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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市志 群团》
 
 
第二篇 妇  联
 
 
第一章 解放前妇女状况和妇女运动
 
 
第二节 妇女运动
 
 
  一、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
  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爆发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使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变化。哈尔滨
的知识界妇女开始觉醒。她们为国家外受侵略、内战不止、民不聊生的局面忧虑,意识到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她们主张联合起来走向社会,为国为民寻求出路。“五四”运动
消息传到哈市后,各界妇女反响强烈。5月6—7日,哈尔滨男女学生千余人和工人、市民共同
张贴标语。男女学生还成立了“学生团”进行活动。在此期间,冲出封建家庭到北京、上海
等地求学的李见真、吴淑贞、孔繁祯利用假期回到哈尔滨,向老师、同学传播进步思想,讲
述北京“五四”运动中学生反帝斗争的情况。京津学生运动领导人之一中共党员马骏来哈尔
滨,在青年中开展革命宣传活动。他在东华学校任教期间,鼓励女学生参加每周末学校组织
的讲演会、辩论会。他还向教师和学生宣传改造中国,解放妇女等道理。1922年2月,哈尔
滨救国唤醒团组织全市人民游行示威,反对华盛顿九国会议通过的瓜分中国的《九国公约》,
许多女学生参加游行。同年,妇女界组织了“女子救国会”。一些女青年还参加了“青年会”、
“平民教育班”等社会组织。
  1923年10月,中共哈尔滨组成立。从此哈尔滨妇女运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入了一
个新阶段。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哈市一些学校男女学生走向街头散发传单,进
行讲演,动员募捐,支援上海遇难同胞。同年6月,才镜石、任璞全等16名知识界妇女发起
创立妇女协进会,并于6月28日在道外青年会礼堂举行成立大会。才镜石被推举为会长。她
在大会上作的报告中阐明“妇女协进会以其实行为妇女服务,打破男女不平等的待遇及社会
种种黑暗为目的”。当时哈尔滨《晨光》报报道消息称,该会的成立是哈埠妇女界的创举,
是妇女前途的曙光。协进会成立后,立即开展了“沪案后援”募捐活动。8月8日在道外天仙
第一大舞台举行义演,演出自编四幕话剧《春归梦》等节目。观众热情捐献,援助上海“五
卅”惨案中遇难的工人和家属。妇女协进会于翌年春在道外二十道街开办贫民女工厂,在道
外十四道街开办国货商店,抵制日货,优先推销贫民女工厂生产的产品及其它国货。商店经
销鞋帽、文具、糖果、服装、瓷器、茶叶、化妆品、首饰和香烟9个种类商品。1925年11月,
妇女协进会在哈尔滨《晨光》报创立了副刊《妇女》周刊。才镜石为编辑主任。《妇女》周
刊的宗旨是:大声疾呼唤醒妇女界同胞,把妇女从沉梦里唤醒,使她们打破种种障碍,在世
界人群、国家、社会里边也要占定一个自决自立的地位。《妇女》周刊发表的有影响的文章
有:惜梦的《妇女运动谈》、才镜石的《废娼问题研究》、梦华的《欧洲妇女参政概况》、
陈碧兰的《被压迫妇女的出路》等。《妇女运动谈》中写道:“提倡妇女运动是因为四五千
年的专制,把妇女应享有的权利掠夺殆尽,社会完全由男子占有……,妇女运动就是要争回
来已被掠夺的权利……”。该刊到1926年6月4日的近7个月中,共出刊25期。它在宣传新文
化运动,动员妇女反帝反封建,为妇女寻求解放指出方向等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由于成员
陆续从事其他职业,妇女协进会于1927年停止活动。协进会所办的工厂和商店亦随之停产停
业。
  1926年2月,中共北满地方委员会(亦称中共哈尔滨地委)成立,委员会内设学生、职
工和妇女运动委员会,赵尚志负责妇女委员会工作。此后,哈尔滨妇女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以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家的剥削,争取民族独立为纲领,逐渐由以少数
