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是我们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也是我们中华民族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因此，研究方志的源流及其发展的历史，对于继承和发扬我国的民族文化传统，推动和发展社会主义新方志事业，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我国的方志有着悠久的历史。宋朝即有人认为方志最早是从古代史官的记述发展而来。清代著名的方志学家章学诚认为，"方志，为古国史之遗"(《湖北通志检存稿·掌故例》)。近代史学家梁启超也曾说过，"最古之史，实为方志"(《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可见，我国的方志起源是很早的。那么，方志究竟起源于何时?最早的方志作品又是什么呢?对于这些问题，很长一段时期以来，方志界一直是众说纷纭。
如前所述，有的史学家说，地方志是历史的一种，它与历史是同源，而古代史书起源予经书，所以，地方志起源于经书；又有人说，地方志起源于《禹贡》、《山海经》这两部书；还有人说，地方志起源于《周礼》；等等。尽管如此，有两点却是共认的。一是各种说法的主要依据，都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二是这些作为依据的经书中，都有一些为后来人们所认为的方志内容：其实，根据事物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任何一门独立的综合性应用学科，它的起源都不是一源，而应该是多源的。它必须经过一个由两个甚至两个以上源流的简单分离到它以后综合很多门类的较长时期的反复演变，进而才逐步形成。所以，我们很难说地方志出于哪一种源流，较为可行的还是应该说，地方志源于地理、地图和诸侯各国的史书。当然，说地方志的起源是多源，并不等于"多源无异于无源"。事实上，地方志的萌芽，形成及其发展与我国民族文化源头远古文化并非绝缘，而是在遵循着科学进化的法则，对其进行着或综合利用、分化裂变，或相互交融、吸收消化，从而使其对地方志产生直接或间接的源流关系。
地方志萌芽于春秋战国时期，以后继续发展，成为很多门类，至宋朝正式形成，时至今日，已绵亘数千年。这段漫长的历史，我们大体可以划分为这样几个时期来认识。
一、产生和形成的秦汉时期
先秦诸侯国书，已有方志雏形。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统一中国，结束秦、楚，齐燕、韩、赵、魏"七雄"割据，并将全国分为39郡(后增加到48郡)，实行中央集权下的郡县制。为了统治郡县，要求详细上报地方地舆，这在客观上为方志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汉代，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表彰自己的发迹之地，统治者必须了解地方的疆域、山川，土壤、物产、户口、贡赋和风俗民情，于是地方志书便应运而生。如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就是一部全国性的区域志。它记述了全国的地理概况，各郡国、地区的山川、物产、人口和民俗等，是当时地方志(时称"地志")著述的集大成者，对后世的影响很大，促进了以后全国性区域志的发展。刘秀当了东汉皇帝后，曾令其家乡编写《南阳风俗志》。就志书的特点来说，这个时期除"地理"或"图经"外，还出现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别史和融合部分地理书的内容发展而成的方志。如东汉时期袁康的《越绝书》和赵月晔的《吴越春秋》两部书，已溶进了单纯记地理或单纯记历史的两方面资料。朱士嘉先生称《越绝书》已"具有地方志的雏形"(《文献》1979年第1期《中国地方志浅说》)。
二、体例和内容趋于完备的宋元时期
宋代是方志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宋王朝建立后，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十分注意编纂方志。它承袭唐朝三年一造图经之制度，"凡土地所产，风俗所尚，具古今兴废之因，州为之籍，遇闰岁造图以进"(《宋史》第一六三职官志)。因此，凡名郡大县，都曾数次编修图经，如临安，仅南宋时就曾三修志书。在全国各地普遍修志的基础上，宋王朝还曾几次下诏并组织力量，编修了数部卷帙浩繁的全国性的区域志(即总志)。据《宋史·艺文志》等载，宋代编修方志规模和组织超越前代，其数量大增，总数600余种，大大超过了以前历代方志的总和。
