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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抗日战争时期党的活动
1932年，李泉山(字燕南，号砚田，河北省玉田县人)来巴彦，在县城南门开设崇仁私塾。李泉山是个具有爱国热情的旧知识分子，他的私塾也便成为青年聚集的场所。当时在北京、沈阳等地念书的巴彦籍学生王景云、王英贤、武斌、李廷槐、蒋基金(武、李、蒋均是共产党员)等人，借寒暑假之机，经常来崇仁私塾向学生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及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1932年李泉山的同乡，地下党员王少勋，因1929年参加党领导的唐山暴动，失败后为避开国民党特务的追捕，来到巴彦，组建了巴彦县委。王在李泉山的帮助下，在县城开了个“少勋诊所"(在现县医院路西)，以行医为掩护，发展党员，开展反满抗日宣传工作，领导群众进行抗日斗争，"少勋诊所"也就成为党的秘密活动场所了。
1932年清明节后，王少勋组织进步青年安克环(巴彦人，黑龙江大学副教授，离休)、柳振远(巴彦县城南柳家屯人)，王信义(字君侠，1931年哈尔滨三中毕业学生)等人，在东南隅花园内的孔庙大殿里举行秘密会议，内容是扩大抗日组织，发展人员，宣传抗日。这次会议后，又发展了在京读书的王英贤、王国璋和一个姓董的瓦匠参加地下党领导的反满抗日组织中来。他们除秘密集会外，还时常在大街小巷贴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之类的标语。
这期间，上级党组织也不断和县委取得联系，加强领导。1932年4月，满洲省委派交通员关子文(字君陶，解放后任北京二十九中学教导主任)以《哈尔滨新报》记者的身份，乘船来到巴彦，住在少勋诊所。关子文带来了满洲省委印刷(油印)的学习文件和用暗语写的指示信件。同年夏，王少勋又组织回乡度假的北京学生蒋基金、王国华、王国璋和王信义、柳振远、王英贤、安克环等人，在蒋基金家开秘密会议，讨论如何发动群众，搞枪枝弹药支援张甲洲抗日游击队的问题。会后，王国璋等人弄到三枝枪送到游击队(《安克环回忆录》)。
巴彦抗日游击队建立后，一方面受满洲省委的领导，主要是通过省委特派员吴福海联系，省委的指示也由吴传达(《吴福海回忆录》，吴现为上海市农牧局副局长)；一方面也受巴彦县委的领导。游击队组建者之一的张文藻就参加县委工作，地下党员武斌负责县委和游击队的联系工作。省委并派共产党员赵尚志(化名李玉才)任巴彦县抗日游击队的参谋长(《东北师大学报》1984年第六期"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9页)。1932年夏，巴彦抗日游击队西征途中，在庆城(今庆安县)县界召开游击队党的工作会议，把特支改为党支部，召开代表会选举支委。同时在各队建立士兵会，建立红军之友社，苏维埃之友社，还建立反日会等组织，加强士兵的政治思想教育，开展党的宣传工作。开始，士兵存在的农民意识，流寇思想很严重，自从开展党的工作，在各种进步组织的配合下，战斗力增强，完成许多战斗任务。游击队党组织也不断发展壮大，第一队发展党员20人，第二队发展10人，少年队发展10余人，加上教导队发展的，共有党员40多人。
1933年发生了巴彦中学学生反对学校当局强迫学生捐款办销费社的斗争，地下党员、中学教员武斌领导了这次罢课斗争。经过两天的学生罢课，迫使学校当局放弃了捐款办销费社的念头，斗争取得了胜利(《安克环回忆录》)。
石井贯一任伪巴彦县参事官后，更加紧了对巴彦人民的殖民统治。在任期间，训练了大批特务、警察，到处搜集反满抗日活动情报，追捕爱国人士，白色恐怖笼罩全县各地。为避免党的组织遭到破坏和不必要的牺牲，巴彦县委暂时停止工作。
1933年11月24日，恢复党的组织，成立巴彦县特别支部，特支由4人组成，继续领导反满抗日的斗争，因白色恐怖日趋严重，不久即停止活动。
1936年9月，汤原、珠河两个中心县委和抗联三、六军党委合组，成立北满临时省委，省委下设有哈东特委，哈尔滨特委。同年末，哈尔滨特委派共产党员冯立成、李兆麟(张寿钱)等人来巴彦做建党工作。先后发展党员8人，有王贯一、孙宪廷、姜殿举、赵洪富、曲云峰、赵洪顺、姜殿选、马子云。加上李廷槐、武斌、蒋基金，全县共有党员12人。1937年2月在姜家肉铺举行秘密会议，成立巴彦特别支部，受哈尔滨特委领导。支部成员8人，赵洪顺任支部书记，曲云峰(曲国恩)任组织委员，宣传委员为一农民。当时确定特支的工作方针是"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发展组织，扩大人员，争取民众，共同抗日"。为了便于开展工作，组织委员曲云峰兼任交通员，以锯锅匠身分做掩护，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党员马子云也任交通员，负责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络工作。李兆麟临离开巴彦之前，将地下党领导工作交由蒋基金负责，规定凡是上级党组织的信件、指示都由蒋基金负责拆阅、传达。
