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时间逝去了半个世纪，但烙在历史上的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掠夺经济、搜刮民财的罪行印记，却永远不能抹煞掉。
一、垄断产业资本
日本军事占领东北以后，其资本越来越多地渗入到东北经济的各个部门，尤其是重要产业。1930年，世界各国对东北的投资总额为23亿元，其中，日本资本独占鳌头，达17亿元，占76％。日本投资中一半以上是国家资本，投向铁路、矿山等重要部门，其余的是财阀资本，大都投向流通领域，其中投入东北金融业的资本2亿元以上。"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更加紧对东北投资，大量投资于经济要害部门，掠夺资源的铁路、矿山、冶炼、采伐等重要产业，统制和垄断物资的专业特殊公司和准特殊公司等。有的对中国民族企业参股、兼并或用不平等竞争挤垮中国民族资本，致使日本资本在东北经济各部类资本中古有绝对优势的比重，几乎完全控制了东北经济的命脉。
1939年，伪满洲国有1324家股份公司，资本总额41．06亿元。其中。日本资本就有1086家，资本23．42亿元，占58％，而伪满洲国的"国家资本"只有82家，资本16．46亿元，仅占40％，中国民间资本144家，资本只有5700万元，占1％。
1942年，伪满洲国内民营(私营)公司的资本总额24．74亿元。其中，日本私人资本即达24亿元，占97％，中国私人资本仅有1486万元，只占3％。私营工业公司资本总额16．15亿元中，日本私人资本15．48亿元，占95．8％，中国私人资本仅6700万元，占4．2％。私营矿业公司资本总额7．3亿元，其中，耳本私人资本7．2698亿元，占99．6％，中国私人资本302万元，占0．4％。私营交通业公司资本总额1．28亿元，其中，日本私人资本1．2324亿元，占96．3％，中国私人资本476万元，占3．7％。在统制重要产业的特殊公司和准特殊公司资本中，日本资本更占绝对垄断地位。
1945年，伪满洲国全部特殊公司和准特殊公司，实缴资本总额37．91亿元，其中，日本政府资本和私人资本共占80．7％，伪满政府资本占19％，中国私人资本只占O．3％。在工业特殊公司和准特殊公司资本总额中，日本政府资本和私人资本共占62．5％。矿业特殊公司和准特殊公司资本总额中，日本政府资本和私人资本共占83．7％。交通业特殊公司和准特殊公司资本总额中，日本政府资本加私人资本共占92．8％。
不难看出，在中国的国土内中国人无权开发自己的经济，从重要产业到各经济部门，几乎完全被日本所垄断，完全主宰了东北的经济命脉。
二、掠夺物资资源
日本夺取东北经济命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掠夺东北丰寓的物资资源，以供其扩大侵华战争和日本国内的需要。1936年，第一次产业五年计划确定，生产生铁450万吨，超过当年生产能力的43倍，生产钢锭316万吨，超过4．4铸，生产煤炭3_110万元，超过1．6倍；生产挥发油174万公升，超过1．1倍；生产铝3万吨，超过6．5倍。增加这些战略物资生产，四年需要增加投资52．5亿元；平均每年13亿元，而1937年伪满币发行额只有3．29亿元，财政预算的岁出额只有5．86亿元。显而易见，大量投资还是来源予日本，扩大了日本资本在东北产业资本的比重，既控制了东北经济，又满足了日本掠夺重要战略物资的需要。当年就向日本运送生铁152．2万吨，钢锭112万吨，煤炭300万吨，挥发油1,45万公升，铝11625吨。
