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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以哲
(1896－1937)
爱国将领王以哲，原名王海山，字鼎芳，黑龙江省宾县人。1896年出生于宾县东偏脸子屯。1911年，就读于宾州府中学堂，1920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事学校第八期步兵科。毕业后，在张学良将军麾下，历任东北陆军军士教导队排、连、营长等职。
1925年，任上校团长，1928年初，升为第十九师中将师长，7月，改任第一旅中将旅长。是年底东北"易帜"，王以哲任陆军独立第七旅旅长，驻守沈阳。1932年夏，调任北平军事委员会第一处中将处长，兼任一0七师师长。1933年，提升为六十七军军长。1937年2月2日被害，时年42岁。
王以哲在教导队任职期间，著有《步兵操典详解》一书，为当时东北军初级军官所喜读。在任团、旅长期间，曾多次掩护老同学张克侠，共产党员张存实等人的革命活动，为他们秘密出入国境，往返莫斯科提供帮助。1925年，郭松龄"倒戈反奉"时，王以哲任命为三团团长，率部开往兴隆店、巨流河一带阻击郭军东进。并建议将铁路沿线的水塔尽数破坏，致使郭军因火车缺水不能前进，失去战机。奉军大举反攻，郭倒戈失败。这个建议与张作霖的英籍顾问伊雅格的建议不谋而合。1926年，以"讨赤"为名，率部入关，参加攻打冯玉祥的南口战役。南口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王以哲团担任攻击二道关的任务，由于王部平时训练严格，士兵素质好，作战勇敢，加之王指挥得力，终于摧毁冯军阵地，扩大战果，取得最后胜利。1928年，东北陆军第一旅第十七团移防昌图县红顶山，由沈阳出发，徒步行军到达驻防地。王以哲为了考查该团官兵在行军中是否有扰民情形，派旅部上尉参谋姜明文同两名士兵，身穿便衣，尾随队后，沿途查访，了解军风纪，那怕士兵借群众一针一线没还，或者白吃群众一块咸菜、一口大酱的细微小事，也都查清，由群众出结划押，作为甘证，然后一一汇集，进行处理。这种重视人民群众利益，严肃军纪的作风，在东北军中还是少见的。
1929年元旦，东北4省"易帜"，一律改用"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是日，全旅官兵集合在北大营操场，举行"团拜"。王以哲训话，说明为什么要"易帜"，和国旗的由来。他说："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成功，全国统一，我们东北完全拥护这一壮举。革命成功是用鲜血换来的，我们要珍惜它、保卫它，人民不再受内战的灾难了。我们全旅官兵从今天起，要加强训练，成为劲旅，保国家，御外侮，雪耻辱，以尽我们军人保国卫民的天职，……”。这篇讲话全文，后来油印成册，发给各排、连作为向士兵进行教育的材料。
王以哲在治军中很重视官兵的培养。在旅部筹办一个步兵训练班，对上尉以下军官普遍进行6个月轮训，聘请由日本步兵学校毕业的杜长龄负责主持，由王维藩、马镇夷、王肇治担任步兵教官，何宏远担任炮兵教官。同时，又从各团、营、连挑选有文化的士兵120人，组成一个士兵队，进行培育部队班长。1929年，王以哲向张学良建议，成立东北学生队，派由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汲绍刚任队长，招考年满16岁的高小毕业生500人入队受训，3年毕业后，再入讲武堂深造。
王以哲亲自编写"旅训"、"旅歌"和士兵问答12条，印发到各营、连、排，贴到兵舍、讲堂内，作为早晚点名时必须进行教育的科目。这在东北军中也是别开生面的。所以，当时有人讽刺说"王老鼎竟出洋相"，"王三角出风头了!"
1930年春，王以哲召集全旅连长以上军官会议，提出实行"军工制"一案，受到与会者的普遍赞同。会后，以营为单位分别成立皮鞋厂、缝纫厂、织布厂、牙粉厂、毛巾厂、织袜厂、手套厂、布鞋厂等，原料向商号采购，产品除供给本旅官兵需用外，余者到市面推销。由于产品质量好，价格便宜，一些行商、小贩都去北大营工厂批发或零购。与此同时，还号召利用营房内外闲田隙地种蔬菜，营房炊事班养猪。各营、连积极响应，认真执行，士兵生活得到改善。
1931年9月18目前，王以哲召集连长以上军官会议指出："日本守备队最近调动频繁，兵力有所增加，宪兵也换了防，南满站(沈阳站)的日本商人也穿上了军装，发了武器；朝鲜浪人到处寻衅；各连对士兵要严加管束，不得随便外出，各驻地要构筑一些必要的工事，以防意外的事件发生。"并指示参谋处，拟定相应的防务计划。是年8月，王以哲将日本帝国主义连续制造的"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和搜集日本军事动态加以研究，亲赴北平向张学良报告并请求张学良回师御敌。张派人赴南京向蒋介石请示，但所接到的却是臭名昭著的"竭力退让，避免冲突"的命令，9月18日夜，日军炮击第七旅驻地北大营。王以哲含辱忍痛执行不抵抗命令，部队受到惨重损失，不得不离开驻地，率部进关。
1933年，王以哲率部开到古北口，密云、怀云一带阻击由热河企图进犯平津的日军。在古北口与日军发生激烈战斗，给敌以惨重打击，受到国人赞扬。10月，王以哲旅被调到滦东地区，协同二十九军宋哲元部与日军作战，给敌以重创。后中央军隔断王部与敌接触，并令各军退出长城一线。是年秋，王以哲提升六十七军军长，开赴京汉线的驻马店、确山、信阳一带进行整训。
蒋介石趁张学良出国之机，对东北军高级将领大肆拉拢。在庐山面见王以哲时，信送仪程，暗示王以哲只要听从调遣，参加"剿共"，许以河南省主席之职，王不为所动，牢记张学良临行前嘱托，坚守华北阵地。王把蒋所赠5万元为全体官兵购置学习用品、军服，并补助困难军属，自己分文未取。
为鼓励部队树立雪国耻，复东北的决心，为《东望》杂志亲题刊词，以示反蒋抗日，收复东北失地的坚强意志。
1934年，六十七军从河北抗日前沿阵地被调到大别山参加内战。王以哲反对内战，、对红军作战持消极态度，一心想保存实力。次年夏秋之交，蒋又调遣东北军开赴陕北，继续"剿共"。六十七军尾随红二十五军开到陕南、洛川、延安等地。9月下旬，东北军一一O师在劳山遭红军伏击，全师覆灭。10月，六一九师在榆林被歼，团长高福源被俘。11月，直罗镇战役，一0九师全部及一O六师1个团被歼。"剿共"中，红军节节胜利，给张学良、王以哲莫大震骇。
东北军在"剿共"中连遭重创，南京政府却削减番号，减发兵饷，死者不抚恤，生者不安置。东北军官兵就此深感不安，致使张、王不得不探索新的出路。1935年末，红军放出被俘的六一九师团长高福源回东北军传递消息。他先见王以哲讲述毛泽东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主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停止内战，枪口一致对外，援助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失地。王以哲在徬徨中得到启示，认识到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就在于团结抗战了。这时，王以哲毅然向张学良建议与红军合作，并密令高福源去西安晋见张学良面陈机宜，接受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爱国政策。1936年初，张学良在洛川设立前进指挥所，与王以哲密商东北军转变大计，并密嘱王以哲设法沟通与红军的关系。同年2月25日，王以哲在洛川会见了中共中央联络局长李克农和苏维埃政府贸易局长钱之光等人。双方局部合作达成口头协议。在政治上，赞成红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军事上，确定双方互不侵犯，各守原防的原则；经济上，恢复红、白区通商。3月5日，王以哲陪同张学良与李、钱会晤，约定中共中央负责人与张学良进一步会谈。李克农返回苏区后，红军派刘向三到六十七军担任联络员工作。4月9日，王以哲又陪同张学良与周恩来举行著名的延安会谈。双方共商救国方略，讨论逼蒋抗日的可能性。还就两军停战，互相通商，互派代表等问题达成协议。以后，王以哲派亲信副官王政负责设立秘密交通站。弹药、武器及各种物资，不断地秘密运往苏区。我党干部、联络人员和作家丁玲，外国友人斯诺、马海德以及肩负重任赴西安的叶剑英等许多人员都从此过往。
1936年5月，张学良、杨虎城和王以哲在洛川商定，在王曲镇设立长安军官训练团，向部队宣传抗日思想，王以哲任教育长(后为黄显声)。6月15日军训团开学，王以哲向学员们痛诉日冠侵占东北的野蛮暴行。
王以哲在六十七军中掩护、安排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地下党员孙达生经杜仲远、高崇民介绍，由上海到西安，在东北军中工作，受到王以哲热情接待，并委孙达生为少校秘书。并为其工作提供各种方便。孙达生、高崇民等在西安经常与东北军、十七路军及剿总的中高级军官互访，议论时局，探讨东北军出路及抗日问题。孙、高秘密撰写和印发抗日反蒋的小册子《活路》，被国民党特务发现，高被通辑。王以哲因在军中窝藏“共党分子”而受到南京政府警告。但他并不动摇，应地下党要求，将从平津来的进步学生20多人(其中，有的是秘密党员)，安排到六十七军教导队，向部队输入抗日力量。
1936年8月，毛泽东主席亲笔致函王以哲，介绍了中国共产党与南京政府谈判的情况，同时就“蒋氏将于西南问题解决之后进攻东北军”的消息向张学良、王以哲通报，以便严密警戒。毛主席指出：“张副司令及我兄联俄联共，抗日救亡之主张……，谁要反对张副司令及我兄，不但弟等所率红军必以全力出而声讨蒋氏及东北军中叛逆分子之罪恶行为，即全国爱国人民及全国革命势力，亦决不容蒋氏等胡干。我兄与张副司令实此政策之首先提倡与实行者……。”
1936年1O月，蒋调集胡宗南所部10余万人组成左路军，令王以哲指挥东北军7个师组成右路军，妄图趁二、四方面军刚到陕北，立足未稳之际，一网打尽。为配合红军行动王以哲与红军司令员彭德怀天天函电交驰，他冒着"以军法论罪"的严重危险，将自己所部及胡宗南等部的前进路线，行整时间......通报给彭德怀。并接受红军要求想尽办法阻滞东北军和胡宗南部的前进，帮助红军赢得时间。由于东北军的拖延，胡宗南孤军深入，在山城堡中红军埋伏，3个军被击溃，1个半旅被全歼。