宋代的方志在体例和内容上有了重大的进步，使方志趋于全面和完备，出现了一批很有影响的名志，如太平兴国年间，乐史编修的《太平寰宇记》二百卷，突破了旧志的框框，除仿效唐宪宗时中书侍郎李吉甫编纂的《元和郡县志》(原名《元和郡县图志》，记述了全国各州县的疆域、沿革、山川、呃塞、户口、贡赋、物产、古迹等。该书凡四十七镇，每镇皆有图。宋时因图亡，故名《元和郡县志》)门类外，增加了姓氏、人物、风俗，地产数门，特别是因人而详及官爵，诗词、艺文等，使志书的体例和内容又有了新的发展。至此，方志内容包罗万象，体例大变。这一重大的突破，使方志开始由地理范畴迈进了史学领域，极大地提高了方志的价值，影响并推动了后来方志的进一步发展。
元朝文化学术不甚发达，地方志书的编修规模虽不及宋代，但种类增加，体例更加完备并基本定型。为了歌颂统一，"以明一统"，元世祖采纳大学士扎马里鼎建议，下令编纂《大一统志》。大德年间(1297-1308)重修成《大元一统志》(即《元一统志》，现存赵万里的辑本)。该书承继《元和郡县志》和《太平寰宇记》等书的体例，设有建置、沿革，乡镇、里巷，山川、土产、风俗、形势、古迹、宦绩、人物、仙释等类目，"网罗极为完备"，开创了全国性总志的新形式。
三、体系形成的明朝时期
较之以前，明代方志更为兴盛，从中央到地方，对地方志书的编纂都极为重视。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下令编修一统志，命儒士魏俊民、刘俨等6人，"编类天下州郡地理形势、降附始末"(《洪武实录》卷五十九)，作《大明志书》。之后，朱元璋又令天下都司，报送城池、山川、关津、亭堠、水陆道路、仓库等图志，无疑促进了方志的发展。与此同时，各地志书的编修更为普遍，特别是自明中叶以后，地方编修的志书目益增多。笔者所在盐城境内，万历年间即曾有过杨瑞云编写的《盐城县志》(又称《杨志》)和王汝右(字弼垣)编写的《<杨志>补辑》(名日《野志》，今书不传)。有些县(如六合县)曾有五六次编修，故有人夸万历年间"今天下自国史外，郡邑莫不有志"(乾隆《满城县志》序)。
为了统一志书的格式和体例，永乐年间(1403-1425)曾两次颁布修志条例，其中永乐十六年(1418)明成祖颁布的《纂修志书凡例》(正德《莘县志》)为目前已知的封建王朝制定的最早的修志凡例。凡例规定了志书类目的名称、内容、编写方法等。当时还确定地方志的内容，应包括建置沿革等项21个类目。这在我国的修志史上还是第一次。
明代方志的体例进一步完备并有所创新。除平列分目外，大多分志目两级，层次分明，后世的许多方志都沿用这种体例。鉴于繁体志书大多卷帙浩繁，明代还出现了一些简体志书，现存的明简体志以康海的《武功县志》和韩邦靖的《朝邑志》为代表，其中，《武功县志》被后人赞誉为"简而有体"，"文简事赅"，"志乘之标则"(《武功县志》序)，"乡国之史，莫良于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另外还出现了一批如张恺的《常州府志续集》，壬学谟的《续朝邑志》等断代体的《续志》。今尚存明志387种5 337卷(据《方志研究》1991年第1期丁维标《编写地方志是我国的历史传统》文)。
四、发展全盛的清朝时期
清代是我国旧方志发展的全盛时期。不仅表现在编修志书的规模、成书数量有空前的发展，据朱士嘉先生《中国地方志综录》统计，清代方志保存至今的有6 514种，占我国方志总数的80％；而且在修志理论方法的研究、辑录旧志等方面，也有巨大的突破。概括起来，这个时期方志发展大体有如下一些特点：
1．皇帝亲自提倡并过问，由各个地方行政长官领衔，网罗名流、学者参与编修。乾隆皇帝对修志极为重视，史臣每次进呈稿本，乾隆皇帝都认真审阅，反复推敲，提出修改意见。《大清一统志》成书三次，其最后一次的《嘉庆一统志》由乾隆年间重修《一统志》的424卷增至560卷，内容丰富，考订精审，是较完备的全国性总志，也是清朝最后一部大型的全国性区域志。
2．形成定期修志制度。雍正六年(1728)冬，因一统志经久未成，于是"命天下督修直省通志，送上一统志绾"(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阁各书馆档》)以后又规定60年一修地方志。
3．修志普及各地，上自中央下至各省、府、州、县、乡镇，旁及山水、古迹、寺院，庙宇等，无不有志。乡镇志和各种专业志的出现，反映了清代方志的发展更加普及和深入。
4．重视旧志的辑录工作，开展学术争鸣，出现了一批辑录古方志的学者，形成了方志界不同的流派。如王谟(其《汉唐地理书钞》辑录汉唐地志50种)、陈运溶(其《麓山精舍丛书》辑录宋代以前70余种方志)，马国翰(其《玉函山房辑佚书补编》收录古方志约60种)孙诒让(有辑录南朝刘宋时的《永嘉郡记》)等，为保存古方志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由于学术的争鸣，促进了方志理论的研究，使方志学得以建立，进而形成了对后世影响较大的历史和地理两大不同的流派，涌现出以章学诚、戴东原，洪吉亮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方志学家。
