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思想的演变历程，是中国现代史研究中值得关注的领域。然而，无可讳言的是，瞿秋白思想研究在成绩突出的同时，也存在明显的亟待加强之处。笔者认为瞿秋白苏俄采访前在哈尔滨停留期间的思想发展状况，学者们虽有一定的论述，但并未清晰地勾勒出瞿秋白的思想发展脉络；再如，瞿秋白苏俄采访前在哈尔滨进行的采访调查，对他的思想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学界已有的研究，也嫌未能完整[1]。因此，如果仅仅用中共中央原则性的政治结论来代替对上述问题的科学探索则是不妥当的。本文认为瞿秋白在哈尔滨期间，对于其人生成长所起的作用比较大，是他由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的重要历史阶段，但是他的思想中还有明显的唯心主义与唯心史观的倾向。
一、瞿秋白来哈尔滨之前的思想状态
瞿秋白来哈尔滨之前，思想中有对社会问题的困惑，也有对获得新知的渴望，还有对解决社会诸多问题的思考，但是所有的一切都是在思索过程中。瞿秋白正是在这一思想状态中，在哈尔滨展开了社会调查和新闻报道。
少年时的瞿秋白有着朴素的反封建意识和相当强烈的爱国思想，曾为辛亥革命的爆发而欢呼。1917年暮春，为了谋求生计和思想上的出路，瞿秋白来到北京。在五四运动之前的三年，他的思想苦闷与彷徨达到了极点，始因研究佛学而生"厌世观"，继而为求出路形成了"二元的人生观"--"一部分的生活经营我世间的责任，为自立生计的预备；一部分的生活努力于出世间的功德，做以文化救中国的功夫"[2]（p.25）。在北京俄文专修馆学习之时，他接触到的一些苏维埃俄国材料，参加了李大钊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对他的思想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使其逐步摆脱了低沉状态，对社会问题进行了积极思考。这时瞿秋白逐渐意识到社会经济问题的重要性--"各人吃饭问题的背后，都有世界经济现象映着"[2]（p.29）；也看出环境对思想影响的重要性--"个性的突变没有不受社会环境的反映的"[3]（p.17）。这说明他思想里已有了朴素的唯物主义因素，为他分析中国社会问题，乃至国际关系问题奠定了思想基础。在哈尔滨和苏俄期间，他也将社会经济调查作为重要的新闻采访内容。
"五四"的大潮把瞿秋白卷进了时代洪流中，他抱着极大的热情投入了学生运动，对社会问题的研究愈益增长了兴趣，并受到种种新思潮的冲刷。他和郑振铎等进步青年组编了《新社会》和《人道》报刊，将理论学习、研究和社会具体问题结合起来。这时，社会主义理论广泛传播，吸引了瞿秋白的注意并引起他无限的兴趣，只是认识相当模糊。在瞿秋白心中，"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然而竞究竟如俄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响，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2]（p.53-54）尽管如此，瞿秋白思想发生了包含着相当部分质变因素的量变：他正确地分析了"五四"运动的原因，看出中国社会一切问题的复杂均在于帝国主义的侵入，"已遵殖民地化的经济原则成了一变态的经济现象"，而"家族农业经济破产"，又使"旧社会组织失去了他的根据地"[2]（p.30），"只有实际生活能产生出社会思想"[2]（p.88）。这些思想都隐约地反映出唯物主义的思想火花。
五四运动后，瞿秋白在一系列的文章中，表现出要奋斗，要和万恶的旧势力斗争的革命精神，进一步认识到群众运动的作用，表示要探索和寻找中国社会的出路。他说，他"已经略略领会得唯实的人生观和宇宙观，我成就了我世间的'唯物主义'"，并公开声明自己信仰社会主义："这种趋势是很明了的……世界的进步向着社会主义发展。"[2]（p.80）他通过比较马克思主义和空想主义的新村运动，表示自己更赞成马克思主义，"我以为历史派的--马克思主义派的直接运动不可少的。""我想这或者是较普遍的较易进步的办法，不至于象办新村办不好，仅仅是新式理想的'桃源'。"[4]（p.61）他认同俄国革命的经验，马克思主义派的直接的社会革命，直接对劳动阶级有利益。郑振铎在《记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中回忆道："秋白那时已有了马克思主义的倾向，把一切社会问题，作为一个整体来看。"