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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日本关东军在哈尔滨市南郊12公里处建立了一处细菌战基地，迄今为止，这是世界战争史上规模较大的细菌生产基地之一。
为加紧侵略战争的步伐，1932年，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将军医少佐石井四郎主持的东京防疫研究室迁至我国的黑龙江省，总部设在哈尔滨市宣化街，对外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内部则称“加茂部队"、“石井部队"、"东乡部队"。"加茂"是石井四郎家乡的地名，其部队成员大部分是从这一地区招募来的，因此称做"加茂部队"。"东乡"是石井的化名。1941年以后，改称"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
这支部队之所以从东京转移至哈尔滨，其主要原因：一是要使细菌武器尽快用于战争，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用人体进行细菌试验，而活人试验材料在这里比较容易得到；二是进行细菌试验有着极大的危险性，一旦发生细菌泄露，将会造成无穷的危害，而将试验基地建在日本国土之外，是转嫁危害的好办法。
筹备时期的七三一部队主要有两个任务：一个是防疫给水，为野战部队的防疫服务。石井四郎亲手设计了便携式滤水器及车载式大型滤水器。这种滤水器材既可为野战部队提供卫生用水，也是七三一部队进行细菌战必备的防疫器材。第二个任务就是进行细菌试验、细菌生产。
七三一部队总部建立以后，先是在距哈尔滨市南约70公里的背荫河镇建立了细菌试验工场，对外称"交通中队"。石井四郎委派中马大尉负责管理试验工场，因此，当地百姓称这座城堡为"中马城"。"中马城"于1933年开始试验活动，关东军副参谋长远滕三郎曾亲往视察，并给予石井四郎极大赞赏。但是这支秘密部队很快引起了赵尚志领导的抗联部队的注意，多次对其进行袭击。石井四郎唯恐秘密泄露，被迫重新选择新址，并于1935年开始了新址的规划建设。
新址选择在哈尔滨市南郊12公里的平房火车站。在七三一部队进驻之前，这里有几处清朝设置的旗屯和汉族民屯。1933年，拉滨线铁路修建之后，在这里设立了一个停车站，因靠近平房屯而取名平房站。
石井四郎选择了平房站西北的平坦地带做为基地，总占地面积6．1平方公里。从1935年春开始测量，历时3年时间完成了10万多平方米的土木工程建设。包括细菌试验中心和军人礼堂、少年队宿舍、高等官宿舍、教育部礼堂、东乡学校、神社、体育场、酒保等附属设施的建设。
这些土木工程的核心项目是细菌试验中心的建设。细菌试验中心是一座"口"字形楼，俗称"四方楼"。"四方楼"的布局极为奇特，它的南侧有两栋相对独立的建筑。最南端一座二层结构的楼房，是七三一部队的总部大楼。位于总部大楼北侧与之平行的是尖顶结构的普通砖房。在“四方楼”的北侧，还有三栋平行的普通尖顶结构砖房，是七三一部队的鼠疫试验室和解剖室。这些建筑由一条二层格局的中心走廊贯连成为一个整体。
