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侨妮娜阿法西耶夫娜·达维坚科，1913年3岁时从横道河子随父亲迁居到哈尔滨。一家人落脚在普利斯坦（埠头区，道里区）东商市街（现西五道街），他们的房子就在新城街口（现尚志街），过了这条石块马路便是普利斯坦公园。当时俄国人称埠头区（即道里区）为Pristan。这个公园就是埠头公园，以后又称道里公园。1946年以后改称兆麟公园。1900年是这个公园的初始，只是一片空地，有许多树。当时居住在道里的俄国人还不多，他们每天来到这里散步，就自然形成了一个公园。几年后，被当时的那些俄国城市规划师们正式划为公园属地至今。
公园南侧紧毗一座雄伟的二层楼。半圆形楼角为主入口，楼顶上面有一个半只橄榄球形的圆顶。这里面住着一位铁路的总工程师。他是东清铁道建设局的负责人，俄国贵族希尔阔夫公爵。这座楼临着的大街，曾以这位公爵的名字命名为希尔阔夫公爵街，以后又称为王爷街。现在是地段街。这座楼现在是兆麟小学校。
公园的北侧是警察街，现在的友谊路。对面是一座白色的圣母领报教堂，庄严厚重。中央竖起高耸的拱形正立面，它的后面是由十八个高高的条形拱窗撑起的圆顶楼，上面倒扣着一个半瓜形巨大的铅皮屋顶，中心高耸着贴金的东正教十字架。建筑物另一端的八面型钟楼里悬挂着七个大吊钟，钟楼顶端也是一样形状的铅皮屋顶，顶尖上是东正教十字架，金光闪耀。钟声从空敞的钟楼里飘荡在空中，与整个城市的教堂的钟声遥相共鸣，十分震撼。邻近有一所舞蹈学校，再远一些是一间牙科诊所。其余是形状各异漂亮的民宅。
公园的西侧是繁华热闹的新城大街，后改名为尚志大街。街面上有许多大型商店和公司或官厅。
南门正对着水道街（现兆麟街），街的东侧是一幢两层楼长条形的中等规模剧场，再向南隔两栋楼是一座三层楼的歌剧院，朴实的外观。街对面是几间优雅的店铺，有乐器店、古董店和书店，咖啡甜食店只有两家。再远点是一片空地等着建楼房。
普利斯坦·埠头·道里公园的四周差不多是这样。既安静又雅致，充满着艺术的香风。
每天公园都有许多人在上演着各自的行为。100年前的西方人，非常讲究穿戴和礼仪。许多女人还穿着束身衣和腰下蓬起的长裙子，挽着自己的丈夫或男友。男人们通常是紧身的西装和礼帽，还要配带挂链子怀表和手杖，有人也穿着燕尾服，束着白绸子多褶的大领结。公园里不准马车进入，也不允许骑马散步，马戏团的马例外。自然生长起来的树很多，有很多种类。有些树已经几十公分粗了，树冠很大，遮挡着天空。有人站在树下拉小提琴，也有人在僻静处坐在自己带来的木凳上拉大提琴或画着水彩画。也有年长的人挺直腰背坐在长椅上而不是靠在椅子背上，脚前趴着一条黑色卷毛狗。星期天公园里特别热闹，有时会有不知来自何处的小乐队的演奏，他们的前面有一顶礼帽，里子朝上放在地上。有时也会来一个世界巡游的马戏团，一连上演一个月。有时也会有中国人的艺人演出，还有耍猴子的，练气功的。表情诡异的印度人也来这里，吹起神秘的竖笛，十几条眼镜蛇蹿出描画木箱，大张开胸前的花斑摇摆起舞。1926年公园里有了假山和小河流。假山顶上是一座两重檐的凉亭。而山脚建了一座非常可爱而样子不复杂的砖房"特别市公园阅报室"。1936年在这幢小房子近旁又建了一座小小的原木房子，房檐和窗户四面都有镂空的花边，如同女孩们喜欢的蕾丝。油漆出来的颜色又质朴又雅致。公园里还陆续建造了几幢很有意思的房子。后来在南门附近出现了一座八角形中式飞檐的"鸟的乐园"。