1937年4月15日，哈东特委宣传部长傅景勋被捕叛变，导致哈尔滨特委书记韩守奎、哈尔滨特委交通局主任桑如桂、宣传部长冯策安等先后被捕叛变。由于桑如桂的供认，4月23日正在哈尔滨一家旅店与上级党接头的巴彦特支交通员马子云被捕。5月20日日伪特务机关查抄了巴彦特支，赵洪顺、曲云峰、王贯一、姜殿选、孙宪廷、赵洪富、姜殿举7人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姜殿明、姜国海、姜国柱、姜国志、姜作民及李发、宋坤等人。三天后，把姜殿选、姜殿举、赵洪顺，曲云峰等押到哈尔滨，关进伪警务厅地下室里。虽经敌人的严刑拷打，刑讯逼供，他们始终没有泄漏党的机密。敌人在没有得到任何口供情况下，将姜殿举、姜殿选、曲云峰3人以“共产党嫌疑犯"释放，而特支书记赵洪顺则被敌人杀害在狱中。马子云被判处5年徒刑，经其岳父王芝顺花钱保释，改为监外执行。
(二)、解放后党的活动
1945年11月到1948年9月，党处于秘密活动时期。解放初，开展民运工作，安定社会秩序，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1945年11月召开公审大会，公开处决了伪满汉奸，协和会会长迟克勋。接着又做敌伪留用人员的思想工作，公开向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宣传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形势，安定人心，稳定社会秩序。1946年县委清除了以总务科长韩英为首的企图暴乱分子和侦破了国民党地下建军分子刘景山、国民党特务翁志超、沈绍启等为首制造的"五月反革命暴动"未遂案。在驻军三五九旅某部的配合下，开展了消灭国民党残匪和地方土匪武装，打击了敌人的反动气焰，巩固了新建立的人民民主政权。为取得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巴彦县委领导全县人民投入支援战争，解放全中国的洪流中来。从1945年解放到1947年冬土地改革运动基本结束，全县从翻身农民中动员3 500多名青年参军。三次动员1万余名民失组成担架队，投入解放战争，胜利地完成战勤任务，多次受到上级党委的表扬。在后方，全县广大妇女做军鞋、晒干菜、缝制棉衣，以实际行动支援解放战争。1946年中央颁发"五四"土地指示后，在全县积极开展减租减息，并以县委书记刘彦、县长王兴华为首带领土改工作队300人到西集、龙庙、天增、洼兴等4个区搞土改试点，1947年在全县普遍展开，并形成轰轰烈烈地土改运动高潮。县委、区委(当时称区农会)积极领导了这次运动，使土改运动取得了胜利。1948年春，开展平分土地，全县每个翻身农民平均分到土地五亩八分，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接着，县委又领导了大生产运动。鉴于翻身农民少畜没犋的情况，广泛开展换工插犋，全县组成5 109个换工插犋组，仅用两个月的时间，就种上了小麦1．97万垧，水田1 036垧，大田15．9万垧，开荒2 120垧，生产得到了初步的恢复和发展。
1950年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直接威胁我国领土安全。本县掀起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县委动员群众踊跃报名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出现了父送子、妻送夫、兄弟相争参军1 140起。县委还将报名参加志愿军人员组编成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27团，送往朝鲜前线打击美国侵略者。这一时期，县委的中心工作是发展生产，用实际行动支援抗美援朝。本年度工农业总产值达到4 547万元(折人民币)，比建国前提高9．4％。粮食总产量比建国前提高7．3％，交售征购粮1．15亿斤，比建国前增加1．8倍。同时，全县人民在县委领导下开展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为支援抗美援朝积累资金的爱国运动。在捐献飞机大炮活动中，全县工商业者及人民群众捐款15．6亿元(东北地方流通券)。相继县委又领导全县人民开展了镇压反革命和"三反、五反"运动，巩固了政权，保卫了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
1953年，经过土地改革和国民经济的恢复，我国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围绕党中央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展开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并将个体农业逐步引向互助合作道路，对资本主义经济实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1952年县委在全县1 342个常年互助组和542个临时互助组的基础上，按照"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在原十一区团结村和三区永常村试办两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3年12月县委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合作社在农村逐步发展，1954年春已成立209个，1955年春耕时全县已发展到609个，到年末则增加到872个。党的七届六中全会后，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在全县迅速发展起来，到1955年末，入社农户占全县总农户的50．2％。同年12月，县委派工作组到"五一社”搞转入高级社试点，到1956年2月全县共建成300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加入高级社的农户占总农户的98．7％。生产关系的变革也带来了生产的变化，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全县粮豆平均总产比建国初期提高10％，农业总产值比建国前增长60．1％。在开展农业互助合作的同时，县委又领导了对工业、手工业和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全县手工业者和私人工商业者实行公私合营和走向合作化道路。
