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而不作"是方志编纂的重要原则。方志记人记事都必须尊重客观事实，而不加任何直抒胸臆的议论。一切的人和事都只能由资料体现，从资料中悟出事物发展的因由、人物的功过是非。倘若方志"有作"，可以任意议论，以当今志书言，断不是百万字能够容纳，而是一部更加浩宏的巨著。志界同仁对此是有切身经历的，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往往被人们所忽视、所摒弃。作为《清流县志》的主编，我也在浩宏的巨著中，不自觉地掺什了许多不应有的议论。能说是我不遵循"述而不作"的原则，虽匠心独具，却适得其反。因此，重新认识"述而不作"的原则是大有裨益的。
纵观历代方志，古人也十分注重志书的特性，不任意抒发议论。但不能一概而论，议论还是存在，只是程度不同。如《清流县志·建置志》称："城池之设，所以保障人民、防御盗寇也……至若绿嶂千重、青山万转，讵不谓归飞之鸟、群翼竞来、企木之猿、众臂相接、可持以无虞?然而，巍巍层雉、汤汤天堑，委而去之者，不可胜纪，是何岐欤?"
这样的议论，在当时，也许认为是神来之笔，是志书文采的充分表现，姑且不说其议论是否精当、是否优劣，从"述而不作"的角度看，这段话很不足取，可以删削。总的说，旧志议论却是不多，各分志基本是以记述为主，但议论的痕迹已见诸端倪。这是前人的创举。尽管历代志书编纂者反复强调"述而不作"，却没有冲出藩篱，而是"述而有作"，与志书编纂原则相悖逆。这届修志自然承袭了"不作"的体例，虽然反复强调"述而不作"，却无一例外地大胆"有作"，虽然从理论上承认"议"的文体在志书中恰当运用，而"议"的成份不仅在"概述"中，而且在各个篇章都有增加，比古人只有过之而无不及。由于各人对"议"的运用不同、认识不同，"议"便不可收拾，使志书的字数无限膨胀，议到不用资料说话、不是寓观点于事实，而是议到浩浩荡荡，无法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一些事实被议论掩盖，没有道出因由，这样的"议"就不可取。
不仅是概述"议"，各个分志议，而且在文句中也有许多夹叙夹议，增加文字的繁冗，这是议的又一弊端。
看见别人文字愈写愈多，篇幅愈来愈长，自己也借题发挥，连篇累牍的议论，导致差错迭出，使主编骑虎难下，看去洋洋洒洒，剔除水份，就没有多少份量，"议"成了一纸毫无作用的空文，这是"议"的弊端所在。
不应有的"议"是志书编纂的大敌。新志中"议"的成份增多，从本质上说，是志书文体的进一步改进，能更好揭示事物的本质，从一定意义上说，"用议得当，确有其积极作用，"确能增添志书的可读性，能更好的吸引读者。但如何议、议到什么程度，怎样算画龙点睛恰到好处?却没有一根可以量定的尺子，只有从如何"议"方面着手：
一、达成共识。方志的"述而不作"，凡修志工作者理论上都予以承认，但在实际操作中，却离了谱，无视方志的文体和特性，议得淋漓尽致。方志既不同于史书，也不同于其他社会著作，无需以过多的议论陈述观点，慷慨陈词。只能以资料说话，以资料记述人和事，是是非非无需编纂者站出来评价。要体现志书的价值，便要重新认识志书的特性，认识修志是一门科学，不能人云亦云，感情用事空发议论。"述而不作"的目的，是为了使志书更加符合历史真实，以唯物的、历史的、辩证的方法，正确对待历史、现实社会的人和事，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记述历史真实。更因为志书不是调查报告、工作总结，因此不能空发议论．只有达成这样的共识，才能议得恰到好处。
二、主编的决策。主编是一部志书的总设计师，是决定志书质量的关键，志书的最后定稿都由主编裁定，因此，主编必须严格掌握"述而不作"的原则，努力把好关，这样，"述而不作"的问题就可迎刃而解。可见，主编责任之重大。只要主编严格的把关，至少可以议得稍为精当，不至于画蛇添足，无论从篇目的设置，内容的记述，都不能无限越轨。因此，主编是确保志书贯彻执行"述而不作"的原则的关键。
三、"述而不作"必须和资料的广征、博采、核准相结合。占有丰富翔实的资料是编好志书的前提。闭门造车、搞无米之炊、空发议论是修志工作者至为忌讳的。只有占有大量资料，而后对资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核准，从中找出事物的特点及其变化规律。只有占有丰富的资料，做到胸有成竹，才不致空发议论。志书空发议论，很重要的原因是缺乏资料，对人对事以一己之见，直陈胸臆，增加文字膨胀。其次是，编纂者有意添枝加叶，实质是责任心、事业心不强的表现。主编无法给每位编辑规定，哪篇哪章可以或不可以议，只有依凭编辑驾驭文字的能力，但占有丰富资料是志书减少议的重要一环。有些章节由于缺乏资料，编纂者便有感而发，以议论代替资料，这是很不可取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