妮娜和哥哥妹妹们长大了。父亲除了担当铁路局的工作，自己又带着儿子开设了三家公司，生活很富裕。这几年来，妮娜全家到公园散步已经很有规律了。每星期天下午两点，他们都要到公园来走走，玩玩，看看。他们的路线有时会变，可能会先走过跑着高扬脖颈的洋马车和雷诺轿车的新城大街，从南门进入公园，一个小时之后从北门出去。经过圣母领报教堂门口时站一会儿，等着钟楼上敲响钟声并要在胸前画着十字。然后转弯去松花江边，在码头上走一阵子，再从中国大街上走走，找一家餐厅吃晚饭。完事还要陪孩子们转转商店或在米尼阿久尔喝茶，看看上演什么电影，然后愉快地回家。有的时候路线相反，那是不打算在外边餐馆吃饭，而是母亲为大家做了引为自豪的晚餐。那就要从中国大街向松花江走，悠闲的散步速度。然后，经过圣母领报教堂，再进公园的北门。孩子们在里面跑跑追追，而父母却迈进"特别市公园阅报室"，读读报、翻翻杂志，抽一支小雪茄，再去另一间屋子里喝杯咖啡，和周围的人和颜悦色地谈谈时政和一些愉快的话题。
1936年的10月下旬，妮娜和妹妹跟随着父母亲一起从北门走进了公园。父亲和母亲进了阅报室，妮娜和妹妹在公园的林中散步。她们没有嘻笑追跑，因为现在她们可穿着不是轻快的衣服，更不是一般的衣服。她们的父亲，给这两个宝贝女儿各买了一件珍贵的毛皮大衣，今天穿上还为时尚早。脖子上各有一条颜色不同水獭大围领（确实有点热）。她们头上稍稍偏斜戴着低顶卷沿厚呢帽，正是欧美流行的款式。两个人迈着礼仪般的步子，说说笑笑声音不大。遇见陌生人时便顺下眼睛，略微低下头。树叶的色彩有黄的有绿的还有红的，一些树的叶子偶有掉落。刚刚进入十月下旬，高大的橡树的树冠遮掩着下午的金色阳光。树叶间闪闪映动着金黄色的光影，地上也是斑斑块块的光亮，令人有些目眩。落脚时很容易动摇和产生错觉。这时，她们听见一个男人说话，语调和声音有些特别，那正是一位年青的中国公园摄影师在说话，已经给大型方木箱照相机前的三个姑娘拍完了照片。妹妹迈开过大的步伐走近青年，语调故作严峻又调皮，问："你好，年青的摄影师，我和我的姐姐也要拍一张照片。"她向上推了一下低顶卷沿厚呢帽，随着又拉下到原来的位置。青年摄影师挺直了身体扭过脸，原来他长得也很可爱。一双不大的黑眼睛，浓黑的眉毛是八字形，眉梢几乎挨上了眼角有点滑稽。白皙的学生模样，干干净净的一身西装，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光滑又丝丝不乱的中分头，人显得整洁又聪明。妮娜和妹妹丽吉娅的年龄要比他大几岁，他大概有十九岁或二十岁。
"打算在哪儿照呢？"摄影师问。
