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曾经是一座美丽、时尚、优雅的城市，由于她具有浓重的异域特色，人们常常以"东方莫斯科"、"东方小巴黎"来形容她的风采。哈尔滨作为城市的发展历程虽然只不过一百多年，城市的文化积淀远不如北京、西安、南京等那样的深厚，但却经历了与中国传统城市完全不同的、独特的发展道路，她那浓郁的欧陆色彩、宽容的政治氛围、便捷的水陆交通、遍布在城市各处的风格迥异的教堂[1]、国际化的商贸都市等等，都使之形成了自己的城市性格和风范。这其中，中国人、俄国人、美国人、日本人以及众多的外国人，都出于各自不同的目的在哈尔滨的历史上留下难以抹去的痕迹。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外籍人口在近代哈尔滨城市总人口中占有极高的比例：1918年为40.3%，1920年为47.5%，1923年竟超过当地中国人口达到51.7%。[2]由于各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宗教信仰、生活习惯极不相同，因此，他们都将自己的宗教和生活方式带入了哈尔滨这座新兴城市，形成了多种多样的在中外城市发展史上都可以称为罕见的人文景观。本文我们所要谈论的卡拉伊姆人就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中。
一、卡拉伊姆人历史探源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卡拉伊姆人或卡拉伊姆教是陌生与神秘的，因此，在我们进行正文之前，有必要对它的基本情况作一些概括的说明。卡拉伊姆人是一个奇特的民族，他在信仰、习俗等方面既有犹太人的特点，又与穆斯林有共同之处。他们是俄罗斯制表业和烟草业的先驱，100多年前在莫斯科创办了第一家制表厂和制烟厂；1945年苏联出兵中国东北时的重要将领马利诺夫斯基(Marashall Malinovskij，后为苏联元帅、国防部长)就是卡拉伊姆人；俄罗斯有声电影和电视的出现，卡拉伊姆人功不可没；美国动画电影协会主席拉尔夫·巴克什，也是出自此族[3]。在哈尔滨的地方文献之中，卡拉伊姆教（Karaim）是与卡拉伊姆人（Karaite）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对于卡拉伊姆人或卡拉伊姆教的起源问题，我们则要追溯到犹太教的卡拉派产生的历史之中，因为卡拉伊姆人的形成与犹太人一直存在的对犹太教的两种不同的理解倾向有关：一种意见认为犹太教是一种生动的、有机的传统，虽然在不断地成长和发展，但本质永远是相同的，这一派思想的代表是每一个时代的拉比；另一种意见认为犹太教是固定的、不变的，最终只能体现在特定的律法大全中。在第二圣殿时期，前一种观点以法利赛人为代表，他们是拉比犹太教的先驱；后一种是撒都该派的主张，卡拉派的形成与此派存在一定联系。圣殿被毁后，撒都该派失去了独立存在的条件，但他们所代表的思潮并没有消失。767年，犹太人被阿拉伯人征服后，在继承流亡领袖（the exilarch of the Jews）地位过程中，失去希望的候选人安南·本·大卫（Anan ben David）领导自己的群体来对抗他的反对派。他拒绝犹太经典《塔木德》（口传律法或讲解犹太教律法的著作，在犹太教传统中的地位仅次于《圣经》-笔者注），否认犹太口传律法、习惯传统的重要性。只承认《圣经》（Mika）的权威性，因此他的信徒被称为"B'ne Mikra"（恪守经文主义者），即"卡拉派"（Karay，在希伯语中有"诵读"之意），而他们的对立派则得到了"拉比派"（Rabbanites）的称号[4]。也可以说，卡拉派是作为拉比犹太教的反对派出现的。卡拉派严格要求按字面解释《圣经》，强调"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申命记4:2)安南·本·大卫有句名言："穷究《托拉》，毋靠我见。"[5]意思是说，不要依靠自己的意见，《圣经》中包含了一切律法，一切都可以通过精心研究托拉而得到答案，提出了"回到《圣经》的口号"。