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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双鲤鱼纹铜镜
1964年5月阿城县新华乡南阳屯一农民在夹杖子挖沟时发现。大双鲤鱼纹铜镜为圆形，
半环形钮，无钮座，直径43厘米，重12．4公斤。镜背主纹为两条鲤鱼互相追逐，底饰水波
纹及鲤鱼激起的浪花，周边饰有蔓草纹。
大双鲤鱼纹铜镜曾以其巨大、厚重，居全国之冠；在西汉齐王墓中矩形镜出土后，它仍
为国内最大铜镜之一。其铜镜纹饰生动活泼，铸造工艺精细，足可称为金代铜镜中的极品。
遗留至今的金代铜镜，大多有官府检验刻记，而这面铜镜则无，表明使用大双鲤鱼纹铜镜的
主人身分的高贵，许为宫廷用物。
大双鲤鱼纹铜镜原藏于阿城县文物管理所，1989年调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
二、铜坐龙
1965年阿城县一农民在金上京故城内发现。铜坐龙高19．6厘米，重2．1公斤。
铜坐龙左前肢高举，与左后肢间以腾云相连；右前肢着地，与右后趾相连。尾部翘起，
尾端外卷，呈蹲坐状。前肢的长鬣如萦带突出于肩上，其端部前后卷曲，与龙头后扬起的长
鬣相映，龙首微扬，作吟啸状，隐现着至高无上的权威。铜坐龙仅口部铸空，其余皆为实心。
除坐龙底部两个扁钉残断外，通体完好。
据《金史·舆服志》载，世宗大定六年（1166年）规定，金辂“轼上坐龙改为凤”，又
“大辇……顶轮施耀叶，中有银莲花、坐龙。”《金史·礼志》载，熙宗天眷三年(1140年)
“巡幸析津（现北京）始乘金辂。”据有关记载推定：此铜坐龙为金熙宗至世宗时期皇帝乘
坐的辇辂上的饰物。
铜坐龙原藏于阿城县文物管理所，1990年调黑龙江省博物馆收藏。
三、上京鞋火千户铜牌
1976年阿城县一农民在金上京城遗址发现。上京鞋火千户铜牌为圆形，直径7厘米、厚
0.2厘米，重49．1克。牌下边缘有一耳，中有穿孔，铜牌面未经打磨，较粗糙，于铜牌面中
部竖行阴刻汉字“上京鞋火千户”文字，下有“ ”形押记。背饰行龙、云朵、火珠纹浅浮
雕。
有人发表文章认为，“鞋火”可音转为“锡赫特”，所以“鞋火千户”应是以锡赫山命
名的“千户”。上京鞋火千户铜牌当为金熙宗天眷元年（1138年）以后的制品。已出土金代
的金、银、铜牌多为长方形，而此牌为圆形，于风格上类似铜镜及其刻记，具有较高的科学
与研究价值。
上京鞋火千户铜牌原藏于阿城县文物管理所，1989年调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
四、鹘捕鹅纹鎏金铜带
1980年阿城县阿什河乡一农民在双城村南挖沙时发现一古墓，除出土二人头骨及部分马
骨外，出土文物8件。鹘捕鹅纹鎏金铜带为其中1件，余为银箸、铁镞、铁刀、羊距骨、铜
距骨、铁马镫及马具饰件等。
出土带 共5件。其中3件以鹰鹘——即海东青捕捉展翅飞翔的天鹅作为纹饰，每件长
12.9厘米。另外2件以天鹅回首安卧状作为纹饰，每节长3．2厘米。3件鹘捕鹅纹带中，有1
件于鹅下铸环，以作穿挂之用。3件中，有2件残断。5件带背后，皆置嵌钉。其中1件，以
天鹅安卧状作为纹饰的带，至今仍与皮带及带后的铜片铆合在一起，带宽2．2厘米。带
出土的当时，表面尚有金质残留，现已脱落无存。
据《金史·舆服志》记载:“金人之常服四：带、巾、盘领衣、乌皮靴。其束带曰吐鹘。”
“吐鹘……周革呈，小者间置于前，大者施于后，左右有双铊尾，纳方束中，其刻琢多如
春水秋山之饰”，“其从春水之服则多鹘捕鹅”。从上述记载可知，金人带多为春水秋山
之饰，而从春水之服，多为鹘捕鹅，与出土带纹饰极其吻合。其出土的5件带中，有1件
于鹅下铸环，这又与《金史》女真人习惯于“左佩牌，右佩刀”的记载相合。这组带以其
优美生动、富有地方气息和民族风格的饰件，而堪称同类遗物中罕见精品。
五、金佩铃
1983年，于哈尔滨市新香坊4号墓出土。金佩铃由环、链、铃3部分组成。顶端为小圆环，
下系双股套环长链，链尾部分成2股小叉，叉头套小圆环，与铃顶挂环相接。铃为长身，内
横穿一中空圆柱，通长39．8厘米。同玉雕双凤、天鹅等珍贵物品一并出土，说明墓主人生
前地位显赫，生活豪奢。为辽金时期遗物。
六、鎏金边荷花银盏
1984年，于哈尔滨市新香坊辽金墓葬出土。鎏金边荷花银盏通高3．8厘米、口径9厘米、
底径3．6厘米。由6片荷花瓣形银片叠压而成，内底心为多瓣小花。在花边及圈足上镶0．6
厘米宽的鎏金边，压印二方连续花纹。造型新颖、制作精工。系墓主人生前使用的贵重器皿。
七、银质鎏金马鞍
1984年，于哈尔滨市新香坊辽金墓葬出土。银质鎏金马鞍由鞍桥、前鞍、后鞍等组成，
并附有马蹬，饰龙纹及忍冬花纹等。鞍桥两端间距30厘米、宽5—7厘米。如此精制完整的马
鞍，在辽金墓葬向不多见，反映了辽金时期的葬俗，为研究辽金时期银器制作工艺提供了实
证。
八、银骨朵
1984年，于哈尔滨市新香坊辽金墓葬出土。银骨朵系由银片卷成，上粗下细，顶为连体
圆形球，尾为铁镦，通长132厘米、镦长20．5厘米，为持有者的社会地位和权力的象征，说
明墓主人生前可能为贵族并具有较高的政治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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