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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1965年，全市检察机关在打击国家工作人员的贪污、贿赂犯罪的同时，还对违反
国家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案件、不法奸商与资本家行贿、偷漏国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
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五毒”案件、投机倒把案件和企事业单位职工的盗窃案件（1963年2月
以后，高检院指示，检察机关不直接受理工人盗窃案件）进行查办。这期间，全市检察机关
共查办违反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案件24件，不法奸商与资本家施放“五毒”案件12件，投机倒
把案件93件，职工盗窃案件254件。在全市检察机关查办的上述案件中，有3件比较典型：
1952年6月，市检察署在“五反”运动中，查出房产经纪人王明远，从1949年以来，向
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旧人民币194万元，偷漏税旧人民币552万元，盗窃国家资财旧人民币2485
万元。因抗拒交待，给予从严罚款处罚。
1955年10月，市检察院查办了市运输公司平房马车队违反粮食统购统销政策，高价抢购
高粱米4万余斤，致使当地部分农民不愿将余粮卖给国家。该队的主要负责人受到了行政处
罚。
1961年12月，市检察院会同市公安局、市法院共同查办以工人刘玉民、王兴身为首的集
团诈骗和投机倒把案件。这个集团共有10名成员，从1960年4月—1961年8月，以伪装身份和
欺骗手段，先后在哈尔滨市、牡丹江市和沈阳市等地，骗购大量钻头、合金刀、轴承、电线
等国家调拨物资，购买金额18．5万余元，转手倒卖获取非法暴利17．3万余元，然后私分挥
霍。经市委批准，首犯刘玉民、王兴身被判处死刑，其余成员也都受到了重刑处罚。
1979年全市检察机关重建后，依照国家法律规定，经济检察除了查办贪污、贿赂案件，
还要受理查办偷税、抗税案件，挪用救灾、抢险、救济款物案件，假冒商标案件，盗伐、滥
伐林木案件和上级交办的其他经济案件。
1980年10月22日，市检察院针对一些工厂企业发生偷税、抗税等违反国家税收法规行为，
为了便于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刑事责任，同市税务局联合制定了工作联系制度。其中，规定
税务部门凡发现偷税、抗税的应及时报告检察机关，将偷税、抗税金额5万元以上，或虽不
足5万元，但情节严重的，税务部门则应专案书面向检察院反映；检察机关在工作中发现有
偷税、漏税的，也应及时告知税务部门。对偷税、漏税案件的调查工作由税务部门进行；对
重大案件的调查工作，可由税务部门与检察机关共同进行。
是年12月，根据省检察院规定，全市检察机关将偷税、抗税3万元以上的作为刑事立案
的标准。
1981年6月，市检察院根据市委领导批示，立案查办了某住宅公司工长郑景贺、某住宅
公司工人邵兴功、某厂工人曲凤海等3人非法出卖公产房承租权案件。他们3人分别非法获利
9000元、1．7万元和6000元。均依法定为投机倒把罪，免予起诉，非法所得全部没收。
是年11月，市委领导又批示，市检察院会同市委纪检委、市建委、市农林局、市工商局、
市公安局、市房地局和南岗区委等单位组成联合调查组，对南岗区跃进公社延兴大队非法出
卖、出租、转让私占土地和滥建房屋问题进行调查。查明该队自1970年以来，由于非法出卖、
出租、转让私占土地和滥建房屋，共损失土地326．2亩，其中耕地200亩，卖房卖地获款总
金额为156．7万余元，扣除合理的房价款，共非法所得106万余元。其中，私卖土地183亩，
非法所得67．5万余元；房地混卖带走土地94．8亩，非法所得38．5万余元；私自转让土地2
亩；社员私建房屋侵占耕地46．7亩。通过调查发现该队党支部书记范长江、副书记刘东潮、
张自来等人带头侵占自留地和私建房屋，除了个人卖房卖地外，还非法决定集体卖房卖地。
南岗区农林局干部李春学，在管理土地过程中徇私舞弊，为个别社员卖房卖地出谋划策和办
理批件。另外，还发现外单位有3人在该队卖房卖地活动中有投机倒把和贿赂犯罪行为。调
查组建议对上述人员分别追究刑事责任和给予党纪政纪处罚。
1982年1月12日，为了全面贯彻《刑法》、《刑事诉讼法》和《暂行海关法》，以及国
务院、中央军委的有关规定，市检察院会同哈尔滨海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市法院和市公
安局联合下发了《关于受理投机倒把、走私、贪污等经济案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其中规
定打击投机倒把，主要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查禁走私，由哈尔滨海关负责；检察院、
