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登上南行的列车了。夕阳用血染着远山，夜幕从暗处陇向大地。我想起雨果在临终前的一句绝美的诗：'在日光与夜色中间进击'。"这是抗战老作家支援老师在他的回忆录《哈埠蒙难记》中的最后一句话。那时，他刚刚在日本宪兵队的牢笼中死里逃生。
2004年12月13日，支援老师在哈尔滨市立医院与世长辞，享年85岁。那几天，天上飘着清雪，他生前的好友、同事、学生，甚至一些素不相识的文学爱好者都赶来送支援老师最后一程。在人群的低泣中，我听到的最多一句话就是：这是一个好老头。
我和支援老师在一个办公室里编稿子好几年，直到他离休回家。作为支援老师的学生、同事、部下、崇拜者，几次欲写这篇文章，竟因感触良多不知从何说起而搁笔。而现在，我找到头绪了吗？
一、两个"坏老头"
1976年，动荡、诡异。历史不知最终要将这一年如何定义。天塌地陷，黑白不明，人鬼颠倒。我，一个青年工人，还在工厂摇摇把儿，因为业余时间好舞弄点儿小文墨，被刚刚复刊的《哈尔滨文艺》杂志社调来见习。上班的头一天刚走进黑乎乎一股经年的咸菜味儿的楼道，就被一个好心人拉到一边，悄悄地告诉我，别看这个单位不大，人员复杂着哪，你年轻，接触人说话啥的可加点儿小心，别好坏不分。
我屏住呼吸，悄悄地点头，果然加上了十二分的小心上了四楼，推开了办公室的门。光线很暗，浓浓的烟雾直呛嗓子，眼睛适应了半天，才看清这是一间狭长的屋子，门口是一个瘸腿的凳子，凳子上放着脸盆。然后是一个看不清原来什么颜色的小方桌，桌上放着高低不等的瓶子，里面好像是酱油醋之类的东西。还有饭盆和筷子。再往前靠东西墙排列着两排小学生课桌一样的办公桌，木头凳子，大概四列。透过烟雾极目远望，屋的尽头是一面窗子，窗下的东西桌旁坐着两个老头，脸对脸，手指里都夹着烟，抽得正凶。
我很快就知道了，靠左边这个老头是支援老师，当时是"历史反革命"，有着"总交待不清的历史问题"；靠右边这个老头是李清泉老师，"大右派"，原是《人民文学》的副主编。
我这个小见习编辑每天早晨来得比较早，第一个见到的是李清泉老师，他就住在办公室。每天早晨背着手满地转悠。然后我们就能听到楼道里传来缓慢的噗--拉--噗--拉的脚步声，由低向高，由远及近，门开了，支援老师进来了，他站定在地当间，胳肢窝下夹着他昨晚在家看过的稿子，手指里永远掐着烟，嗓子里发出巨大的拉风箱的声音，嘶拉--嘶拉，然后是咳，然后再拉，渐渐地平静下来后，走到他的办公桌前坐定。这时李清泉老师也停止了转悠，这是锻炼完毕了吧，也在桌前坐下，简单交换一下对稿子的看法，然后他们开始编稿。没有人抽烟，没有人说话，他们用红笔小心地勾勒着稿件里的错别字，梳理着不通顺的句式，时而小声呵斥，时而拍案叫绝，好像作者就在跟前站着一样。
一个上午，他们像雕塑一样的背影伏在稿件上，支援老师不停地咳，喘息，拉小风箱。李清泉老师高度的近视镜几乎贴在稿子上。他们编过的稿子，满篇通红，好多句子重新写过。有人嘲笑他们，说他们干的是费力不讨好的事，但他们坚信好稿子都是改出来的。
他们以后，我很少再见到这么用心修改过的稿子，很少再见到这么甘心为别人做嫁衣裳的编辑。
哈尔滨的好多作家，都是这些老师在稿件中发现，然后"改"出来的。
快到中午的时候，他们也许是编完稿了，也许是在休息了，他们又脸对脸地坐着，开始抽烟。一口烟进去，支援老师越发大口地咳，他有严重的肺气肿病，有时一口气缓不上来，脸憋得通红，然后照抽不误。李清泉老师不咳，一口烟进去，憋气，再憋气，等到非换气不可的时候，忒儿的一声，烟雾没了。
