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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刊次:2005.3(总第28期)  
  类别: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  
日伪法西斯在呼兰的殖民统治
丁锋
(作者单位:呼兰区志办)
     
    1932年5月,日军侵占呼兰县城后,建立伪呼兰县政府(后改称县公署),由日本人担任县自治指导员(后改称县参事官),利用汉奸傀儡,在呼兰实行法西斯殖民统治。14年中,日伪法西斯当局在政治上大抓"思想犯"、"国事犯",屠杀"反满抗日"爱国人士,镇压人民群众的反抗:在经济上实行统制政策,大搞"出荷粮"、"配给制",大抓"经济犯"使城乡经济日益萧条,人民群众吃不饱、穿不暖,饥寒交迫,牛马不如,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文化教育上,大肆宣传"日满亲善"、"王道乐土"、"共存共荣"等侵略政策和愚民思想,呼兰人民深受亡国奴之苦。
    
                       强制实行治安管制
    
    一、建立治安维持会等伪组织
    1933年7月11日,在南部地区警备司令平贺少将的主持下,成立伪呼兰县治安维持会。驻呼兰日本守备队队长熊野御堂大尉为委员长,下有炮、步、宪兵头目,日本人伪县公署正、副参事官,警务局长、警备队统带官以及商务会长、农务会长等13人为委员。制定了改编警察队、实施保甲连做坐制、整顿自卫团、收缴民间枪支、修筑干线公路等诸多治安措施。1940年,成立呼兰县协和会本会,设本部长、副本部长。由伪县长、副县长兼任。县协和会本部下设1街、24村协和会。分会长由各街、村长兼任。呼兰县协和本会成立后,实为日伪当局在呼兰的政治统治工具。1943年,从呼兰县协和会分离出呼兰县协和义勇奉公队,由县协和会本部统一领导,总队长由伪县长兼任,任务是组织、培训成年人进行防空、防火、躲避等训练。其实质是配合日伪军事行动的一部分,为其侵华战争服务。
    二、实行保甲连坐制
    1933年4月,伪满政府公布《暂行保甲条例及暂行保甲实施准则》,7月20日伪县参事官泽田贞一任伪呼兰县保甲委员会委员长,委员为副参事官菊地定治、警务局长周文武以及警察署长、派出(分驻)所长等人。22日将全县原以序数命名的五个区改为城区、大方台、康金井、许堡、乐安镇5保,辖115甲、1144牌。对牌内居民如犯"内乱罪"、"外患罪",违反武器取缔规则等重大治安之"罪"者,实行惩罚金之连坐责任制度,即一户犯法,株连九户。仅1935年1月至6月间,全县就有98人被处罚。1935年10月,在全县5个警察署区域内设17保。1937年夏将17保划为52保。1937年12月伪满公布《市、街、村自卫法》,1939年1月,废除保甲制,实行街、村制。全县行政区划为1街24村,进一步加强了统治。
    三、整顿自卫团
    1932年6月,日本守备队收编了原保卫团,改称自卫团,团丁增至1650人。1934年全县城乡自卫团达40个,3400人。1935年随着呼兰被编为保甲特别工作指定县,自卫团改为义务制。1938年5月伪滨江省警务厅下发《关于实行暂行保甲法之件》中规定:18岁至40岁健康男子为自卫团员。轮流到自卫团事务所领受防守任务。全县自卫团分驻47个村屯,配合日伪当局实施保甲制,配合日伪军警镇压人民。
    四、收缴民间枪支
    1933年2月,伪满政府发布《暂行枪炮取缔法》,大力收缴民间枪支,用以武装自卫团,强化地方治安管制。收缴过程中,以县公署为主,县长以下官吏、警察、宪兵等到场监督,警察大队长以下全部出动,保、甲、牌长及自卫团长全力协助,令有武器者限期交送,如有特殊需要者,必须向县长提出申请,违者一经发现,给予严惩。1933年12月先从城区开始,后到乡村。仅1937年至1939年3年中,全县共收缴步枪4023支、手枪3191支、机枪11挺、火枪16886杆、抬枪等其它武器52杆(支),合计24163支(杆),弹药18943发。
    五、修筑干线公路
    1933年始,日伪当局在呼兰境内修筑干线公路。主要目的是,为了镇压人民群众的反抗,保障治安,用强化治安来维护其反动统治与搜刮。为便于军事行动,干线公路多离开村屯。修筑过程中,由警察监管,百姓以赋役的形式出工,修补桥梁渡口,测沟设渫,路面整形;沿路村屯负责养护任务。仅1935年,就出民工1.2万人次。至1945年的13年中,共在呼兰境内修整干线公路总长265公里。联通了4条军用干线公路。

