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解放前平房区为农业区，居民来源于辽宁、河北、河南、山东等地的汉民族和北京、盛京、吉林等地的旗人。清代中叶汉民入境开荒，带入了传统的生产技术，以种养两业维持自给自足的生活。清嘉庆年间移旗屯垦后，入境旗民不善耕作，依靠官养，每年政府拨生产资料和粮食维持生产、生活，清廷允许旗人以地代耕，租佃后，旗人不劳而获，汉民多租佃旗地，产生贫富不均。雇佣剥削关系加剧了农民生活贫富差距，境内10％左右拥有土地和生产资料者，生活富裕，丰衣足食，但以粗粮淡饭为主，年节杀猪宰羊改善生活；少部分有少量土地者生活一般不足；而90％的少地和无地的贫农、雇农靠扛长工、打短工、租地种度日，过着食不饱腹、衣不遮体、饥寒交迫的生活。特别是东北沦陷时期，广大农民挣扎在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死亡线上，常遭侵华日军抢掠，一旦遇上天灾病祸的袭击和地主逼租催债，穷苦农民更加缺衣少吃，饥寒交迫，苦度牛马不如的生活。秋收后，农民交给地主"地租"，交完"出荷粮"，口粮已所剩无几，丰收年尚可勉强糊口，欠收年不得不用糠菜或树叶充饥。住房多是土草房，夏天漏雨，冬天挂霜，有的自己无力盖房，租房住，两家住在一个屋，一套衣服，连穿几年，夏天棉改单，冬天单改棉，大改小，破了补，补了再补，有的一件衣服全家轮流串换着穿。夏天多数农民坦胸露腹，光腿光脚，晚上，一床破被全家老小扯着盖。猖狂的军事统治，使平房地区农民深受磨难，侵华日军经常搔扰居民，强迁村屯，强拆强占民房，使部分农民无家可归，无处落脚，还经常到村屯抓猪、牵牛、拉马，杀猪、抓鸡、搜粮、抢材，以“经济犯”禁止农民食用大米、白面，农民过着生不由己、慌恐不安的生活。
1946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平房回到祖国怀抱，人民自由自主，奔向新生活。经过土改建政，消灭了剥削，实现了农民"耕者有其田"，广大农民分到了土地、房屋和生产资料，生活有了基本保障。农民受灾、有难及时得到党和人民政府的帮助，在生产上互助、在生活上救济，大多数农民虽然还多吃粗粮、穿布衣，可柴、米、油、盐、穿戴、住房自给自足有余，少数困难者生活水平也有显著提高。新中国建立后，全区广大农民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经过互助合作化运动，逐步实现了集体劳动化，提高了生产力水平，增强了抗拒自然灾害能力，农业连年丰产丰收，即使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在党和政府帮助生产自救和给予一定的救济情况下，农民仍然可丰衣足食。特别是平房城区形成后，农业的种植结构逐步转向为城市人民生活服务。城乡贸易活动，提高了农业生产经济效益，农民经济收入明显增加，收入最高年份，可达3万元左右，一般在2万元左右。一些农民纷纷盖新房，购买无线电、缝纫机、手表、自行车等高档生活用品。
1958年"人民公社化"后，由于"大跃进"、"共产风"给农村造成严重的损失浪费，加上连续3年的自然灾害，连年减产欠收，国家经济困难，农民缺粮少钱，加上物价上涨的因素，农民生活困难，劳力最高每人每月20多斤粮，多数以瓜菜等代食。特别是60年代，文化大革命搞阶级斗争，政治挂帅，批判唯生产力论；"浮夸风"、"穷过渡"，加上人民公社组织存在弊端，使农村经济逐渐崩溃，生产队经济已多数成为空架子。到1978年，全区农村年人均收入仅137元，最高工分值1元左右，最低达几分钱，多数生产队无钱分配，有的队社员干一年不挣钱还得倒找钱，成为三角债户。
1978年后，农村逐步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各业生产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和大包干生产责任制，逐步解体了人民公社，形成了农民个体经营和互助合作的生产关系，调动了广大农民积极性，生产力水平大幅度提高，广大农民认准了"无工不富，无商不活"，充分利用剩余劳力的作用，各展其能，农、林、牧、副、渔、工、商、运、建、服各业全面发展，各类生产专业户、专业大户、万元户逐年增多。1983年全面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全区农村年人均收入达571．80元，1985年达778．70元，到1988年后，每年人均收入都在千元上下。1990年人均年收入1 147元，是1978年前的8．4倍。1990年对农村百户农民生活抽样调查，两乡农民经济收入逐年大幅度增加，生活连年不断提高，衣、食、住、行等生活用商品量逐年增加，变化显著，档次越来越高，到1990年农民生活人均消费水平达861元。平房区1990年农村人民生活抽样调查(附表16-24)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