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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清代，双城堡城乡均已出现过集市，分布情况是；城内庙头、拉林镇，东官所、西官所、太平庄、韩甸、天德兴、万隆号等地。集日有逢一、四、七的，或二、五、八的，还有逢三、六、九的，十天为一集。交易品种多为粮谷、柴草、牲畜、家禽、皮张、药材、瓜果、蔬菜、家俱、工具、水产品、编织品、估衣旧物等。初参加集市的主要对象是农民、市民和手工业者，他们在集市上"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后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交易活动频繁，逐渐渗入小商小贩。
民国时期，全县城乡集市的规模和形式已有较大的发展，在城内庙头中心集市基础上，开始分划出粮米市、柴草市、猪市、鱼市、骡马市，杂货市、估衣市，还有雇用方式的马车市、工夫市等等。民国15年(1926年)在县城比较著名的大型集市有6处：
粮市，在城内协领公署(今第七小学)附近，四面有界牌，每日午前乡民运粮至此待售。
柴草市，在城内关帝庙空场南部(今电影院)，每日清晨乡民柴草至此待售。
鱼市，在西大街路北，鱼夫挑担进城至此待售。
马市，在西大街关帝庙西，骡马聚此待售。
工夫市，在城内东北隅城隍庙前(今双城镇试验小学路西)卖小工者，聚此待雇。
马车市，在城内西北二道街，各种车辆聚此待雇。
农村，除原有的东、西官所，太平庄、韩甸、天德兴、万隆号集市之外，由于东清铁路通车，交通方便，在周家、五家、兰棱火车站附近，又出现8处集市，城乡集市共达20余处，颇为繁荣。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日本侵略军侵入双城县，日伪政权实行经济封锁，集市逐渐萧条。1945年"八·一五"光复，双城县解放，集市贸易开始复苏，凡铁路沿线的集市尤为兴旺。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经济结构多次变革，集市贸易亦随之起伏，时则开放，时则关闭，类似"马鞍式"的向前发展。1949年至1955年期间，个体经济和小商小贩大量存在，集市贸易比较活跃。
1956年，双城县基本完成了农业、手工业、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流通领域中，虽然全民所有制商业和集体所有制商业已成为全县统一市场的主体，但仍需集市贸易做补充。所以，当时把城镇、周家、五家、兰棱、韩甸、太平、杏山等几个集市场所又保留下来。农村社队在完成国家计划收购任务后的剩余产品(如猪、蛋、禽)和自产土特产品，允许进入集市，互通有无。1958年后，市场物资偏紧，集市贸易的局限性很大，农民出售剩余产品，要有自产证明，属于完成统购、派购和统一收购的产品要有完成任务证明。从此，全县城乡集市贸易的活动缩小了范围。
1961年国家出现了经济困难，黑市随之出现，根据国务院的决定，又开放了在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此时，全县集市又有所活跃。在市场管理上又贯彻了“管而不死，活而不乱”的方针，规定凡属国家统购统销的农产品，如粮食、油料作物(芝麻、蓖麻、葵花籽等)以及国家统一收购的主要工业原料和重要出口物资(生猪、大麻、牛皮、羊皮等)除留给农民一定数量自食自用外，全部由国营公司或委托供销社统一收购，尚有余者方可进入集市自由出售。
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集市贸易又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关闭了集市。粉碎"四人帮"后，随着党和国家对农村经济政策的贯彻落实，过去被强行关闭的集市贸易又陆续恢复起来。特别是1978年后，双城县又开辟了一些新的集市：城内有肩头、北二道街、南市场、火车站、东门外、北门外等6处集市；农村有周家、五家、兰棱、东官、农丰，太平、韩甸、杏山、万隆等9处集市。城乡其有14处集市。上市的商品主要是完成向国家交售任务后剩余的一、二类农副产品和国家未列入计划收购的三类农副土特产品和少部分手工业品，如小型农具，社队企业产品等。参加集市活动对象，不仅有公社社员，城镇居民，也有部分集体经济组织或个体有证商贩。
1981年以后，随着农村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集市贸易全面放开。据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统计：1985年底，城镇共有大小集市15处，其中包括承旭门的早市和北二道街的夜市。特别是庙头集市建设，井然有序。国家投资45万元，砖铺场地7000多平方米，列有三行薄铁棚和床架，可遮光避雨，方便交易，集市内外十分活跃。农村共有大小集市25处，买卖兴隆、购销两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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