                     破坏中共和国民党地下组织

    一、破坏中共地下组织
    1932年5月,日本侵略军进攻呼兰,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人民群众进行反满抗日活动。但由于敌强我弱,最后,党组织遭到日伪统治者的破坏。1933年,日伪特务跟踪盯梢中共地下党员,迫使中共呼兰县特支(第一次)停止活动,分散各地。1934年6月,日伪警特在呼兰石人城车站逮捕了特支书记胡起,中共呼海路特支遭到破坏。1937年4月15日,日伪大肆抓捕共产党员,4月17日,中共呼兰特支书记刘志恒被捕,中共呼兰县特支(第二次)遭敌破坏。7月21日将刘志恒等28位革命者枪杀于哈尔滨圈河。
    二、破坏国民党地下组织
    国民党在呼兰活动较早的人是王鸿恩(字锡三)。1918年至1927年先后任县劝学所长和教育局长。1928年被选为黑龙江省议员后到省城齐齐哈尔供职,不久参加了中国国民党。"九一八"事变后潜回呼兰。1938年,王鸿恩被委任为国民党黑龙江省东部地区负责人。1940年王鸿恩被委任为黑龙江党务专员,在呼兰、巴彦、绥化等地发展10余名国民党员。1941年12月,日伪军警对反日分子接连大逮捕,12月30日王鸿恩在呼兰被捕。王鸿恩任凭警宪百般折磨,始终坚贞不屈,表现出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他所发展的国民党员和掌握的组织机密,没有点滴泄露。1942年夏,日伪当局公开宣判,将王鸿恩处以绞刑。先后被逮捕的还有呼兰教师李景华、张文华、高星。直到"八一五"日本投降才得出狱。