1936年，西北剿总参谋长人选尚在空悬，蒋介石派他的侍从室组长宴道刚接任。东北军、西北军和中央军的部分将领在西京招待所举行公宴，欢迎宴道刚。席间，王以哲借三杯酒下肚之机，故意佯醉，发表言论。他说："我们东北军诚心诚意，一点折扣都没有，拥护蒋委员长，我们东北老家被日本鬼子占了，我们认为只有蒋委员长才能领导我们打回老家去，我们从东北到华北、华中，这一次又到陕北，展转数千里，无非是想实现打回老家去的愿望。谁想到在西北打仗，武器损失得不到补充，牺牲的官兵家属得不到抚恤。一O九、一一0两个师阵亡官兵遗族流落西安，一点救济都没有。尤其是张副司令的处境，更使人伤心，他每月特支费中央只给8万元。已经丢了老家的东北军政人员和同乡们到西安来求他，毫无办法，甚至送点路费都相当困难。他是负责全军的副司令，还不如胡宗南的一个师长，他们每月特支费是12万元，真是令人费解"。这段话，使蒋的亲信，前来监军的宴道刚如坐针毡，忐忑不安。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王以哲、孙蔚如、于学忠、刘多荃、何柱国、董英斌等高级将领贯彻执行了捉蒋兵谏命令，并同张学良、杨虎城联名通电全围，提出八项救国主张。12月14日，西北"剿总"撤销，组成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王以哲、孙蔚如、何柱国组成联合参谋团。王以哲任命为抗日援绥军第一军团副军团长。准备北上对日作战。16日，南京政府组成"讨逆军"，调动10个师进逼西安，并派飞机到渭南、富平、三原、赤水等处轰炸，战云密布。在张学良、杨虎城领导下，王以哲等将领积极部署兵力，与红军密切配合，准备迎击"讨逆军"，保卫西北的大好革命形势。
"西安事变"当天，王以哲向中共巾央通电，报告了捉蒋消息。张学良、杨虎城邀请中共中央派代表赴西安共商大计。中共中央及时地作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英明决策，派周恩来、叶剑英、博古等为代表赴西安。经过艰苦的努力，西安与南京谈判获得初步结果，达成改组政府，驱逐亲日派，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等六项协议，蒋介石获释。12月25日，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被扣。
"西安事变"发生后，内部爆发了"和"与"战"的激烈争论。部分少壮军官反对与南京和谈，主张拼死一战；部分元老派将领从大局出发，主张和平解决。中央代表苦口婆心地劝说，并团结杨虎城、于学忠、王以哲等两军将领，为维护三位一体，团结、稳定西北大局竭尽全力。与此同时，国民党密造特务到西安，造谣滋事，挑拨离间。东北军内部极少数人公开反对和平解决西安问题，在群众面前辱骂共产党的主张。他们以“救张”为名，大哭大闹，一再要求开启战衅，进而密谍杀害东北军高级将领，篡夺东北军领导大权，组织“新东北军”，脱离共产党影响。
张学良被扣后，王以哲对蒋蓄谋非常愤慨，积极调动军队准备与蒋军作战。他表示："我决心已下，如彼再进，即坚决与之作战！""吾人惟有坚决作战，争取最后胜利。"后经周恩来等亲自晓以大义，放弃以武力营救张学良作法。
张学良被扣后，王以哲成为东北军与中共及红军联合的核心，因而成为极少数野心分子反对和平，反对共产党，篡夺东北军大权的最大障碍。1937年1月31日，周恩来、杨虎城、于学忠、何柱国和王以哲等，在王家召开三方面最高级会议，决定三位一体，争取和平，用政治手段营救张学良的方针。极少数人反对和平主张，堵塞和谈道路，决定除掉王以哲、何柱国等高级将领。造谣诬陷王以哲主持和平是想投靠南京政府，以此为杀害王以哲的借口，欺骗舆论，煽动不明真相的少壮军官对王以哲不满。2月1日晚，他们密秘聚会拟定杀王以哲、何柱国计划，派人贴出"除奸"标语。1937年2月2日早晨，以开会为名，将东北军、十七路军部分中级军官骗至集会地点，封锁院门，宣布所谓"除奸"计划，立即派人执行。卧病在家的王以哲突遭袭击，惨死在血泊中。宋学礼、蒋斌、徐芳等同时遇难。
附件：1 毛泽东、朱德唁电：
鼎芳先生遇难，不胜惊悼，鼎芳先生努力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是国家民族之干城，亦爱国人士之领袖，此次主持和平，力求统一团结，乃见恶子少数不顾大局之分子，遽以身殉。苏区军民同声悼惜，特电致唁，敬候起居。
2 我们需要和平统一
1937年2月6日，《新中华报》发表评论，标题是《我们需要和平统一》。评论中强调："苏区人士对王以哲被害，深致哀悼。王将军是东北军中有威信，得军心的将领，且是抗日救亡的领袖之一。是为张学良将军十分信赖之大员。此次"西安事变"后所取态度是正确的，他与杨虎城、孙蔚如、于学忠、何柱国、黄英斌、刘多荃等将军一道坚决反对内战，乃一部分激烈分子不顾大局，主张同中央军决战而危及王以哲将军，实在非常遗憾。”
吕大千
(1909一一1937)
吕大千，又名吕树俊。1909年3月4日出生于宾县东吕家烧锅屯(现常安乡老营口村本屯)一个没落的富裕农民家庭。他7岁时分家，父亲患癫狂病，常年不能劳动，分得的家产不到两年已大部卖光，3年后，父亲病故。孀母领着大千兄弟3人，靠所剩10多垧山荒薄田度日，家境十分困难。
大千11岁时入私塾，13岁时转入九千五初小三年二期学习。16岁，高小毕业。在高小阶段，大千即已显示出聪敏的才华和高尚的品德。他刻苦攻读，成绩优良，作文、绘画、唱歌、体育更为不凡。他尊敬老师，爱护同学，待人忠厚诚恳。他家生活很困难，但又尽力帮助别人。一次，把母亲给做的一双新鞋，送给无鞋穿的同学，博得老师和同学的赞扬、
大千16岁时高小毕业，因家境贫困，无力升学，幸得到老师于观涛、吕树田及同学周文秀的资助，考入吉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次年6月转入宾县中学二班学习，18岁毕业。他在初中阶段，除了勤奋学习功课外，还特别关心人民的疾苦，国家的命运。他在课余时间手不释卷，博览进步书刊，探索救国救民途径。1925年，"五卅"惨案爆发，宾县中学师生立即进行罢课斗争，他组织同学街头讲演，散发传单，举行游行示威活动。大干善以诗、画进行宣传和揭露帝国主义者对中国的侵略、压迫和奴役。他的诗、画在学生中颇有影响，曾在全县诗、画展览会上得到县长的奖赏。同学们称他是爱国诗人、画家。
大千在中学毕业以后，仍无力升学，又在老师吕树声、吕树田、于观涛的资助下，于1927年考入东省特区第二中学读书。这时，他不满足于理论上探求，而是与广大同学走出学校，投身到革命斗争中去。1928年，他参加了哈尔滨市学生反对东北军阀张作霖出卖东三省铁路修筑权的罢课运动，被学生公推为代表，去道台府请愿，因而遭到学校当局的开除。大千回到宾县，在南关校、模范校当教员。他以博学多才，思想激进，成为进步学生的中坚，且闻名于全县城。
1929年，大千考入北平民国大学预科学习。同年，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大同盟，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暑假期间，在家乡发展孙凤翔、裴学奎、周凤文为中共党员。1931年7月，毕业于北平民国大学。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时刻，大千怀着救国救民的理想，回到了祖国东北边疆的故乡－宾县，在中学担任训育主任、国文教员。当时，他同共产党员田在村、孙保太、张树声(张宗仁)成立了中共宾县中学工委支部。此后，他积极利用各种条件开展工作。在课堂上，他时常讲授鲁迅、郭沫若、蒋光慈等进步作家的作品和苏联小说《莫斯科印象记》等著作，借以提倡新文化，传播进步思想。他讲课时常常借题发挥，讽刺、揭露社会黑暗，不平等，公开提出“打倒孔家店，反对旧礼教”的口号。郑文雅、白昕洁、孙太义、王希贤等学生在大干的影响和教育下，都走向革命。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三省，更加激发了大千的抗日救国热情，他在宾县中学组织了抗日宣传队，并亲自起草传单、讲稿，编写标语口号。组织学生到街上散发传单，并进行街头讲演。这个宣传队不仅在宾县城内，还去农村和到哈尔滨活动，深受爱国主义者的拥护，并受到吉林省临时政府的赞扬和支持，拨给宣传队一笔活动经费。以后，县中学用此款买了进步书刊，装备、充实了中学图书室。
1932年3月，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占宾县，大千更加义愤填膺，在学生中公开提出"抗日救国"的口号，动员孙太义(孙苏民)、李延新等一批进步学生到农村去做抗日宣传工作。同时，他自己四处奔走，和张树声、颜喜奎等一起搞抗日宣传活动。
1933年1月，大千通过季兴汉(季铁中)与中共宾县特别支部委员会书记金策，组织委员李熙山接通关系。同年3月，大千担任中共宾县中学支部书记。当时，宾县中学以石云鹏为首的部分教员，以整顿学生纪律为名，竭力主张开除进步学生。以大千为首的大多数教员，针对当时学校班级多，学生名额不足的实际情况，通过校长谭熹扩大办学的意图，阻止了石云鹏等开除进步学生。经过不公开的斗争，保护了进步学生。同年下学期，中学党支部利用读书会，启发学生阅读进步书刊，传播抗日救国思想，培养了革命后备力量。王希贤、孙太义、季兴汉、赵俊臣(赵三声)等都成为抗日斗争的骨干，并被发展为共产党员。
1934年6月，大千担任中共宾县特别支部委员会副书记兼宣传委员、中学支部书记。在上级党的领导下，大千团结各界人士，积极开展了抗日救国斗争。为了帮助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解决情报、子弹和后勤方面的困难，宾县特支曾派韩谋智、邢成福、赵俊臣、孙太义4名党员，打入敌伪内部，搜集情报，购买子弹，由交通员李树廷(小魏)、曹国兴(曹洪瑞)转送到抗联部队。中学支部为了解决抗联部队缺少医药的困难，以给学生治病为名，在学校成立了医药部，购进一些奇缺药品供给抗联部队；又组织化学工艺社，吸收学生参加制做防冻甘油，配制碘剂药品，供给抗联部队使用。大千还为抗联部队筹集办公用品，印刷抗日宣传材料和党的文件，给抗联部队以全力支援。大千心中只有党组织，尽管自己家庭困难，还是把每月工资的大部分交给组织使用，留一少部分照顾家庭。