"四方楼"独成一体，四周结构均为三层，中心走廊的上方为局部五层，总面积为15 000平方米。"四方楼"由于被中心走廊贯穿，使中间的巨大天井形成两个独立的小天井，在这两个小天井中各建有一座二层结构的小楼，这就是七三一部队的特设监狱。鸟瞰"四方楼"的群体建筑，犹如一个巨大的"重"字。在这一巨大建筑群的周围，还建有普通砖瓦结构建筑，分布着饲养各种动物的石井班、冻伤试验室、兵器班、动力班、瓦斯发生室等。这些设施构成了七三一部队的试验中心。试验中心坐落在七三一部队营区的中间部位，这是七三一部队的核心秘密，四周另设有卫兵所，即使是七三一部队的高级官员进入此区域也要接受身份检查。
由于工程浩大，七三一部队从锦州、海城、山海关、牡丹江以及大兴安岭等地征调了大批劳工，最多时达到2 000多人，这些劳工主要承担核心部分的施工建设。工程竣工后，他们中的大多数被秘密处死在"四方楼"里，剩余一部分全都被关押进"特设监狱"里，充当了第一批“试验材料"。
营建工程结束后，七三一部队开始了周围地区的治安整顿。在附近村屯设立了警察出张所、村公所，并通过关东军司令部于6月30日发布了"第1539号训令"，将平房及附近地区划为"特别军事区域"。从此，这里变成严格限制出入的禁区。
训令规定的"特别军事区域"总计120平方公里。以七三一部队营区为中心的15公里范围内被称为甲号地段，明确规定"平房石井部队房屋均指定为特别军事建筑物"，这是七三一部队的重点防范区域。为保证七三一部队周围的安全，在"1539号训令"下达不久，便强行迁走了紧靠营区的黄家窝堡、刘家窝堡、正黄旗头屯和正黄旗五屯全部居民。仅正黄旗五屯就被迁走了280多户村民，他们都被撵至裴家窝堡定居。
甲号地段以外的区域为乙号地段。这一地段北起孙家车站，南至周家车站，方圆105平方公里。训令规定："在附件要图上所标明的乙号地段内，禁建造二层以上的新楼房"。"对民用航空(满洲株式会社)指定有航空线及禁航地带"。"本训令只通知直接有关部队，不得做任何公布"。
在"特别军事区域"居住的居民都发给一个"特别居住证明书"，一年一换。如果外地人进入这一区域，都要办理临时居住证。居民出门时必须随身携带，以便接受检查，一旦发现没有证件，便以嫌疑犯罪名逮捕。居民实行"十户连座制”，遇有情况必须相互担保。
火车从哈尔滨车站南行，一驶出孙家站，必须立即拉上窗帘，任何人不准凭窗眺望，直至过了平房到达周家站后禁令方能解除。这段30公里长的警戒区域，老百姓称之为"60里地国境线"。七三一部队借鉴了"中马城"的教训，一是采取高压手段对当地居民进行严加管理；二是采取绥靖政策，尽量对周围居民进行安抚。对那些被移民的农民适当地给予了一定的补偿，尽管这些补偿是微不足道的，还是缓解了一些矛盾。
为了适应大规模试验活动的需要，七三一部队不得不增加大量的劳工。按规定，每个成年劳动力必须“勤劳奉仕”半年，两个劳动力的家庭有一个人长年在外当劳工。七三一部队为了保证正常的治安秩序和试验活动，对当地劳工实施赎买政策，根据劳动强度的不同，每人每天可得到八角至一元二角钱的报酬。这一工资待遇在当时是比较高的，其目的是稳定当地人的治安环境。劳工的任务主要是杂务、运输物资以及生活区的一般性活动。劳工们每天都回家居住，他们发有劳务证明书，上工时先交验证明书，然后换发一种木制腰牌和袖标，凭这些标志在指定地点劳动。每一劳动区域都有日本人监视，除特别允许的绝对不准超越区域活动。
1938年，大部分工程竣工后，立即开始了大规模的试验活动。试验的主要细菌种类有：鼠疫、伤寒、赤痢、霍乱、炭疽、结核、梅毒及冻伤等。此外，也进行了植物病毒(黑穗病)和毒气试验。
每一课题都有一个课题班，这些课题班不以研究内容命名，而是由该班班长的姓氏命名。其中，比较主要的研究班有：田部班，伤寒研究；奏班，霍乱研究；笠原班，病毒研究；江岛班，赤痢研究；高桥班，鼠疫研究；冈本班，病理研究；吉村班，冻伤研究；太田班，脾脱疽研究；内海班，血清研究；草木班，药理研究；草味班，结核研究；田中班，昆虫研究；石井班，动物饲养。这些研究班都归属第一部管辖。
