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毕业后,有两种选择,上高中或者上中专,以我家的实际情况,似乎上中专早毕业早工作更合适。但母亲坚持让我上高中读大学，她说：“只要你们愿意、能考上我就供。我不能让你们像我一样，这辈子没正经上学，至今后悔。”其实，母亲有什么后悔，她七岁时随外祖父一家下关东，颠沛流离、人慌马乱的,失去了上学机会完全由不得自己。我们这一代，没有母亲的经历，也不可能有如此痛切的感受。但我喜欢上学，希望能上高中考大学却是真的。
1963年考入四中，其实不是第一志愿，我只是按老师指导报志愿时罗列的顺序，觉得还不错才填报的。老师说前面这些都是实行“条例”学校，好于一般高中。说实话,什么叫实行“条例”学校，我也不知底里，就是觉得听老师的话没错。多少年后看资料才知道，我上高中那年，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确定为重点中学的有487所，占公办中学的3.1%。这些中学多数集中在城市，并在经费、师资、设备等方面实行优惠。当年所谓“条例”学校是否即为重点中学，虽还不甚了了，但总归与“重点”有关。不可否认，那时“条例”的概念于我是有些神秘，但真正吸引我的还是入学后的见闻，以及对学校逐渐多起来的了解:四中在全市中学除少数几所之外，有比较长的历史，而且是城市解放初期中共创办的第一所中学。早年,革命烈士李硕勋的夫人赵君陶女士从延安来此任校长,她“教养相兼”的教育理念曾传为佳话。五十年代后期，为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在一切学校中，必须把生产劳动列为正式课程”的指示，四中执行“一一五制”，即一天劳动，一天休息，五天上课，曾在全市推广。六十年代前期连续几年高考成绩名列全市前三名。也是我们入学当年，学校刚好取消二部制授课，将部分初中班调出，办成完全中学;市教育部门把四中确定为全市唯一的教学改革试点单位。
据老师们介绍，四中历来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在组织学生开展文体活动方面具有优良传统，因而也培养出不少文体人才。我很快喜欢上了这所学校。
四中在道外区南马路，我家在道里区安和街铁道西面，我测了一下，步行再快也要四十五分钟，如信步缓行则需一个多小时。上学走这么远的路我还是头一回。初中班与我同时考入四中的，仅有一位姓孙的女同学，她家住道里区“河”字片，与我家差不多远。可惜她没上多长时间的课，就转回到一所离家较近的中学了。我倒是没有转学的想法,母亲为支持我，径直去买了公共汽车月票。这第一个月，我每天从安和街乘车到南马路,单程约二十分钟，省时省力，却也无形中产生了不小的压力。我深知，家里靠父亲一个人不算高的工资，同时供三个孩子上学已经不易，若再添加额外的经济负担实属不该。我只好拂逆母亲的意思，坚持从第二个月起改为步行。
现在回想高中那几年徒步上学，除耽搁了些时间，对个人更多的还是收益。省钱不说，既锻炼了身体也锻炼了意志，还养成了守时的好习惯。每天早上从起床到洗漱到吃饭，为留出路上的四十五分钟，分秒必争，丝毫不敢怠慢。行路亦专心致志，心无旁骛，尽量节省时间。记得有一次，睡觉过头了，起床后匆匆洗把脸，来不及吃饭，离上课已不到半小时。出了家门就是一路小跑，累了缓口气走几步再跑，像是身后有人拿着鞭子在催……，当满头大汗撞入教室，预备铃刚好响，看表，用时二十六分钟。当然，如此惊险的经历仅此一次。
因是择优录取，我们这届新生来自全市各区。以我们班为例，同学家多数在道外，少数在道里，还有在南岗的。四十多名学生，男生几乎占了四分之三。与其它班不同的是，我班高个子同学多，高一那年我长了约十公分，身高一米七五了，在班里只算中等。我推己度人，想像大概都是三年自然灾害后人体发育才出现的反弹，要不就是学校有意挑选出来的，说不定是为了打造体育示范班？反正我班在高一学年就获得了全校田径运动会的总分第二名（第一名为高三某班）。因为男女百米、二百米，女子四百米，男子一千五百米，男子铁饼、铅球、标枪等都有相当实力，可以拿分；男子一百一十米高栏、三级跳远、女子八十米栏具有绝对实力，必拿第一。参与后几项的郝同学一百一十米高栏在全国少年运动会上曾获冠军；白同学的三级跳远在市中学生运动会上曾破纪录；金同学的八十米栏也代表学校在市里取得过名次。
文体不分家，还是纯属偶然？让人吃惊的是我班同样聚集了许多文艺人才。四中“红领巾合唱团”在全市小有名气，正准备参加当年“哈夏”音乐会，我班大部分同学是其成员。夏天以前，合唱团每周都要集中几个下午,由赵老师指挥我们排练，我们作为学生市民，真的为能参加一次本市“哈夏”会正式演出感到高兴！此外，学校年年搞全校性文艺汇演，以检阅各班开展文艺活动的情况。为迎接全校盛会，班级进行总动员，第一次亮相，仅会乐器的，二胡、三弦、扬琴、笛子等，就够一个民乐队。我的同桌，李同学是市青年宫某乐队的长号手，还会谱曲；我俩合作(一词一曲)为班级大合唱写了一首歌。至今我还记得，班级排练的节目中有山东柳琴演唱、天津快板、三句半等，形式多样。特别是集思广益,创新编排了有男女生二十多人参加的新式舞台剧，即在舞台上摆出各种体育项目造型，配乐朗诵，以展示我班体育运动成果，演出后一炮打响,颇有震撼效应。从此，我班文艺如同体育，同样驰名全校。