[5]"五四"运动的实践，使瞿秋白原先"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少被'触醒了'"，世界观和人生观起了一个深刻的变化，从"避世"、"厌世"一跃而为"入世"、"变世"[6]（p.69）。同时，他对社会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他说："我的思想第一次与社会生活接触，而且学生运动中所受的一番社会的教训，使我更明白'社会'的意义。"[2]（p.26）瞿秋白在自己前进的道路上毅然转向，揭开他思想发展史上新的一页，为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
不过，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倾向还不能和完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画等号。瞿秋白这段时期对社会的看法还是精芜并存、珠砂混杂的。他曾一度受过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推崇过克鲁泡特金，特别是当时他的思想受"斯笃矣"主义的影响极深，含有不少唯心的因素。瞿秋白清楚地表白过："我幼时社会生活的环境，使我不期而然成一'斯笃矣'派。"[2]（p.29）他对新社会的看法带着斯多葛派机械唯物主义的成份，既有失之偏颇、也有流于空想的地方。对社会的发展规律，还是未能真正地把握，这段时期瞿秋白的思想情况，可以用他自己说的"世间的唯物主义"和"斯笃矣主义"来概括。总的来说，积极因素无疑占着主要地位。
社会实际斗争的锻炼，对社会主义思潮的研究，又促使他思想不断进步。1920年秋，瞿秋白为了要"为大家辟一条光明之路"[2]（p.4-5），毅然踏上"饿乡"的途程。从"五四"到哈尔滨再去"饿乡"这段时期在瞿秋白思想发展史上为时虽短，但相当重要。
二、瞿秋白在哈尔滨的社会调查及思想上的变化
1920年秋，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为直接采访和报道世界各国大势，决定派出一批驻外记者，分赴英、美、法、德、俄诸国。瞿秋白和俞颂华、李宗武应两报的招聘，于10月初以特派记者的身份计划赴苏俄考察、采访。此时中国的近邻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但是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统治者，肆意攻击苏俄是"洪水猛兽"，是"赤色帝国主义"，即使对俄国革命并无恶意的人，也把苏俄看作是"饿乡"，把布尔什维克党看成是"穷党"。因此，当瞿秋白决定到苏俄去，立刻遭到亲友们的反对，堂兄瞿纯白坚决反对他到苏俄去，说这是"自趋绝地"[7]（p.13-14）。瞿秋白认为自己："不是为生乃是为死而走，论点根本不同，也就不肯屈从。"[2]（p.17）1920年10月20日，瞿秋白、俞颂华和李宗武一行，来到哈尔滨。因白匪在赤塔作乱，火车不通，他们在哈尔滨停留51天。其间，瞿秋白从10月21日至12月10日，向《晨报》和《时事新报》撰写新闻报道13篇，其中自己撰写9篇，与人合写4篇，同时还起草了《饿乡纪程》一书的前8章。
在等车的一个半月里，瞿秋白"每日出去访俄国朋友，调查调查俄国的工人组织，并且搜集一些俄文书报，以为研究劳农政府的材料。了解劳农政府的事实上的经济状况"[8]（p.57）。在这里他既闻到了白俄的腐臭，又广泛同苏俄和远东共和国在哈尔滨的干部接触，了解苏俄在远东的政策；采访中东路工会联合会拜晤了该会会长，并到隶属于这个联合会的哈尔滨劳工大学听邬芝栗洛夫先生讲授《俄国社会发展史》，并参加了他们所举行的政治活动，第一次听到《国际歌》雄壮激昂的歌声，并了解了一些俄国"劳农政府事实上的经济状况"。他还参加的俄国友人（布尔什维克党人）的家庭晚宴，见到"满屋都是红光，红光里是马克思、列宁、托洛茨基的肖像"，"大家痛饮欢呼"[2]（p.61）。他调查得知"哈尔滨共产党虽仅二百人，而自哈埠至满洲里中东路沿线，工人有十二万，对于共产党颇有信仰"[9]（p.113），闻到了"共产党的空气"。在满洲里，瞿秋白见到了归国华侨领袖刘绍周，得知"[苏俄]劳农政府待遇华工，可以说非常之好，一切权利都和俄国工人一样。苏维埃中华工也派有代表"[10]（p.113），华侨"很倾向于共同对于新政府表示他的政治上外交上的能效"。