他们就这样抽着，脸对脸坐着，不说话。
屋里很暗，烟雾笼罩，就更暗了。夏天的时候，房顶漏雨，棚上用塑料布接着。时间长了，塑料布就黑了，东一条西一片地耷拉下来。
支援老师在黑暗和烟雾中撕扯着他背负了半个世纪的"历史问题"。李清泉老师这样的日子过了快二十年了。
我的第一篇散文是李清泉老师编发的。我的第一篇比较长的报告文学是支援老师一字一字给我改出来的。
我刚来的时候，不会看稿子。他们就把自己写好的稿签给我看，然后告诉我为什么。
我的文学创作生涯中的第一部在《黑龙江日报》上连载的中篇小说是和支援老师"合作"的。说是合作，实际大部分是支援老师写的。我一个小学四年级就"欣逢'文革'"的青年，敢和著作等身的支援老师合作，也真是够不自量力了。
我是这两个"坏老头"手把手教出来的。
他们改过的原稿和稿签，有些我一直珍藏到2007年。可惜在那一年动迁时失窃，永远也找不回来了。
就像我永远也找不到了这样两位老师一样。
二、支援老师的"历史问题"
是年9月9日，是"四人帮"倒台的日子，也意味着"文革"结束。我们的办公室里一下子就热闹起来了。
《哈尔滨文艺》这个哈尔滨市唯一的纯文学刊物，1956年创刊，1963年因事停刊。1976年春天复刊，出了一期。夏天的时候我来之前编好了第二期，打倒"四人帮"时，第二期已经印好放在印刷厂，这下好，这期刊物从印刷厂直接拉到造纸厂去了。然后我们就欢天喜地地编发1977年第一期，主题是欢呼打倒"四人帮"。
不管有事没事，我们这屋总聚集着楼内的很多的"牛鬼蛇神"。有不少是外单位的。他们在一起讲"文革"的各种趣事。历时十年
的"文革"，历时二十年的"反右"都成了笑谈。他们在消磨时间中，等待着"平反"。
我这时才发现，支援老师不是不爱说话，他非常健谈而且风趣。他常常谈起"文革"时他被"造反派"抄家，被造反派扇耳光。他连咳带说，经常笑得喘不上气，但是说到最后，总见到他的眼泪在眼角悬着，就是不往下掉。
清算"文革"开始，清理"三种人"开始。随之而来的是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我们身边的这些"牛鬼蛇神"一个个开始扬眉吐气。谁的问题解决了，谁就请客下饭店。那一年是我有生以来下饭店密度最高的年头。李清泉老师这个"大右派"，也回北京重新任职去了。
李清泉老师走了以后，支援老师的脸上渐渐没了笑容，因为他的"历史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他的烟抽得越发凶了。咳得也更厉害了。有时气喘不上来，他就跺脚。
我在旁边看着都憋得难受，说："支老师您别抽那么多烟了。"
支老师说："抽死拉倒！"
那一天，一个上边的领导来到了我们办公室，正坐在那儿抽闷烟的支老师霍地一下站起来，我从来没见支老师发过这么大脾气，他瞪着眼睛说："别的单位都在揭（"文革"的错误）、都在批（"文革"的罪行）、都在查（冤假错案），咱这咋就不动呢！"那个领导被支老师一下子的爆发弄得有点恼羞成怒，回击说："你揭呀你批呀，谁不叫你揭谁不叫你批呀。"说完转身就走，好像怕有人拽住他。
支老师咕咚一声坐回到椅子上生闷气，他能做的就是冲着烟发狠。我觉着支老师是不是太好欺负了。
支老师好不好欺负是我在若干年后知道了他的经历才真正了解的。1995年9月15日，《文艺报》上登载了一条消息：经过中国作协认真审核后认定，全国有337位抗战作家。黑龙江有5位，支援老师是哈尔滨市的唯一。他被授予"以笔为枪、投身抗战"的纪念铜牌。一时间，各种媒体纷纷来采访，他的抗战事迹广为人知。他的手模被镌刻在齐齐哈尔和平广场的抗战胜利纪念墙上……