1937年5月12日，大千得知特支书记孙保太被捕，当晚，去未婚妻李荫墀家，让其销毁信件和书刊，回家后，销毁了党内文件、材料。5月13日早晨上班，大千发觉有人跟踪。他到学校，对党员李梦九(李光复)说："跟上了，走不了啦，挺挺看吧!"9时许，大千在宾县中学被逮捕。当敌人捆绑时，大千厉声说："用不着！"说罢怒目横眉，镇定自若地拿着《三国演义》走出教研室。当走到校门时，他回首望望杏树，自言自语说："杏树花要开了!"到伪警务科后，他一边若无其事地看着《三国演义》，内心盘算着如何对付眼前疯狂的敌人。“审讯”时，他发现对面墙上挂着战刀，便荫发了“与其坐以待毙，不如砍死几个敌人”，于是，趁敌人不备，突然起身，猛冲过去，拔刀向敌人劈去。日本特务惊慌窜出门外，回手将门锁上。大千见事不成，便想以身殉国，于是用力朝自己脖颈砍下，又用战刀刺腹，大干昏倒在地。敌人将重伤的大千捆绑，送到医院，抢救包扎后，立即用汽车将他与赵俊臣、韩谋智、孙保太押送到伪滨江省警务厅刑事科第四监狱。第二天，大千醒过来，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如何保护更多的同志，以保存革命力量，打击日本侵略者。大千背着看守人员，对邻监号监禁的孙保太说：“就可我们几个滚吧，不能再牵连别人了。”为了说服孙保太，鼓舞其斗志，曾写给孙保太一首诗：“时代转红轮，朝阳日日新，今日春草除，犹有来年春。”这首诗当时在狱中秘密流传，对难友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放风时，他又对赵俊臣、韩谍智说：“你们要挺住，不能暴露身分，只能说是我的学生。”在大千的掩护下，赵俊臣、韩谋智、李有三人，坚定了斗争决心，终于获得释放。
在"审讯"中，大千大义凛然，义正词严地同敌人进行斗争。宣传共产党抗日救国主张，揭露国民党亲日派、汉奸卖国求荣的可耻罪行。他自豪地向敌人宣布："我是共产党员，我愿意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他主动团结战友，共同斗争，打击敌人，组织"难友"进行反抗，敌人便将他转押到潮湿狭小的监号里，与"难友"隔离。敌人开始大屠杀了。1937年7月21日，大千等人就义于哈尔滨圈河。大千在就义前面对敌人枪口，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人民的好儿子吕大千，为党的事业和抗日斗争的胜利，慷慨就义，流尽了最后一滴鲜血。牺牲时，年仅28岁。大千在就义前，曾在死难"罪犯"登记册上留下遗诗：
耐代转红轮，朝阳日日新。
今年春草除，犹有来年春。
刘志恒
(1910一一1937)
刘志恒，1910年生于宾县城东门里，其父依制做纸花和雨伞为业，维持全家生活。刘志恒兄弟4人，他是最小的。
1926年，刘志恒小学毕业，因家庭生活拮据，无力升学，予以就业。其岳父视刘志恒聪明伶俐，和优异的学习成绩，不甘心让其就业，愿出钱资助。是年，刘志恒转入宾县县立中学读书。
宾县是中共北满地方工作委员会开辟革命活动较早的地区。宾县中学在冯健民、刘齐宾、吕大千、谭熹等进步教师的鼓动下，反帝反封建思想很浓。教师时常在课余时间向学生介绍俄国10月革命成功经验，和苏联人民的幸福生活。学校经常组织学生阅读鲁迅、郁达夫等进步作家的作品，推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刘志恒在老师的培养教育和影响下，进步思想很激进，好思索，接收新事物很快，反帝反封建思想逐步提高，经常和同学一起探索救国道路和青年出路，有时议论到深夜。
1931年5月，县模范小学校学生，在教师吴天民的组织下，掀起了学生罢课运动。这次罢课影响很大，县中学学生积极支持县模范小学校学生的罢课行动，刘志恒站在最前列。在这次学潮中，刘志恒接受了吴天民老师关于中华民族应自强不息，努力奋进，摆脱封建枷锁，解脱帝国主义困扰，建设赤色中国的教育，使刘志恒蒙发了革命思想。学潮结束后，刘志恒和季兴汉、杨继增等同学组织了读书会，继续阅读进步书籍，寻求反帝反封建和救国救民的道路。
1932年9月，刘志恒由吉林一师插班转到哈尔滨东省特别区立第二中学高中(师范科)五班。五班学生中有些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在他们的带领下，开展了为抗日战士募捐和向校方要求增加伙食费的斗争，刘志恒积极地参加了这些活动。1932年11月，由董雨航介绍，经团支部书记张涤华和团区委书记刘宝琪批准，刘志恒参加了共青团。
1933年9月，同班同学潘启忠，在学校休养室服鸦片自杀了。死后几天才被发现。刘志恒和同学们无不感到惊讶、悲痛和气愤，对学校实行奴化教育，不关心学生疾苦十分不满。经团支部研究，并请示团省委同意，决定召开一次追悼大会，借此进行抗日反封建的宣传。开始校方不同意，经师生强烈要求才允许。刘志恒在追悼会上讲了话，他说：“潘启忠为什么要自杀?是谁逼死的?他是被我们共同的敌人逼死的!我们不能走这条路。我们应消灭敌人，而不是消灭自己"。刘志恒发言后，同学们争相发言。这是一次抗日反封建大会。大会激起广大学生的爱国热情，对同学们影响很大。
1933年末，共青团员陈涤非因工作回学校晚了，去食堂要馒头吃而管理员不给，被陈打了，管理员是训育主任王育民的小舅子，学校决定开除陈的学籍。
刘志恒和训育课工友相好，工友暗中告诉他："开除陈的革牌(布告)都写好了，就等着贴呢"。刘急忙找团支部的同志商量，大家认为，要等革牌贴出去就晚了，当即决定由刘志恒告诉工友先不要贴，拖延时间。找着校长，说明打架情况，可校长不允。晚上，工友又暗中告诉刘志恒：“校长让明天就把革牌贴出去。”刘说：“你先等等，我再想办法。”刘志恒又找王铸、高葆光、陈东浏等老师，请他们出头向校长交涉。第三天，老师回信，“求情未准。”当晚，工友告诉刘志恒说：“不能再拖了，校长叫我明天一定贴出革牌。"刘志恒非常着急，经团支部紧急研究决定，次日是日语毕业考试，学校若无理开除学生，就集体罢孝。刘志恒当晚找训育主任王育民，向他说出罢考日语的情况，王育民一听学生们要罢考日语，怕事情闹大，承担不起，急忙跑到校长家去了。第二天，未等考试开始，处分陈涤非的革牌贴出来了，给陈涤非记大过，不开除了。这一结果，是同学们团结斗争的胜利，同学们称赞此事是“陈涤非怒打‘国舅’，小刘坨(刘志恒的绰号)三挡革牌。"此事在学校传为佳话。
刘志恒在东省特别区立第二中学师范科毕业后，团省委组织部长赵云周派刘志恒回宾县工作。刘先在宾县九千五小学校任教，以后又调到宾县城西门里小学校当教员。1934年春，团省委遭敌人破坏，刘与组织失去联系。在此期间，刘志恒先后9次到哈尔滨找党的组织，终于在1935年10月，找到董雨航和满洲省委代表杨金涛。由董雨航介绍，刘志恒转为中国共产党员，奉命返回宾县从事秘密革命斗争。
1936年春，中共啥尔滨特委派刘志恒到呼兰县，任中共呼兰特别支部委员会书记。和刘同到呼兰的还有共青团员苏铭涛，他们在呼兰城内的兰清小学校当教员，秘密从事革命活动。
那时，小学分初级小学和高级小学，刘志恒教高小班。当时的学生年龄都偏大，容易接受新思想。刘志恒讲课深入浅出，学生们都爱听他讲课。他经常利用课堂向学生讲授进步作家的作品，介绍国内外新闻，传播进步思想。晚上，刘志恒借给毕业班的学生补课之机，向学生灌输爱国主义思想，他说：“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中国，而不是夷邦的中国，我们为什么受人欺压呢?大家知道，宋代有个文天祥，他被俘以后誓不投降，坚贞不屈。难道他不值得我们学习吗?岳飞是民族英雄，他在《满江红》中说："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同学们，你们记住了吗?"他还通过借题发挥的方式，揭露日伪当局的反动罪恶，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并把思想进步的学生组织起来，成立读书会，不断扩大读书会会员。
刘志恒利用一切时机宣传反满抗日。呼兰师范速成班的学生白刚，每天上学时，经过刘志恒的家，两人常碰到一块，以后越来越熟悉。他非常关心白刚的学习、思想和家庭生活。白刚富有爱国热情，对日伪统治不满，思想苦闷。在一个星期天，刘志恒和原十八旅司令部的刘昨非，借带白刚去呼兰河划船游玩之机，进行反日宣传，对白刚进行革命教育。他们边划船边闲唠，谈到“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侵略者的种种罪行和呼兰人民的苦难生活。刘志恒讲起了《桃花岛》。他说："李香君虽是妓女，但誓不降清，名节高尚；侯朝宗满腹经论却是个软骨头。"他还向白刚讲鲁迅和郁达夫的小说，说到激动处，唱起了《毕业歌》，"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
刘志恒家住呼兰县城安康胡同，和同校教师赵景裕住对面屋。存他的影响下，赵也坚定了和日寇斗争的决心。刘志恒就是这样，利用自己所处的环境，不失时机的工作。在他的教育下，许多学生思想进步，很快出现了如白刚、周兴业、张孝、蔡国祥、梁瑞卿一批积极分子，并发展了教师苏铭涛，学生白刚、周兴业入党。
刘志恒经常到呼兰县城南大街的会友书局买书，因此和书店经理姚庆友很熟，关系也．较密切。为了避开学校的注意，在会友书局创立了党的秘密交通站。书店经理姚庆友给传递文件，以此与上级组织取得联系。中共哈尔滨特委曾派唐景阳多次到呼兰送宣传材料和党的指示。刘志恒及时向同志们传达和宣传。使党的反满抗日的主张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日本侵略者为加紧对东北人民的统治和奴役，各学校均派有日本人。这些日本人名日教日语，实际是特务。他们对师生的思想和行为严密监视，一但发现了反满抗日人员，则进行镇压。兰清小学派进的日本人叫广岗君道，据说原来当过和尚。他发现刘志恒社交广泛，对此十分注意。有一次，他对刘志恒说：“听说你的象棋下得不错，敢和我较_星吗?"刘说："好吧！不过进了'楚河汉界'可就由不得你了。"俩人摆上棋子，广岗说："我要吃掉你的全部棋子，让你片甲不留。"刘志恒毫不示弱地说："我是寸土必争，让你四面楚歌，有来无回。"广岗明知刘志恒话里藏刀，想发作要要威风，却找不到借口。连下三盘棋，广岗一败涂地，不可收拾。刘说：“这回你可知道我的厉害!"说完大笑离去，广岗气得眼睛发直。
广岗君道告诉校长高文国，要监视刘志恒的活动。高文国心中纳闷，不知为何。一次刘志恒给学生讲课，高在窗外偷听。当高听到刘对学生们说："我们不能当亡国奴，要团结起来和日本鬼子斗争"时，吓得出了一身冷汗。高不敢把此话告诉广岗君道，又怕牵连自己。于是偷偷到县教育局活动，寻找借口，于1936年11月将刘志恒调往白奎乡望山堡(今呼兰县白奎镇望山村)小学。刘志恒调走前，向白刚交待了任务。他说："我定后，你经常给周兴业、张孝补课，一定要让他俩来年考入中学，培养我们的人。”他向白刚交待了接头地点和暗号。嘱托白刚行动要小心。刘志恒还到哈尔滨特委汇报了白己调到农村教学的情况。11月底，到望山堡小学任教后，除认真上好每一堂课外，还利用一切时机接触农民群众，关心他们盼疾苦，和他们唠家常，帮他们写信、算帐，借机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