通过社会调查，以及与布尔什维克和其它等进步人士的接触，瞿秋白进一步明白了"劳工'神圣、理想的天国'，不在知识阶级的笔下，而在于劳工阶级实际生活上的精进"，因此北行之念愈坚，"世间的唯物主义"也"更确定了"[2]（p.80）。但是他毕竟没亲眼看到"饿乡"的事实，他的思想还有不切实际的成份。他把"动的世界"看成无时不赖"求安的生机"，"全宇宙不过只是这一'求安而动'的过程"[11]（p.324）。总之，哈尔滨之停留使瞿秋白的思想有了新的发展：
首先，在求真求实的基础上，瞿秋白初步探讨了理论和实际的关系，并由此树立了理论"服从于现实生活"的思想原则，即"都密切依傍于实际，由客观理论"[12]（p.44）。他说："当时现实了然显示，以立真理之世间的一方面，必须令理论的文辞，事实的名物服从于现实生活；而现实生活，因得自此映现的情感之助，而能驾驭得住文辞中的理论及事实之抽象性。" [2]（p.83-84）这段话是瞿秋白离开赤塔之前写的，但是这种思想不是突然产生的，而是他长期从事新闻实践工作的思想积淀的结果，所以他接着说："不日入'赤国'，我实行之期已近，自然当立此原则。"[2]（p.84）在哈埠期间，瞿秋白坚持了这一原则，并对事物的观察方法得到很大的改善。他认为一切事物都有两个方面，观察事物要避免片面性，"一切真理--从物质的经济生活到心灵的精神生活--都密切依傍于'实际'，由客观立论"，他把这个观点叫做"世间的唯物主义"[2]（p.44）。
根据这种理论，他如实地报道了沿途所经的情况：沈阳让他目睹了帝国主义对中国入侵的严重性，长春使他看到了白种人内部的阶级差异，哈尔滨使瞿秋白耳闻政局的混乱，"教育很不发达"，"文化很低"，"市政很早"，"地方行政很坏"，"盗匪甚多"，"生活程度之高，异乎平常"等。另外一方面，他对新生事物采取接受的态度，他参加了俄国布尔什维克的一系列活动。在告别哈尔滨之前，他便"定了一勉力为有系统的理论事实双方研究的目的。研究共产主义，俄共产党，俄罗斯文化"[2]（p.55）。为此，他渴望早到苏俄"冒着好奇的旅行允许我满足不可遏抑的知识欲，可爱的将来暗示我无穷的希望"[2]（p.58）。这种清醒的现实主义对读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茅盾于1955年曾经指出："三十多年前，现在的五十多岁的人，当时被'十月革命'的炮声所惊醒，往往幻想着那个横跨欧亚两洲的大国在革命以后就该是一下子变成怎样一个极乐的世界。……后来发现事实的发展不能一下子就符合他们的幻想，就觉得受了骗了(其实是他自己受了自己幻想的骗)，于是从火热变成冰冷，甚至走了相反的道路。对于这样的人，我以为《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可以医治他的病。"[13]
其次，在哈尔滨期间，瞿秋白内心世界中的社会主义情节得到了进一步培育。他的苏俄采访想"略尽一份引导中国社会新生路的责任"，"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2]（p.5），以求一个"中国问题"的完美解决。于是，他"决定到俄国去走一走"，这个"世界第一个社会革命的国家，世界革命的中心点，东西文化的接触地"[2]（p.31）。他认为在觉醒了的中国青年心目中，革命后的俄国，是"灿烂庄严，光明鲜艳，向来没有看见的阳光"的所在，是"红艳艳光明鲜丽的所在"[2]（p.4-5）。由此看来，瞿秋白在选择了出访"饿乡"前后，已经大抵确定了赞同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生选择，他去苏俄就是为了把苏俄的光明与温暖，或者说革命成功的实例与经验传达回来，他几乎十分明白自己的历史使命，也十分由衷地庆幸[14]。
在哈尔滨期间，瞿秋白通过与哈尔滨的俄国社会主义者、共产党员的接触，以及对来自莫斯科旅客的采访，他认为苏俄的政治主张、政策合乎自己劳工神圣、社会大同的政治追求，认为中国要想富强"不是须经更深切的资本主义化，就是行'新式的'无产阶级化"[2]（p.57）。自己有这样的历史机遇与时代责任："我的责任是在于：研究共产主义--此社会组织在人类文化上的价值，研究俄罗斯文化--人类文化之一部分，自旧文化进于新文化的出发点。"[2]（p.84）不畏饥寒苦痛，"宁死亦当一行"[2]（p.59）。他确信共产革命的胜利："有赤色的晓霞为之先声"，"神明的太阳"不久将"光现宇宙，满于万壑"[15]（p.229）。从中国至俄国路程中的所见所闻，及"心程中的变迁起伏"，瞿秋白写在了他的《饿乡纪程》里:"这篇中所写，原为著者思想之经过；具体而论，是记'自中国至俄国之路程，抽象而论，是记著者自'非饿乡至饿乡'之心程。"又说:"此中……心程的变迁起伏，思想理论，都总叙总束于此。"[2]（附记）