知识界妇女为主,转向以女工为主。1928年11月,哈尔滨工业大学、法政大学、医专、一中、
二中、女一中等学校学生,为反对日本在东北强修“满蒙五路”,发起成立哈尔滨学生维持
路权联合会。11月9日,各校学生约5000余人举行示威游行。医专女学生、共产党员李昨非
(又名刘景荣)是这次斗争的领导人之一。哈女一中学生萧红、沈玉贤等冲破校方的阻拦,
加入游行队伍。学生们高举“哈尔滨维持路权大会”的旗帜,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
倒卖国贼”等口号行进。队伍行至道外正阳街(现靖宇大街)西端时遭到警察堵截。在与警
察搏斗中,有140多名学生受轻伤,8名学生受重伤。其中李昨非等女学生受重伤住院。酿成
震惊全国的哈埠“一一·九”流血惨案。随后,哈尔滨爱国妇女积极参加抵制日货的斗争。
她们在散发的传单上写道:“爱国布、爱国布,又暖和、又坚固。我们如果真爱国,大家都
用爱国布。任凭洋布多么好,没人要,没人用”。与此同时,各校学生还开展反对封建教育
的斗争。哈尔滨医专校规甚严,男女生分开授课,女生不准剪短发,指令女生读《女儿经》,
不许学生参加社会活动。李昨非等人组织学生开展反对封建礼教,宣传男女平等、教育平等
的斗争。她们反对女生读《女儿经》,批判“女子无才便是德”等腐朽思想。一些女学生勇
敢地冲破校方的禁令到松花江去游泳。1929年8月,中共中央派妇女干部郭隆真到哈尔滨,
在三十六棚铁路工厂做工人家属工作和领导工人运动。1930年8月至1931年2月,哈尔滨特委
两次改组,黄玉珍、侯志先后任妇女运动委员会(或称妇女部)负责人。在此期间,中共满
洲省委发出了一系列关于妇女工作的指示。1930年,省委11号通知中指示:“满洲的女工运
动是妇女工作的主要部分,实现政治罢工、同盟罢工的策略,党应加紧争取女工群众,特别
是产业女工……”。1931年4月,省委又指出:“平民女工厂是目前哈市妇女工作的中心,
必须尽力在该厂进行工作”。根据这一指示,侯志深入平民女工厂、老巴夺烟厂组织工人开
展斗争。同年5月1日哈尔滨产业工人组织的“五一”示威游行中,平民女工厂的女工站在队
伍的最前列。当警察殴打游行群众、公开抓人时,她们冲上前去阻拦。在党的领导下,平民
女工厂的女工向资方提出三条要求:一是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恢复每天两小时学习时间;二
是星期天必须休息;三是改善伙食,并严正声明如不答应条件,全厂工人将举行罢工。资方
终于被迫答应了工人的要求,斗争取得了胜利。同年该厂建立起哈市第一个由女中共党员组
成的党支部。哈尔滨党组织建立后曾多次派干部深入到老巴夺烟厂,鼓励女工团结起来与男
工一起进行要求增加工资及罢工等斗争。
  二、开展抗日救国运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号召“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发动群众斗争,来
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共哈尔滨市委于1931年9月26日组织工人、学生数千人,在
道外正阳街举行反日示威游行。平民女工厂的中共党员刘桂清、何敬珍等女工和女一中的学
生参加了这次游行。游行遭到警察的镇压,刘桂清被打伤。在党的领导下,哈尔滨工业大学、
哈尔滨师范专科学校、女一中等学校建立了“反帝大同盟”。为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各
学校组织有二三百名男女学生参加的学生军。女一中组织了救护队,课后练习包扎救护,随
时准备奔赴前线。1932年2月5日哈尔滨沦陷。3月1日,中共满洲省委向全省妇女发出号召:
“劳苦妇女必须在革命的总的战线上与劳苦弟兄一致,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和他的走狗出境,
建立苏维埃政权以取得劳苦弟兄总的解放,同样亦取得妇女真正的解放”。其后,哈尔滨各
阶层爱国妇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这一时期,中共满洲省委妇
委书记李秋岳和其他女地下工作者,经常深入到平民女工厂等地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宣传