                         法西斯统治罪行录

    一、利用伪警察镇压人民
    1932年9月,伪满政府公布了《治安警察法》,严禁群众结社、集会,取缔抗日言论,不准张贴图画、散发传单等,并赋予警察、特务压迫人民、实施各种法令的特权。1937年1月4日,以"满洲帝国皇帝敕令"颁行了《满洲帝国刑法》,剥夺了人民群众的一切自由。1937年7月伪呼兰县警务局上半年,就以各种罪名逮捕人民群众171人之多。
    1943年9月,伪满公布《保安矫正法》、《思想矫正法》。1944年5月1日伪满政府公布《时局刑事特别法》。故伪满警察、特务横行乡里。他们清乡查户、催粮逼税、抓劳工、捕"浮浪",随意搜查、传讯、拘捕无辜群众,施行各种毒辣刑罚,把人致死致残。伪呼兰县警务局(科)还多次配合日本关东军和省警务厅扫荡抗日队伍。1937年9月,在杨林保的南房子杀害十几名抗联战士。1940年冬,呼兰警察署警尉补常维国等人,奉命将6名反满抗日的"政治犯"塞进呼兰河冰窟窿里。1940年1月至1941年3月,呼兰县伪警务科还奉调编成一个警察队,参与伪滨江省军警宪特联合制造的骇人听闻的"三肇惨案"。1943年3月7日,伪滨江省警务厅纠集日伪军警500余人,其中有呼兰警务科出动的警尉补以上的伪警察特务30余人,对巴彦、木兰、东兴实行大搜捕,制造"巴木东大检举惨案"。
    二、实行经济配给制
    1938年11月,伪满政府公布《米谷管理法》,同时设立满洲米谷株式会社,开始对粮食作物的统制和掠夺。1940年以后,城乡人民粮油及生活必需品:食盐、煤油、火柴、砂糖、棉花、布匹等实行配给制,私食大米、白面按"经济犯"治罪。配给粗粮每月城镇大人18斤、农村13斤,小孩一律1O斤。1944年5月,县警务科经济保安股经济保安系主任率领1O余名伪警察,乘胶轮车赴许堡村黄岗屯搜查禁食粮谷,除将百姓家中的面粉全部没收外,有17名群众以"经济犯"被捕,受到严刑拷打,并每人罚金伪国币200元。
    三、强征劳工奉仕
    伪满政府把国兵检查不合格的青年组织起来,编为勤劳奉仕队。3年为期,每年劳动6个月,不给工线。多在县内开荒修堤筑工事。劳动强度很大,吃不饱,还挨打受骂。1939年以后,县内出劳工逐年增多。1941年开始征集义务劳工。1942年,日伪当局以"紧急劳动力供出"的名义强行抓劳工,在东北从事修筑铁路、矿山、军事工程等苦役。据调查,台屯村共出劳工500多人,仅沙力区就被抓派去100多人。劳工受到非人待遇,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多以豆粕子掺橡子面充饥,遭受非人打骂成为常事,冻饿病死者不计其数。尤其毒辣的是,日本人对修筑机密军事工程的劳工,为防范失密,工程完工后全部予以杀害。
    四、催逼"出荷粮"
    日伪统治者到农村催逼出荷粮,横征暴敛,无恶不作。1942年,对青山涨大水,粮食歉收,百姓交不上出荷粮。伪县公署派"四大金刚"高伯军、贾传芳、魏学铭和梁朝滨到对青山去收出荷粮。他们把村民集中在学校,许进不许出。凡没交齐或没交的逐个受刑。周洪礼被扒掉上衣,用皮带抽,把周打得在地上翻滚。还叫周"搪桥",即用5个手指支地,支撑着身子,时间长了支不住,他们就使劲用脚踹。高伯军叫华比仁跪下,用烟头往脸上烧。把许青林、何景礼打得直往桌子底下钻。高伯军问王李氏"多大岁数"?王答:"42岁",高就叫人打42大板子。高招呼73岁的李申时,李用手捋了一下胡子,高狠狠地说:"给我往下薅",李老汉被薅的鲜血直流。他们还用烧红的火钩子往人身上烫,贺守福被连打带烫,昏死过去,被人用板子抬回家。有个外号叫"王二合适"的农民,高说:"这回叫你尝尝合适的滋味",王被他们用皮带、木棍、铁钩子给打瘫痪了。很多农民受刑不过,只得连口粮都交出去,有的卖地、甚至卖掉孩子。老百姓对他们恨之入骨,称他们为"四大阎王"。
    五、奸辱妇女滥杀无辜
    1933年5月9日,一名守桥的日本兵,驾船到呼口村南河沿停泊,只身到村里潘家。时值春耕,男人都在地里种大豆。兽性发作的日本兵,便抓住一个妇女,推倒在炕上强行奸污。其他妇女从北窗户跑出,到地里报信。在地里干活的男人闻信后骑马疾驰至家。面对真枪实弹的野兽,并没被吓倒,他们用刮犁棍打落了日本兵的手枪,然后把同本兵绑在马圈墩子上,用鞭子抽打,用烟袋锅向日本兵头部刨去,最后用石头将这个畜牲不如的日本兵坠入河底。惩处了日本兵之后,潘家人收拾细软,连夜逃往巴彦县东山里。村里人怕被连累,也都跑光了。
    守桥日军发现外出的人没回来,次日在呼口村与东岗村南的河段涡处找到了船,认定是呼口人所为,便在呼口村南边沿河打捞三日不见死尸。第四天赵福贵等在河南岸种地归来,日军强迫他们打捞,打捞约两个小时仍未捞到。上岸后日军将赵福贵等三人绑成一串,强迫往河里走,当他们至水深齐腰处,岸上的日本兵竟用机枪扫射,三人无辜地惨死于枪弹之下。
    六、制造多起政治事件
    (一) 杨家店事件
