并分别标以符号，违者，依物价及物资统制法第十八条，
处以六个月以下徒刑、五百元以下罚金或拘留。价格标示方法及范围：1．凡根据物价及物
资统制法或其他法令被指定实行公定价格物品，标注“公”字符号，共24个品类，其中，日
用品有原棉及各种棉制品、皮革、火柴。2．被取缔规则认为不当利益而被指定实行标准价
格的物品，标注“标”字符号，共17个品类，其中日用品有：胶鞋、机械制棉、弓打棉、麻
制品、运动用球、化妆品。3．同业者共同协定价格的物品，标注“协”字符号，共4个品类，
其中日用品有簿铁制品、皮鞋、防寒鞋的一部分。4．除上述三类标价物品以外的其他物品
则标注“自”字符号。《价格表示令》实施时间在1940年11月，但到12月未物价指数较11月
又上升3％。1941年6月较《价格表示令》公布时则上升14．3％。
1941年7月28日，伪满洲国政府公布价格等临时措置法，规定从7月25日起实行物价冻结，
即“七·二五价格停止令”，以扭转因战时物价上涨而酿成的战时经济体制的崩溃，但物价
仍上涨无度。1942年11月，物价指数比1941年7月上升39．2％。据对日伪政权规定的18种主
要商品统计，以1937年为基期100，1938年138．64，1939年195．17，1940年298．49，1941
年442．46，1942年579．79，1943年745．99，1944年854．87，1945年则达到5607．65。由
于物价累涨，物资奇缺，黑市商品价格已远超出统制价格上涨幅度，黑市商品价格如以1941
年为100，1942年为163．8，1943年345．1，1944年703，1945年2136，其中棉布1944年黑市
价格比统制价格高出54倍，日伪当局的物价统制已全面崩溃。
1946年4月哈尔滨解放，当时物资极端缺乏，物价直线上升，日用工业品尤为突出，以
20种主要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为例，1945年12月为100，1946年12月为986．3，其中，纱布为
1527。1947年,由于解放战争局势的转变,社会趋于稳定,工业生产逐步恢复和发展, 促进了
城乡贸易，物价上升有所缓和，纱布类，2月份比1946年12月仅上涨1倍，到4月份，比1946
年12月上涨2．66倍。由于市政府采取了大量抛售棉纱及以纱换布等措施，“控制原料，掌
握成品”，加之采取紧缩银根，加强市场管理，严惩投机等行政手段，到1947年末,以棉花、
棉布为轴心的日用工业品价格得以控制，制止了物价大幅度上涨趋势,但由于市场商品短缺
问题并未解决，因此，1948年，零售物价总水平较1947年仍上涨8.37倍。其中,白布比1947
年上涨8．1倍，火柴上涨8倍，棉花上涨7．7倍，肥皂上涨14．7倍。1949年物价继续上涨，
首先由黄金、布匹涨起，其它尾随。据对27种商品零售物价指数测算，以1948年12月为100，
1949年1月为118，2月为153，3月为185，4月为195。5月，市政府采取了“接近市价，放手
批售，逐渐降价”办法，促成5—7月份物价下降，20支棉纱每捆由210万元，降为140万元，
白粗布每疋由185万元，降为130万元。
1946年哈尔滨解放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市场物价变化特点是波动次数多，起伏频
繁，时间短促。其原因：日本帝国主义14年的统治，工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一时难以复
苏，商品短缺；解放战争期间，东北与关内物资交流阻塞，城乡物资交流不畅；作为全国解
放最早的大城市，肩负支援解放战争的重任，使市场有限的物资，部分支援前线，造成市场
物资更加紧缺；私营商业在市场上占一定优势，时时乘机哄抬物价。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哈市贯彻执行了“稳定市场，稳定物价”的方针，当年
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1950年初，对42种主要商品零售物价指数进行测算，以1949年12月为
100，1950年3月为109，6月为96，9月为102，12月为113。“抗美援朝”开始后，工业器材
陡涨，砂糖、胶料、棉花、棉布、棉纱等价格随之上升。其中，棉纱每捆由170万元升至280
万元，上涨64．7％。其它商品基本稳定。1951年物价基本平稳，零售物价指数以1950年为
100，1951年为110．2。1—3月工业品价格下跌。6月以后，由于职工增薪，农民余粮解决了
销路，城乡购买力提高，加之松花江水上涨，人心不安，出现了抢购黄金、面粉、大米、火
柴、纱布现象，不法私商乘机套购，转手高价出售，白斜纹布每市尺黑市价达4．4万元，高
