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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解放初期，有些不法商人为获取利润，反对国家限制，采取蒙混、投机、欺骗、
套取等手段，破坏国家经济建设。少数国家工作人员或集体贪污国家资财，或与私商合作生
产，假公济私，中饱私囊，生活腐化，贪污公款，任意挥霍。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支持解放
战争，维护经济秩序，保护公共财产，人民法院运用审判武器制裁了一批破坏解放区经济建
设的罪犯。1946—1949年，主要审理贪污、行贿、受贿和不法工商业者侵吞国家资财等危害
经济建设的案件。由于哈尔滨刚刚解放，社会秩序乃至经济秩序比较混乱，为了有力地打击
不法商人的破坏活动，1948年，市人民法院起草《惩治商人非法活动暂行办法》，对全市打
击不法商人和其他经济犯罪分子的破坏活动起到了政策、法律上的保障作用，并对国家经济
建设的顺利进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当年审理经济犯罪案件77件。1949年，哈尔滨经济建设
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在中共哈尔滨市委的领导下，市法院把对破坏国家经济建设的犯罪
斗争放在工作的主要位置上，组织干警学习经济政策，提出“司法工作要为保护国家经济建
设，进行有效力的工作。”当年，除盗窃国家财产罪外，共判处经济犯罪348件。
1951年，中共中央根据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现象严重的情况，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反
对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中共市委的领导下，在
全市机关、国营、企事业单位开展了“三反”运动。即通过动员、学习文件，发动群众揭发
检举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现象，并由各单位选配得力人员，在人民法院领导下，成立7个
“三反”人民法庭，专门处理“三反”案件。到1952年上半年，此项运动基本结束。全市
“三反”人民法庭共办理贪污等经济犯罪案件754件。一审判决后不服上诉的206件，占判案
总数的27.3％。经二审市人民法院审理后，维持原判的63件，占上诉案件的30.6％；改判加
重的6件，占2.9％；不应判罪的54件，占上诉案件的26.2％；事实有出入的83件，占40.3％。
“三反”运动结束后，人民法院对未曾上诉的案件也进行了复查，对错案及时进行了纠正。
全市开展“三反”运动的同时，也开展了反对资产阶级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
偷工减料、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在中共哈尔滨市委统一领导下，成立了74个“五
反”人民法庭，法庭成员由市法院院长和审判人员及其他各机关、企业领导干部组成，并成
立了市、区节约检查委员会，发动私商坦白检举与“五反”内容有关方面的问题。根据所揭
露的问题，分别将其定为完全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半违法户、基本守法户、守法户等。对
违法户情节严重者，分别由市、区节约检查委员会、工商局长代表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由
“五反”人民法庭进行审理。到1952年运动结束时，全市在“五反”运动期间共处理行贿等
经济犯罪案件814件。通过“三反”、“五反”运动,打击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保卫了国
家的经济建设。人民法院在运动期间，还选择贪污、不法资本家犯罪的一些典型案件召开万
名群众参加的公判大会，起到了推动运动发展、教育人民群众的作用。
“三反”、“五反”运动后，1953年，东北行政委员会召开东北第五届司法会议，明确
指出人民法院要保护经济建设。为使审判工作更有力地保卫国家经济建设，市法院成立了经
济建设保护庭，主要审理破坏经济建设的案件。1954年《人民法院组织法》颁布后，市法院
撤销了经济建设保护庭。1953—1954年，市法院共审理经济犯罪案件699件，其中，破坏经
济建设案件170件，私营工商业者违法案件255件，贪污案件274件。为国家追回赃款75．5亿
元（旧人民币）。1955—1956年，市、区法院又审理了一批经济犯罪案件，其中有贪污、倒
卖黄金、扰乱金融、投机倒把、盗窃国家资财等案件。
1957年后，根据社会主义改造和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全市两级法院运用审判职能，打
击经济犯罪的斗争一直抓得很紧，1960年后国家处于经济困难时期，投机倒把案件显得尤为
突出，占整个经济犯罪案件的57％。与此同时，由于群众生活极度困难，发生偷窃粮食、衣
物及生活用品的案件上升。1957—1966年，市、区法院共判处罪犯1056人，对保护国家和集
体财产，维护社会秩序，保障经济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期间的经济犯
罪案件主要是贪污、非法包工、投机倒把等案件。
1967—1976年，全市受理经济犯罪案件208件。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实
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政策，促进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调整、改革、整顿、提高”