对于日常生活，卡拉派也有着与拉比犹太教的许多不同之处："它几乎禁吃任何的肉类；安息日一律不准点灯或举火；病人请医生被认为是一种不恭；另外，还采用了上百种其他几乎难以实行的限制，而所有这些条条都是以《圣经》作为根据的"[6]之所以不食肉类，是因为肉食与圣殿和献祭联系在一起。在祈祷方面也与拉比犹太教不同，主张代之以颂读《圣经》中的《诗篇》和其他章句，"宗教简单，不常用诗歌，但大量使用经文"[7]。卡拉派作为一种拉比犹太教的反动兴起于巴比伦，其黄金时期在10-11世纪的巴勒斯坦。大卫去世后，著名的卡拉派领袖有阿里（Yafet ben Ali）、那哈文迪（Benjamin ben Moses Nahavendi），等等。巴勒斯坦的卡拉派曾向其它卡拉派社区发出呼吁，要求每个社区推举5名代表来巴勒斯坦居住，从而最终建立了有一定规模的卡拉派社区。卡拉派的观点直到拉比派的一个伟大的高昂（geoinm,犹大亡国后，巴比伦的犹太经学院的院长，他们有着几乎等同于犹太流亡政治领袖的地位）－萨阿迪（Saadiah ben Joseph，882－942）出现才被驳倒。在犹太的历史上，萨阿迪第一次把犹太教传统系统地置于一种理性的而不是随心所欲的基础之上。10世纪，埃及、北非、巴比伦尼亚、波斯和以色地区的一些犹太人开始奉行卡拉派的犹太教。16世纪后，这个派别逐渐衰败，现在卡拉派或卡拉伊姆人的人数极少(对于卡拉派现在的人数问题，学者们的看法并一致[8])。有一点十分重要，但常常被学者们所忽视，即有两种不同的人群都称他们自己为卡拉伊姆人（Karaite），一是包括生活在伊朗、埃及、以色列和美国的卡拉伊姆犹太人（Karaite Jews）。还有一部分人也称自己为卡拉伊姆人，这些人生活在东欧的克里米亚岛的卡拉伊姆人（Karaylar-Karaites），Karaylar 也是他们的自我称谓[9]。两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前者可以称为犹太教中的一个异端，而后者则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宗教。在人种学上，前者不属于独立的人种（其中有犹太人，也有非犹太人），而后者却是一个独立的人种。在宗教上，后者与犹太教只承认塔纳赫（Tanach 或Old Testament）所提到的先不同，他们将耶稣与穆罕默德都称为先知，这一点也是他们受到伊斯兰教强烈影响的表现形式之一。现在的卡拉伊姆人对于卡拉伊姆教与犹太教的关系问题的态度是，他们认为该教乃是一种独立的宗教，甚至认为卡拉伊姆教与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具有相当的地位。哈尔滨的卡拉伊姆人指的是后者（Karaylar），与前者（Karaite Jews）无关。卡拉伊姆人与犹太人的区别还可以从他们的房屋上分辨出来：卡拉伊姆人的房屋门口都摆着一个小匣子，里面放着《摩西五经》里的几首诗作，犹太人无此习俗。卡拉伊姆人有自己的节日，他们只庆祝在《圣经》里有记载的那些日子。卡拉伊姆人的饮食和习俗是鞑靼式的：他们的房子跟穆斯林的一样，男女分开住，各占一半；在习统上习俗上，安南带头废除4世纪中叶以来一直沿用的犹太历法，重新使用根据对月亮和农业现象的观察确定的古老历法，改革拉比犹太教制定的有安息日、节日、婚姻法和禁食等方面的规定。如重新规定所有节日都必须固定在犹太历的某一日期，连犹太新年也不例外；七七节定在星期日，不庆祝哈努卡节；普珥节只在第一个阿达月庆祝；犹太新年不吹羊角号；住棚节不使用卢拉夫束等。在饮食方面，卡拉派严格遵守礼仪屠宰，绝对禁止食用《圣经》上规定不得食用动物的肉；只要是来自不同动物，允许肉与奶一道吃。卡拉派的会堂不备座椅，教徒进入前要脱鞋，但无须佩戴经匣。在安息日到来时就熄灭灯火，在寒冷和黑暗中度过安息日。由于不同的婚姻法，卡拉派信徒不能与拉比犹太教信徒通婚。克里米亚羊肉馅饼是鞑靼人和卡拉伊姆人的传统美食。