1937年4月15日，日伪反动当局，以哈尔滨为中心，对共产党人进行了大逮捕，中共哈尔滨特委书记被捕叛变，供出哈尔滨特委所属的巴彦特支、宾县特支、呼兰特支、陶赖昭特支以及每个特支的领导人与联络地点。当月，刘志恒被逮捕，联络站－会友书局也遭到破坏。同时又逮捕了与刘志恒来往频繁的人。刘被捕后，押在伪滨江省警务厅，不管敌人怎样严刑拷打，仍大义凛然，威武不屈。1937年7月21日，刘志恒同28位革命者，被日本侵略者枪杀于哈尔滨圈河。
刘志恒为了祖国的独立，民族的解放，人民的幸福献出了27岁的生命。他的不朽业绩和崇高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许亨植
(1909一一1942)
许亨植，原名许克，别名李熙山、李三龙。朝鲜族，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中共宾县特别支部委员会委员、书记，中共北满省委委员，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军长，抗联第三路军总参谋长。1942年在战斗中壮烈牺牲。
亨植生于1909年。他出生的第2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朝鲜民族被推到了灾难深渊。
亨植祖籍庆尚北道善山郡，曾祖父系贵族，随着民族的危难和国势的衰微，家境逐渐没落，到祖父一辈就以种地为生。1906年，朝鲜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义兵运动”，亨植父亲许一昌是这一运动的积极参加者。1913年，轰轰烈烈的"义兵运动"遭到日本帝国主义的血腥镇压而失败，亨植全家被迫流亡到中国东北。
亨植少年时期，是在动乱间漂泊、贫困劳苦中渡过的。家中没有钱供他就学读书，但他刻苦地跟着父亲学习，能粗通文字。他14岁时，全家搬到辽宁省开原县李家台子居住，家庭生活主要靠父亲卖药赚钱来维持。在封建军阀统治下，由于种种苛捐杂税的盘剥，每每入不敷出。这时，亨植不得不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以补家中生计之必需。亨植在流亡生活中，备尝祖国内忧外患和家庭动荡贫寒之苦，在他的心灵中深深地埋下了对日本帝国主义和腐败的统治阶级的无比仇恨的种子。
年轻的亨植，在社会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下，特别是在父亲的直接教育下，他对于封建、迷信、赌博等旧习和不良行为疾恶如仇。而对社会进步潮流则“如响期应”。1929年，许亨植一家迁走到宾县枷板站，这里是中共北满特委进行革命活动的地方，这使亨植有了接触革命思想的机会。耳闻目睹共产党的救国主张和革命活动，使他在忧国忧民的苦闷中看到了希望，于是他毅然走上了革命道路。这时，他虽然已和金正淑结了婚，但他并不贪恋个人安逸的家庭生活，而是积极参加地下党所领导的革命活动，在农闲时间，他经常外出，完成党组织交给的各项秘密工作任务。
亨植为了能够经常接触汉族群众，广泛地开展工作，他下了很大功夫，学会了汉语。他参加革命以后，很注意学习革命道理，觉悟提高得很决。他工作积极，忠实可靠。所以，经过较短时间的考验，于1930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1930年，中共北满特委决定于"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当天，在哈尔滨市举行示威游行，并且计划砸日本驻哈尔滨领事馆。按照特委布置。所属各支部要动员党、团员，积极分子和一部分革命群众参加这一活动。亨植积极响应这一号召，亲自率领荒山咀子的10余名共青团员赴哈尔滨参加了这次示威游行。在游行示威中．，他们散发了许多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罪行和号召群众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传单，还砸了领事馆的门、窗玻璃。这是一次引起很大震动和有很大影响的历史事件。日本帝国主义暗中勾结军阀统治当局，出动军警进行镇压，对示威群众施行了大逮捕。亨植和其他30多位同志一起被捕，亨植被送往沈阳监狱关押。他在这里渡过了1年多痛苦的狱中生活。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党的营救下，亨植和一大批同志获得释放。
亨植出狱后，和金策一起受党的派遣，回到宾县，担任中共宾县特支委员。
"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抗日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高涨。东北地区的广大爱国军民，组织了抗日义勇军和游击队，开展了广泛的抗日游击战争。各阶层人民纷纷行动，群众性的反日斗争迅速发展起来。亨植回到宾县，就深入鸟河一带，广泛地开展了动员组织群众参加抗日斗争工作。他不分昼夜地奔忙，迅速地组织起农民抗日救国会、自卫队等抗日群众团体。在宾县境内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和伪满汉奸走狗展开了坚决的斗争，给在当地活动的敌人很大的打击。
1933年，满洲省委派享植到汤原县，不久又到珠河黑龙宫一带从事发动群众，组织反曰游击队的工作。亨植善于做群众工作，他在黑龙宫工作期间，经常以普通农民身分出现，和群众一起参加水旱田间生产劳动，还给一些基本群众和积极分子家做帮工，如苫房、干零活等等。有时，他还同一些青年人"拜把子"，秘密地动员群众参加抗日活动。这样，他逐渐地和群众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有了深厚的感情，从而取得当地群众的信任，在群众中扎了根。经过他努力工作，群众性的抗日组织建立，使中共黑龙宫支部工作非常活跃。
敌人对我抗日军民除进行军事"讨伐"外，还经常派汉奸走狗，潜入我抗日游击区进行破坏活动。亨植时刻注意清除汉奸走狗，打击敌人的种种破坏活动。一次，他在王树荣家里帮助劳动，进行群众工作时，有个自称小高的人贼头贼脑地来到王家，声称是给日本人买鸡蛋的，亨植特别警惕他的行动，实际这人是个特务。第2天，这个坏家伙就被亨植除掉了。1934年夏，在敌人"讨伐”的危急时刻，这个地方的党支部书记王鸿生，贪生怕死，变节投降，领着敌人把地方游击连插起来的1O多支枪给起走了。同时，还有个亭植的"拜把兄弟"，叫张有才，是"黄炮"的亲戚，在"黄炮"投降日伪后，他妄想献出亨植和游击队秘密保存的缝纫机，向敌人邀功请赏。亨植很机敏地及时发现了这些严重情况。他抢在张有才行动之前，于当天晚间跑出村外，在大草甸子里蹲了一宿，浑身全湿透了，拂晓才秘密回到王家，老王家要做饭给他吃，他怕耽误时间，吃点冷饭，立即动身前往道南游击区，领着游击队迅速返回来，逮捕了张有才、王鸿生等几个坏蛋。在周家店北小山的山窝里，召开了群众大会，镇压了这几个恶贯满盈的日伪走狗。这次果断的除奸行动，保卫了党和群众组织的安全，也有力地支援了哈东游击队的军事行动。
1934年6月28日，珠河游击队召开了党、团扩大会议，决定改编为东北反目游击队哈东支队。这时，许亨植由地方调到游击队，开始在第三大队担任政治指导员。同年秋，又被任命为第一大队的大队长。
1935年1月28曰，哈东游击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一师。亨植被任命为二团团长。从此，他率领着这支队伍在珠河铁道北五区；延寿县二、三区；宾县二、三、七、八区；方正县二区，英勇地展开了抗日游击活动。为了粉碎敌人对游击区的"讨伐"，于1935年初，他联合路北大小10余支义勇军，攻破了敌人延寿县柳树河子据点，摧毁了珠河县大、小亮珠河地区敌人的军用农场设施。然后，他指挥队伍大迂回行军，胜利地攻破了宾县的高丽帽子。这些军事上的胜利，不仅消灭了道南、道北、宾县、方正敌人的据点，同时，进一步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有力地推动了我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在这些地方的发展。敌人的嚣张气焰受到很大打击。日伪反动报纸宣扬“讨伐胜利”的欺骗宣传被揭穿了。
同年冬，亨植调任三团政治部主任。他率领三团在五常县高丽营子宿营，被日军侦悉，天未亮，敌人乘坐马爬犁追击上来。在这十分紧急的情况下，亨植当机立断，决定派一部分战士去抢制高点，诱敌深入。把其余的部队埋伏于道路两旁树林的深雪中，当敌人走进伏击区内，他一声令下，排枪齐射，打得敌人措手不及，乱成一团。这次战斗消灭敌人100多人，缴获也颇多。亨植的军事指挥才能初步显露出来。
1935年，抗日游击战争发展得较顺利，抗日游击区域不断扩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显著增加。当年冬，三军司令部决定将三团扩编为三师。许亨植任师政治部主任。他积极贯彻执行党中央和省委关于统一战线的各项方针政策，实现了三师与"双龙"、"创江南"等义勇军的军事联合，成立了反日联军道南指挥部。联合指挥部建立后，推动了各个部队互相呼应，协同配合，开展了更激烈的抗日战斗。亨植等同志直接领导的三师是反目联合指挥部的骨干队伍，抗日斗争尤其活跃。在高丽营子战斗中，未等“创江南”增援队伍赶到，三师就取得首战胜利。接着在拉拉屯、五道岗、十八层甸子等战斗中，三师也都打了胜仗。这样，联合指挥部就打开了局面，亨植等同志又指挥三师、道北、道南义勇军，联合进行了小山子战斗。联合军1 000多人，向被包围在小山子附近的敌人发动了凌厉的攻势，痛击了敌人，从而三师威名大震。
亨植在党的教育下，不仅逐渐地成长为优秀的政治工作者，也锻炼，成机智勇敢、多谋善断的军事指挥员，在党和军队内很有威望。1936年9月，在珠河、汤原县委及三、六军党委的联席会议上，他被选为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委员。同时，省委决定调他到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第一师担任政治部主任。