于国营牌价33％，火柴每包2500元，高于牌价1倍以上，9月，中央贸易部发出《坚决稳定物
价的指示》，国营商业认真贯彻落实，对29种主要商品调低了牌价，平均下调幅度3％。据
对衣着、文教用品类商品测算，平均零售价格较1950年下降14．65％。1952年，部分商品价
格继续下降，4月10日，东北人民政贸易部决定统一调低601种百货商品价格，5月中旬，再
次以沈阳市百货商品价格为准，下调了28类1361种百货、五金商品价格，平均调低幅度为
11．7％。主要品种是文化用品及鞋、帽。
1953—1958年，国家对物价采取“基本不动，个别调整”的方针。1953年，部分商品价
格有所调整，香皂、白毛巾，下调10％，胶鞋下调11．5％，棉纱下调2．5％，白布下调2％，
针棉织品下调1．7—2％，部分文教用品下调8％，彩花热水瓶上调11．4％。批发物价指数
逐年下降，以1952年12月为基期100，与以下各年同期比较，1953年为96.8，1954年为96.1，
1955年为95．1。零售物价指数略见上升，以1952年12月为基期100，与以下各年同期比较，
1953年为106．5，1954年为108．2，1955年为108．1。1956年，工资改革后，市场购买力增
加，部分商品抢手。为保证市场物价稳定，国家采取了“冻结”物价措施。下半年，经国务
院批准对关内产品的综合差率由过去的3—17％，改为3—5％。8—11月间，分三次调整了日
用工业品价格，第一次8月20日，第二次9月30日，第三次11月29日，三次调价品种共1．6万
余种，价格有升有降，升价品种占20％,平均升幅5.3％；降价品种占80％,平均降幅6．6％。
三次工业品调价后，价格基本保持稳定。1958年，全面调整了地区差价，由产地定价改为销
地定价，对4598种百货、文化商品价格进行调整，有升有降，平均升幅0．63％，平均降幅
1．67％，总水平下降1．06％，其中，下列零售物价指数，与1957年比较，（1957年为基期
100），衣着类为99．82，日用品类为99．33，家用器皿类为99．56，文教用品类为99．46。
1959年，农业欠收，工业总产值下降，货币流通量增大，下半年开始，国家进入经济困
难时期，反映在市场上，商品紧缺，引起物价上涨。1961年8月，根据全国物价会议精神，
为了稳定市场物价，保证人民最低生活水平，黑龙江省和哈尔滨市制定出占人民生活总开支
60％左右的基本生活必须品的价格，要保持稳定的措施。拟定《百分之六十必保商品目录》，
规定国营商业在出售这些商品时，必须按规定牌价出售，不能“高来高走”，并须保证质量，
防止变相涨价，这些商品价格需要调整时，必须经省同意。故此，这期间，虽然物价有所上
涨，但人民生活基本得到保证。
通过这一措施，这些商品价格基本稳定下来，但对一部分商品价格进行了有计划的调整。
1960—1962年，火柴、缝纫机、手表、机制簿纸等部分工业品价格上调。1962年全国零售商
品价格总水平比1957年上涨25．8％。哈市百货类商品上升15．9％，日用品类上升31．5％，
鞋帽类上升35．6％，针纺织品类下降1．2％。此期间，自由市场商品价格高出牌价几倍。
1965年，工业品价格基本回落到1959年水平。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国务院采取冻结物价措施，1967年又先后发出“稳定市
场，稳定物价”的指示，但由于受无政府主义的冲击，部分工业品质次价高，变相涨价，零
售价格上涨10％左右。1969年物价解冻。1971年下半年调整了地区差价率和批零差价率，对
零售商品价格，执行“基本不动，个别调整”的政策，调整后的商品价格虽有升有降，但仍
保持了价格总水平的稳定。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价格体制。1979年以来，由于屡次提高粮食、油脂、油料、
棉花、生猪、菜牛、菜羊、鲜蛋，鱼类等副食品收购价格和副食品及烟、酒的销售价格，牵
动工业品零售价格上涨。1983年1月，提高了纯棉纺织品的销售价格，同时相应地降低了涤
棉、手表、黑白电视机、半导体收音机、尼龙袜等零售价格，又放开了三类工业品价格。在
价格形式上，逐步实行了国家指定价格，国家指导价格和市场调节价格三种形式。小商品实
行工商企业协商定价，市场调节，不受各种差率限制，随行就市。1984年，对地产的二类工
业品中的部分产品实行浮动价格。允许厂价、批发价、零售价上浮15—20％。零售商店可实
行花色差价，可上浮10％以内。1985—1990年，由于农副产品价格放开后上涨，工业生产原
材料、费用的提高，加之经济过热，货币发行过多，国民收入超额分配等多方原因，绝大多
数工业品价格逐年上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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