在历史上，由于卡拉伊姆人只忠于《圣经》，这正好又符合基督教的信仰，因此，他们的处境比犹太人要好。18世纪末，俄国统治者叶卡捷琳娜二世免去了他们的双重赋税，同时给予一系列优待，条件是不许接纳正统的犹太人。1840年，卡拉伊姆人更是获得了与穆斯林同等的地位，有着独立的宗教活动场所。他们有两个主教区-菲多塞（Feodosiya）和特凯基（Troki），主教区的领袖称为哈克哈姆（hakham）。哈克哈姆并不是神职人员，他们是由所有的卡拉伊姆人社区代表选举产生的，每一个卡拉伊姆人的社区也都选举他们的神职人员哈赞（hazzan），哈赞是哈克哈姆的助手。1852年，卡拉伊姆人居住范围的限制被取消。1863年，他们获得了与俄罗斯其他民族完全平等的权利。二战前，卡拉伊姆人就宣称自己不是犹太人，而是突厥人（Tataric-Turkic）的后裔，并且这种观点得到了人类学家的支持，因此，在希特勒屠犹过程中得以幸免。19世纪30年代，克里米亚的卡拉伊姆人移居到俄国南部的大城市，在20世纪，卡拉伊姆人分布在俄国的各个地方，绝大部集中于工业和贸易领域。20世纪50年代他们主要生活在克里米亚、波兰、立陶宛等社区[10]。
卡拉派提出"回到《圣经》"的口号，促进了人们对于《圣经》的研读，最终导致了马索拉权威《圣经》文本的确立，使《圣经》中每个字的拼写、读音，以及各章各节用什么声调诵读都有章可循，避免了有可能发生的《圣经》文本混乱现象的出现。
二、卡拉伊姆人在哈尔滨生活的基本情况
作为这样一个奇特、神秘、人口稀少的民族，为什么要来到万里之遥的哈尔滨，他们在哈尔滨又是如何生活的，对这座年轻城市的发展的贡献又是什么呢？
1、卡拉伊姆人来哈尔滨的原因及其代表人物。作为俄国或东欧国家的公民，卡拉伊姆人来到哈尔滨的原因与近代大量来到哈尔滨的俄国移民相似。首先是随着1896年中东铁路的建设和开通所带来的巨大商机，一批又一批的俄国人、波兰人、其它国家的外国人来到哈尔滨。其次是1904－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有大量的俄国士兵滞留在哈尔滨，这其中包括了大量的犹太人和其它宗教的信仰者；再次，1917年十月革命后，更大规模的俄国人作为敌视苏俄政权的"流亡者"来到哈尔滨，这一巨大浪潮之中就有卡拉伊姆人的身影。
这里，我们要重点介绍卡拉伊姆人在哈尔滨的最著名代表老巴夺家族的一些情况。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伊利·老巴夺（Ilya Lopato）和其弟亚伯拉罕·老巴夺（Abraham Lopato）兄弟随着大批外侨来到哈尔滨经商，开始了他们在哈尔滨三十余年的烟草生涯。伊利亚·阿罗维奇·老巴夺出生于1874年立陶宛克里米亚地区（Crimean）特罗基市（Troki），波兰籍卡拉伊姆（Karaite）族，并非犹太人，因此，哈尔滨市地方志上所谓老巴夺是"波兰籍犹太人" [11]的说法并不准确。当时，哈尔滨的外籍员工有吸食木斯斗克（烟斗）及大白杆烟的嗜好，老巴夺兄弟便抓住这一机遇，发挥卡拉伊姆人在制烟业的传统优势，从俄罗斯长途返运烟丝和大白杆烟。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他们创办手工作坊，工厂的工人由七、八名逐渐增到几十人而后七八百人，由一个小小的手工作坊逐步发展壮大起来。民国六年（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远东地区烟草供应紧张，英美烟草公司抓住这一机遇，决定扩建英商老巴夺父子烟草公司。民国九年（1920年），在哈尔滨南岗山街（现一曼街65号）选定新厂址动工兴建，占地面积为18447平方米（1920年，老巴夺父子公司在英美烟公司分担的出资金额是300万美元）。经过三年建设，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建成四层楼厂房，职工千余人，年产卷烟1万余箱。产品不仅供应东三省，而且还销往苏俄远东等地。此时的英商老巴夺父子烟草公司是东三省唯一的拥有先进机械的大型卷烟厂。老巴夺烟草公司经过历史的几度兴衰起落，1930年巴夺兄弟去了巴黎，加入了法国国籍[12]。1934年，老巴夺（I.Lopato）在巴黎去逝，终年60岁。根据他的愿望，在其许多卡拉伊姆亲友们的参加下，他的骨灰被送到他的故乡立陶宛的特罗基，永远长眠于自己想念的故乡。[13]在此之前，对于自己辛辛苦苦所创下的卷烟厂这份产业，老巴夺先也有自己的安排：他把自己的儿子小老巴夺（M.Lopato）送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专攻烟草专业，后来回到中国子承父业，担任老巴夺烟厂总办，老巴夺烟厂更名为老巴夺父子烟草有限公司。1945年日本投降后，老巴夺烟草公司原名得到恢复，小老巴夺也又回到厂里，同年，8月27日开始生产。1950年7月，小老巴夺离开哈尔滨经天津去香港，1951年1月赴美国定居。建国后，老巴夺烟草公司于1952年被收归国有，后更名为"国营哈尔滨卷烟厂"。到2005年，哈尔滨卷烟厂生产规模将达到40万箱，利税总额将达到8亿元人民币。此外，老巴夺原来在哈尔滨的住宅（现南岗区鞍山街23号-抗日老战士陈雷、李敏同志住处）现在仍然保存完好。