    1932年麦收季节,伪县公安局局员(所长)周凤喜和汉奸"金大脚丫子"为了媚日立功,隐藏在庙头杨家店,耍弄拉大网手段,哄骗赶集住店的农民。这伙坏蛋化装成住店旅客,故意用黑话和住店的青年农民攀谈,有几个青年农民,因不通世故,误入其圈套,便也用在乡间学会的几句黑话回答。结果住在店里的16名来赶集的青年农民,都被诬为"反满抗日"的"马贼",抓到宪兵队,定为死刑。把16名"马贼"游街示众后,用铡刀切下头颅,分别装进用铁丝编成的小笼子里,悬挂在县城北门外大路旁的树上,同时,还在北门外路东树下,竖起一块专为张贴告示的木牌,在木牌上贴出了日寇驻军司令平贺的杀人布告,用以欺骗、恐吓人民群众。
    (二) 清河事件
    迁居呼兰的冯振荣原籍河北省清河县人,1940年参加八路军在清河县大队做地下工作,1943年夏被日军逮捕,关押20天后逃出,因无法隐匿,同年秋偕妻投亲呼兰。冯家对面屋住的许李氏,勾结特务当谋生之道。就将从冯妻口中得知的冯振荣身世密报于特务段纯善,随即将情况报给特别搜查班副班长松元义之助(日本人),1944年11月将冯振荣及妻逮捕。滨江省警务厅认为是重大案件,遂派特务望日(日本人)、安田方雄(朝鲜人)等人来呼兰审理此案。冯受刑不过,谎供称:凡是在呼兰等地河北省清河县人,都是八路军派到东北进行政治、军事、经济情报侦察活动的地下工作人员,便对清河县籍人进行大搜捕。至1945年4月,先后从呼兰街、康金井、哈尔滨、沈阳等地逮捕14人,这些人遭受惨无人道的拷打折磨。1945年2月至4月间,县警务科分两次将冯振荣、葛玉、沈士栋、田春堂、黄子真等七八人押送省警务厅。最后造成5人死亡。
    (三) 郑家炉事件
    1945年2月初,伪牡丹江省警务厅特务在瓦房店将孔教道德会东北地区负责人韩文福逮捕,在解往牡丹江途中路过哈尔滨顾乡屯车站时,韩乘机脱逃。伪滨江省警务厅指派特搜班主任重见寿一(日本人)带领特务,于2月9日午后乘两辆汽车来呼兰,在县警务科紧密配合下开始大搜捕。按照道徒分布情况,对县城"郑家炉"郑张氏住宅和北大街某住户等3处同时搜查,但未见韩的踪影。当晚将"郑家炉"经理郑希有及妻郑胡氏(教徒)等十几人拘捕,次日晨将每人头部蒙上被子,用汽车解送省警务厅。警察、特务又在被搜查的3处地方监视达五六天之久。凡去三家的邻居、亲属全部拘留,或就地看管起来,多达百余人,直到正月初一才放回。在省警务厅关押的十几人除大部分人先后被释放外,郑希有、吴广有由于受刑致病死在狱中。郑张氏、郑国庆直到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才出狱。
    (四) 留置场事件
    日伪统治者为镇压人民群众,在县警务科治安股管辖下,设留置场1处。1941年12月29日,一个"犯人"在一次劈柴中,拾到一根铁钉,带回监房后,将脚镣捅开,遂起越狱动机。经过3个监号"犯人"秘密串连,定出越狱方案。监号中有一个盗马的人,身穿一件军服呢马裤,看守伪警长杨荣久欲以换马裤为名,进行勒索。1942年1月4日晚5点,杨找借口将同班看守伪警长阳浩然支走,急忙到了监房,遂以交马裤为诱饵骗开监舍门,将杨拽进监内打死。正在此时田回来了,"监犯"又将田拽进监内,用被子将田的头包上放在杨的一旁。"犯人"们捅开脚镣纷纷从后院蹬梯越墙逃走,唯有一人因脚镣未开,从正门出走,立被捕获,有四五人未逃。"犯人"逃走后,田浩然从监内跑出,吹起非常召集警笛。伪县长、警务科科长、科副(日本人),闻警跑到现场查办,命令全部警员大搜捕,历时三四天,除事发第二天捕获两名外,其他逃脱者均未捕到。此间,省警务厅刑事科来呼兰,亲自搜捕和审问。一个犯人经一夜酷刑被活活打死。五六天后的一个晚上,县警务科日本科副细川泰带领治安股警察,将捕获和未逃的6名"犯人"全部拉到呼兰河塞进冰窟窿里杀害。
    七、历史罪证"英灵塔"
    1934年4月18日,由伪滨江省省长吕荣寰和总务厅长官会井章次(日本人)策动,在呼兰县城西岗公园内举行一个所谓的"慰祭英灵"大会,纪念被东北抗日义勇军击毙的日本侵略军。会上决定由伪滨江省27个县捐款,在呼兰西岗公园建"英灵塔",该塔当年5月动工,12月竣工。塔身呈四方形锥体,高15米,正面刻有"英灵塔"三字,由伪满洲国国务总理大臣郑孝胥书写。塔下碑文是由伪呼兰县县长梁维新撰写,尽是日伪当局阴谋为日本侵华战争进行美化、歌颂的辩护之词。不管其如何歪曲事实,永远不能抹杀日本侵略军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从碑文的另一面,可以看出在日寇入侵之际,黑龙江大地上到处燃起抗日烽火,军民团结,同仇敌忾,给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马占山、苏炳文、邓文、才鸿猷、李海青、李天德等十四位东北军爱国将领和民众义勇军将领,率领抗日军民为保家卫国与日寇浴血奋战的英雄壮举和光辉业绩,将永世长存。
    1945年"八一五"东北光复后,愤怒的呼兰群众将塔上的"英灵塔"三字铲掉,将"英灵塔碑"推倒。"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又将塔尖扒掉,现该塔仅剩塔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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