许亨植根据省委确定的三军主力西征铁力、海伦，龙门的作战计划，率领一师在东兴、庆城一带会合王德福的九师，共同向铁力进发。同年11月，到达铁力境内，在孙灵阁山附近与装备有重机枪、迫击炮的500多人的"讨伐"队相遭遇。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亨植沉着勇敢地指挥三军先遣队与敌人进行激烈的战斗。打死日军80余人，缴轻机枪1挺，马30多匹，击毁敌重机枪1挺，炮1门。我方损失不大。而后，他迅速率领队伍安全转移到铁力境内郑金店。在这儿又机智地破坏了两处警察据点，并缴获一部分武器。
1937年初，许亨植与师长常有钧率领部队返回依东地区。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为加强依东地区各军之间的团结和协同作战，成立了依东办事处。依东办事处主任李福林牺牲后，省委任命许亨植为办事处主任。他在就任这一职务期间，圆满地完成了省委交给的任务。
同年7月，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决定调亨植任抗联第九军政治部主任。他为了改造这支部队，提高广大指战员的思想觉悟，增强部队的战斗力，在方正县大罗勒密开办了3期短期训练班，训练了100多人，使部队的军政素质有了显著的提高。
1938年1月，许亨植遵照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的指示，率领九军二师、三军一师从依兰出发，向海伦方向远征。路过省委时，亨植被省委留下，任命为三军三师师长。省委指示他到岭西铁力境内整顿队伍。他按照省委的指示，先将铁力队伍整顿好，又赴海伦整顿原五师的队伍，组成了新编第三师。他的队伍和金策率领的队伍会合以后，在铁力、东兴一带展开游击活动，并开辟了新的抗日游击区。8月16日，三、六、九军的军政干部召开了联席会议，会议决定向西北远征。于是成立了西北捐挥部，亨植担任西北临时指挥部的参谋长。
三军军长赵尚志出圈去苏联长时间未回，1939年4月提升许亨植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军长。同年5月，他和三军政治部主任张兰生共同主持召开了三军军部会议，会议根据部队大量减员的情况，决定将三军缩编为三个师，并且确定了三个师的活动范围。
三军整编不久，中共北满省委又决定把三、六、九、十一军统一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许亨植被任命为第三路军总参谋长。在中共共北满省委和抗联第三路军总指挥部的领导下，整个北满抗联部队编成三、六、九、十一支队。亨植兼任十二支队政委。
根据中共北满省委关于开辟龙南地区的战略部署，抗联小二支队经选拔，组成150多名战士参加的一支精干的小部队，由戴洪滨和许亨植率领，从庆安山里出发，突破敌人的包围圈，凭借着“肯纱帐”作隐蔽，向三肇平原进发。队伍晓宿夜行，绕开大路走小路，神速前进。在梨树园子和绥化永安镇曹家屯与敌人有两次小规模的接触后，8月30日渡过了呼兰河，进入兰西县境。接着急行军，横穿中东铁路，跨过甜草岗，9月初便到达肇州县境内，在李道德屯住下。根据当地群众提供的情况，一天晚上，许亨植率领队伍悄悄摸进丰乐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干净利落地缴了警察局的枪械，活捉了伪镇长，打开银行、仓库，给群众发放了物资。部队缴获了一部分枪支弹药和大批物资。十二支队进入三肇地区取得的胜利，使敌人大为震惊，而广大群众则受到很大鼓舞，人人拍手称快。
三路军的三、六、九支队的战斗都取得许多胜利，特别是十二支队出现在平原地区，靠近哈尔滨市，对敌人在政治上军事上都有很大威胁，对其调动兵力向关内扩大侵略也起到很大的牵制作用。日本侵略者为了迅速向内地和中南扩大侵略，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首先要确保其在中国东北的战略利益。所以，1941年以后，他们逐渐增兵东北，近百万人之多，加紧对东北抗日队伍的进攻和对人民的镇压。东北抗日斗争逐渐处于更加困难的局面。在斗争环境极为险峻，生活十分困苦的情况下，抗日的队伍始终坚持战斗。
在艰苦的环境中，亨植非常体贴干部战士，无微不至地关心同志。他真正做到了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他不仅从不要任何照顾，而且他还把自己应得的最低待遇让给别的同志。每逢部队发衣服，他都是让别的同志先拣好的穿，大家领剩下的就是他的。每逢在战斗中缴获了烟卷、饼干一类胜利品，他都是先给警卫、后勤、通讯等战士用。一次，他看见电报员没有大衣，他立即把发给他的大衣让给了电报员。行军打仗中，他时时起模范作用。每到宿营地他经常进行劳动，锯木头、劈柴、生火等活计他都亲自带头干。他的态度是比较严肃的，但大家都愿意接近他。在他身边战斗过的同志回忆起这些事迹，总是赞佩不已。
为了维持部队的最低给养，同时，又减少群众的负担，亨植领导大家采取自力更生的办法，自己动手解决一部分吃饭问题。他带头在深山谷地开垦一小块一小块荒地，种上土豆，夏秋之交即可早收到手。他和大家一道精心侍弄庄稼，还起早贪晚地认真看管。防止野猪进地祸害。当年老战士回忆起来，都说他是不知疲乏的人。
每当部队攻占一个地方，缴获到物资的时候，他不只是考虑队伍的需要(尽管部队物资很缺乏)，还总要拿出一部分钱、粮、物分给贫苦群众。
丰乐镇战斗胜利后，十二支队预定袭击肇东宋站车站，因伪甲长告密，支队遭敌人突然袭击，队伍被冲散，许亨植只带10余个同志突破敌人包围，返回铁力县山里三路军指挥部所在地。他回到山里，建立了一处密营，继续在当地坚持抗日活动。
1941年秋，抗联三路军党委决定许亨植到九支队，并把支队编成三个小分队，秘密开展群众工作。在亨植领导下，经过一年努力，工作开展得很顺利。三个小分队都在自己活动地区发展了一批党员和抗日救国会员，建立了许多抗日救国会组织，积蓄了新的抗日力量。
1942年7月下旬，许亨植和他的警卫员陈云祥，到巴(彦)、木(兰)、东(兴)地区一个小分队检查工作，他在这里认真听取了小分队负责人的汇报，详细了解了小分队在头道河子、二遭河子等山边炭窑发动群众，秘密建立抗日组织，发展近百名会员的工作情况。他对小分队在敌人疯狂“讨伐”镇压的情况下所取得的成果，感到很满意。这时，敌人又进山“讨伐”，形势不允许他在这儿长时间停留，于8月2日，他和警卫员在王兆庆护送下出发，为了避开搜山的敌人，他们在人迹罕至的山林荒谷中穿行。走了20多里路，到少凌河河套，露宿在这里。
第二天(8月3日)清晨，警卫员陈云祥点火做饭，因地势低洼，炊烟散的很慢，被正在"讨伐"搜山的伪警察队发现并包围起来。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终因敌众我寡，亨植和警卫员突围未成而壮烈牺牲。亨植牺牲时33岁。
许亨植为民族解放事业，忠心耿耿，奋战一生，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的光辉形象和功绩令人永远缅怀、悼念。
王哲
(1912一一1943)
王哲原名王希贤，1912年生于宾县城中街路南一个开花铺的家庭里。8口之家，靠扎花卖花谋生。王哲就在这样一个比较贫寒的家庭中度过了童年。
1929年，王哲考入宾县中学八班。他先后在进步老师刘齐宾、冯健民和吕大千等老师启发教育下，觉悟提高很快，有浓厚的爱国思想，是八班出名的进步学生。1931年9月18日事变后，王哲积极参加了吕大千组织的抗日救国宣传队，他善于写作、讲演，成为宣传队骨干。他的演说通俗易懂大众化，有很强的感染力，深受听众拥护。1932年2月，吉林省临时政府撤离宾县，日本关东军入侵，宣传队解散，他自动到农村进行宣传，唤醒农民起来抗日救国。1933年春，宾县中学开学，他积极进取，探索救国救民途径，废寝忘食地阅读进步书刊，与志同道合的同学畅谈革命形势，展望中国革命之前途。中共宾县中学支部于1933年4月，吸收王哲为中共党员。1934年，他担任中共宾县特支组织委员，他家是党设立的秘密联络点。1935年，党组织派他到哈尔滨第二中学"念书"。在"念书"期间，出色地完成党交给他的工作任务。
1937年5月13日，宾县党组织遭受破坏，他在哈尔滨闻讯后，立即出走，到河北省吴桥县焦庄他姐夫家，他本人虽然脱离了危险，但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他身在焦庄，心在东北，志在革命。他时常唱起“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他边唱边流下了眼泪。他的歌声和讲演启发了部分农民的觉悟，他便借机向大家讲述日本侵略者占据东北，烧杀掠夺，奸淫妇女，惨无人道的情景，和当亡国奴的痛苦，便说服大家只有组织起来，抗日救国，才有出路。
"七·七"芦沟桥事变，掀起了全国性的抗日高潮。他在焦庄组织学生反日宣传队，吸收临近的焦庄、孙庄、大王庄、丁庄、大陈庄、大悟寺、王库吏等庄的青年参加。亩传队通过唱革命歌曲，和演唱小歌剧等活动，把人民群众的抗日斗争情绪发动起来。1940年后，这一带成为抗日斗争的游击区和根据地。
焦庄小学校教员阎文光，是国民党员，在焦庄有一定威望。特别是一些青少年都是他的学生，又都听他的话。王哲便主动与他接近，成为要好的朋友。经常在一起促膝畅谈国内外形势和对时局的看法。王哲潜移默化的向阎文光宣传进步思想，帮助他认清革命形势。日本侵略者占领焦庄后，规定学校只准学生学习《百家姓》、《三字经》等书籍。而阎文光却向学生宣传抗日救国和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烧杀掠夺，人民受苦受难，和当亡国奴的痛苦。阎文光的转变，对焦庄附近的村庄影响很大。
地主焦元达，是个爱国知识分子，拥护共产党抗日主张。王哲与他交朋友。在王哲堂教育下萌发了革命思想，坚定了抗口信心，表示愿意跟共产党走。在王哲去抗日游击队时，焦元达献出两支大枪，承担为游击队和肖华部队收买弹药任务。以后又动员子女参加游击队。
1941年，党组织派王哲到游击队工作，他认真学习运用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和游击战的战略战术，率领游击队与日本侵略者周旋在东光县境内。在青纱帐里，埋地雷，钻地道，打炮楼，拦截日伪汽车，破坏敌人交通线，神出鬼没，出奇制胜，打的敌人寝食不安。日本侵略军和汉奸队曾多次"扫荡"，都遭到东光县抗日军民的沉痛打击。敌人给王哲送来伪县长的委任状，王哲大义凛然，当场把委任状撕得粉碎，并声称不为敌伪的名誉地位所引诱。
