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成栋，又名刘达、刘成书，乳名永学。1911年2月5日，出生于黑龙江省肇源县新站镇新合村。
1927年，就读于肇州县立第四初级小学校。1929年春，考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念初中。其间，他经常阅读课外书籍。在看完《三国演义》之后，很羡慕刘备、关羽和张飞的“三结义”，就与要好的学友共同商议“五结义”，并取名叫“嫩江五兄弟”。他因年龄最大，被称为老大哥。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就读的齐齐哈尔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被迫解散，他又回到新站镇。1932年，在肇州县立第四初级小学校担任数月义务教员
1933年，到北平张学良创办的东北中山中学高中补习班读书。因参加民族解放先锋队被学校开除。1935年暑期，考入北京辅仁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改名叫刘成栋（他本家哥哥的名字）。其间，加入东北抗日救国联合会，参加了北平“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1936年初，在东北抗日救国联合会工作时加入共青团。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肇源县第一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青年。
1937年，在东北抗日救国联合会做宣传工作，并任北平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十二区队长。7月，被北平党组织派到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2月末，被派往晋察冀解放区任中共晋察分局第一局地委组织部长。1938年，任雁北分区组织部长。1940年8月，任北岳区党委秘书长。1941年冬，任晋察冀五分区地委书记。1943年春，因实行一元化领导，改任五分区地委副书记兼分区政治部主任，后任地委书记兼政治委员。1944年冬，调任冀晋区党委委员，兼任城市工作部长。抗战期间，刘成栋坚决执行党的抗日救国统一战线政策，参加了开辟雁北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发动群众进行了英勇的“反扫荡”“反摩擦”斗争。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中共中央先后任命了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张家口、秦皇岛、大同等八个处于我军包围的大城市市长，他被任命为大同市委书记兼市长。因交通不便，当他带领20多人到达大同附近时，已经是8月末。这时，蒋日勾结已成定局。强攻大同已经不可能。因此，未能到任。9月初，被中共中央指派与王友（钟子云）、李常青三人组成领导小组，率领30多名东北籍的干部到东北，参加巩固东北根据地工作。历经艰难，10月12日到达东北大工业城市沈阳，在原大帅府内（当时已经改为沈阳图书馆）与彭真、陈云、伍修权等同志见面。根据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了中共中央东北局，彭真同志主持全面工作，陈云同志为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因在抗日战争初期彭真同志就认识刘成栋，所以让他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秘书处处长兼东北军区参谋处长。当时，随领导来东北局的多数是警卫员、通讯员，领导们的日常工作均由警卫员或通讯员协助处理，秘书处长没有多少事情可做。此时，刘成栋见陈云同志夜以继日地与干部谈话、分配工作，十分忙碌，就毛遂自荐主动要求帮助陈云工作。后经彭真同意，开始跟随陈云作他的秘书。为了加强对东北北部地区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东北局北满分局，任命陈云同志为书记，工作地点在长春。刘成栋作为陈云的秘书，立即陪同陈云离开沈阳到达长春。随行的还有五六位电台工作人员、两位穿红军制服的抗联同志。在长春工作了十多天，得知哈尔滨当时组织武装发展很快，干部比长春还少，正要求派干部支援。11月16日，根据陈云同志指示，他乘坐一架苏军小型飞机来到哈尔滨。在机场遇到钟子云。钟子云原本要去长春向陈云同志汇报工作，得知两三天内陈云就来哈尔滨遂决定不去了。12月20日，苏军司令部根据《雅尔塔协定》，通知我党我军领导机关3天内撤到哈尔滨市以外，违者解除武装。经多次与苏军联系无效，中共北满分局于12月23日撤到宾县。此时，他受陈云同志指派，作为北满分局的联络员，经常去哈尔滨传达北满分局指示。当时没有交通工具，行走十分不便，往返一趟要七八天，甚至更长的时间，持续了5个月。