的方针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流毒影响，一些人无政府主义、
极端个人主义恶性膨胀，干部队伍中的一些意志薄弱者经不起改革开放的考验，严重经济犯
罪活动明显增加。在某些地区、某些行业和部门问题相当突出。在这种形势下，全市两级法
院运用法律手段，大力开展了打击经济犯罪的活动。1982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打击
严重经济犯罪的《紧急通知》。3月，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通过《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犯
罪的决定》。4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
全市两级法院立即行动，把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严惩破坏经济建设的罪犯作为
极为紧迫、极为重要的任务。鉴于经济犯罪案件情况复杂，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各级人民
法院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及时掌握新情况，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9月，市法院发出通
知，要求全市各基层人民法院切实做好追缴赃物工作，凡是赃款赃物，都要一追到底，认真
收缴，严防转移。对依法移送人民法院判处的案件的赃款赃物，应该随案移交。人民法庭要
有专人负责清点登记、妥善保管，在判决时依法没收，按照规定统一上缴国库；应该返还有
关单位的，要及时返还。12月，市法院贯彻省高级人民法院打击严重经济犯罪工作座谈会精
神，针对有关问题提出，对投机倒把案件定罪时要注意区分正当的商贩、政策允许的贩运活
动与投机倒把罪的界限；区分一般性的违反工商管理规定的违法行为与投机倒把罪的界限；
要结合各地的经济状况，掌握盗窃罪、诈骗罪“数额较大、巨大”的问题。对于少数连续多
次作案，屡教不改，扰乱社会治安，数额虽不够标准，也可定罪处理。1978—1982年共审结
经济犯罪案件563件。1983年，为进一步做好追缴赃款赃物工作，市法院根据上级法院的有
关规定，进一步明确追缴赃款赃物要从立案开始，注意查清赃款赃物的去向，赃款赃物应随
案移送，不便搬运的赃物，可原地封存，拍照入卷，并注明数量、价值和存放地点。已追缴
的赃物，做好折价和保管工作。人民检察院与人民法院交接案件时要一并做好赃款赃物的交
接和清点工作，建立严格的手续制度，防止丢失、损毁。结案后要及时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跨省、跨地区的案件，如原地由另案将赃款赃物处理完毕的，可将原处理结果的抄本附卷。
1984年12月，根据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严惩严重经济犯罪的意
见》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当前办理盗窃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
的解答》，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就盗窃犯罪的数额问题提出新的意见：1．个人
盗窃公私财物，以200元为“数额较大”的起点。2．个人盗窃粮食，以1000斤为“数额较大”
的起点。3．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以2000元为“数额巨大”的起点，个人盗窃粮食，以10000
斤为“数额巨大”的起点。全市两级法院在审判经济犯罪案件中照此办理。
1986年，为加强对经济犯罪案件的审判工作，市法院成立了刑事审判二庭，抽调有审判
经验、业务能力较强的审判干部，专门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各区、县人民法院也相应成立了
专门审理经济犯罪案件的合议庭。
1989年8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出《关于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
犯罪分子必须在限期内自首坦白的通告》，限定至1989年10月31日前，上述犯罪分子向公安
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或者其它部门或本单位投案自首、坦白交代犯罪事实，凡在限期
内投案自首、坦白、立功的，均应予以从宽处理。《通告》发出后，各类经济犯罪分子纷纷
投案自首，争取从宽处理。人民法院根据《通告》精神，迅速及时的审结了一批限期内投案
自首的经济案件，并召开政策兑现大会，对投案自首、坦白、立功的罪犯给予减轻、从轻或
者免予处罚，同时对限期内没有投案自首、坦白的，限期后被捕获归案，认罪态度不好的罪
犯，给予从严惩处。收到了较好的社会效果。
1986—1990年，共审理经济犯罪案件6232件。其中：诈骗案件815件，投机倒把案件44
件，贪污案件579件，受贿案件133件，其它4661件。
这一时期，经济犯罪涉及范围越来越广，权钱交易犯罪案件突出，犯罪手段呈多样化，
盗窃公私财物案件明显增多。1977—1990年全市两级法院共受理盗窃案件7943件，占同期受
理的经济犯罪案件11199件的7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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