五、体系新突破的民国时期
民国时期，军阀混战对社会带来了很大影响。这时期，政府虽三令五申，通令各地编修地方志书，但"限于人才，艰于经济，艰于时局"(民国《渑池县志序》等)，成书不多。据1932年的统计，仅有193种3 123卷，与明、清相比，实际上处于低潮时期。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时期的方志体系有了新的突破。从体例和笔法上看，虽仍承袭封建社会志书的传统，但不少志书在继承中有所创新和发展，体现了推翻清王朝以后的时代精神，反映了志书的时代特色，归纳起来，大体有以下几点：
1．比较注重国计民生，经济内容在志书中的比重加大。如本地区的矿产，贮藏、开采，工业的兴办，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等入志，提高了方志的价值。
2．当地的名艺人、实业家和革命党人有传入志，具体记述过程中能够注意反映辛亥革命以来的社会变革。
3．从体例、形式和理论研究方面看，也有一定的创新。如张其昀主编的《遵义新志》，是从地理学的角度编纂的，可谓别具一格。还有黄炎培的《川沙县志》、余绍宋的《龙游昌志》、傅振伦的《新河县志》、李泰棠的《阳原县志》、黎锦熙的《城固县志》等也很著名，在社会上有一定的知名度。
另一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的方志理论研究工作也十分活跃，出现了如《方志学》(李泰棠)、《中国方志学通论》(傅振伦)、《方志学发微》(王葆心)、《方志今议》(黎锦熙)、《方志通义》(寿鹏飞)等一些较有影响的专著；学术界辑录古方志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鲁迅的《会稽记》，赵万里的《析津志》、张国淦的《武昌记》等都具有一定的影响；与此同时，方志目录和考证方面的专著亦陆续出现，代表性的作品有朱士嘉的《中国地方志综录》、瞿宣颖的《方志考稿》等。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继承、发展和创新的全新时期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全新时期。建国以来，党和国家非常重视地方志的编修工作。早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即有一些代表提出了编修地方志书的要求，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次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又有一些委员建议编纂地方志书。1956年，编修地方志书被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列入了国家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成为二十个重点项目之一。与此同时，在周恩来的亲切关怀下，负责领导全国方志工作的中国地方志小组亦随之成立。1958年10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地方志小组起草了《新修地方志体例》(草案)和《县志编纂条例草案》(讨论稿)下发各地征求意见。至60年代初，全国普遍开展了编纂地方志的工作，有20多个省、自治区的530个县进行了县志、革命斗争史的编写工作，有250个县编写出新县志，革命斗争史初稿，仅河南一省就有近110个县编写出初稿(据曾三同志在中国档案学会筹委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后来，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各级地方志机构陆续解散，方志编纂工作才被迫中断。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中国共产党拨乱反正，编修地方志书的优良传统又得到了继承和发扬，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修志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的地方文化事业，如异军突起，发展迅猛。