"在那边，喏，在那个桥的前面。"丽吉娅朝他笑着示意。摄影师收起这巨大的木箱子下面的三角架，并且用上面的皮带捆住了三条粗壮的木脚。他要把这笨重的家伙扛在肩上。在这两个俄国姑娘的注视下他显得有些紧张，抱起三条木脚向上一扛，上头的木箱子在他的身后沉重地向下坠去。他双手用力把三条木腿向前按下去，却支不起来后面越来越重的木箱子。他又奇怪又有些恼火，重新把木腿支在草地上，草已经泛黄了。他奇怪地回头看看机箱，没什么呀，德国蔡司史纳达镜头上面盖着厚厚的牛皮盖子。销锁都固定好了。玻璃感光板的暗匣都稳稳当当的固定在机箱后面，可现在怎么会这么重呢？他斜看了一眼两位俄罗斯姑娘，她们都规规矩矩地站在大机箱跟前眨巴着眼睛，老实巴交满面无辜地直盯着他。
丽吉娅歪了一下头挑起一条眉毛问："你累了吗？这个东西有那么重吗？要不要我们帮忙呢？你好像是个小孩子。"她们一齐笑了起来。
摄影师从八字眉下看了她五秒钟，面颊变红有点要生气了。可是妮娜和妹妹还是禁不住要笑出来。只是不好大声笑出声来。小伙子摄影师重新扛起三条木腿连着一个大木箱子，这次，很轻，是原来的分量。摄影师扭了一下头，想看看后面，可是视线被大机箱挡住了，马上身后的机箱又特别沉重起来。他加快了脚步，他听见身后的女孩子也跟着小跑起来。
他在拱形桥前放下刚刚还是异常沉重的机箱，她们看见他正用那种看穿对方诡计的目光盯着自己。妹妹歪着的脖子像弹簧那样晃了两晃，做得若无其事。就像刚才根本不是这姐俩深弯着腰往下拉他的大机箱。他一言不发支好了相机，只简单的一句话让妮娜和丽吉娅站在大块花岗岩砌筑的桥墩近前。他双手利索地把厚厚的黑色遮光布掀到肩上，就像头顶飞过一片乌云，把光滑、丝丝不乱的中分头稳妥地罩在了黑布里，他开始看着取景磨砂玻璃板上的倒影，那是她们姐妹俩。他的一只手扭动着聚焦钮，把她们反复调到了最清晰的聚焦点上。这时，他双手高高擎起遮光黑布，小心地退出光滑、丝丝不乱的中分头。他一手握着一只连着一根管子的皮球，一只手的三个指头捏在一起，举在大机箱上空，身体稍稍向大机箱偏过去，自己先咧开了嘴，"笑！"他用俄语快活地一声喊，捏好了皮球快门。
"下星期天这个时候来取照片。"
"要不要我们帮忙你抬机器？"调皮的妹妹丽吉娅向他摆了摆手。
"你还嫌不够重吗？"青年摄影师向后扬扬头。
姐妹两个的臂膀缠在一起笑了起来，和青年再见就去"阅报室"找爸爸妈妈去了。
下个星期天的下午姐妹两人站在了青年摄影师面前。他正在三脚架支撑的大相机后面给暗匣里换胶片。不远的树下一个人坐在长椅上，听着腿边的留声机放出唱片的乐曲。声音犹如看见了弯弯曲曲的细铁丝。
"对不起，上次没有装胶片，现在再补照吧。"青年晃动着光滑丝丝不乱的中分头，表情平淡。
"这是怎么回事呀？是照相机太重，把你的记性压丢了吗？"妹妹严厉地盯着摄影师。
青年"咔"的一声装好胶片匣，"走吧，去桥那里。"
"我帮你扛着吧，小孩子。"妹妹丽吉娅脱下皮大衣交给姐姐妮娜，伸出手臂。摄影师没谦让，看着丽吉娅把三脚架连机箱扛在肩上。姐姐妮娜紧跟在后。
按下快门皮球前，妮娜故意对他说："这次不要忘记装上胶片。"
取照片那天，妮娜对青年说："圣诞节到我的家里去拍照片吧。"
以后许多年，妮娜和妹妹常常找青年拍照。她们相处得很融洽，爸爸妈妈也常常在设家宴时请他到家里拍照片。妹妹丽吉娅结婚时的照片就是青年摄影师拍的。
她们当年在哈尔滨这座城市里生活，她们开心的时候和我们开心的时候一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