2、一个仍然健在的哈尔滨卡拉伊姆人。拉沃瑞博士（Dr.Leonid M.Lavrin）1906年出生于哈尔滨，父亲母亲都是卡拉伊姆人（由于拉沃瑞的家族与老巴夺的家族有亲属关系，所有他的父亲曾住在现鞍山街23号为老巴夺服务过），他曾经在哈尔滨基督教青年学校读书（其现址紧邻哈尔滨南岗区花园小学），10岁时离开哈尔滨，随同其祖父移居青岛，其祖父在青岛拥有一个葡萄酒厂，后来在上海进入基督教会的所震旦大学医学系（现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前身），在上海和法国攻读博士学位，6年后获震旦大学医学博士学位。他的妻子原来是一个哈尔滨俄罗斯东正教信徒。他现居奥大利亚悉尼市，拥有一个个体疹所，是治疗癌症方面的专家。业余时间在一个宣传卡拉伊姆人的历史和文化的网站上作一些翻译工作。
他对哈尔滨的记忆很深，他说他的家曾在通江街与中医街附近，他的叔叔有一个非常大的房子，笔者也随同他寻找此房，但已经被拆除（拉沃瑞曾得非常失望）。据他说，他的家庭在哈尔滨有着不错的经济条件，正因为他家比较有钱，当年中东铁路局长霍尔瓦特为了组建反苏军队，曾在哈尔滨俄侨中强行征兵时，他家以几匹马作为代价而没有人员应征。当笔者问及他，为什么要离开哈尔滨时，他说是要逃避征兵。拉沃瑞对于当时的军阀张宗昌的事情非常感兴趣，曾向笔者反复问寻张宗昌及他的白俄军队，并且想知道这支军队中的一些白俄指挥官的情况，但没有得到这方面的详细资料。后来，他曾告诉笔者，他的祖父祖母曾经在哈尔滨帮助过负伤在身的张宗昌。拉沃瑞博士还告诉笔者，他在20岁左右的时候，曾经是一个妥斯托耶夫主义者（俄国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著有《卡拉马佐夫兄弟》等）；35岁左右时，曾信仰马克思主义；现在是一个无神论者。50年代早期，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攻打台湾时，为解放军作为医疗方面的服务。2006年7月，拉沃瑞由其二女儿陪同回到了阔别70年的哈尔滨旅游观光。让笔者感到吃惊的是，拉沃瑞一家全部喜欢吃猪肉。据他说，在哈尔滨卡拉伊姆人的安息日，主要是大家相聚在一起吃一些美食，当问及是否有宗教内容时，他的回答是否定的（笔者猜想，这一点也可能与拉沃瑞当是还只是一个孩子有关）。后来，他告诉笔者，《哈尔滨旧影》（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第82页）上的一幅照片（此照片也在很多反映哈尔滨俄侨生活的图书、画册中出现过，如石方等著的《哈尔滨俄侨史》等）："俄侨选美比赛的优胜者"中间者的右手边站着的那个美女，是卡拉伊姆人（他的姑姑\姨妈，她的名字是瑞娜达·拉沃瑞沃特克\Zinaida Lavrinvoitch）。他对日本人的印象非常不好，完全可以用"仇恨"两个字来形容。2006年，笔者曾与哈尔滨师范大学姜玉洪教授陪同他专程去参观了日本人当年在哈尔滨的人体细菌基地，即臭名昭著的"731部队"，他竟然会用哈尔滨本地人的"国骂"来表达他对日本人的态度。