历史真会开玩笑，我和许多文学青年也刚刚知道，这个闷闷不响，从不炫耀自己，背着"总也说不清的历史问题"的受气老头，竟然是一个值得永远纪念的抗战志士。
三、一个应该永远被抗战史记住的战士
支援老师生于1919年，九一八事变的时候正在读小学。有一天，大家都在暗地里议论当地报纸副刊上登载的一个小故事：说的是一个私塾的老先生，只会教给他的学生读四书五经、之乎者也，他的学生在外面受野孩子的欺负他却无能为力。少年支援不太明白大人们为什么都对这篇小故事这么感兴趣。后来大哥告诉他，这篇小故事里私塾先生暗指中国，野孩子指的是小日本。国难当头，仁义道德是对付不了野蛮侵略的。这件事对支老师至少有两方面的启示，一是文学的力量，如鲁迅所说，可以是匕首和投枪；二是另一种反抗的方式。从此支老师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鲁迅、巴金、雨果，只要能找到的文学书籍他统统涉猎。创作了《秋夜》、《乞儿》、《洋车夫》、《浣衣女》等很多诗歌作品，表达胸中的郁闷。那时，他刚刚17周岁。
1939年的春天，支援老师从他的家乡来到哈尔滨，经朋友介绍在邮局找到一份工作，也同时结识了一批血气方刚的青年作家，如1995年被中国作协同时认定为抗战作家的关沫南等（还有我在杂志社工作时非常敬重的学识渊博的王和老师。王和老师原名张志阁，退休前任《哈尔滨文艺》副主编，我当小说编辑的时候，王和老师是我所在小说组组长，也是我的恩师之一。今年，为了圆满出版《抗战作家支援文集》，我们翻阅了大量的伪满资料，在1941年左右的伪满《滨江日报》"漠烟"副刊上，我看到了好多王和老师当年写的进步文学作品），以及后来成为支援老师终生伴侣的沈桂弟老师等等。业余时间，支援老师秘密参加了包括中共党员关毓华和在上海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活动的佟醒愚在内的"中共哈尔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习小组"，读了很多马列著作的小册子，奠定了他日后之所以能成为抗战志士的思想基础。那个时候，支援老师租住在马家沟附近的一个苏联老太太家里。他贫困的境遇，落寞的神情和同为天涯沦落人的苏联老太太产生了共鸣。他们互相照顾，常常聊到深夜。后来，长年出门在外给日本人做苦力的男主人作为逃犯跑回来了，无疑给这个家庭雪上加霜。支援老师离开这里再回去时，家里的门窗都被钉死，夫妇俩都被抓走了。1943年，支援老师以这个亲身经历撰写了著名的抗战小说《白藤花》，标志着他真正实现了"以笔为枪、投身抗战"的无畏志向，也使他以完美的文学表达跻身优秀青年作家的行列。但是，也为他日后的身陷牢笼埋下了隐患。
2004年在支援老师的葬礼上，著名作家梁晓声发来的唁电说:"用他们的心，用他们的笔，用他们的诗和文，将东北人民当年的血与泪，悲与愁，不屈的民族灵魂与不畏死的战斗精神，及时地传达向全国，告知了所有的同胞百姓……"所言极是。
在搜集支援老师旧作时，我在北京国家图书馆的历史档案室里，看到了1940年、1941年、1942年的《滨江日报》。虽然不是原件，是翻拍成一卷卷的胶片，但是，在电脑上展开这暗黄的长长镜头时，历史的腥风血雨还是扑面而来。《滨江日报》和所有的报纸一样，都是为当权者歌功颂德的。也就是说，这是一份效忠伪满洲国、谄媚日本侵略者和当局的报纸。支援老师编辑的"漠烟"副刊每周一期。名字是支援老师起的，作家陈隄写的发刊词，题图是画家兼翻译家高莽老师设计的。根据"漠烟"的意境，高莽老师设计了黑暗的天空有一颗高悬的星星，照着下面一片沙漠，尽处有一缕炊烟。对这个一切尽在不言中的画面，大家都不禁拍案。高莽老师从小在哈尔滨长大，后来到北京，曾长期任《世界文学》的主编。前些年，已经八十多岁高龄的高莽老师在女儿的陪同下专程来哈尔滨参加《哈尔滨文学历史回顾典藏金刊》的首发式。手抚故土，江山依旧，斯人已去，整个行程，他多次眼含热泪，感慨万千。
