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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刊次：2015.1（总第74期）  
  类别：方志论坛  
地方志与封建执政者
葛妍　王岩
（作者葛妍系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资料信息处处长；作者王岩系哈尔滨市安监局纪检监察处处长）
     
    地方志简称"方志"，为全面系统地记述一定行政区域内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与历代封建执政者关系至为密切。宋朝的大史学家司马光称"方志"为"博物之书"，清朝的方志大师章学诚认为"方志"是"一方之全史"。虽然"方志"在不同朝代有着一些不同的称呼，如"春秋"、"图经"、"计书"等，但其内容包罗万象、海纳百川的特点始终没变。明代官员杨宗气在《山西通志·序》中写道："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意在强调"方志"可以为执政者提供统治天下的经验与教训。
    周王朝中央和各诸侯国都设有史官，负责搜集、记录国家大事和统治者的活动、言论等。周王朝总结夏殷的统治经验，搜集周王室官制和战国时代各国制度，汇编成《周官》，司马光和章学诚认为方志起源于《周官》，汉代古文经学家将其改称《周礼》。《周礼·春官》记载："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小史掌邦国之志"。"外史"的职责除起草周王室下达给各诸侯国的命令外，还要"掌四方之志"："方"同"邦"，四方为诸侯邦国；"志"通"识"，又作"誌"，是记录、记载、记述或铭记不忘的意思。"掌四方之志"就是掌管诸侯方国情况的记录。"小史"的任务是掌管"邦国之志"，就是掌管邦国内情况的记录。《周礼·地官》记载："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诵训"职责是"掌道方志"，"道"就是说，即负责给天子讲解诸侯邦国上报的史实。执政者以此了解各地民力、财力、谷物和牲畜种类、数量等等，然后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各项政策法令。由此可见，周时的中央王朝及诸侯各国已经很懂得充分利用"方志"来帮助治理天下。
    秦朝颁令全国，大量搜集各地图书、文档。秦王朝推行郡县制度，在全国设置了36个郡，为加强思想统治搞了个臭名昭著的"焚书坑儒"，使诸如孔子周游列国时所见过的"百二十国春秋"等大部分"方志"毁于一旦。同时为了了解各地情况，秦王朝颁令全国，要求各地将舆情详细上报，大量搜集各地图书、文档，便于朝廷掌握各地情况作为加强统治的参考。各地上报秦廷的舆地详情，既有图，又有文字记载，内容包含地理形势、民俗、户口、物产等情况。据《史记·萧相国世家》载，公元前206年，汉高祖刘邦占领秦国都城咸阳时，将领们争着分取金银财宝，只有丞相萧何急忙先去接收秦朝王室官府的图籍，其中就包括秦代积累的有关各地的"方志"。因此，刘邦得以详细地了解各地方关塞险要，户口多少，兵力强弱和民众的疾苦，为他最后战胜项羽夺取天下作了必要的准备。真可谓得"方志"者得天下，失"方志"者失天下。
    《汉书·地理志》是全国最早以疆域政区为主体的"志书"。国家稳定后，汉朝政府命令全国各地，将记载经济、贡赋等情况的"计书"和记载山川、风俗的"郡国地志"上报给太史，副本还要送丞相府作为行政的参考。统一的局面，充足的资料，以及中央集权政府对全国加强行政管理的需要，为编写全国地理志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东汉末年，担任兰台令史的班固，利用兰台的图籍，吸收刘向、朱赣等人的成果，编写《汉书·地理志》，卷首收录古代地理名著《禹贡》和《职分》二篇，对前代沿革进行简单的交待；卷末有刘向的《域分》和朱赣的《风俗》作为附录；中间主体部分是班固的创作，以记述疆域政区建制为主，根据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建制，以疆域政区为纲，依次叙述了103个郡国及所辖的1 587个县、道、邑、侯国的建置沿革。在郡国项目之下，记载着户口数字，把这些数字加起来，就能得出汉平帝二年全国的人口数，是最早的提供全国人口数字的一部史书。《汉书·地理志》重点在"风俗"，意在说明地理与政治的关系，提示执政者注意各地风俗，从地域实际情况出发治理国家。