然而，工作有成绩，也有失误。1957年县委贯彻了党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在党政机关及事业单位中开展整风运动，并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法，掀起4次鸣放高潮，提出各种意见8．2万条，写大字报2．16万张。在整风运动中又插上了一个"反右派"运动。由于"反右”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全县有167人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使他们蒙受不白之冤，长期受到委屈和压抑，不能在国家经济建设中发挥才能和作用。
1958年在党中央八大二次会议后，巴彦县的工农业生产出现了全面"跃进"局面。在工业生产上，不从实际出发，盲目办厂，突击办厂。仅1958年就办起各种工厂1 124个。这些工厂在缺乏设备，缺乏资金，缺乏技术的情况下，不到一年绝大多数都下马转产。本年冬，又在"大破条件论"，"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的违反科学的口号下，各机关、企业、学校都抽掉专人，"土法上马"搞起了小高炉、炼焦炭窑，开展大炼钢铁、焦炭的所谓群众运动，浪费了大量原煤、铁矿石。在农村，“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一哄而起，全县共建8个人民公社(经过多次调整，最终为27个)，参加公社的农户58 652户，占全县总农户的90．5％。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许多方面混淆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界限。大刮"共产风"，随意平调社员、生产队的劳力、畜力、资金、土地和财产，出现了否定集市贸易、否定商品生产、否定价值规律的错误，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在"大跃进"中，1958年10、11月份，农村组织社员，城镇组织机关干部、企事业单位职工和青年学生下乡搞土地深翻，有的用铁锹深挖二三尺，白天完不成任务，晚间还要挑灯夜战。由于把冷土层翻到上边来，又缺少肥料，第二年减了产。
在"大跃进"，共产风、浮夸风的左倾错误思想支配下，1958年10月，县委派五人参观团去河北省徐水县，河南省遂平县学习实行"供给制"的经验，企图往"共产主义"过渡。全县城乡社员把自家的房屋、柜箱、缸瓮、锅碗瓢盆无代价的献给公社。街道、单位、学校，农村公社管理区也办起了托儿所、全民食堂、幼儿园，实行"全民就业"、"全民供给制"。县委还由有关部门制定了一个不尊重事实的包括文教、卫生、生活福利在内的“四十化”规划，终因条件限制，没有实现。在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后，因“大跃进"带来的错误逐步得到纠正，工农业生产开始好转，1959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上升到7 557万元，比"大跃进"的1958年增长17％。粮豆总产量比1958年提高11％。
1960年到1962年，是摆在巴彦县人民面前自建国以来最困难的时期。由于连续自然灾害的影响及部分领导人在胜利面前产生的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主观意识和个人作用，使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在农业生产上单纯追求高估产、高征购，破坏了生产结构，使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损失，农业生产失调，产量下降。1961年粮食总产量比1960年减少2 298万斤，比1959年减少2亿斤，比建国初期还减少52万斤。人民生活极为困难，城镇居民口粮供应减少，农村社员缺粮情况十分严重，以豆毛、糠麸、野菜等代替粮食。副食品，其他消费品供应也极为紧张。这一时期，本县人民克服了最大困难，为国家做出了贡献，3年共向国家交售商品粮5．4亿斤。1962年县委认真贯彻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精神，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提倡实事求是，如实反映情况，说老实话，做老实人的作风。县委认真落实党的政策，再不搞高估产、高征购，全党一心，干群一致，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工农业生产情况有明显的好转，当年实现总产值5 931万元，比1961年增长5．5％，粮豆产量实现4．18亿斤，比1961年提高25．6％。而且轻工生产、市场物价、物资供应都好于困难时期的1961年，全县人民人心稳定，齐心协力进行经济建设。