日本掠夺中国农民的粮食，更加穷凶极恶。由于日本压榨东北农民，粮食产量多年徘徊。日本则采取"绝对优先地确保军需和对日本输出"的政策，一方面通过粮谷统制，对居民压低标准，限量配给，一方面对农民无限度地榨取粮食。1938年，敕令公布《米谷管理法》、《满洲粮谷股份公司法》，规定粮食购销、加工均由伪满政府控制，稻谷高梁、高梁米、苞米、谷子、小米、高梁面、高梁糠、苞米面、大豆、苏子、大麻籽、小麻籽等等统由满洲粮谷公司统制。接着，又由严格统制粮食购销，变为对农民强制收购的"粮食出荷"，由日伪政府以"决战下绝对需要之(粮食)数量"为基础，层层摊派到省、市县、街村，强制农民签订契约，规定最高出荷量，秋天不管丰欠、有无灾害、收成如何，强迫农民按契约规定数量售粮。说是售粮，但收购价低得可怜，而且又要给不兑现、不流通的储蓄券顶钱，实际与强征白要无异。各地由省、县军警政要组成"搜荷督励本部"，出动"出荷督励班"收粮、催粮、逼粮、搜粮，查隐藏粮、私贩私运粮，对隐藏不交的农民，则妄加罪名，从严处办。1942年，伪方正县长公然发布命令："凡私藏粮食者，一律与暗藏子弹一样论罪。"林甸县没有完成"出荷"量，日本人副县长带领军警下乡，挨村挨户翻箱倒柜、搜索粮谷，无端毒打农民，焚烧民房。日伪地方官员为多搜刮粮食，邀功请赏，还层层加码，嫁灾难于农民。1943年，伪吉林省长、次长，竟以"报恩出荷"名义，在完成规定的出荷量外，强制向农民摊派，额外多出荷30万吨。
1940年，伪满洲国粮食总产量1802万吨，出荷量492万吨，占26．4％，以后几年产量徘徊不前，出荷量却年年增加。1941年出荷量549万吨，占当年产量的30％；1942年出荷量增到644万吨，占当年产量的36．5％；1943年出荷量再增到767万吨，占当年产量40％，1944年出荷量又提到379万吨，占当年产量的45．5％。而有的地区出荷比重更高，1943年吉林省舒兰县，出荷量占产量的50％。北安省出荷量占产量占53．5％。
东北农民生产的粮食，几乎一半被强迫出荷，等于白白交出，剩下的一半还要缴租、纳税、种籽、饲料，自食粮就寥寥无几了，如再遇灾荒，境况就更惨。1942年，北安省望奎县因食粮奇缺，5月10-20日，山头村有5户人家30多人自杀。1943年6月，拜泉县各地遭受雹灾水害，农产物减产三成，仍按摊派量强迫出荷粮食114．968万吨，农民不得不把口粮、饲料、种籽都交出去。
三、排挤、扼杀中国民族工商业
东北具有代表性的民族工商业主要是农产品加工和交易业。由于帝国主义侵略，世界经济危机的打击，特别是日本伴随着政治强权的经济势力的竞争和排挤，再加上扩大战争实行战时体制，经济统制，东北民族工商业更加趋向衰落。
东北榨油业比较发达，光哈尔滨1934年就有油坊39家。日本依靠其控制的满铁运输机构，运用运费政策，将大豆的加工业、交易业，向南吸引到日本的"关东州"大连。一批日本资本的大型油坊在大连发展起来，而民族资本集中的哈尔滨、营口油坊业急剧衰落。1935年，哈尔滨油坊倒闭22家，只剩17家。
东北的面粉工业，产品曾垄断东北市场，并销往关内，远销欧洲。由于美国、加拿大、日本面粉大量倾销，民族面粉工业日渐衰落。1930年东北北部地区面粉产量21万吨，1933年下降到14．6万吨，而进入东北的外国面粉由20．6万吨增至50．6万吨。其中日本面粉由3万吨增至28．1万吨。其后，日伪对小麦、面粉加工实行统制，迫使东北面粉加工业停产半停产。到1943年，东北面粉产量仅达到生产能力的42．4％，面粉工业奄奄一息。