在暗黄色的"漠烟"副刊里，我看到了支援老师当年发表的《逃亡妇》、《采野花的姑娘》、《极乐之村》等一些诗歌、散文、杂文等等。还看到了包括王和老师在内的很多抗战文学史上有名的作家作品，如白朗、关沫南的作品等等。你不能不佩服这些文学青年反满抗日的胆量。正如支援老师在他的回忆类作品中所说："《极乐之村》写的是江北，我拿那个村的野孩子象征日敌的入侵。"诗歌《逃亡妇》中写道："丈夫在炮火中轰碎了尸身/一家人你仅抱出贫血的孩子哭啼着逃亡。"这正是作者对那个黑暗残酷的世道泣血的嘶喊。正像当年那个私塾先生和野孩子的故事引起百姓注意一样，"漠烟"副刊像燃烧在敌伪区的一团暗火，有良心的中国人争相传看，心领神会，挣扎在苦难中的人们从中看到的是希望。
继1940年末全东北政治大搜捕即"12·30"事件后，1941年日伪又开始抓捕有反满抗日倾向的知识人士。"漠烟"被查封，支援老师逃回老家，1945年再次回到哈尔滨后，由于汉奸告密，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关押在现在的道里区经纬街17号一座黄色俄式的小楼的地下室里。"这里设有一溜阴冷而潮湿的牢房，一间挨着一间，正面都是粗实的木栅，活像囚笼。……我看到墙上划有一排排的道道，那是过去被抓进来的人记数日子的，有长有短，我不知道自己将要在这里蹲多久。于是，趁看守不在，我也用指甲在墙上划下：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六日。接着一道道划下去……"（支援《哈埠蒙难记》）
审讯是恐怖和残酷的。主审的日本人叫桐原宽，一个阴险而毫无人性的家伙。先是整夜的不许睡觉，夜以继日，一边发疯般训问一边干熬，那个滋味儿，撞墙的心都有。然后是出示各种证据，逼迫承认就范。支老师看到，他发表在《华文大阪每日》上的《白藤花》被译成了日文。这个刊物在日本出版，是个综合性的半月刊，发行量很大。作品下面有一段评语，说此作对社会表现极度不满，诅咒现实，叙述民众颠沛流离，生活充满凄凉恐怖，刻意描绘了民族没落的悲哀。支老师看到这里，反倒心安了一些。因为文学作品可以做多种解释。而他的"马列主义学习小组的成员"、他发表在"漠烟"等处的真正的"反满抗日"的作品等言行却没有被当做证据发现。抵赖和不肯招供同伙的结果是审讯进入第三阶段，严刑拷打。"起初，他叫我脱去棉袄，戴上手铐，用竹条似的东西抽打我前胸后背以及两只胳膊，并大喊大叫要我说，我有什么可说的呢？他知道的就知道了，他不知道的我决不能告诉他，否则，我真就再也出不去了。后来，他加重了拷问，使用一只胶皮管子，像粗粗的鞭子抽打我周身，遍体鳞伤，疼得我满地乱滚……"
这，就是支援老师的"历史问题"。
四、一套文集一个提案
若干年后，当我读到支老师的这些回忆文章的时候，我常常想，1976年我刚刚认识支老师的时候，他那么拼命的咳，一定是当年严刑拷打落下的病根。