各研究班都是各自独立的，既不准互相合作，也不允许互通情报。每个班都有各自的研究计划，试验手段都是利用健康的人体做细菌试验。各个班在试验过程中，可以随时根据试验需要到监狱里提取健康的囚犯进行生体试验，他们将这些囚犯称做"马路大"。"马路大"是日语译音，即木头的意思，原指试验材料。实际上这是一种秘密代号，如他们将老鼠叫"饼子"、跳蚤叫"粟子"、虱子叫"穗子"等等。
各试验班提取"马路大"时先与特别班预约，然后由特别班将编成号码的"马路大"提出来交给各试验班。各试验班每天象领取物品一样将被试验者当做试验材料消耗掉。正常情况下，每座监狱可关押“马路大"200人，他们如流水一样，每天都有新的充实进来，每天也都有人被提出去做试验。试验人数每天十几人或几十人不等，这要根据各试验班的试验情况而定。
"马路大"大多是战俘，有八路军、新四军战士，也有蒙古、朝鲜战士和苏联红军战士；还有一部分是反满抗日的地下工作者。当"马路大"供不应求时，也采取"圈街"的办法，在大街上堵截行人，以逮捕嫌疑犯为借口，直接送往七三一部队。
七三一部队在哈尔滨设有联络站，通过日本驻哈尔滨领事馆以及宪兵司令部等机关转运“马路大”，七三一部队派出自备的囚车进行转运。有时汽车运不过来，也采取火车运输，劳工方振玉就亲眼目睹了这一过程。有一次，他从石井班往动力班送猪肉，当路过铁路专用线时，突然，铁路线戒严。尽管铁路线就在七三一部队的营区里面，仍然如临大敌，四面警戒。方振玉被堵在一个铁路值班室里，无意中看见“特别班"人员从火车上往下抬人。被抬下来的人两个人一捆，相互颠倒，头冲着脚，脚冲着头捆绑在一起。抬下火车后直接放置在平板手推车上，通过“口"字楼的角门进入监狱。七三一部队将这样的运送过程称为"特别输送"。"特别输送"是通过关东军司令部统一部署的。关东军司令部在大连、山海关、牡丹江等地都设有转运站。通过关东军司令部的统一命令将人一批批地秘密输送到七三一部队充当“马路大"。
"马路大"在被试验之前，一般都要有一段恢复体质的过程，七三一部队不惜血本为他们增进营养，如水果、猪肉、大米等。当他们的体质基本处于健康的状态下，才被送去做细菌试验。
死亡，对于"马路大"来说是没有选择余地的。但是，死亡的途径却是多种多样的。因为，试验的种类及方法不同，所以死亡的形式也就不同。但无论哪一种试验，都是非人性的野蛮和残暴。
冻伤试验在吉村班进行。吉村班专门设有冷冻试验室，无论冬夏都可以在零下十几度甚至几十度的条件下进行冻伤试验。在寒冷的气温下，人体受到长时间的冷冻形成冻伤。之后，再将“马路大"送至暖室内用温水或热水进行解冻试验，从中找出治疗或缓解冻伤的有效方法。被试验者经过多次反复的试验，致使肌肉组织坏死。腐烂的肌肉脱落后，只剩下赤裸的白骨。也有的被随意摧残，当冷冻到一定程度时，肢体变硬，试验人员用器械敲掉脆弱的肢体，观察神经反映。就是经过反复大量的残酷试验，使石井四郎终于得出了“用37℃的温水是治疗冻伤的最好办法"的结论。正是为了这样一个简单的数字，有数百人惨死在吉村班的冻伤试验室里。七三一部队不遗余力地进行大量的冻伤试验，目的是使关东军能够适应高寒地区的作战环境，便于以后对苏联作战。