    隋朝确立了官修志书的制度。公元581年，隋朝结束了东晋以来200多年的分裂局面，建立起统一的大帝国。为了有效地治理疆域辽阔的国家，采取过一系列措施以巩固中央集权。其中一项，就是尽可能把编史修志的权力控制在政府手里，下令编写全国第一部官修的全国总志《区宇图志》。官修志书的优点是可以在短时间内，集中足够的人力和资源，由政府部门通过行政手段进行组织、分工合作，成书较快，既便于及时了解各地情况，决定治理方针，又便于控制舆论。隋炀帝对这件事很重视，第一次编成500多卷，他看了不满意，指定虞世基等18名学士重编，扩充到800多卷后，他还嫌篇幅太少，再派人重修，终于编成1 200卷的一部大书。官修志书制度的确立，是全国方志史上的一件大事，是"志"和"官"进一步紧密结合的显著标志，使过去的私修、半官修地记、郡书逐渐为官修志书所代替，同时也标志着地方志与执政者的关系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里程，由此开创了志为官重、为官修志的新时代。官修志书的制度从此代代沿袭，加快了修志事业前进的步伐，推动了地方志事业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地、持续地开展。
    唐朝天子们常常参与编纂"志书"。雄才大略的唐太宗，在宫中设立史馆，编修国史，由宰相监修，自己常常参加讨论，给予指示。在他的支持和鼓励下，贞观年间编纂出了多种史地书籍。唐太宗的第四个儿子魏王李泰很有文才，曾得到太宗的宠爱，特许他招徕文士，在王府里设置文学馆。李泰想谋求当太子，为了讨父亲喜欢，组织许多学者用4年时间编成《括地志》550卷，是唐代一部有名的地理总志，反映了初唐时期的行政区划以及各地的地理沿革、风俗物产、掌故人物。书成之后，唐太宗大加称赞，给了很多赏赐。唐宣宗李忱曾秘密地对翰林学士韦澳说："我经常要向全国各地派遣节度使和刺史，需要了解各郡的风俗，你给我编一本书吧。"韦澳于是根据十道四方的志书，将天下各州的风土人情以及民生利弊编为一册，名为《诸道山河地名要略》，又另题一个名称叫《处分语》（处分，是吩咐、嘱咐的意思），亲自编写，献给宣宗，连自己的家人子弟也不让知道。不久，薛弘宗被任命为邓州刺史，去进见皇帝谢恩，唐宣宗根据《处分语》所提供的知识，一一嘱咐治理邓州应注意的事项，使得朝中人人惊服。薛弘宗也大为佩服，出来对韦澳说："皇上对本州事务了解和熟悉的程度真是令人惊叹啊。"不难看出，唐朝的天子们相当依赖这些有知识的"志书"。
    宋朝设立了官方修志机构--"九域图志局"。宋太祖赵匡胤初定天下，就重申州县遇到闰年要造图上报。所谓"图"，包括土地物产、风俗所尚、古今兴废的原因、州县的土地及户口数等，不是单纯的地图，而是地方志性质的图经。开宝四年(公元971年)，开始整理汇编全国的图经。先后由卢多逊、宋准负责，花费了4年时间，编成《开宝诸道图经》，这是宋朝编写的第一部全国图经总集。公元1107年，"九域图志局"正式设立，再次诏令各州郡重修图经。"九域图志局"是全国有据可查的最早设立的官方修志机构。到了南宋，地方政府也开始设局修志。修志由地方长官主持，聘请有才学的人担任编纂，并由政府提供各种保障。由于地方政府有了专门修志机构，志书的数量猛增，有名称可考的志书即达200余种，其中有郡志、州志、县志、都邑志，还有镇志。南宋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朱熹，淳熙六年（1179）到南康郡上任，当地的属官们为了迎接他的到来，搜肠刮肚，花费了不少心思准备回答他可能提出的问题，为了讨取他的欢心，还准备好了礼物和酒席，远远地跪接。谁知朱熹同别的官员不一样，他撩开轿门，开口就问："《南康志》带来没有?"跪接他的官员们没想到朱熹刚来任所，脚未着地就先要看地方志，猛听到他这一问，个个面面相觑，无可奈何，悔之莫及，显得十分狼狈。据说从此以后，这一带便形成了习俗，凡地方官上任或离职，常常先交接地方志书。朱熹是很注重地方志书的，因为他知道，从地方志里可以了解到当地的历史和现状，对于施政理事，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北宋政治家寇准晚年被贬官到雷州(广东海康)，刚到达州界，雷州的官吏已经在道旁拜迎，并且首先送上图经。南宋理宗宝祐六年(公元1258年)，胡太初被调到汀州(福建长汀)做官，亲朋都说这个地方"僻远而难治"，他就在赴任之先，辗转找到曾在汀州做过官的人，要求借地方志看看。两宋时期，"方志"显然成为地方官执政的得力助手。
    元明清三朝各地修志蔚然成风。元明清地方志在封建政府的推动下，走向鼎盛，官修的《大元一统志》、《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代表了元明清三朝最高统治者对地方志高度重视的最高成就。三朝政府还在积极编纂总志的同时，三令五申督促全国修志。据统计，元代方志有200种左右，明代方志有3 000种左右，清代方志有5 000余种，品类更加丰富，有省、府、州、县、旗、关镇、土司、盐井等多种志书。就连远处边陲的西藏，到清乾隆年间也编纂了一部《西藏志》。但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在帝国主义的炮火下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封建统治阶级自顾不暇，地方志从辉煌的高峰跌落下来，和整个中华民族一起踏上了艰难曲折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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