东北的金融业。外国银行、中国国家银行，官僚资本银行、民营银行、钱庄等曾盛极一时。"九·一八"事变后，伪政府公布《银行法》，对银行强行整顿，限令于次年6月以前申请登记、发股，方准继续营业。当年申请登记的银行、钱庄169家，只发照88家，并强令一年之内改组为股份公司，资本不足10万元，实缴资本不足半数的不准营业，又因此被吊销执照27家，只剩61家。1938年，伪政府公布新《银行法》，限定银行为股份组织，资本限为最低50万元，在哈尔滨、沈阳、长春设总分行的资本必须在100万元以上。这样，多数银行不得不被迫停业。少数银行被迫接受日本资本的渗入。对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在东北的分支机构，则强令其与总行断绝，并在新京(长春)重设总行或总管理处，否则关闭。1941年，公布《金融机构稀密调整纲要》，对"业绩欠佳"和未达法定资本的勒令关闭。到1945年，东北境内只剩民营银行16家，其中12家，有的是日本人入了股，有的是伪中央银行渗入了资本，纯中国民族资本的银行只剩4家，惨淡经营。
对中国人经营赖以为生的小型工商业，沦陷初期，主要是从计量、特许权、商标权、输出入检查等方面进行控制和管理，但以后统制步步加紧。在流通领域，对重要物资、重要商品，建立特殊公司和准特殊公司进行统制，1938年后，在物资生产、供应和价格上加强了经济统制。1939年3月，公布《原棉、棉制品统制法》，指定专门统制饥构，统一价格，实行配给。6月，公布《重要特产物专管法》，对大豆三品的收购、配给及输出，指定由满洲特产物专管会社一元化统制。10月，公布《小麦及制粉业统制法》，改组设立满洲谷粉管理会社做为小麦收购和配给机构。以后随着侵略战争的扩大，物资更加紧缺，经济统制扩大到一切部门和所有重要物资。1940年6月，公布《物价物资统制法》，生活必需品及其它物产的销售价格，加工订货费等都由"公"定。一切业者都组成统制组合。限定棉纱、棉纺织品、麻袋、橡胶、纸烟等统由组合进行统制，粮食、大豆、生活必需品、毛皮、皮革、柞蚕、木材、水泥、煤炭、钢铁、非铁金属、碱、硫磺等统由特殊公司和准特殊公司进行统制，面粉、盐、石油、火柴、酒精等通过专卖进行统制，从生产数量、销售分配到各种价格等都实行严格控制。到沦陷后期，统制的范围已由重要商品扩展至一切商品。在经济统制下，中国的一般工商业受到种种限制，逐渐被统制机构吞并或者关厂停业，或者成为日伪指定之加工厂、配给店，只靠指定的手续费取得固定有限利润收入，借以维持局面。哈尔滨1933年，有商户9287家，到1936减少到5753家，其中，中国人经营的小型一般商户由7604家锐减到4754家，资本额仅剩1000万元。而同时期，日商则由346户增加到800户，资本拥有1．2亿元。由于统制，粮食配给严重不足，有的行业甚至得不到配给，致使一些以粮油为原料的饮食业、粮米加工业关张停业。哈尔滨市道外，1943年337家中国人经营的饮食业店铺，临时休业的达146家，占43％，双城县一次被封闭磨坊315家，辽宁本溪88家豆腐坊有1／3，300多家煎饼铺有2／3，因为没有粮食配给，原料断绝而歇业。
四、夺占农民的土地
日本帝国主义向东北大量移民，说是开荒，实际是肆无忌惮地夺占东北农民的耕地·
1932年8日30日，日本第63届临时议会通过第一次向满洲移民500人，并安排预算满洲实验移民费20．7万元。1932-1936年每人发1支步枪，并配有机枪3挺、迫击炮2门，组成"吉林屯垦第一大队刀，分5次武装移民2900户7296人。1936年，日本广田内阁制订计划，20年内分4期向满洲移民100万户500万人。第一期实际移民85986户，第二期大约10万户30万人。1945年日本投降，其全部移民计划未能实现。此外，以"义勇队"训练生组成的带有军队后备性质的开拓团移民86500人，为之准备土地2650万公顷，接近于当时东北耕地和可耕地面积的总和。但日本帝国主义硬是从农民手中夺占熟地、好地，先以处理旧有官、公地为名，占据了所谓清室残留地、吉林旗属官地、驿站官地、官仓官地、奉天省官地、东省特别区官地和"国有荒地"、"林地"等，后以"收买"为名，夺占农民土地。