最后，社会经济问题成为他心目中选择中国社会发展前途的关键问题之一。面对中国经济落后的现实，瞿秋白心中凝结着两大疑问，一是在已渐渐有了资本主义而经济还比较落后，"'非现代的'经济生活里……怎样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社会?"再则，在经济生活及沦为帝国主义殖民侵略政策之下的国家，"依社会主义的原则，应当怎么样整顿呢?" [2]（p.25）他说："这两个疑问，虽然不是我现在所能解决，然而却引起我心灵中的变化。"[2]（p.51、52）中国经济落后的现状使瞿秋白对社会主义能否救中国犹疑不定，有很多观点是属于唯心主义范畴的（后面论述）。也就是说在哈埠期间，瞿秋白还没有最终确立共产主义的人生信仰。
在对寻找中国革命出路这个问题驱使下，瞿秋白排除种种困难赴苏俄进行实地考察。到了赤塔，深入到社会现实，瞿秋白才确定中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判断瞿秋白在赤塔期间是否已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有一篇文献值得注意，这就是他的《中国工人的状况和他们对俄国的期望》一文。该文现存莫斯科档案馆内，为专家认定由瞿秋白当年写于赤塔。瞿秋白在赤塔时认为:"中国，未年的时代将是社会主义时代。中国青年将尽一切力量帮助中国无产阶级"，"我们竭尽全力学习你们的榜样。"[16]（p.174）这说明，瞿秋白"以俄为师"的道路正是在赤塔而非他地被确定的，辨别瞿秋白是否最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这是相当关键的。
三、瞿秋白在哈尔滨期间思想变化上的局限性
在哈尔滨、满洲里时，瞿秋白分析社会问题大多就事论事或从意识方面追根溯源，不能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认识分析问题，而且其思想还有明显的唯心主义与唯心史观的倾向。其理由如下：
首先，从世界观和认识观来看，瞿秋白此时还没有形成定型的世界观、人生观[17]（p.64），更谈不上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这时的瞿秋白毕竟才21岁[18]（p.31），十分年轻，思想变化快。瞿秋白在苏俄采访前，自己承认："对于政治上的各种主义，都不过略略'涉猎'求得一些现代常识，并没有兴趣去详细研究。"[19]（p.321）他又说："人生观或是主义，这是一种思想方法-所谓思路；既然走上了这条思路，却不是轻易就能改换的。"[19]（p.326）也就是说，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前，还没有任何一种思想牢牢地控制了瞿秋白的头脑。当时的瞿秋白，还只养成了一个进步知识分子的习惯或追求而已。
在哈尔滨及以前，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与其它社会主义学说接触十分有限。苏俄采访前，瞿秋白接触到的马克思恩格斯原著寥寥可数，他在《多余的话》中说："在到俄国之前，固然已经读过倍倍尔（又译伯伯尔）的著作，《共产党宣言》之类，极少几本马克思主义的书籍，然而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是根本说不上的。"[19]（p.328）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凭几本读物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是不大可能的。瞿秋白后来对友人讲："当时，我对马克思主义还只是认为一门新兴的社会科学学说，有兴趣去学，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求知欲。"[20]（p.196）瞿秋白系统地学习马列著作主要在他1921年9月赴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执教之后。