其它各类细菌试验主要有三种方法。一种是注射法，将调配好的菌液用注射器注入人体，然后观察病变反映，待发病后继续进行下一步骤的试验。根据试验计划，有的被直接送进解剖室进行活体解剖，有的则要接受治疗，继续试验防治的方法和手段，直至被试验人最后死亡。另外两种方法是埋入法和灌菌法。埋入法是将人的肌肤切开，将细菌置入皮肉中，观察细菌的作用。灌菌法是将细菌灌入肠道中观察其效果。无论是哪种方法，其试验目的都是要进行不同的病理研究和药理研究。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试验过程，因此，他们为了尽快得出试验结论，往往采取对比试验的方法。将“马路大"分为三组，每组人数不等，或三至五人，或十几人，完全是随意性的。其中一组采用注射法，另两组则采取埋入法和灌菌法。通过这样的对比试验很快能得出最佳的细菌传染效力的结论。
在三种对比试验过程中，每一种试验还要采取细菌量的对比试验。无论进行哪一种试验，都将其中一组"马路大"再分成三组，分别给予不同剂量细菌，以验证细菌的效力。
七三一部队的生体试验项目不仅仅局限于几种适用于细菌战的细菌试验项目，各课题组还往往根据自己的兴趣进行其它试验，其试验项目至少有近百种。因为这些随心所欲的试验是不被列入研究计划的，所以无法进行确切的统计。在他们做过的大量试验中，有很多是没有明确目的而纯属残害性的。如血液互换试验，将不同血型的人进行血液互换，甚至人血与马血进行互换。肢体互换试验是将左手接到右手上，或右手指移接到脚趾上。耐热试验则是在一定的高温下，试验人体耐高温的极限。断水试验是检验健康人在脱水情况下的生理机能。真空试验是观察生理机能在真空条件下的反映。此外，还有如饥饿试验、电击试验、毒气试验、倒控试验等。在七三一部队，“人性”这两个字已经失去了本意，在他们的眼里，“马路大”就是最廉价的试验材料。
七三一部队共设有3座焚尸炉，其中一座靠近试验中心；是专门用于焚烧"马路大"的。另外两座有一处用于焚烧动物尸体，另一处专供七三一部队"殉国"的队员使用，这也是七三一部队不同于其他部队的一个独特的象征。"马路大"的最终归宿就是那座每天都释放着黑烟的焚尸炉。他们有的经过"乱刀法"解剖后被抛进焚尸炉；有的在麻醉的朦胧中被送去焚化；有的甚至未经麻醉活生生地投入烈焰之中。
大量的细菌试验活动，很快使七三一部队掌握了各类细菌的效能和繁殖规律，为此，石井四郎急切地要在战场上显示细菌战的威力。
1939年，七三一部队第一次尝试性地在诺门罕战场上使用了细菌战。当时，关东军在位于满蒙边界的诺门罕前线挑起事端，试探苏蒙联军的军事动向和实力，结果，遭到了苏蒙联军的猛烈打击。战争爆发后，关东军预感形势不妙，起用了七三一部队。石井四郎亲临诺门罕前线指挥，带领200多名敢死队员沿哈拉哈河一线投撤了伤寒、霍乱、赤痢等细菌，总计22．5公斤。直至10月，七三一部队才从诺门罕前线撤回。这次细菌战，不仅给苏蒙联军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同时，由于七三一部队的防疫能力不足，也造成了日军的反传染。致使大批日军军人患上传染病，约1 300多人住进医院。七三一部队有40多人或战死、或患传染病死在诺门罕前线。尽管如此，七三一部队仍然受到了嘉奖。为此，石井四郎在陆军参谋本部的身价大增，为七三一部队的进一步扩张创造了机会。
1940年12月，根据日本天皇的敕令和关东军司令部的具体部署，七三一部队再次扩大规模，在沿苏联边境一线部署了4个支队，即海拉尔支队、孙吴支队、牡丹江支队和林口支队。
此时，七三一部队设在平房的本部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充实，部队发展到了3 000人。主要人员成分有军人、雇员、佣员。雇员大部分都是从国内招集的医学界学者，包括病理学家、细菌学家、药理学家、动物学家等等。大部分佣员是石井四郎从他的家乡招募的。此后，还在国内征招了大批的少年队员。
