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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次:2015.1(总第74期)
类别:
名家纵笔
忆五十五年前的初中生活
冯建福
(作者系原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主席,著名作家)
我的初中母校,想不到离小学母校这么近,也就是一个岗上、一个岗下的区别。这道岗,在新阳路南, 像一道凸起的墙,由东至西地壁立着--尤其是从共乐街(今哈药路)至通达街之间这一段,在几近一马平川的城市中更为明显。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还在上小学的我,曾跟人去岗上剜野菜、或由大人带着去岗下的坑里取土回家和泥抹墙,满眼看到的还是半荒芜的景象。第十六中学所在的岗上,有大片裸露的黄土,孤独的三层教学楼也因四周空阔而尽显高大。也就是几年吧,等我来此就读时,学校周边已多了不少民房。西侧原有的一些仍然低矮而错落,东侧直到共乐街边上,竟还建起了有人居住的楼房!
十六中已为自己圈定了"势力范围":东西两侧以民房为界,北至岗边,南面正门开在民安街上。校园内,正对校门的教学楼坐北朝南,以它为中心,南面是开阔的操场;北面到岗边的大部分占地是温室和菜园,但不知为什么周遭没有像样的围墙。边上有房的地方不算,其余横拉着"蒺藜狗儿"(铁蒺藜),支撑它的也不过是稀疏的几根水泥条桩。记得我班有位姓彭的男同学,家住靠西边的通达街,就时常把铁蒺藜撩起来钻进钻出。他那股蔫淘劲儿,至今我还留有印象。倒是在校园的东北角开了一个便门,别看那门不大,且也是木头框上拦着几根铁蒺藜,却发挥了门之为门的作用:家在民安街或以南的师生走正门; 住学校后侧或岗下的走便门, 自然有不少人借了这便门的光。我走便门,抄岗上的小路近很多,且能眺望岗下,连我的小学母校都尽收眼底。
1960年,国内灾荒乍起,形势已没有先前的"火热"。上小学时"除四害"到厕所边挖蛹、灭鼠交耗子尾巴,放学后跟着老师去砸铁矿石、守着小高炉拉风箱炼铁,这类热热闹闹、全民动员的任务一概没有了。但看似波澜不惊的初中生活,其实并不平静。
当时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不用说,参加公益劳动和社会服务,将成为学校生活的重要内容!
果然入学不久,我们这批新生就迎来了第一次农村劳动。江北的万宝乡与市里仅一江之隔,与城里却有迥然的差异,这引起了同学们极大的兴趣。当我们被带队的少先队大队辅导员李老师分派到各农户,破天荒地见识了农村的东西屋、南北炕、煤油灯、糊纸的木格扇窗户,的确感到了乡下生活的新鲜!晚上,几个同学挤在房东家人对面的炕上,屏着呼吸看窗纸上透过来的淡淡青光,更体会到了初次离家在陌生环境下过夜的新奇感受。
大田已经收完了,地里仅剩下一排排的秋菜。村上照顾我们年纪小,派的活儿是力所能及的。打头的要求我们把白菜齐根砍下来堆到一起,或者到萝卜地里拔萝卜,把拔(或挖)下来的也堆堆,然后装车运走。看到长在地里的那些棵大、饱满的白菜;胡萝卜头顶着绿绿的缨子;大个的青萝卜,俗称"绊倒驴"的,高高地探出身子,……同学们来了兴致,个个争先恐后、跃跃欲试。但动起手来才发现,无论砍白菜还是拔萝卜都没想象的那么容易。收工后,累了一天的我们,身体疲惫,但晚饭却吃得格外香甜!有时睡觉还早,我们会主动帮房东"打豆子":在灶间裸露的空地上,人手一根棍子,用力敲打带着豆荚的豆秸,噼噼啪啪,豆荚炸裂开来,豆子洒满一地,这是当时我们能够体验到的最原始的黄豆脱粒儿方式!
天气变冷了,大家来时准备都不够充分,李老师决定让我回趟江南,去给同学们取些需要的物品,三天务必返回。全班四十多人哪,不用说,任务艰巨!但"初生牛犊不怕虎",我毫不含糊地答应下来。回到市里,我借辆自行车,揣着同学们的住址挨家跑。头天没碰到人的第二天再去,等几乎所有人的东西都凑齐了,才连背带抱地返回。其实,各位家长知道带什么:有棉衣、棉裤,多数是棉帽、头巾、手套、棉袜之类。因任务按时完成,老师还表扬了我。
那时讲勤工俭学。无论校内、校外,学生都要定期参加生产劳动。一方面锻炼自身、学习提高本领,另一方面也是尽义务,多少为社会作点贡献。我和同学曾经到百货公司站柜台,我分在布匹组。有一次,一位中年女顾客买三尺布,我学样用尺子量好,再用剪刀绞口,然后用力扯下来。说实话,是否撕斜了,心中没底。当看到那位阿姨什么也没说就拿走了,我忐忑不安的心才放下来。还有一次在校办工厂劳动,我们男同学负责搬一些半空不空的坛子,等坛子全部搬完了才发现胸前、袖子、手套,连鞋上都出现了烧灼的痕迹,手一摸就破掉了。原来我们不知道,这些坛子装过硫酸,才糊里糊涂造成不应有的损失,还险些酿成事故。
让我终生难忘的一次劳动,是在教学楼后的菜园收西红柿。是抵挡不住诱惑吧,开始没多久就有人漫不经意地尝着吃,不知什么时候,像是刮了一阵风,大家都受了传染,你一个我一个地吃了起来。我还好,一直忍着不吃。快收工了,一位同学把一个小柿子塞到我手里,看他一脸真诚的样子,我什么也没想,就几口吃了下去。还是有人报告了,教导主任大驾亲临,把所有同学集合起来,并要吃柿子的同学都站出来。我没想到,他话音落下,站出来的只有我一个。更没想到,这位带着黑框近视镜的张主任把他的一腔怒火全都发泄在我身上,还意犹未尽地把我带到他的办公室,继续批评了近半个小时。我已听不进他说什么,只觉得满肚子委屈和不服。我承认自己有错,但不能原谅他无视我的勇气和自尊。现在回头看,教导主任的批评是简单、粗暴了点,但对我不是全无益处,是他的批评让我领悟了"责任"的分量和敢于负责的沉重。这也成了我少年时成长的路上最难忘的一课。
有谁见过在教室的窗台上、黑板前的空地上,还有凡能利用的地方都种菜的吗?那可是我们学校里的真实情景。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口粮定量,棉布定量,肉、糖、火柴定量,物资极大缺乏,国家不能不举全社会之力改变现状。在神圣的学堂种菜,正是全民抗灾的真实写照。俗话说"民以食为天",试想当人们饿肚子的时候,世界上还有什么比吃饭更重要的呢!学校、街道投身进去,男女、老少动员起来,在那场大灾面前,人人都要有一份热发一份光,哪怕是最微薄的力量!