法院、公安局和税务局予以积极配合查处。对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投机倒把和走私案件，由
原办单位将此类案件移送公安部门查办后，再由检察院和法院分别依法起诉判处。对政治性、
集团性和重大的走私案件，由海关配合公安部门侦破；在投机倒把的同时又有反革命、抢劫、
诈骗、盗窃等重大犯罪活动的，由工商行政管理局配合公安部门查处。
1982—1984年，全市检察机关共立案查办诈骗案件15件，投机倒把案件13件，其他经济
犯罪15件。
1985年7—8月，全市检察机关为了严肃税收法纪，严厉打击偷税、抗税违法犯罪行为，
配合税务部门对全市27300个国营、集体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进行税收大检查。追回偷、漏税
款4731万元。税务部门向检察机关移交偷税、抗税案件6件。检察机关经过立案侦查，决定
追究刑事责任的1件。是年11月，检察机关立案查办了市二轻局重大偷税案件。查明该局财
务处于1977—1984年，为谋取本单位经济利益，采取欺骗、隐瞒、制作假帐等手段，共偷税
82．4万余元。依法追究了该局财务处主要负责人的刑事责任。
1985年11月8日，市检察院党组为了纠正有的单位发案不报，防止漏掉犯罪，向市委呈
送了《关于对严重经济犯罪案件，有关单位必须及时向检察机关报案的意见的报告》，由市
委批转各单位执行。此报告依据上级司法机关对经济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主要把投机倒把、
诈骗和偷抗税等案件的立案数额标准向各单位通告。个人投机倒把活动金额5000元以上，或
非法所得3000元以上；国营、集体单位投机倒把活动金额5万元以上，非法所得2万元以上的；
个人诈骗金额500元以上，国营、集体单位诈骗金额1万元以上的；个体工商户偷税2000元、
抗税1000元以上，国营、集体单位偷税、抗税1万元以上，且占该单位应纳税总额50％以上，
偷税、抗税5万元以上，且占该单位应纳税总额30％以上，以及偷税、抗税30万元以上的均
应立案。对于虽未达到上述立案数额，但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的也应立案。对于达到立案数
额标准的经济案件，发案单位隐瞒不报，有意包庇犯罪的，要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1985—1986年，市检察院和动力、南岗、道外、太平区检察院按照市委批示，分别立案
查办了“华夏公司”、“东方贸易公司”、“哈农牧喷雾器厂”、“北方日杂商场”、“天
鹅木器厂”和“北方五金电料商店”等单位的重大诈骗案件。这6起诈骗案，诈骗金额多者
高达1．3亿多元，少者也在百万元以上。如“华夏公司”以鲍连有为首的诈骗犯罪分子，伪
造“美国CK财团代表”、“香港大新亚洲国际有限公司代表”等身份，从1984年8月—1985
年5月，先后同13个省、市31个单位签订各种假经济合同32份，诈骗金额达1．34亿元，骗到
手的钱款321万余元。该公司鲍连有等3名主要诈骗犯罪分子依法受到了刑事处罚。检察机关
通过查办此案，又挖出与本案有牵连的各种经济犯罪分子19人，均追究了刑事责任。
1987年4月，市检察院为了严格执法，纠正不良现象的发生，制定了《关于办理经济案
件的有关规定》，下发各区、县检察院执行。规定不准到发案单位报销差旅费、办公费等，
与发案单位共同办案的经费，各自回本单位报销；不准接受发案单位或个人的吃请及物品；
扣押的车辆就地封存，不得动用，如要动用，需经市检察院报请有关领导机关批准；扣押的
烟、酒等物品，不准动用或变卖；到被告人家搜查时，必须有其家属或见证人在场进行。对
于违犯上述规定的，要视情节追究办案人和直接领导人的责任。
1988年11月，全市检察机关依据省检察院和省法院的规定，在经济检察中增加了查办挪
用公款罪案件。凡挪用金额2000元以上，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挪用金额5000元以上，
进行营利性活动；挪用金额5000元以上，超过3个月未还的，检察机关均应立案侦查。关于
此类案件的立案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同年1月已有具体规定，均为全市
检察机关贯彻执行的依据。1988—1990年，全市检察机关共立案查办挪用公款案件177件，
其中，1990年查办105件，比上两年查办72件增加45．83％。
1989年4月，全市检察机关和税务部门根据全国检察、税务查处偷税、抗税工作会议要
求，联合成立了“查处偷税、抗税办公室”，以此加强查处偷税、抗税案件力量，各区、县
（市）也相应地设立了相同机构。全市共有10个税检室、49人，其中有检察干警23人，税务
干部26人。1989—1990年，全市税检室共立案查办偷税、抗税案件635件，其中刑事立案144
件，比上两年刑事立案84件增加71．43％；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184．3万余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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