部队本部下设8个部：第一部，细菌研究，菊池少将任部长；第二部，细菌试验，太田澄大佐任部长；第三部，防疫给水，江口丰洁任部长；第四部，细菌生产，川岛清少将任部长；总务部，中留金藏中佐任部长；教育部，西俊英中佐任部长；资材部，大谷章少将任部长；诊疗部，永山太郎大佐任部长。
为了便于实战演习，七三一部队又在安达、陶赖昭以及平房南4公里处的城子沟设立了3个野外试验场。此外，大连卫生研究所也划归七三一部队直属。1941年8月，七三一部队正式变更翻号为"满洲第七三一部队"。各支队分别命名为“海拉尔五四三支队”、“孙吴六七三支队"、"牡丹江六四三支队"、"林口一六二支队" 。
石井四郎在完成了他的基业创建任务的同时，细菌试验任务也基本完成。于是，他便开始了频繁的细菌战活动。在我国南方的宁波、义乌、金华、衢洲、常德等地不断投撒鼠疫、霍乱、伤寒等传染病菌，进行大规模的实验性细菌战。杀害了我国大量无辜居民。
1942年7月，正当石井四郎雄心勃勃准备大展淫威的时候，内部检举他大肆挥霍军费。为此，军部不得不作姿态，表面上免去了石井四郎的部队长，反而晋升其为中将，暂时被任命为侵华日军第一军医部长职务，在南京坐镇指挥细菌战。1943年，他与冈村宁次大将共同策划指挥了在山东的"鲁西十八秋"作战即鲁西地区昭和十八年秋季作战。在这次霍乱作战中，投放霍乱病菌杀害我抗日军民20余万人。石井四郎的这些活动也为他日后的东山再起埋下了伏笔。
大量细菌战使用的细菌，大部分来自平房七三一部队，少部分由南方的各细菌部队提供。此时七三一部队已由北野政次接替了石井四郎的职务，这一时期七三一部队进入了大批量的细菌生产时期。如果启动石井部队的全部生产设备，每个月可以生产鼠疫菌200公斤，或者生产伤寒菌800—900公斤，或者生产霍乱菌1 000公斤。
鼠疫菌的生产比生产其它细菌的生产难度大。因为霍乱、伤寒等细菌只有高压灭菌锅炉以及足够的培养基在细菌室里就可人工生产。而鼠疫菌必须在老鼠身上进行培养，并且通过跳蚤做为传播媒介。而这种生产既需要大量的老鼠，也要生产足够的跳蚤，生产周期比较长。在生产鼠疫菌之前，先要将种蚤放入老鼠饲养槽内，以老鼠做为饵料，大量繁殖跳蚤，跳蚤生产出来后，再用跳蚤在染有鼠疫的"疫鼠"身上进行培养，形成"疫蚤"，这样，才完成鼠疫菌的培养。
疫蚤的生产一般都在煤油桶里进行，七三一部队为了大量生产鼠疫菌，添置了大量的煤油桶，各支队都在繁殖跳蚤。3—4个月为一个生产周期，七三一部队每个周期可繁殖45公斤疫蚤，约有1．5亿只。
1945年，世界各反法西斯战场形势发生了逆转，德国军队节节败退，中国战局也在朝着有利于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展。日本陆军参谋本部迅速招回石井四郎，重新恢复了他的七三一部队长职务，并准备在形势不利时，打出最后一张王牌，进行一场毁灭性的细菌战。
同年3月，石井四郎回到了七三一部队，开始拟定鼠疫攻击计划。5月2日，苏联攻克柏林，5月8日，德国投降。参谋本部急令七三一部队在短时期内生产1—2吨鼠疫跳蚤以保证作战需要。
接到命令后，石井四郎紧急召开各部长及支队长会议，命令各支队在原有生产计划的基础上，加紧向各地农村大量征缴老鼠。关东军司令部也严厉督促各地方上缴老鼠，要求收缴老鼠总数达30万只。