1943年初，王哲担任东光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兼县游击大队长。敌人很怕他，企图从内部瓦解游击队，派1名伪军潜入游击队，被王哲察觉，于是采取将计就计，把作战方案故意泄漏出去。潜入游击队的伪军，将这个方案当情报送给敌大队。敌人纠集兵力，对游击队进行"清剿"。这时，王哲领导的游击队正周密地埋伏在指定地点，当敌人摸进游击队阵地时，踏响了地雷，遭到游击队猛烈射击。这次战斗，敌人伤亡惨重。之后，敌人贴出告示，上面写："有斩八路县长王哲头来献者，赏大洋千元，生俘王哲来献者，赏大洋两千元"。日伪军贴出告示的第2天，王哲率领少数游击队员，潜入县城，在地下工作人员的协助下，炸毁了敌人的军火库。
1943年4月26日，东光县委书记李光前，县长兼游击大队长王哲，率领县委、县政府机关干部和大队二连战士共80人，驻扎在西大吴。日本少佐中尾集结近千人，由吴桥、东光等5县"剿共"总司令、汉奸李文成带领，于4月27日晨，包围了西大吴。李光前、王哲2同志率领战士多次突围，由于腹背受敌，经两个多小时激烈博斗，终因敌众我寡，李光前、王哲等60多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王哲牺牲时，年仅30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东光县党、政、军、民为王哲烈士举行追悼大会。1956年11月，王哲烈士遗骨运回宾县，安葬在革命烈士陵园。
孙太义
(1912-1943)
孙太义，曾用名孙维仁、孙娃民、吕苏民。1912年，出生于宾县三宝乡八里岗下尚家屯一个小康之家。后搬家到县城。1924年，太义入宾县模范学校学习。1930年，考入宾县中学。1931年9月18日事变后，走向革命。1933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组织决定派孙太义打入伪宾县消防卫生队当战士。1935年夏，经组织派往抗联部队，任抗联三军二团政治部主任。1937年随部队离开宾县。
孙太义从小性格倔强，遇事好追根问底，总想弄个水落石出。旧社会大年三十晚上，家家点火“接神”。那时他才11－12岁，别人接财神他就不参加，家里人劝他，他全然不顾，还理直气壮的说："什么是神，它在那儿，你们接来没有，让我看看。"他在模范校渎书时，勤奋好学，各科学习成绩优良，课外还读了些进步书籍，看不惯当时腐朽、落后的教育制度。1929年，他在高二年级学习时，因和老师争辩是非，学校以不尊敬老师为名将他开除。
1930年初，他以同等学历资格考入宾县中学，在新文化、新思想的陶冶下，阅读鲁迅、郭沫若等名人著作，萌发了进步思想，时常与白明洁、王希贤等进步同学一起谈论时政。他深为政治腐败、经济落后、军阀割据、外族入侵的中国前途担忧。
1931年9月18日事变后，他积极参加吕大千组织的学生反日救国宣传队，多次在县城、农村和哈尔滨进行讲演、贴标语、撒传单等活动，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唤起民众，抗日救国。
1932年初，宾县城进驻抗日义勇军，日本飞机多次轰炸县城。其父亲为了避开混乱，不让他参加活动，将家又搬回尚家屯。而他寄居姐姐家继续进行抗日救国宣传。他父亲一心想把他拴在家，强制给他结了婚，而他照样不回家，仍然在外边进行抗日活动。吕大千派他回到农村，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国活动。他回到家里，首先帮助妻子柴永芬提高抗日爱国思想，让她为抗日救国出力。他在家多次和战友起草、刻写、印刷传单，都是柴永芬给站岗放哨，多次由柴永芬带传单进城分发给别人。
中共宾县中学支部书记吕大千根据孙太义的革命行动和要求，于1933年4月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他任宾县城关党支部书记，1934年下半年，又任宾县特支宣传委员。
当时，党的活动经费很困难，上级组织1个月只能给15元钱活动经费，有时还不能按时下发。太义便打着慈善会的晃子，四方奔走，募集钱款，为党组织活动筹集资金。为了向抗联部队输送物资方便，宾县党特支派他打入消防卫生队赶垃圾车。他趁往城外送垃圾之便，多次将党组织为抗联筹集的物资运出城外，由交通员转给抗日联军。他在消防队以结义、拜把子形式，培养一批党的积极分子，其中，白国喜(刘国喜)被发展为中共党员。他与消防卫生队战士关系密切，多数人都帮助他工作，掩护他，所以，他的活动没引起敌特注意。
1935年夏，党员邢成福思想动摇，因为孙太义和邢成福是一个党小组，宾县党特支为使孙太义脱离危险，决定他和弟弟孙太清撤离县城，参加抗联部队。他在抗联任二团政治部主任。经常活动在宾县、延寿、方正、珠河一带。曾多次指挥战斗，消灭了很多敌人，自己也两次负伤。1936年8月13日，他和伪元宝河警察所的同乡韩清芳联系，夜间袭击了伪警察所，俘虏了伪所长白风岐和伪警察12人，缴获大枪12支，子弹数千发。
1936年，抗联三军二团扩编为二师，他任师政治部主任，同年8月25日，他协助师长关化新指挥虎头山战斗，消灭日本侵略军43人，其中，少佐1名，并缴获一些枪支、弹药。
1937年，孙太义随部队转战汤旺河、小兴安岭各地，1943年在萝北县牺牲。时年32岁。
何畏
(1922-1938)
何畏，原名何永祥。1922年出生在黑龙江省宾县新甸镇一个贫农家庭，后随父母迁居方正县大罗勒密。
1935年夏，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在大罗勒密建立抗日根据地。在同盟军的帮助下，村里组织儿童团，何畏被推举为儿童团长，带领儿童团为抗日同盟军站岗、放哨、送信。
1936年春节前夕，抗日同盟军离开大罗勒密。驻方正县的日本侵略军乘机到大罗勒密扫荡，还派了一个班到何畏居住的村子进行搜捕。何畏悄悄回村侦察，发现敌人搜查完毕后都已集中在一个大院里忙着做饭，枪械架在院子当中，门口只设了一个游动哨。他急速回到后山，找到自卫队说明了情况，大家一起研究了消灭这股敌人的办法。按照预定计划，何畏抱着一只大母鸡径直向敌军设岗的院子走去。敌人以为是给他们送鸡吃，毫不戒备地迎上前来。何畏装作害怕的样子，转身就跑。敌人边喊边追，埋伏在夹道的自卫队员冲过去将追赶的敌人抓获。在何畏的带领下，自卫队员迅速冲进院子，这伙敌人全部当了俘虏。
不久，抗日同盟军又回到了大罗勒密，何畏坚决要求参加抗日同盟军。军长李延禄见他人小志大，机智勇敢，答应了他的要求，并给他改了个名字叫何畏，希望他成为一名无所畏惧的抗日战士。
参军后何畏被分配在军部宣传连，经常到群众中去，帮助群众干活，教群众唱歌，给群众讲解抗日救国的道理，深受群众的欢迎。
不久，何畏为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新任军长李延平作警卫员，随同帮四军转战在勃利、宝清、密山、富锦一带。1937年8月，军长李延平在宝清县冰河子养伤。何畏在执行警戒任务时，发现十几名日伪军前来偷袭。他立即开枪阻击，抗联战士闻声赶到，打退了敌人，保证了军长和部队的安全。
1938年春，东北抗日战争进入了艰难的阶段。抗联第二路军总部决定，第四军和其它部队一起，从宝清出发，向五常方向西征。何畏在西征途中，随西征部队穿过林海雪原，战胜无数艰难险阻。不幸刚刚踏入五常境内，就被敌人包围，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16岁。
黄静亚
(1916一一1945)
黄静亚原名黄锡山，1916年出生于宾县城西门外，黄静亚兄弟姊妹8人，他是最小的一个。民国年间，黄家开棚铺，生话较富足，再加上黄静亚是最小的，深受父母崇爱，比哥哥、姐姐们多念几年书。黄静亚后来参加共产党，并在抗日部队当指导员。1944年被捕，1945年，日伪政权解体前夕，牺牲在日伪统治的监狱中，时年28岁。
1931年5月，黄静亚在宾县模范小学校六年级念书时，参加了模范校有影响的学生运动。学潮运动胜利了，黄静亚在学潮运动中受到教育，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开始萌芽。从此，他经常与同学季兴汉、段锦章等谈论时政，寻求青年的出路等。
1933年春，黄静亚考入宾县中学读书，课余时间经常去图书室阅读有关鲁迅、蒋光慈等进步作家的作品和介绍苏联的书籍，思想更加激进，经常与进步同学一起谈论国家的前途。忧国忧民的思想渐于浓厚。后经李树廷介绍参加共青团。1934年2月，经季兴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5月，他同季兴汉、李树廷一起被党组织输送到珠河反日游击队(后改为哈东支队)，他任三大队指导员。
1936年，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为加强军队的后勤工作，将黄静亚等派回宾县。
1937年5月初，中共宾县特支书记孙保太被捕后，日伪特务和警务机关企图把在宾县的共产党员一网打尽，便进行多方搜捕。同年5月13日，黄静亚与三哥黄锡魁，四哥黄锡蚤同时被捕。他们分析日伪特务没有掌握黄静亚的真实情况，他便装呆作傻。他两个哥哥便借题发挥说，小山子(静亚)从小患病留下了又呆又聋又傻的后遗症，伪警察信以为真，就把他们哥3个同时放回。
黄静亚骗过日伪敌人，便去宾县农艺实验场与共产党员白明洁在一起学习。半年后，白明洁毕业，他也缀学，去弓棚子"种地"，与抗联后勤联络员宋方相识，企图找到抗日武装部队。
1944年5月，宾县特务分室在弓棚子将他逮捕，押在留置场。
黄静亚被捕后压在六号监室，分析特务们的问话，估计到可能足敌人在全面大搜捕，属于"要视察人"和共产党的嫌疑，自己被捕不是因为那个人变节而受牵连。正班思索间，发现了韩谋智和对面号中的赵俊臣，特别是赵俊臣已被折磨得血肉抹糊，使他难以辨认。这时，赵俊臣也发现了他，主动向他打招呼，并暗示坚持斗争。放风时，黄静亚注视每一个难友，再没有发现有熟悉的同志进来，只有赵俊臣与韩谋智两人。赵俊臣、一韩谋智的出现，使黄静亚确信自己分析的正确，这次逮捕是敌人作垂死地挣扎。赵、韩与自已是1937年5月被敌人逮捕过的，是敌人已经掌握的要人，再没有发现别的同志进来，说明敌人对共产党在宾县的活动没有新的发现。再加上赵俊臣的暗示，更加坚定了狱中斗争的信心。经多次审训与严刑拷打，黄从不回答特务的问话，特务对其毫无办法，从而也就不进行审训了。