1946年初，在宾县筹备召开各县人民代表大会，建立松江省政府。刘成栋根据陈云同志指示，代表他在大会上讲话。苏军建议将北满分局迁到离哈尔滨再远一点的通河县城。无奈，北满分局继续北迁至通河，驻扎在伪满时的一个当铺里，工作人员分散住在群众家里。3月末，北满分局领导机关又从通河迁回宾县。受中共北满分局派遣，他从宾县进入哈尔滨，找到留在市内的钟子云等同志，说明了自己的工作任务：了解苏联红军撤离确切时间，了解苏联红军对我们进驻哈尔滨市有什么意见，了解国民党在哈尔滨市有多少地下武装力量。在哈尔滨工作了5天后，他又返回宾县。4月上旬，根据掌握的情况，分局决定进占哈尔滨市。4月19日，中共北满分局、吉黑军区即内定刘成栋为哈尔滨市长。4月20日，驻防在三棵树的苏军总部全部撤回到哈尔滨市中心区。我军进入该区。4月27日前，国民党派到哈尔滨市的接收大员全部随苏军撤往海参崴。4月28日，苏军殿后部队全部撤离哈尔滨市。我军先头部队几乎同时进入哈尔滨市，未开一枪，解放了哈尔滨。
1946年5月3日，松江省政府正式委任35岁的刘成栋为哈尔滨市市长，他是哈尔滨市解放后首任市长，也是我党解放最早的大城市市长，即日到任工作。首先，听取原国民党统治时期市政府一位秘书处长介绍原市政府各局及局长情况。随后，到各局与工作人员见面。他希望大家努力工作、奉公守法，不贪污、不营私舞弊；并表示对大家一视同仁，有功则赏、有过则罚等等，以此安定人心。当时，上级分配给哈尔滨市的干部不到40人。其中，有近30人被分配到各区，组成工作队做群众工作。他的警卫员是魏子明，秘书是郭霁云。5月下旬，东北局返回哈尔滨后，北满分局即撤销，合并为东北局。哈尔滨市政府的重要工作，直接由东北局决定。一些主要工作，必须向陈云同志请示汇报。东北局对哈尔滨在解放战争中的作用十分重视。1946年8月初，国民党政府突然下令停止使用面额为百元以上的苏联红军票（由苏发放，国民党政府担保），企图把苏联红军票赶向解放区，扰乱我们的经济。松江省政府和哈尔滨市政府不得不立即停止使用苏联红军票。这时，南满传播的霍乱传入哈尔滨市郊区。9月，又发现鼠疫病人进入哈尔滨。刘成栋以市长的名义特聘医学博士阎德润担任市政府卫生顾问，利用近3个月的时间，为44．45万人注射了防疫针，使一场严重危害根据地建设的疫病得到了很好的控制。10月，由于支援前线的战勤任务紧迫，哈尔滨市建立了新的区政府，委派了新区长。街道政权建设比较复杂，经过多次调整和改造，才逐渐完善起来。
面对哈尔滨复杂的环境，刘成栋进行了大量的开拓性工作。他确定了要恢复生产、安定民心、支援解放战争的总思路。首先对金融进行了整顿，发行了东北流通券，取代了伪满绵羊票和苏联红军票。当时，市内供电困难，国民党占领吉林后，切断了小丰满电源，而发电厂的火力发电机又都被损坏，不能运转。为了解决发电问题，他亲往发电厂与工人刘英源等一起研究恢复供电问题，经过昼夜抢修发电机，使发电厂终于恢复了发电。他还为市民用水问题奔波，利用静电沉淀消毒方法，解决了市民饮水问题。为了解决生产和生活用的燃料，他曾亲自到鸡西购进了几万吨煤。5月30日，哈尔滨解放一个月，市政府已经为部队筹置军服、棉被、军鞋等价值两亿元东北币的物资。7月16日，刘成栋在哈市参议会上，汇报了市政府成立以来在保证市民用水用电、交通供应、维持通讯等方面所做的努力。12月20日，他亲自撰文，祝贺《哈尔滨工商报》创刊。文中回答了民主政府为什么要发展工商业；提出了我们发展工商业的原则，指明了工商业者的出路。12月23日，刘成栋在市委会上说：应当把工商业放在同盟者的地位加以扶植，让它有条件购买原料，税收适当照顾，允许合理利润，有自由支配企业用人与行政权力；工人应强调政治自由。当时虽有不同意见，但其主张得到了市委钟子云书记的支持。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工作，人民群众对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工人、店员生活得到了保障；农民分得了土地，生产有了发展；工商业者得到了保护，经济有所恢复；清剿匪特，人民群众有了安全感。正是在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中，人民群众坚定了跟着共产党走的信念。通过刘成栋开拓性的工作，也证明了共产党人有能力管好大城市。当蒋介石悍然发动内战，大举向解放区进攻的时候，以刘成栋为市长的哈尔滨市政府，响应“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战争的胜利”的号召，动员起来，为支援解放战争做出了重大贡献。
1947年3月中旬，刘成栋在东北行政委员会上汇报说：政权改造完成80％，市政府工作人员由接收时的9局30科1200余人，减为6局12科299人。供水增加2倍，发电量增加1倍，电车汽车分别增加4—6倍，清除了多年积存的垃圾。对工商业实行管理，调剂物资，稳定金融，供应粮食，安定了人民生活。同时，荡涤了旧社会留下的污泥浊水，取缔了大烟馆、妓院、赌场，肃清了匪特等。刘成栋执政一年后的哈尔滨，成了巩固的北方根据地。7月21日，省政府联合决定，对原住哈尔滨市的小地主，除分土地外不没收其浮物家底以及工厂商店的存款和投资。10月，刘成栋在市委扩大会上提出：国营企业除办好大企业外，要给私人企业留有余地，因为国营要逐步发展，办新厂要很大投资，而私人企业的资本、技术与管理经验都是我们目前所不及的，私人工厂可以为我们加工订货，也可以公私合营，使私营工商业为解放战争、为农村生产与人民生活服务。他对哈尔滨民族工商业采取保护、扶植的政策符合哈尔滨市情，十分正确。