依兰县，当时地价是熟地每垧上等121．4元，中等82．8元，下等58．4元，荒地上等80．7元，下等41．4元，而日军第10师团主持收买土地，不论熟地、荒地每垧一律1元，与无偿剥夺无异，逼得农民走投无路，只好揭竿而起，举行了土龙山暴动。1939年，在德惠、农安、梨树、东丰等县预定收买土地73713垧，说是收买未垦地，实际硬是以低于市价6-8成的价格收买熟地5000垧，引起几个县农民联合请愿反对。梨树县二龙山村一程姓农民，带庄稼的27垧土地，被低价"收买"，付给的是不能流通和兑现的"储蓄券"，结果分文未得，还以"危险地"和"维持治安"需要为名，把土地主人赶走，没收其土地。1941年，在珠河(今尚志)县，以维持治安为名，强令散居在"危险地"区内600户农民迁至鹤岗当苦工，帽儿山胡家粉房的33户农民被强制迁出，霸占了他们的土地。宁安县强行将卧龙山、芦家村地区2000余户居民迁往黑河和孙吴，其地用做日军用地和开拓用地，有的被强迁到边疆开荒的农民，开为熟地后第二次被剥夺，甚至数次被剥夺。到1943年，一次、二次或数次被剥夺土地的农民达40771户约20万人，日本移民不仅夺占中国农民土地，还殃及其它物资。1939年，伪铁岭县副县长古田传一等人，为建立开拓团，对县内居民、农民的土地、物资全面大掠夺，并摊派居民繁重劳役，该县新台子村朝鲜族农民吴敬烈，价值6万余元的845亩水田、36亩旱田及排灌设备，被以10950元低价强行收买，为开拓团建房，日本副县长还下训令向9个村屯农民按土地摊派，征用了4500根木料，50万块砖，征用的车马、劳力更是不计其数。
五、利用财政、税收、金融搜刮东北人民
伪满洲国财政支出以很大的比重用于"国防"和治安费、经济建设费。到1942年，这部分支出竞占当年总支出的55％。这两项支出所占比重越大，越显示出它镇压和统治东北人民的反动本性。财政收入中租税收入约占60％，其中关税又占绝对大的比重，后因伪满洲国，除对日输出入外，几乎断绝了对其它国家的贸易，关税急剧减少。为弥补因关税减少而减少的财政收入，应付庞大的财政支出，日伪则实行多税、高率、重赋的财政税收政策，增加国内税的征收。属于国税的国内税有所得税、消费税、流通税3大类。所得税类包括劳动所得税、事业所得税、资本所得税、法人所得税、一般收益税(包括房屋税、地税)、特殊收益税(包括出产粮面税、矿区税、矿产税、禁烟特税)；消费税类分直接税、间接税，包括通行税、家酿自用酒税、酒税、卷烟税、烟税、棉纱统税，水泥统税、面粉统税、油脂税、特别卖钱税、清凉饮料税；流通税类包括印花税、取引税、契税、不动产登录税、不动产登记税、矿业登录税、商业登录税，特许登录税、构思登录税、工厂财团登录税、矿业财团登录税、船舶登录税，交易税等。属于地方税的，哈尔滨市，1934年前市税、市捐就有33种，1935年，发布《市税条例》，市捐分5类，仅最后一类杂捐类就包括车捐、船捐、渔捐、不动产取得捐、屠宰捐、观览捐，狗捐、粮捐、妓女捐、土地增价捐、狩猎捐、特别营业捐12种，而且税率、捐率都很高，营业税附加捐率、房捐、户捐改为国税市加征的附加捐率等均高达45％-50％。1941年，市税、市捐有营业税、自由职业税、游兴饮食税、车捐、船捐、不动产交易捐、观览捐、物捐、土地增价捐、电灯电热消费捐，以及包括多项的杂捐等十几种类，当年又开征人头税性质的市民捐，税、捐种类、项目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尽管如此，还填补不了日本张大了的搜刮的胃口，太平洋战争爆发不到半月，日伪当局又制定《战时经济紧急方策》，除高度集中重点，增强生产战略物资，增大对日供给，加紧经济统制以外，提出了全面搜刮和榨取东北人民财物的广泛措施，其中重要一项是增加税收。