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组织女工散发反日传单。老巴夺烟厂女工比较多,是中共党组织的工作
重点之一。1932—1945年间,中共党组织派赵一曼、于佩贞、刘志敏等先后在老巴夺烟厂、
毛织厂、利记厂等地开展工作。她们发动教育女工把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结合起来。她们还
经常通过拜干姐妹、扎花(即绣花)、参加婚礼、小孩过百日等活动联系群众,进行抗日宣
传。女工们得到传单后相互传递,有的还带回家糊在纸墙里保存起来。老巴夺烟厂女工在反
日的同时与男工一起采取怠工、破坏机器、罢工等方式反对资本家的剥削。女工有时把螺丝
帽放在机器轮带里,迫使厂方停工修理;有时把切烟刀拨斜,使生产出的卷烟变成废品。女
工们把工厂发的霉变的窝头晒干攒起来。一次搜身时,女工们把干窝头当武器抛向搜身的白
俄女人,然后一哄而散。事后厂方要抓领头人,女工则团结起来集体抗议。厂方在女工要
“挂队”(罢工)的压力下,被迫辞退白俄女人,并在一段时间内停止搜身。
  知识界妇女积极参加抗日斗争。家庭生活比较富裕的哈工大女学生赵洵自接受了中共地
下党组织的教育后,经常节省自己的生活费为游击队买药和日用品。道里区马街小学校教员
候竹友把自己家作为中共党组织的活动站,与未婚夫任震英(工大中共地下党员)秘密刻印
及散发宣传品。她曾掩护中共党员韩光(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等同志,还变卖了
自己的首饰为他们求医买药。侯竹友、任震英和父亲商量,把伪《满洲国国歌》的歌词改为:
“群众起来,复此大仇,上前呀!上前!打倒伪国;除强盗,杀走狗,还我河山……”。他
们将歌词刻印出来,在马街小学校、三十六棚工人生活区、电车厂、电影院等地散发,后来
传到珠河游击队,进一步激发了群众和游击队员的抗日爱国热情。文化界女青年白朗同爱人
罗烽(中共地下党员)一道参加反日斗争,利用他家作秘密集会和印刷场所。白朗还利用任
《国际协报》副刊编辑的身份,开辟《文艺》、《国际公园》、《妇女》和《儿童》等专栏,
呼吁进步作者揭露黑暗的社会,为弱者鸣不平;揭穿所谓“王道乐土”、“共存共荣”的假
象,抨击殖民统治,号召苦难中的妇女为寻求民族解放和自身解放奋勇抗争。由于她的作品
表现了抗日思想,她主编的副刊发表讽刺伪满洲国的诗歌,引起日伪当局的注意,而被迫停
刊。青年文学工作者萧红创作了大量充满革命性和战斗性的作品,其中震撼当时文坛的中篇
小说《生死场》,在鲁迅的支持帮助下,1935年12月在上海出版。这篇小说描写了中国农村
妇女在三座大山压迫下的悲惨命运,塑造了从苦难中走上革命道路的抗日英雄形象。一些女
作家、女教师、女学生、女职员经常在道里新城大街(现尚志大街)公园附近的“牵牛房”
(因门外有牵牛花而得名)秘密集会,阅读进步书刊,传播抗日斗争胜利消息,书写反日传
单,进行抗日活动。1935年,在中共地下党员姜椿芳的协助下,袁亚成开办“口琴社”,通
过业余口琴演奏活动进行抗日宣传。女社员有侯竹友、陈绢、沈玉贤等。女医务人员也积极
参加抗日活动。市立医院女护士韩勇义在护理抗日英雄赵一曼期间,被赵一曼的爱国抗日精
神所感动,与警察董宪勋一起帮助赵一曼逃跑,不幸被敌人发现。赵一曼被捕后英勇就义。
韩勇义也被捕入狱,在酷刑面前她坚贞不屈,被关押了一年多后获释。
  中共地下女交通员薛雯、宋兰韵、李益智、秦淑云等经常以各种身分作掩护,通过多种
渠道递送、抄写、印刷和保管文件,发放传单,掩护同志。有的以作礼拜为名把文件放在
“经书”里;有的抱着孩子,把文件放在包裹孩子的棉被中;有的装成街头“缝妇”,把文件
藏在破旧衣服或针线包里;有的装作探亲访友,把文件藏在点心盒里。秦淑云和李维民假称
夫妻负责发行工作。他们把大量的《东北民众报》和党的文件、宣传品装订成册,封面贴上
美人画,写上言情小说书名,送往接头地点和联络站。1934—1937年,由于日本侵略者残酷
镇压抗日活动,不少革命者被捕、被害,哈尔滨党的组织接连遭到破坏。但是在白色恐怖中,
抗日爱国妇女和抗日战士一起在党的领导下,不畏强暴坚持斗争,直到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
后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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