任职两年多，刘成栋全心全意投入巩和建设人民政权、发展生产、支援解放战争的工作中，并为我党制定城市工作有关政策探索了宝贵的经验，为夺取解决战争的胜利和民主政权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8年，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行政委员会鉴于客观形势发展对农业技术干部的需要，决定建立东北解放区第一所高等农业院校——东北农学院。9月14日，刘成栋被委任为院长，在哈尔滨南岗区东大直街原东北科学院旧址开始筹建工作。学校由东北行政委员会农业部领导。刘成栋知道，要创建一所好大学必须具备三个条件：教师、校舍、仪器。而这三样，目前一样也没有，有的只是自信。当时市内没砖，他们自己烧，建起市里第一个机械制砖厂。1949年9月，东北农学院只有教师57名，其中正、副教授14名，讲师24名，助教19名。到1952年，教师队伍扩充到266名，其中专家（当时东北人民政府对高级教授的称号）3名，教授14名，副教授31名，讲师52名，助教167名，其中还包括日侨教师9名和苏侨教师2名。通过努力，东北农学院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形成了一个很好的师资队伍，名扬全国。特别是畜牧、兽医、农业机械都走在全国前列，这三个学科也成为这所学校的传统优势学科，为后来申报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院校奠定了基础。
1949年，刘成栋兼任东北森林工业总局局长。1951年10月5日，他被任命为东北人民政府林业部副部长，兼东北农学院、东北林学院院长。1952年，中央高教部与林业部决定，以浙江大学森林系、东北农学院森林系为基础创立东北林学院，刘成栋为东北农、林两院院长。在农学院初具规模后，他又把主要精力放在林学院的建设上。1954年，中央决定调他去林业部工作。农、林两院党组（当时尚未成立党委）极力挽留，写报告请求不调或缓调。1957年夏，他向周总理提出，愿意从事高等教育，申请回学校工作。经周总理批准，他辞去林业部副部长职务。同年10月18日，国务院任命刘成栋为东北林学院院长。
1958年2月，他跟随王震率团赴日本考察农业问题。6月，省委决定：在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的基础上创建黑龙江大学，刘成栋兼党委书记、校长，并兼任东北林学院院长，党委书记。同时，他还是中共黑龙江省委委员。这是他在哈尔滨工作的第二个高峰。一生中先后创建三所颇具规模的大学，实不多见，他为哈尔滨市发展高等教育立下了永久的丰碑。
1959年，他到黑龙江农村调查，说大跃进“劳民伤财”“破坏生产力”，庐山会议后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行政级别从6级降为8级，并在反右倾中遭到批判，被撤职。但他不作违心地周旋，多次向党提出解释和说明，不人云亦云。在三年生活暂时困难时期，他负责创办东北林业大学副食基地，先后办起了奶牛场、鸡场、养猪场。他尽心尽力、卓有成效地工作，感动着每名师生员工，大家仍对他充满敬意，尊称他为刘院长。
1962年6月，经刘少奇“甄别”恢复名誉，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委书记。“文革”期间遭到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
1972年2月，恢复职务后，仍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委书记。
1975年9月，任国家标准计量总局局长。其间，对“四人帮”策划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进行了抵制和斗争。1977年4月29日（校庆纪念日）至1978年6月，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1978年6月至1983年5月，任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1980年，他提出要把清华大学建设成为“高水平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大学”的奋斗目标。
1982年，清华大学基本完成调整、整顿工作，开始进入“着重提高，在提高中发展”的新阶段，主要任务是深入开展教学、科研和各项改革工作。这时，他考虑到自己年事已高，力不从心，为了更有利于清华的发展，他毅然提出退居二线，先辞去了党委书记职务，一年后又辞去了校长职务，担任名誉校长。退居二线后，他仍时刻关注学校的工作，经常带病来校视事。他不顾年老体弱，从东北到西南，从沿海到内地，走遍十几个省上百个城镇的各类学校，对全国的基础教育和师范教育进行深入考察、调研。他进校舍、看课堂、听教学、查考卷，还到教师家里走访，了解他们的工作、生活情况。每次调研，他都要写出调查报告，提出意见和建议，向当地政府呼吁，向中央和人大反映情况，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不遗余力。其间，曾经担任中国科教导报社社长。
刘成栋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
1994年2月，他还出席清华大学举行的“刘达同志从事革命工作55年祝贺会”。同年4月28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