1980年4月，胡乔木同志在中国史学会代表大会上，号召全国要继承传统，响亮地提出："地方志的编纂也是迫切需要的工作。……我们要大声疾呼，予以提倡。"并提出："要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材料，继续编写地方志。"由于乔木同志的大声疾呼及其努力，1981年7月，中国地方史志协会在太原成立；1983年，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经中央批准恢复日常工作；1985年4月19日，国务院办公厅33号文件批转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加强全国地方志编纂工作领导的通知》，要求各地对地方志工作"进一步加强领导，充实人员，加强队伍建设，切实解决地方志编纂工作中的问题"，从而使地方志工作正式纳入了各级政府的工作议程；同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全体会议讨论通过了《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全国修志工作开始有了共同遵循的准则。至1986年，全国已有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除西藏和台湾)建立了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中宣部、国务院就方志工作多次下发文件，国务院还把编修地方志列入国家"七五"规划；1986年12月，首次全国性的盛会一一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以后便不定期地举行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总结经验，研讨问题，布置任务，从而使地方志工作得以健康地发展。
1988年3月，中国地方志小组第八次会议又适时地提出了"把工作重点放到提高志书质量上来"的方针，要求各地在考虑工作规划时，要以"进一步保证志书质量为中心，建议各地围绕这个中心安排工作"。中国城市志指导组、民族志指导小组召开的多次会议，以及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成员及办公室的同志参加各地方和各系统召开的各种会议上，也都反复强调志书的质量问题，尤其值得提出的是，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县地方志编委会都积极贯彻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第八次会议精神，采取了许多具体有效的措施，这对于提高各级志书的质量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社会主义新方志编纂工作在全国全面铺开后，经过广大方志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截止1993年2月底，全国已出版的省(直辖市、自治区)志分志200种，占计划数2 269部分志的8．7％；市(地、盟)志分志247种，占计划数1 548部分志的16％；县(含县级市)志593部，占计划数2 234部的26．5％(已完稿交付出版社的新志稿及整理出版的旧志尚未统计在内)。此外，还有大量的年鉴，专业志，厂矿，企业、学校、医院志，乡镇村坊志等，总数约在七八千种以上。这些修志成果，在两个文明建设中已经开始发挥作用，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欢迎和较高评价。
另一方面，新时期新方志的评论和方志学的理论研究也异常活跃，学术气氛甚浓，成果十分喜人。方志界几十家刊物发表了数以万计的研究论文，同时也出版了一大批方志研究专著，其理论见解和学术价值均具有一定的创新和较大的突破，形成了新时期方志学理论研究方法的自身特点和发展趋势：
1．传统的研究方法，如史料考证法、逻辑归纳法、历史分析法、史著编纂法等仍将占主导地位。
2．利用方志所涉各学科的研究方法，基本理论和最新成果来研究修志实践中的具体问题，试图创建新的边缘学科，形成学科研究法与史志研究法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使方志学研究方法趋于多样化，促进方志学的独立和各种具体学科的创建。
3．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和数学方法等现代科学方法的主要内容和理论被引进，吸收，进而研究方志的编纂实践问题，从而使方志学这门古老的学科园地引发出勃勃生机，让人看到了方志改革的曙光。
总的趋势是，各种新方法将熟练地运用于修志实践，使志书形式逐步更新，呈现多样化的特点。所有这些，对新方志理论的发展，对指导志书的编纂实践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由此看来，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视和关心是目前"盛世修志"局面最终形成，社会主义新方志事业全面发展的一个关键性的因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