3、卡拉伊姆人在哈尔滨的墓地。20世纪初，随着中东铁路的开始建设，外国人（俄国人占大多数）大批迁入黑龙江地区，与此同时，东正教、天主教、基督教新教等亦进入哈尔滨，此后不久，就在哈尔滨市及中东铁路沿线各地出现了许多外国人的墓地。值得注意的是，黑龙江省境内的外国人墓地所埋葬死者的方式，除日本人、朝鲜人（朝鲜人墓早已废弃）是按国籍埋葬的以外，其余基本上是按照死者生前所信仰的宗教来分类埋葬的。外国人较集中的地方，如绥芬河、横道河子、亚布力、安达等地，几乎都有外国人墓地。光绪二十八年（1902）许多人死于当时流行的霍乱，在这种情况下，中东铁路局在东正教墓地一隅（现哈尔滨文化园）开辟了天主教墓地。光绪三十三年（1907）以后，又开辟了许多不同教派的墓地，统称为天主教联合墓地，它包括天主教墓地、莫洛干教墓地、卡拉伊姆教墓地、鞑靼人墓地等。虽称"联合墓地"，但仍由各派自己管理自己的墓地。40年代后，天主教联合墓地，除去天主教墓地仍有一俄籍老妇人代管以外，其它墓地处于一种无人管理的状态。虽然经过许多变迁，但截至1958年5月，哈尔滨市区内，仍有外国人墓地4处，共埋葬外国死者5.2万多，占地40多万平方米。[14]正是在这一年（1958年）哈尔滨政府依据城市发展，需要将这些处于城市中的墓地迁移到郊区，市政府对此时的天主教联合墓地的灵墓的数字统计是："该墓地同共有外侨墓2104个，按教派分，天主教1298个、莫洛干教151个、基督教信义宗（巴基斯特派）42个、基督教安息日宗92个，卡拉伊姆教41个、鞑靼教480个"[15]。在当年哈尔滨市政府有关外侨迁墓的档案中，我们没有发现卡拉伊姆人的墓地像犹太人或东正教徒的灵墓一样被迁移至市郊的皇山新墓地的记载[16]，因此，可以推断此时哈尔滨已经没有多少卡拉伊姆人了（拉沃瑞告诉笔者，1965时，他的叔叔还生活在哈尔滨）。
4、卡拉伊姆人的宗教活动场所及其它情况。卡拉伊姆人将自己的宗教活动场所称为凯纳撒（Kenesa），其名称不同于犹太人的宗教活动场所-会堂（synagogue）。哈尔滨的卡拉伊姆人最初的宗教活动场所是租用鞑靼人的清真寺（Tartar mosque），其地址是始建于1905的外侨伊斯兰寺院（在今天的哈尔滨道里区通江街江85号，现仍保存完好）。后来的宗教仪式在私人的住宅中进行，有时会有80－90人参加。卡拉伊姆人进入教堂前要在里头洗脚，鞋子一定要在入口处脱掉，他们的这个习俗和穆斯林差不多。后来卡拉伊姆人有了自己的宗教场, 据相关档案记载："喀拉伊木教亦为犹太教的一派，教会建于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地址在哈尔滨道里商务街（今上游街）。最后负责人为波籍侨民老巴夺，参加此一教派的教徒人数极少。波兰籍犹太人老巴夺是这一教会的主要支持者，后关闭。"[17]这一教堂更为确切的位置应该是道里区上游街68号[18]，此栋建筑已经不复存在 （根据拉沃瑞的回忆，它是一栋较大的平房）。
像犹太人一样，哈尔滨的卡拉伊姆人有着自己独立的社区管理机构，其名称叫作占塔（Junta），它是选举产生的。他们的宗教领袖相当于神甫或毛拉，被称为哈赞（Hazzan），所有的宗教仪式都由哈赞负责执行（包括葬礼）。哈赞也签署一些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如出生证明、死亡证明、结婚证明等，这些文件最终都会被俄国当局、中国当地政府、伪满洲国和国民党政府承认其合法性。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与当时哈尔滨特殊的城市管理体制有直接关系，因为从1898年哈尔滨开始形成到1932年日军占领哈尔滨的32年期间，哈尔滨一直缺乏一个统一、有效的行政管理中枢，没有形成健全的城市控制系统，整个城市处于局部有序而整体混乱的状态之中。"中东铁路局"（1898）、"哈尔滨城市公共管理委员会"（1903）、"哈尔滨城市自治公议会"（1907）先后把持着大部分的城市管理权。"城中之城，国中之国"的情况是近代中国租界地写照，更是外国人在近代哈尔滨生活社区的写照。
卡拉伊姆人的工厂，除著名的老巴夺烟草公司以外，"老巴夺兄弟商会"也应该是卡拉伊姆人在哈尔滨的企业之一（这一点得到了拉沃瑞博士的证实）。据《黑龙江省志·烟草志》记载，老巴夺兄弟商会的"厂址在哈尔滨道里外国三道街，商会与老巴夺股份有限公司没有直接关系，无机械设备，实际是家庭手工作坊，从哈市购入原料，制造少量手工烟卷，主要是贩卖英美烟公司制品，如'阿达'、'安古特'等。该商会在中央大街、市场街设点，年销售额约10－15万元。"[19]
三、卡拉伊姆人的人数、同传统意义上哈尔滨犹太人的关系
卡拉伊姆人总人口数量非常少，他们在哈尔滨存在的情况也多不被人所知，有关他们生活在此的资料则更加少得可怜，我们在期待更多的资料出现的同时，还是可以对这个群体在哈尔滨的情况作出一些的推论与分析：