支老师的《哈埠蒙难记》曾于2000年的3月到5月在《黑龙江日报》连载。之后，道里区经纬街17号那个破旧的小黄楼逐渐成为史学家关注的热点。2004年，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孙继英、长春伪皇宫博物院研究员李茂杰、哈市社科院侵华日军细菌与毒气战研究所所长金成民等专家曾去小楼考察。今年初春，为了整理支援老师文集的材料，我曾给现已是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的馆长金成民打过电话，他对当时考察的情景还记忆犹新。当年的地下室牢房现在成了存货的仓库，打开门，一种阴森血腥的气味扑面而来。据已经搬离这里的老住户说，这个小楼的院子里当年有一个大狼狗圈，狼狗圈里面曾挖出很多人骨。1957年的时候，三楼的墙上还有专门用来锁脖子，锁手腕，锁脚踝的铁链子。据2004年2月2日的《工人日报》记载那次考察活动说："在大狼圈和小三楼的斜对面，是一直径约1.5米的三角井，院内恶臭难闻。当年日军将抓来的爱国志士严刑拷打后，便丢进地下水牢。有人说，水牢直通松花江，里面白骨成山。但当时条件有限无法考证，人们只好将井口封死，并在上面盖起了如今的小楼。"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在老作家钱英球的倡议下，哈尔滨市文联和作家协会拟出版《支援文集》，此举得到了市委宣传部的大力支持。在2014年市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上，我和我们十四讨论组的成员向大会提交了《关于收回哈尔滨市经纬街17号（现市机电设备总公司）原侵华日军水牢改建为抗战雕塑纪念馆的提案》。大会将提案转交市委党史研究室。他们认为，从中央到地方，对明年的纪念日都非常重视，将隆重举办各种大型纪念活动。在日本军国主义侵占哈尔滨残害抗日志士的遗址处，筹建遗址性哈尔滨日本宪兵队罪证陈列馆，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在哈尔滨犯下的残暴罪行和给哈尔滨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警示后人勿忘历史，对于我们今天更好的凝神聚力，加快实施新战略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党史研究室并向市委市政府有关部门提出四项切实可行的具体方案。如落实该楼产权，迁移；悬挂"历史保护建筑"、"文物保护单位"标示；规划设计；征集相关文物等等。
我多么希望有一天，当这个纪念馆开馆的时候，我能去那个地牢里找一找，支老师和那些无名的抗日志士当年划的那些个长长短短的道道还在不在……
1976年聚集在我们杂志社办公室的那些个"牛鬼蛇神"好多都已经离世了。他们的那些个故事也逐渐随风飘散了。如果我是个有心人，我会当时就将这些故事随时记录下来，可惜我不是……
2002年，我去北京看望早已离休的李清泉老师，没唠上几句嗑儿，李清泉老师就打听支援老师的近况，于是我当场安排两个老头直接对话。好多年不见了，他们先就说："你还抽烟吗？""早就戒啦！"他们几乎同时间说，然后就嘿嘿地笑。作为旁听者，感知到他们岁数大了，好多对话好像是所答非所问，或者是所问非所答，但他们唠得那么热乎，那么投入，那么没完没了……
放下电话,李清泉老师背着手满地转悠，感慨说："老支啊，好人哪！"
我好像看见电话那头，支援老师慢慢地放下电话，眼泪在眼角悬着，就是不往下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