就在老鼠源源不断地送进七三一部队的同时，战争形势急转直下。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共同发表了《波茨坦公告》，令日本无条件投降。东京陆军参谋本部清楚地意识到已无力挽回败局，为保守七三一部队的秘密，提前发出了撤退的指令。8月8日，苏联政府正式对日宣战，得知此消息后石井四郎匆忙命令第一批人员首先撤离平房。在第一批军属撤退的同时，各支队也接到了本部的急电，要求同时撤退。为了不留下罪证，各支队自行将所存文件、资料全部销毁。同时炸毁了主要建筑物，销毁了各种细菌生产设施。10日，第二批人员开始撤离，主要是文职人员和家属。在第二批人员撤退的当天，留守队员开始销毁罪证。
最重要的任务是销毁"马路大"，当时，监狱里还关押着430多人。焚尸炉不可能一下子烧掉这么多人，他们便在监狱的外面挖了两个深坑，然后开启了通往各牢房的毒气开关。浓烈的瓦斯毒气使大多数"马路大"都在窒息中死亡。待毒气散尽后，留守队员开始对各房间进行检查，将没有毒死的人用手枪杀害。
处理尸体的留守队员大部分是少年队员，人小力单，没有足够的力气抬走这么多尸体。开始，他们还两人一组的从楼上往下抬，很快就精疲力尽。于是，便砸开监狱的后墙，从墙壁的缺口处将人扔出去，然后，再由外面的人将尸体扔进事先挖好的坑中，浇上了大量的汽油，放火焚烧。由于尸体太多，短时间内很难烧透。直至12日，尸体仍然没有烧净。他们只好将冒着浓烟和焦臭味的尸体拖出坑外，再装进麻袋，用汽车送往松花江，扔进江中灭迹。
按照预定计划，细菌试验中心应该在12日炸毁，因炸药没有运到，剩余的留守队员只好准备先行撤退，爆炸任务留给了工兵部队。
原计划有一列火车13日接走最后一批留守队员，但列车一直没发过来，留守队员只好继续守候。夜间，由于供电设施已经破坏，整个营区一片漆黑，水也停止了供应，这些留守人员只好蜷缩在飞机库里度过恐怖之夜。
14日午后两点，部队长石井四郎突然归队，宣布两小时后编成一列火车，连同安达试验场人员一同撤离。石井四郎宣布完命令之后，独自乘飞机先行溜走。5时左右，火车终于进入了专用线，最后一批留守队员逃离了平房。
七三一部队的历史虽然结束了，但它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并没有结束。就在他们仓惶溃逃的时候，仍然没有放弃作恶的机会，将那些饲养的动物全部释放出来。在七三一部队实施大爆炸的第二天，部队营区以东地区出现了很多江猪、老鼠、猴子、兔子等小动物。尤其是白鼠、灰田鼠、黄鼠遍地乱窜，田野中比比皆是。正是这些奔窜的老鼠中夹杂着很多疫鼠，酝酿了平房地区的又一场灾难。
1946年夏，潜伏的鼠疫传染病迅速爆发开来，凶猛地席卷了义发源、后二道沟、东井子3个村屯。鼠疫持续了两个多月，仅后二道沟就有100多人死于这场瘟疫。
人民政府及时派出了防疫队，封锁疫区，消毒防疫，很快遏制了疫情，避免了灾难的进一步蔓延。
七三一部队从建立开始直至溃逃，在哈尔滨共隐匿了14年。在这14年中，仅用健康人做生体试验所残害的人数就数以万计。而通过细菌战残杀的无辜民众则达20多万，这还不是完全的统计。
细菌战本身是违背国际公法的，日本国的七三一部队不仅试验和使用了细菌武器，更为残酷的是利用大量健康人做生体试验，是对人性最残暴的践踏。做为战争的罪犯，石井四郎本应受到正义的审判，但由于石井四郎将所有的试验资料全部报效给了美国，得到了美国的庇护，使石井四郎本人免遭历史的惩处。直至1959年，石井四郎患喉头癌死于日本，这个吃人魔鬼终于结束了罪恶生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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