在国民经济刚刚得到好转，全面经济建设开始走向正轨的时候，1964、1965两年县委又在"左"的错误思想支配下，在中共中央东北局、省委、哈尔滨市委的指导下，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称"四清"运动)，把"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为纲"做为运动的指导思想，搞不适当的扎根串连，强调反右倾，把应做为人民内部矛盾解决的人和事当做阶级斗争和敌我矛盾处理，扩大了打击面，伤害了一部分干部和群众，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
1966年3月，社教运动工作队还没全部撤离"阵地"，接踵而来的"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的灾难又落在了巴彦县人民头上。5月份报刊公开发表批判"三家村"的文章，本县也在文化艺术、教育、科技、卫生各界组织学习，批判"资产阶级文艺黑线"。紧接着巴彦一中、兴隆中学贴出了揪斗教师的大字报，一时恐怖气氛笼罩各校、围攻教师的所谓"革命行动"在各校展开，弄得教师人心惶惶，影响正常教学秩序。8月8日《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发表后，各种群众组织纷纷建立起来，停工停产停课"闹革命"，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造"当权派"的反，提出“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错误口号，凡是领导干部一律打倒靠边站。在哈尔滨军工学院、哈工大"造反派"的煽动下，全县揪斗当权派，游街成风。并在1967年1月发起"火烧县委、炮打司令部"夺权大会，接管了县党、政、财、文大权。在"文化大革命"的干扰下，全县一片内乱，破坏了正常的生产和工作秩序。3月27日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许多领导干部被结合进来，着手做恢复生产，稳定社会秩序工作。后虽又经过“一打三反"，批"右倾翻案风"等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但县委站在正确立场上积极领导全县人民排除干扰，奋发图强，发展生产．力争补救因内乱造成的损失。1970年新县委成立到1976年，本县工农业总产值逐年增加。1970年达到1．1亿元，比1966年增长35．6％，1976年上升到1．61亿元，比1966年增长98．5％，比1970年增长46％。农业生产发展也很快，1970年到1976年，各年的粮豆总产量都保持在6亿斤以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县委紧跟中央的部署，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认真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落实各项经济政策和一系列改革措施，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坚持开放、搞活，开展横向联系，把全县人民引向振兴经济的道路。为调动各方积极因素，1979年县委对在"反右"斗争中被错划的"右派"分子全部做了改正，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揪错斗的干部进行平反、恢复名誉；为地主、富农分子摘帽和给他们的子女改变成分，使他们在党的政策感召下努力工作，为经济建设积极做贡献。巴彦县委积极站在改革的前列，在农业、商业、地方工业中认真推行改革的政策。1979年以来，县委在总结经验教训，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大胆探索，逐步建立了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1980年试行联产计酬责任制，1982年有71％的生产队推行生产责任制，有部分公社、生产队将土地承包给个人。1983年实行包干包产到户，全县承包到户的生产队有1 716个，农户80 879户，各种专业户28 313户，各种专业屯81个。由于落实了生产责任制，农民的积极性空前高涨，粮食产量稳步上升，1984年为本县历史上最高水平，总产达到11．7亿斤，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提高27．2％，比1966年提高一倍。这一时期，县委重点抓了以法治国，向全县人民开展遵纪守法教育，社会秩序比较稳定。认真贯彻开放、搞活的政策后，市场繁荣，物价稳定，购销两旺。尊重知识，重用人才，认真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全县有298名知识分子担任副科级以上领导职务，有1 300人被授予各种技术职称，使他们在各项经济建设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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