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灾害毕竟是严重的。从各家所见,尽管挖空心思、竭尽所能,仍不免有"难唱的曲儿"。在我家孩子多,且都在长身体,又缺油水的情况下,每人月均二十几斤粮怎么够吃?小孩子不知愁,难的是当家人。母亲为让孩子吃饱,自己少吃、省吃,想尽办法"瓜菜代",却还时常"难为无米之炊"。有次她与邻居的姨去城外秋收后的田里"捡漏儿",没赶上返回的火车,只好在寒冷的野外挺到天亮,次日仅背回半麻袋甜菜叶子。说起来,也只是千万家庭中发生的一个再平常不过的小故事。当灾害肆虐的时候,或许只有亲临其境的人才能领会其中的艰难!
灾害是严重的,但灾害吓不倒勤劳勇敢的人们。在我的记忆中,大人们照常日复一日的工作,没有谁因为受灾而轻言放弃,甚至惶惶不可终日。即使像我们初中生,虽然少不更事,但有师长们的呵护、引导,也从没因受灾而乱了章法。实际情况是,学校里依旧按部就班,学习秩序始终井然,学习态度一直很严谨。因为大家相信灾害总会过去,一切都会好起来。坚定的信念反倒激发了师生教学相长的积极性,我记得俄语老师为促进教学采取的一种方法,是在各班之间开展擂台式竞赛。参赛选手每人发相同数量的牌儿,一对一地互考单词,对一次赢一个牌儿,以牌儿的多少决定胜负。少年天性好胜,哪个不想多赢呢,于是都使劲背单词。
语文老师的方法是开辟学习园地,将字、词、句、作文进行交流,树立标杆,鞭策学习。让我沾沾自喜的是,我的一篇题目为《晨》的作文还被评为范文,张贴在走廊里。这篇作文记叙一位扫街老大爷,每天早晨用辛苦劳动,换来街道整洁;他是平凡的,也是可敬的。我写的是真实的故事,老大爷姓荆,是我家邻居,我每天上学时看到他扛着扫帚归来,街上已扫得干干净净,心有所动,就在文中记了下来。或是以劳动者为高贵,表现了自己的真情实感,才被老师评为好文。
我初一、初二时的班主任姓李,教数学的,个子高高,爱打篮球;初三时是徐老师,教生物的,年纪较大,说话慢条斯理。他们也都亮出高招儿,帮助我们提高学习成绩。
当然,老师们的努力和敬业激励了我们,我们也以刻苦学习和优异成绩作为回报。
困难时期,物资匮乏,思想教育并不贫乏,是初中学校生活的另一特点。特别是一九六三年三月五日,毛主席的批示"向雷锋同志学习"发表以后,学校少先队和共青团组织积极开展学雷锋活动,把思想教育推向高潮。关于雷锋事迹的长篇通讯在学校红领巾广播站播出。因我是播音员之一,还参与了主播。雷锋事迹和雷锋日记更是反复播出。在活动中,雷锋事迹很快深入人心,雷锋日记几乎背得下来,雷锋精神及其感召力在师生中引起巨大反响。同学们学雷锋,做好事:拾金不昧、助人为乐、关心集体、热爱劳动蔚成风气。不仅学习目的更明确、学习劲头更足,而且展现出了全新的思想道德风貌。
不夸张地说,雷锋不仅是我们学生、也是当时一代人心中的精神偶像。正是在雷锋精神鼓舞下,全社会凝聚起巨大的能量,为尽心尽力于本职工作,最终战胜自然灾害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动力。
那年盛夏,我们也完成了初中三年的学业,走出校门,唱着"学习雷锋好榜样"奔向四面八方。
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初中时的老师或已步入耄耋,我的同学也都年近古稀了。"山与山不见面,人与人总相逢"。同城校友偶然见面不论,有些则是工作上有交集或联系的:作家贾宏图当年与我不同班,却是同一个团支部,又同为校学生会委员,接触不可谓不多。后来都有当知青的经历,九十年代又在同一个单位工作过,同学加同事,不能说不是缘分!在市里搞文学研究和文学评论的张一老师,当年教过我语文,是"亲老师",后又经常参加同一文学圈的活动。见面时张老师每谈起我当年在课堂上的表现,都让我回想起难忘的情景,我们的心就一起飞向那于我们还不曾完全逝去的年代。
我告诉他,十六中还在老地方。唯一的教学楼,还是三层,一点没变,只是操场小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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