1、哈尔滨卡拉伊姆人的人数问题。我们现在能够确定的可靠的资料是，卡拉伊姆人在哈尔滨有过一个教堂、存在过一个墓地、有一个重要的代表人物、有散居在世界各地的当年卡拉伊姆人或其后代的回忆，这些证据的存在完全可以证明卡拉伊姆人团体的存在，但是还无法提供一个较为确切的人数。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试图通过卡拉伊姆人与哈尔滨犹太人的死亡率的相相似关系作出一些推断。我们认为哈尔滨犹太人作为一个特殊外来群体，他们的墓地与最高人数之间存在一个相对固定的比例关系。由于1958年哈尔滨市政府动迁天主教联合墓地、犹太墓地时所得到的卡拉伊姆人、犹太人的墓地数目（哈尔滨的犹太人墓地于1958年开始迁往皇山新墓地时的统计，共有坟墓3173个[20]）非常确切，又由于犹太人与卡拉伊姆人来到与离开哈尔滨的时间具有一定可比性、他们在哈尔滨所生活的环境具有相似性。从19世纪最后的几年到1963年犹太教老会堂关闭，犹太人社区在哈尔滨存在了60多年，他们在哈尔滨留下了大量犹太人活动的遗迹。但是对于犹太人在哈尔滨的最高人数问题，由于当时复杂的历史原因，学者们的意见也并不统一。笔者认为从哈尔滨犹太人在20、30年代的前后变化来看，1920年时达到1200－13000人这一数字比较可信（不包括1920年以哈尔滨为中转站，去往其它各地的1万名左右的犹太人）。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与哈尔滨卡拉伊姆人情况极为相似的哈尔滨犹太人的死亡率（4：1左右），据此，我们推断卡拉伊姆人在哈尔滨的最高人数应在160左右，同时考虑到从20世纪40年代到1958年政府迁坟之间的十几年时间之中，因无人看管所导致的卡拉伊姆人的墓地长期荒芜、破损情况的存在，因此可以进一步得出卡拉伊姆人的最高峰时期的人口数量可以再向上适当浮动（拉沃瑞对卡拉伊姆人最高时的人数认可数有是120人左右）。
2、卡拉伊姆人与哈尔滨其它宗教的关系问题。首先，卡拉伊姆人与我们通常意义上的哈尔滨犹太人完全不同，它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和宗教团体。哈尔滨至今东亚地区保存最为完好的犹太墓地，但卡拉伊姆人的墓地却与哈尔滨犹太人的墓地截然分开，可见二者之具有本质的区别。作为卡拉伊姆人杰出代表的老巴夺在哈尔滨的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但他的名字并没有出现有哈尔滨犹太人的公会、协会、团体之中，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卡拉伊姆人与犹太人的区别。同时，我们也没有发现两者之间存在互不相容的敌对情绪。根据健在的哈尔滨犹太人，如T·考夫曼和健在的哈尔滨卡拉伊姆人拉沃瑞的回忆，也能够印证我们结论的正确性。此外，卡拉伊姆人与俄国东正教徒和俄国伊斯兰教徒有着良好的关系。由于历史原因，卡拉伊姆人与俄国当局的联系较为良好，生活在哈尔滨的卡拉伊姆人也保持了这一特点，如哈尔滨卷烟厂创始人伊利奥·阿罗维奇·老巴夺（EA.Lopator）的儿媳娜塔丽·威尔逊（Natalia.Wilson）就是一个东正教徒（她后来去加拿大，退休前是加拿大阿尔伯塔\Alberta大学的语言文学教授，并于2002年9月23日回到哈尔滨寻根）。卡拉伊姆人的孩子一般去俄文学校读书也是两者关系良好的说明。卡们伊姆人与哈尔滨的俄国伊斯兰教徒也有着良好的关系，除他们自称为突厥人的后裔以外，最为明显的证据就是他们曾租用鞑靼清真寺的一部分作为自己的宗教活动场所。
3、卡拉伊姆人对于哈尔滨文化史的意义。卡拉伊姆人在哈尔滨生活历程，不仅更加有力的证明外来文化对于哈尔滨这座新兴城市的影响，而且对丰富这座"教堂之城"的宗教文化底蕴有着不可取代的重要地位。
作为存在人数极少的卡拉伊姆人，他们教堂、墓地的存在足已证明哈尔滨为他们提供过休养生息的场所，他们对哈尔滨这块土地有着深深的依恋，亲切地称我们这些现在生活在哈尔滨的人为"老乡"。这些资料虽然还不算非常系统、完整，但它仍对于我们了解这个神秘的民族具有一定意义。
注释：
[1]《哈尔滨市志·外事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第30页，第66－75页。