黄静亚人在狱中，心已飞向战场，早日驱逐日本侵略者的决心更加坚定。他在狱中，时常悄悄地哼起抗日歌曲："只有铁，只有血，只有铁血才能救中国。还我山河，誓把奇耻雪，还我山河，誓把奇耻雪......。'九·一八'血迹尚未干，东三省山河犹未换，海可枯，石可烂，国耻一日未雪，国民责任一日未完。"
"80号"留置场六号监室，里面有4个人，最早的是黄静亚，接着是韩玉风、赵培风、吴玉才。这3个人都是山东人，被他人陷害入狱。黄静亚了解到韩玉凤、赵培风是为了生计关系由山东流入东北，而吴玉才却有一段光荣历史，在山东省参加八路军当连长，与日本侵略者作战被俘，后逃跑来东北。黄静亚对同号难友，倍加照顾，他时常坐在封口监视看守的行动，如有看守到来，他便通知难友做好准备，躺着的起来，靠墙的向前挪挪，抓虱子的不再抓，装做老老实实的样子坐着。同号难友在他的保护下，没有一个挨看守打的。
一天放风，黄静亚发现韩玉凤身边有一个马掌钉，指给韩，韩带进监号。黄静亚拿过马掌钉如获至宝，用牙搬勾。一天中午，好心的"田大呼哧"看守值班，他从来不到监号里面巡察。黄乘此机会，试着开自己和吴、韩、赵3人的脚镣，一试果然都打开了。此后，黄静亚决心组织同室难友越狱。开始时，他们3人信心不足，怕出不去，出去又怕连累家属，怕再次被抓回来就没命了。黄说："咱们不跑不是也得死吗?现在我们不是也连累着家属吗?咱们出去以后，抗日打游击，为我们的国家民族出力，为抗日救国就是牺牲了也值得，也光荣！"吴玉才等3人认为黄静亚说的有道理，不能当孬种等死，要活着闯出去。黄静亚见吴、韩、赵3人越狱的决心下定，为了使大家放心，便胸有成竹地说："我在南山一带打过游击，不光地理环境熟悉，到处都有熟人。这里的情况我也摸清了，出监号之后有两道门，第一道是监门，由值班看守把守，门不锁．看守离开这门就没有人管了。出了监门是堂屋，对面是看守办公室，夜间只有两个人在那里睡觉。第二道门是堂屋的房门，这门看守为出入方便昼夜不锁。出了监舍便是院子，院内没有警卫岗哨。院墙不到两米高，一跃就可翻过去，越过墙顺道往南走，到沟沿向西奔水门洞子，出了水门洞子就无阻无挡，由我们任意而行了，这条路又近又背静，准能出去。”
经4人议论，决定在当夜11时，趁吉丙江看守当班时行动。黄静亚主动担任叫开监号门。之后，黄静亚又做了详细安排说：“动手前，大家把脚镣子全部卸下来当武器，我不能卸下来脚镣，只能把锁头打开摘下来。看守开门后我先出去抱住他，老韩接着出去帮我掐他脖子，不叫他喊出声来。接着老吴出去下他枪，小赵出来后，你们3人把看守推进号里闩上门，我卸下脚镣咱们就撤。撤时我路熟在前面，你俩跟着我，老吴拿枪殿后。"大家莫不做声地听黄的安排。又规定了谁也不能当孬种出卖朋友，谁要说出去就掐死他。
晚上放风时，4个人仔细地查看了环境，高高兴兴地回到监室。突然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特务刘明普指着黄静亚和韩玉凤说：“你俩回原号，他俩去八号！”4个人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只好走进特务指定的号。韩玉凤心没了底，怀疑是否事情被暴露。黄静亚认为这是正常串号，如果事情暴露特务们必须进行审讯，决定仍按原计划行动。
11点了，黄、韩做好了行动准备。黄叫来看守说"冒封"，哀求着开号门行行方便，吉看守很不奈烦的，气呼呼地打开号门，黄从低矮的号门中追出来。看守正待关门时，黄猛地扑过去抱住看守，黄与吉都抢枪，枪在皮套中谁也没拿到，韩窜出号门，来到撕打的两人身边。黄让韩快抢枪，韩像狐狸似地窜出监门，闯入茫茫夜幕之中，黄静亚被出卖了。
监房中仍在撕打着，黄一支脚带着脚镣行动不便，拼死地把看守往号里推。撕打声和喊叫声，惊醒了值班的两个看守，3个人将黄按倒推进号里。
特务们平时都住在县特务分室，闻讯后赶来。当特务们将黄静亚拥进刑讯室时，皮鞭、铁丝鞭、木棒劈头盖脸打来，煞时黄静亚摊倒在地。特务们又施用电刑，特务们多次逼问黄静亚怎样预谋逃跑，黄只字未说。特务们对黄又施用酷刑，用烧红了的烙铁烙黄的胸前与背后，黄再度昏蹶过去。
天亮了，特务们累的筋疲力尽，黄已奄奄一息，仍被拖回监号。下午，黄苏醒过来，发出微弱的声："水!水！水!"难友们想给水又不在同一监号，看守们谁也不能给他一滴水。特务们每天都去看他，是否死去。3天后，黄起来吃饭。特务们便说：“你这条狗命真结实，又活了！”
7月间，特务们将赵俊臣与黄静亚窜到一个监号，两人彼此了解，是党内的同志，倍感亲切，互相鼓舞，互相谈心，增强斗志，排忧解难。赵说黄越狱干的对，对敌人是一次打击。黄说："越狱，我虽然没出去，但必竟出去1人，出去1人就多1个打日本鬼子的力量。"
赵俊臣受刑时，上大挂，打秋千，脚镣子和木扛磨破了皮肤，受感染，腿肿的几呼胀破裤简，流浓淌水，走路很闲难。放风时，黄主动去背赵，赵不允，黄掺扶着赵，慢慢的向前挪动。放完风又挪回来。病腿危胁着赵的生命。赵的岳父用重金厚礼打通了关节，特务们便找来外科大夫给赵俊臣治腿。治腿时，黄主动来扶赵，赵几次痛得昏过去，黄仍扶赵不放，又不时的给赵擦汗。手术之后，赵仍不能照料自己，黄便尽力照顾，端饭送碗，掺扶放风等。
赵的腿病渐渐好了，黄的身体也有所恢复，两人天天早晨坚持锻炼，共同的想法是：留有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放风时，从外面拣来一个香烟纸盒，用一半做象棋盘，另一半撕碎做棋子，帅烧一个眼，士烧两眼，以此推下去，兵不烧眼。黄与赵天天坐在监号木窗跟前下棋。特务或看守走来，用鞋将棋具一压，便掩过，特务或看守离去，还继续下棋。黄静亚就这样在狱中求其乐趣。
1945年初，留置场放出1个人，这是半年来活着出去的第1个人。有人释放给难友们带来了新的希望。黄静亚对赵俊臣说："你也有希望走了!"赵说："很难说，过几天再不放，我就要在这里'成功'了"。黄说："我是肯定在这里'成功'的，因为我越狱，给他们丢了脸，使他们受了处分，他们决不会饶恕我的。如果你出去，给我捎个信，你就说黄静亚是一个中国人，尽了中国人的责任。"
1945年2月初的一天，特务突然通知赵俊臣出狱，赵冷静地环视一下难友，目光最后落到黄静亚身上，黄静亚两眼直直地瞅着赵，流出了喜别、庆幸的泪花。特务催促赵带走铺盖等物品。赵只拿出一条小被，其它铺盖均留给了黄静亚。赵要走出号门时，同身向难友告别，黄露出苦笑，向赵点头示意，赵亦点头，表示明白黄的希望。
1945年7月下旬，留置场看守所长通知黄家去狱中领尸。黄家备了棺材，将烈士盛殓。
黄家认为黄静亚死的英勇，决定悼唁一天，当抬到墓地掩埋时，特务还不放心，又到现场查看。见黄静亚的棺木已下葬才离去。
黄静亚为了反抗目伪统治者的残酷统治，为了民族的解放与独立，顽强地斗争着，献出了28岁的年华，我们永远怀念他。
臧稔
(1906－1946)
臧稔，原名臧喜奎，字宪秋。祖罾山东省莱州府莱阳西关。1906年，出生于宾县糖坊镇徐家屯。他自1914年(9岁时)始，念4年私塾。1918年(13岁)，就读于满井小学。1921年(16岁)，随父去哈尔滨学中医。1923年(18岁)，入哈尔滨商业学校。1928年，在哈尔滨私立俄文专科学校学俄文，受到革命思想教育，加入中旧共产党。
1930年前后，臧稔除与上级党委保持联系外，还经常活动在糖坊、满井一带，收集日伪军在松花江上的活动情报，及时向党组织汇报。他在家接待党派来的“王石匠”和“林大夫”(也叫林蛮子)，经常在一起密谈，并向林学西医。"林大夫"在他家来往有2年之久。
臧稔的行动，引起了日伪人员注意，于1935年冬被捕入狱，押在哈尔滨"上号"监狱40多天。他在狱中，惨遭酷刑，用胶皮口袋摔，摔的皮开肉绽，遍体鳞伤，辣椒水灌的头皮冲血红肿。臧稔是条硕汉子，没吭过一声。敌人怕他逃跑，便把踝骨都钻透了。他坚贞如一，英勇不屈，丝毫没有泄漏组织秘密和本人身分。
经组织多方营救他出狱了。在狱中，他结识一位给监狱做饭的老人，经常给他送烟，并借送烟之机，为他传递信件。在他出狱的那天早晨，做饭老人塞给他手里一个纸条，写着：“你要出去了。”当敌伪警察宣布释放臧稔时，他已被折磨得不能走动了。这时，做饭老人把他架出狱门。在监狱门前，党组织为他准备一辆斗子车，把他拉到南岗医院。
臧稔恢复健康后，为掩盖自己的政治身分，继续为党工作，回到家乡，在杨小铺屯开设私塾。他经常教育学生说："你们要好好学习，将来为国家多做点事!你们看现在农民有多苦，干了一年还是吃不饱，穿不暖，熬到啥时候是个头!""你们青年人应该有点心雄，立下志愿，学点知识、术领，为国家多做点事，让咱们中国也变变样。"学生们在他的教育下，学习成绩都很好。
臧稔对妹妹、子女要求虽严，但却排除旧礼教的束缚，提倡人人自由，男女平等，相互尊重。他耐心教给妹妹、子女们读书识字，练习写大、小楷。他的妹妹，虽然都没有上过学校，经过自学，都粗通文字，通情达理。他的妹妹们现在回忆起来，都感到哥哥可亲可敬！
1936年夏，他与俄文专科学校崔老太太在哈尔滨搜集一批军火，从松花江上运送给抗联三军。
1937年春，臧稔和抗联战士一起在糖坊老山头打日本军江上炮艇之后，引起敌伪对他的怀疑，受到监视。1938年，以"要视查人"被捕，关押22天。
1938年，臧稔考入伪宾县街村吏员训练所，受训3个月后，被派到万发村作伪村职员。这期间，他和白明洁(地下党员)共同研究，联合群众暗中破坏伪县公署征军马。结果留下几十匹好马，群众满意。因此，引起敌特对他俩的怀疑，不久，白明洁调到团山子村，臧稔被调到太平村，后又调到摆渡村。
1945年8月15日晨，他脱去"协和服"，换上早已准备好的长袍，戴上礼帽，在摆渡街上召开了庆祝解放的村民大会，并讲了话。第二天赶到宾县城里找组织接关系。同年8月末，宾县地下党临时支部成立，他任临时支部副书记。1945年11月末，松江军区司令员聂鹤亭到县不久曾找过臧稔(他是早期较有影响的党员)。
1946年1月中旬，中共宾县委派他去宾东搞武装。他在宾公区(胜利区)收降地主武装贾明轩队。下旬又在摆渡区黄、白鱼圈沟收降土匪陈荣久、吕桂林队。2月4日(旧历正月初三)，臧稔传达东北民主联军周大队长命令，调部队去延寿县打胡匪。陈荣久怕受改编，不执行命令。1946年2月7日(旧历正月初六)将臧稔骗至高丽帽子街，当晚陈荣久、贾明轩叛变，臧稔被监禁。2月15日(旧历正月十四日)反动头子陈荣久、贾明轩将臧稔杀害在宁远、胜利区交界的杨家大沟。时年41岁。
张宏飞
(1923－1946)
张宏飞，1923年出生于吉林省永吉县，1943年投奔其兄张洪儒(伪县公署职员)，迁来宾县，住在宾州城西门外北二道街，在宾县西关小学校当教员。1946年2月，参加中共松江省委办的训练班，学习40天结业后，在县委委员、宾东办事处主任赵三声带领下，去宾公、摆渡地区开辟工作。