其次，从瞿秋白的经济主张上看，唯心主义的因素存在是明显的。在对社会经济生活分析中，瞿秋白虽然意识到"劳动是生产的要素，从现代社会到新社会之间最大的关键就在于生产和分配底方法，所以劳动是最要的问题"[21]（p.80），彻底的理想主义社会没有"私有财产制的臭味"[4]（p.58），是"世界能够无私有制"[4]（p.60）。但空想共产主义者如欧文、傅立业，甚至无政府主义者的克鲁泡特金也反对私有制，而瞿秋白对这些思想与社会主义思想没有明确的区分。他承认，在此之前，关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不同的论述"《资本论》--我就根本没有读过"[19]（p.329）。所以瞿秋白终未明确提出推翻私有制的主张，没有认识到推翻经济上的私有制就动摇了所有制制度的根子，具有颠覆一切剥削制度的彻底性。
在对一些社会现象分析时，瞿秋白尽量用经济观点来说明问题，但是其唯心观点是十分明显的。在《哈尔滨四日之闻见》报道了他所看到的不少的社会丑恶现象，如哈尔滨妇女卖淫现象十分严重，相当放肆，甚至于"男女可以相约同去洗澡"。但瞿秋白并未从社会制度的深层原因探究，只是简单地斥之为"风俗的坏可见一斑"[22]（p.91）。他在随后20多天里撰写的《欧洲最近实况谈》又讲到卖淫现象，以为"人人都要工作，人人都可以得着生活费。所以卖淫的娼妓生涯，无形之中也就消灭。"[23]（p.118）人人都有工作则需要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彻底变革，同时仅仅人人有工作并不能保证彻底消灭卖淫活动，卖淫现象还与社会与个人的精神变迁有关。瞿秋白的上述结论虽然看到了经济因素，但又忽视了其它因素，认识问题仍嫌简单、片面。他对一些社会丑恶现象如买卖鸦片、坏分子混入红军队伍残忍杀掠的分析，也还常是从抽象的人性出发，以为他们"仍有取巧作弊的本领，真是天赋"[2]（p.52）。
最后，由于接触马克思主义文献有限，瞿秋白苏俄采访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还相当重。赴俄之前，瞿秋白已经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倾向，对托尔斯泰派的"泛劳动主义"、宗教思想有所批评。在《伯伯尔之泛劳动主义观》一文中，瞿秋白将托氏的理论与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伯伯尔的观点作了对比，对伯伯尔关于"激烈的改革运动--革命--根本的改造" [21]（p.80）的主张表示赞赏，认为他才是实际的改革家，而托氏则只是宗教家。在1920年10月发表的《托尔斯泰的妇女观》分文中，又进一步指出，"想以模范的宣教改革社会"，是"托尔斯泰的谬误"。但是瞿秋白思想变化是不彻底的，在革命与改良间还未有坚定的选择，他对各种社会主义学说乃至于托尔斯泰主义的"大同"社会并无反感甚至还不无尊敬，"记得当时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共产社会同样是无阶级、无政府、无国家的最自由的社会，我心上就很安慰了，因为这同我当初的无政府主义，和平博爱世界的幻想世界没有冲突了"[19]（p.328），这也是瞿秋白为什么1921年出入苏俄即结识托翁亲人、造访克鲁泡特金遗孀的重要因素之一。此后，通过实地考察和理论学习，瞿秋白终于自觉地抛弃了托尔斯泰的无政府主义，坚定地站到了无产阶级的立场，实现了世界观的根本转变。他说："我二十一，二岁，正当所谓人生观形成的时期，理智方面是从托尔斯泰式的无政府主义很快就转到了马克思主义。"[19]（p.328）
瞿秋白带着很高的自觉性深入异邦，探取火种，为挣扎在黑暗途程上的中国人照亮前进的方向。他说："我寻求自己的'阴影'，只因暗谷中光影相灭，二十年来盲求摸索不知所措，凭空舞乱我的长袖，愈增眩晕。如今幸而见着心海中的灯塔，虽然只赤光一线，依微隐约，总算能勉强辨得出茫无涯际的前程。"[2]（p.109）做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中国革命的先驱人物，瞿秋白确是当之无愧的。这一路上的调查研究，为他以后在莫斯科的思想进一步转变打下了基础。