其实,校方是否有意打造文体班并不重要,我班体育尖子多却是事实。像白同学、郝同学还是校篮球队的主力队员，在他们带动下，我班篮球队也具备不俗的实力。而且，这两位同学初中就毕业于四中，学校也以他们为骄傲，因为从他们身上体现出了五、六十年代四中教学的传统优势。
从入学开始，学校对我们这一届就寄予厚望，仅从为我们配备的任课老师也可以看得出来。原因其实很简单，我们之前，学校高考成绩连续几年都很突出，我们这届各方面条件似乎更好，学校理所当然要乘势而上，在未来的高考中再上层楼、有新的斩获！一、二年级时为我们任课的老师虽然相对年轻，但个个有为，都是学校教学的骨干。到了高三，除个别继续跟班走的强手，其余全部换成高考“把关”教师，以确保教学和备考方面的优势。如数学课的解老师、语文课的李老师、化学课的姬老师、物理课的贾老师、历史课的程老师等，这批老师在全校教师中较为年长,多是各科的带头人,教学经验均十分丰富。有他们把关，学校尤其感到放心。多少年过去了,据我所知,他们中很多人始终奋斗在教学第一线,有的被评为省劳动模范,有的被评为全国优秀班主任等，成为教育战线的楷模。
我班先后有两位班主任，一、二年级时是一位教数学的女老师，姓李，三十岁上下，人很干练，课也讲得好。作为班主任，她信任同学，班级工作比较放手，有事与同学商量，深获同学好感。高一时我是班级团支书，总体尚可,缺点是工作有些放不开，也不够主动。家远，路上用时较多只是客观原因，主观上觉得工作分散精力，没处理好与学习的关系，有些畏难情绪。特别对不住李老师的是，在即将高二的暑假里，我顶着烈日到李老师家，去向她谈要辞去团支书。我觉得像是做错了事，支吾着有些说不出口，但李老师还是很体谅地答应了我的要求。不过变动也仅高二这一年，到高三我又被从委员调回了团支书。
高三时，我们的班主任换成教外语的薛老师，一位高大魁梧的男子汉，俄语从书写到口语都非常娴熟。他在教师中年龄较大，但生性好动活泼，他最喜欢的运动是打冰球。那时，学校冬季凡有条件的都浇冰场，开冰上体育课。四中冰上课可说是同学们的最爱。偌大冰场外圈是速滑道，内圈有隔板挡起来的标准冰球场（场内亦可花样滑）。每当有冰球表演赛，校内或校际间的，都少不了薛老师的身影。他通常是守门员，穿上防护服显得臃肿高大，他巨人般又有些笨拙地挪动身体，不顾一切地扑球，都会引爆观众一片笑声。薛老师平易近人，课外活动时与学生打成一片，他组织我们做游戏，亲自做裁判，尽兴时跟着同学一起大笑，全然没有老师的忌惮和矜持。他是闻名全校的活跃分子，经常出面代学校联系电影院，经他联系去的最多是道外红星电影院，偶然也有新闻电影院。我班有几位同学家住红星电影院附近，趁包场电影放映前去同学家转转，这样的下午，大家高兴得就像是过节！
高三的学习本来是紧张的，我们却没觉得过于枯燥，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到最后阶段，同学们在老师指导下已经郑重地填报了升学志愿。学校打乱原班建制，把高三全体学生按文、理科重新分班；同学们全身心投入备考，开始最后的冲刺。
高考的日子快速迫近，我扪心自问，三年辛苦在此一举，自己准备好了吗？说实话仍不禁惶惑。家住道里的几位同学，通常是放学后扎堆而行，从南马路过石头道街，然后逐个分流，最后只剩我与家住顾乡的杨同学。他是我班家最远的，令人羡慕的是他有自行车骑，因我俩同路，他总是推着车与我边走边聊。自重新分班原有秩序被打乱，放学后同学们都早早不见了踪影；偶有相遇，也一改漫无边际的话题，转向了有关学习或报考的内容。大家不觉间已笼罩在大考前的沉闷氛围中，或许只有此时，才真正意识到放任时间溜走意味着什么！
往下的发展无人可以预料。六月初，中央台的一则新闻广播，让全国的高考机器戛然而止。同学们不无盲目地奔走相告，至于高考延期是忧是喜、是福是祸无人知晓。直到“造反”的浪潮席卷而来，平静的校园生活轰然断裂，火热进行中的教改无果而终，万千学子的升学愿望化作梦魇。同样无人可以预料，百般折腾之后，大乱而大治，十一年后恢复高考，届时或可重续升学深造之缘……
三十年后。1996年夏日里的一天，作为校友我重回母校参加一个座谈会。会议内容为关于筹备五十周年校庆事宜，参加人为历届校友和教职员工代表，可谓高朋满座、济济一堂。在靠窗一排，坐着当年的老校长、教导主任、团委书记、曾任教老师等，他们或已退休，或已调离原岗位，这次是应邀回来建言献策的。看到他们那一刻，熟悉的脸上依然和蔼可亲，却也布满沧桑，往昔神圣校园中凝结的师生情谊、多舛岁月里降临于他们的不堪遭遇，种种画面浮现心头，百感交集，让我顿生恍若隔世之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