1941年，实行第一次战时增税，从8月25日起，提高卷烟税、家屋税、烟税、特别卖钱税、事业所得税、酒税等，当年的预算收入比上年激增82％。1942年10月12日再次战时增税，新设和恢复一些税种，提高部分税种税率，除物品贩卖业以外，纳税义务扩大到26个行业。1943年，实行第三次战时增税，对酒税、清凉饮料税、卷烟税、烟税特别卖钱税和法人营业税高幅增税。1944年，所征国内税竞达34种。由于多税、高率、重赋，经济萧条，财政收入反而逐年增多。1937年，全东北国内税收总额2．47亿元，其中国税1．8亿元，地方税6628万元。1940年，税收总额达5．2亿元，增加1倍多，其中，国税、地税都以1倍以上高幅增加。1943年，税收总额增加到7．57亿元，又增加46％，其中，国税6．83亿元，增加80％，地方税则因一些地税税种划归国税而减少。哈尔滨市地方财政由于增加税收，横征暴敛，也呈现出经济萎缩、收入增加的怪状，1934年，市财政收入1015万元，1936年增加到1620万元，增加49％，1938年达到2602万元，增加7％，1940年达到2814万元，增加8％，1944年增加到5426万元，增加94％。
此外，在东北滥发货币，制造恶性通货膨胀，又强制发行公债、储蓄券，敲骨吸髓搜刮民财。1937年伪满洲中央银行货币发行3．3亿元，到1944年达到58．77亿元，增加15倍，导致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以1937年为100，1943年达到260．8．由于物品奇缺，有价无货，黑市泛滥。哈尔滨、长春、沈阳3市黑市价格指数，以1941年12月为100，1944年，沈阳为790．5，哈尔滨为703，长春为638．日伪制造了通货膨胀，又以抑制通货膨胀为由大量发行公债，尤其是内债、地方公债，大都向地方财团、商户强行摊派。1937年伪满发行公债4．47亿元，其中内债1．98亿元，地方公债5352万元。1942年发行公债28。99亿元，其中内债17．57亿元，地方公债1．88亿元，到1943年内债和地方公债结余额达21．23亿元，值得一提的是，日伪发行的公债，偿还期长、利率低、信用差，一是贬值，二是光发不还，债权人蒙受巨大损失，甚至有的债券成为废纸。日伪还强制人民储蓄，对机关中国人职员，薪俸150元以下的储蓄2％，150元以上的储蓄4％，250以上储蓄6％，350元以上的储蓄8％，每次发薪扣除，规定除本人退职或死亡外，概不发还．从1939年起，开展"国民"储蓄运动，按地区、工商行业，强行组织储蓄会，当年储蓄5亿元。1941年后，采取各种强制办法，按地区层层摊派，下额度，对机关、公司职工强制储蓄，对居民摊派，在不动产交易时强扣，在收买农民土地、收购农产品时以储蓄券或部分储蓄券顶钱，在购买"公"价物品时搭配储蓄，增发彩票等等，强制义务储蓄，年实现储蓄11亿元，1942年达15亿元，1943年达16亿元，1944年达30亿元。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疯狂掠夺、搜刮，东北人民不堪重负。据有关资料披露，东北人民人均税负，1937年为6．63元，1940年增加到12．5元，1943年增加到16．2元，人均负担税、债之和，1937年为18．67元，1940年增加到54．91元，1943年增加到82．37元。
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但愿日本现在的当权者，承认并反省历史的侵略事实，前世不忘，后事之师，吸取教训，共同为中日世代友好做出贡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