张宏飞同田俊若筹建摆渡区自卫队，任主任。当时开辟新区形势比较严峻，群众对我不了解，没有发动起来，土匪四起，我武装力量弱小。赵三声和张宏飞等研究，必须坚定信心，坚持宣传和发动群众，壮大我党我军力量，对敌匪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躲，保存实力，以利再战，直至胜利。据此，张宏飞同南摆渡河区自卫队、区农会其他同志，经常深入各村发动群众。至3月末，6个村全部建立了村农会，开始了减租清算，让群众在经济上初步得到好处，翻身平分土地的要求越来越高。在农运工作深入发展的同时，张宏飞狠抓了区自卫队的建设。至3月中旬，自卫队员已发展到30余人，在地主家起枪30余支，子弹数干发。自卫队的发展壮大，抵御了土匪的袭击，保卫了农运工作，促进了反奸清算和减租减息斗争，打击了封建势力。农民运动的发展，深受人民群众的拥护。但地主、富农、伪警宪特等反动势力却把区自卫队、区农会视为眼中钉，找时机进行干忧和破坏。一次，张宏飞，同区自卫队参谋洪建勋等5人，从万人欢坐马车回区，在路上遭到土匪三面袭击，张宏飞等巧妙的与敌人周旋，避开敌人，绕道回到区，没受到损失。
1946年农历4月28日，张宏飞、田俊若选派10名队员，携带好枪，同宾公区自卫队去方正县买子弹，留在家里的20几名队员，多是战斗力不强，使用的枪械破旧，子弹不足。这一情况被地主魏老四探知，给土匪送信。土匪头子刘今非、陈永久、尚永山、吕桂林、梁国玉、王福、王树廷、“四海”等，又联合江北匪队数股，计300余匪众，于5月4日拂晓，包围了摆渡河区自卫队驻地魏老八屯。
敌人打响后，张宏飞立即起床，一颗枪弹打伤张的喉咙，伤势很重，倒在地上，队员牛光录把他拖到西南炮台包扎。这时战斗正紧张的进行，张宏飞躺在床上，用嘶哑的声音断断续续地对队长田俊若说："要沉着、冷静、机警，节省子弹，要打准，等到天黑突出去，保存实力，不要管我。"田俊若指挥农会干部与自卫队员，计20余人，反击大股土匪的进攻。下午5点多钟，区农会主任杨成春思想动摇，大声向土匪喊着："交枪留命不留命?"土匪回答说：“交枪留命。”杨成春接着喊道：“没子弹了，交枪吧！”说着先把枪扔了出去，接着土匪拥入魏家大院，将区农会干部和自卫队员绑上19人，只有杨成春被土匪放了出去。张宏飞见此情景，支撑着坐起来，双眼瞪得园园的，手指着土匪说不出话来。
土匪押着农会干部和自卫队员，向白鱼圈沟退去，当走出魏老八屯北2里地时，张宏飞躺在地上，用嘶哑的声音说："革命成功!"土匪见张宏飞不走了，便向他扣动了板机，烈士献出了24岁的青春。自卫队员们从张宏飞烈士身边缓绥地走过，默默地望着烈士的遗容。在心中燃起为烈十复仇的火焰。
田俊若
(1919一一1946)
田俊若，1919年出生于黑龙江省宁安县：在家乡念完优级。1934年随父母投奔兄长田在村(共产党员、中学教员)来到宾县，考入宾县中学13班读书。1936年夏，经其姐夫介绍去漠河金矿采金组当翻译。1937年，回宾县中学插班学习，年末毕业。1938年，在伪宾县兴农合作社当职员。
田俊若在初中学习期间，由于受地下党员田在村的影响，思想较为进步，经常与进步同学接触。学习钻研，成绩较好。1945年"八·一五"光复后，随其岳父魏世恩搬往南摆渡河魏家屯。1946年2月，田俊若经宾东办事处主任赵三声介绍参加革命，在南摆渡河与张宏飞共同组建自卫队，田俊若任队长，张宏飞为主任。在农运中，田俊若的大爷丈人地主魏老四不接受清算和减租减息政策，把群众拒之门外，成了南摆渡河地区农运的绊脚石。田俊若得知情况后，带领农会干部、自卫队员和群众，按群众要求，强行拆除魏老四的西下屋，砍掉魏家后山的“翎毛树”，分掉全部浮产和部分动产。魏老四对田俊若等人怀恨在心。田俊若大义灭亲的举动，震慑了南摆渡河地区地主、富农的威风，老老实实地接收清算，给劳苦大众掌了腰，清算与减租减息斗争开展的较顺利。随着农运工作的深入，群众觉悟的提高，贫苦农民要求参军参战的人员越来越多。田俊若不失时机地挑选与吸收自卫队员，至同年3月中旬，自卫队已扩展到30余人，在地主、富农家收缴大枪30余支，装备了自卫队。
张宏飞、田俊若领导农民武装自卫队，保障农运深入发展，贫苦农民得到实惠，更加信赖自卫队。而地主、富农、土匪、敌伪残余势力则恨之入骨，寻找机会企图反扑。
1946年农历4月23日，张宏飞、田俊若奉命挑选1O名身体强壮的队员随同宾公区自卫队去方正县购买弹药，这一情况被地主魏老四得知，勾引土匪，于5月4日拂晓，攻打南摆渡河区自卫队驻地魏老八屯。
战斗打响了，当夜田俊若住在家里，听到枪声，立即赶到自卫队。这时，自卫队主任张宏飞已受伤，田俊若独自指挥战斗。战斗一直坚持到东南晌。这时，土匪把田俊若的爱人魏芳兰抓去，叫她喊话，要田俊若投降，田俊若没加理会，继续指挥战斗。在接近晌午时，土匪把田俊若的母亲和自卫队员崔景山的母亲，田玉林娘俩，还有王玉福老婆和张长和等抓去拉草车，烧自卫队大门。被抓去的家属用绳子绑着。田俊若母亲架辕，其余5人拉套，土匪在车后跟着。自卫队员看到家属拉车，一个个愤怒已极。当草车离大门还有20多米远时，田俊若命令射击，他带头打了第一枪，双方展开激战。在混战中，王玉福老婆当场死亡，田俊若母亲受重伤，草车张辕子，把她挑起活活勒死。张长和也受伤，另外3人跑了。队员亲眼看到亲人惨遭杀害，激起消灭土匪，为亲人报仇的怒火，人人坚守岗位，与敌决一死战。
下午3点多钟，田俊若命令队员节省子弹，等坚持到天黑，好往外突围。土匪多次进攻，却不能靠近自卫队阵地一步。后来土匪用枪恐吓自卫队员家属，顿时全屯叫苦连天，恫吓声、哭声、喊声、骂声......混成一片。少数自卫队员开始动摇。区农会主任杨成春向田俊若说："老田外甥，咱们打不过人家，子弹打光了，快交枪吧l咱们死了不要紧，家里老人和孩子怎么办?"没等杨成春说完，田俊若厉声说："住口，不要再说了，出去!"说完仍继续指挥战斗。不料，杨成春跑到西北炮台，高喊："你们别打了，我们没有子弹了，交枪留命吧！”说着先把枪扔了出去。就这样，部分队员也交了枪，自卫队员全部被捕。当张宏飞牺牲后，田俊若向张宏飞遗体默默致哀，被土匪强行拉走。来到白渔圈沟，田俊若等18人被关进一个大屋里。
两天后，土匪袭击宾公，押着田俊若18人，路过魏老八屯休息，田俊若的爱人魏芳兰去看他，劝他投降，认土匪头子尚永山"干老"，能保住活命。田俊若大义凛然地说："你不要说了，死了就是革命成功，回去你领着孩子过吧，过不了你就走！"土匪占领宾公后，15名自卫队员和农会干部都被保了出去，只有队长田俊若，参谋洪建勋，炮手崔友3人没释放。几天后，在宾公区西门外土匪将田俊若杀害，田俊若牺牲时年仅28岁。洪建勋、崔友被我军解救出来。
齐英杰
(1923-1946)
齐英杰，原籍河北省定县西柳舂村，1923年生。家庭成分雇农，本人出身学生。幼年父母早亡，兄弟4人，他最小。他两个哥哥给地主扛活，供他上学读书。1938年高级小学毕业，1939年参加革命工作。后入抗大学习2年，学习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出校后，历任定县第四区组织部长、区长、区委书记等职。
1945年秋，华北解放区动员干部到东北开辟工作，组织决定齐英杰与爱人张桐竹同时参加干部团赴东北。
1945年11月下旬，齐英杰随北满分局来宾县。1946年1月，中共宾县委派齐英杰任猞猁区工委书记，和王云一同到猞猁区工作。齐英杰到猞猁区后，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与土匪斗，与地方封建势力斗，组建了猞猁区人民政府。同年4月，成立猞猁区自卫队，指导员王云，大队长席福才，大队副刘青山、侯伯昌，排长邵奎武，区自卫队员50--60人。
1946年6月2日，齐英杰率队参加攻打土匪赵花先生战斗，大队副侯伯昌牺牲。排长邵奎武(曾参加过我军，后在前方开小差)乘机煽动说："中央军打到榆树县了，哈尔滨已经被接收了，当这个损兵不挣钱，吃穿不好。中央军是正规军，武器、装备都好，吃喝玩乐随便!"与此同时，邵奎武和土匪头子祖延堂勾结，预谋叛变。
同年6月20日，猞猁区自卫队换防，由三道岗转移到沙山子屯。当晚，邵奎武召开叛变分子骨干会议。邵说："今晚乘机拉出队伍，先把齐英杰、王云、赵慌子(赵永启，齐英杰的警卫员)干掉，否则就拉不出去。"接着进行分工，邵奎武、邸青林包打刘青山、赵慌子；王德禄、马青林包打王云；郭长发、李万生包打齐英杰。并决定枪响为令，分担任务必须完成，完不成枪毙。
零点，邵奎武率1、2班叛匪，包围了自卫队部。邵奎武首先开枪，其他人也按分工动手，王云、刘青山、赵慌子当场牺牲，齐英杰负重伤。次日晨，将齐英杰抬到县政府进行抢救，终因伤势过重，医治无效，于1946年6月22日下午牺牲，时年24岁，中共宾县委为纪念齐英杰烈士，决定把猞猁区改为英杰区，以示纪念。
冯国文
(1962-1984)
冯国文于1962年10月15日出生于宾西乡草甸子村永发屯。1981年应征入伍，在解放军81112部队当战士，同年7月在部队加入共青团。入伍以来，他在部队首长和战友们的帮助教育下，自觉以雷锋、刘英俊等英雄人物为榜样，刻苦认真地学习，兢兢业业地工作。入伍3年多，先后当过饲养员、给养员和驭手班长。他干一行爱一行，项项任务完成的出色，被部队首长称为“信得过的战士。”他对战士一片深情，经常从思想、工作、生活上为同志们排忧解难。战士们说他“比亲兄弟还亲”。他把为人民做好事，送温暖当做自己应尽的义务，不论走到那里，只要群众有困难，他都尽力相帮，从不留姓名。他为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3次勇斗流氓，5次拦惊马，其中，1984年5月9日，在执行运石任务中，为了保护战友，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在突然发生的惊车险情面前，临危不惧，挺身而出，奋力制服惊马，不幸壮烈牺牲。他用鲜血和生命，实践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伟大志愿。
冯国文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涌现出来又一个突出典型，是80年代的刘英俊，是新一代革命战士的光辉榜样。为表彰他的英雄行为，军党委于1984年7月13日作出决定，批准冯国文为革命烈士，追记一等功，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师党委予8月15日召开了冯国文烈士庆功大会。各地掀起学习冯国文英勇事迹的热潮。
冯国文英雄事迹的出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他为家乡人民赢得荣誉，增添了光彩。中共宾县委决定，在全县范围内广泛开展向冯国文学习活动，以推动两个文明建设的不断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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