[2] 满铁经济调查会编：《哈尔滨都市建设方案》第20编，第4卷，第41－42页。
[3] 参见卢涛编译：《最后的卡拉伊姆人》，载于《世界博览》2002年 第8期。
[4] 参见 David J.Goldberg and John D.Rayner:The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 Penguin Group ,London,1987.pp.94－95.
[5] Philip Birnbaum:A Book of Jewish Concepts,Hebrew Publishing Co.,New York 1964,P.647.
[6] 塞西尔·罗斯：《简明犹太民族史》，黄福武、王丽丽等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4，第182页。
[7]《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第4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第526页。
[8] 参见傅有德：《犹太教》，载于张志刚主编：《宗教研究指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83页。 Tapani Harviainen: Signs of New Life in Karaim Communities, Ethnic encounter and culture change , Bergen/London 1997, 72-83. 《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第4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第526页。
[9] 参见A. Zajaczkowski, Karaims in Poland: History, Language, Folklore, Science, Warsaw 1961，p.11.
[10] David J.Goldberg and John D.Rayner:The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Penguin Group,London,1987,p.95.
[11] 哈尔滨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哈尔滨市志·外事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第50页。
[12] 参见纪凤辉：《哈尔滨寻根》，哈尔滨出版社，1996，第216－218页。
[13] 参见张铁江：《揭开哈尔滨犹太人历史之谜》，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第110－111页。
[14] 参见《黑龙江省志·外事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第183页。
[15] 哈尔滨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哈尔滨市志·外事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第104页。
[16] 参见哈尔滨市档案馆D022－001－0060号。
[17] 黑龙江省档案馆158－1－21号。
[18] 《黑龙江省外事志资料汇编》第5册，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外事志办公室，1990，第95页。
[19] 《黑龙江省志·烟草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第89页。
[20] 黑龙江省档案馆158-2-649号附件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