[1]如欧阳明、吴廷俊的《瞿秋白苏俄采访时期思想变革探析》（《中共党史研究》2003年第4期）认为瞿秋白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与方法是在赤塔，指出瞿秋白在哈埠将社会主义作为自己选择的目标之一，但是作者的观点并未展开；朱钧侃等主编：《总想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瞿秋白大事记述》（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以为瞿秋白1920年底苏俄采访之前已"初步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反对改良主义和乌托邦主义"（第96-97页），理由未见说明。其它与此相关的研究要么三言两语，要么语焉不详。因此，瞿秋白苏俄采访前的思想尚有不少谜团或问题有待证实或证伪。
[2]瞿秋白："饿乡纪程"，《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3]雷锐：《艰苦的历程光辉的飞跃--从〈俄乡纪程〉和〈赤都心史〉看瞿秋白的思想发展》，《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1期。
[4]瞿秋白："读〈美利坚之宗教新村运动〉"，《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5]郑振铎：《记瞿秋白同志早年二三事》，《新观察》1955年第12期。
[6]欧阳明、吴廷俊：《论瞿秋白的早期思想》，《云南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7]瞿秋白著述：《瞿秋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页。后来瞿纯白改变了观点，"勉励我[瞿秋白]到俄国后专门研究学问，不要半途而废"。（第13-14页）
[8]《瞿秋白文集》（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9]瞿秋白："哈尔滨之劳工大学"（1920年11月），《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0]瞿秋白："欧俄归客谈--中国军事代表张斯及华工总会会长刘绍周之谈话"（1920年12月13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3页。
[11]瞿秋白："社会科学概论"，《上海大学史料》，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24页。
[12]《瞿秋白文集》（第四卷本·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第44页。
[13]茅盾："纪念秋白同志，学习秋白同志"，《人民日报》1955年6月18日。
[14]胡明：《文学才情与政治选择--重读〈饿乡纪程〉、〈赤都心史〉》，《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9月。
[15]瞿秋白："赤都心史"，《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16]瞿秋白："中国人的状况和他们对俄国的期望"，《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7]欧阳明、吴廷俊：《瞿秋白苏俄采访时期思想变革探析》，《中共党史研究》2003年第4期。
[18]周永祥着：《瞿秋白年谱新编》，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
[19]瞿秋白："多余的话"，《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乱弹、多余的话》，岳麓书社2000年版。
[20]羊牧之："我所知道的瞿秋白"，《瞿秋白写作生涯》，百花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21]瞿秋白："伯伯尔之泛劳动主义观"，《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22]瞿秋白："哈尔滨四日之闻见"，《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23]瞿秋白："欧俄最近实况谈"，《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