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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
 
 
理论活动与学术交流
 
 
【文化学】
 
 
    '94科学文化、经济与当代中国发展全国青年学术讨论会 讨论会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青年委员会、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市哲学学会、经济学会、哈尔滨经济管理干部学院联合举办,1994年3月20~23日在哈尔滨市举行。国内70余位青年学者和在华外国留学生参加会议。会议收到论文53篇,专著1部。会议主要讨论了三个问题;
    一、中国科学文化的状况及重建问题。1.关于中国的科学文化现状,主要有三种看法:(1)科学文化在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真正推动着中国社会(主要是经济)的进步;(2)目前中国的科学文化正在衰退,各种伪科学和不计后果的科学滥用现象盛行于世,造成有科学没科学文化的局面;(3)中国实际上不存在富有个性的科学文化,文化尚未定型。2.对中国科学文化的发展方向,与会者有两种看法:(1)主要是走向世界科学文化,因为科学是属于全人类的;(2)主要是发扬自己的科学文化,适当吸收外来文化。3.主张重建中国科学文化。在整个社会发展中,理论工作不能放松,一个社会的发展程度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理论的关注和转化程度。重建的途径是以科学精神为核心,立足中国实际,广泛吸取人类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文化与社会发展战略问题。与会者认为,企业文化在推动企业发展、完善企业制度、树立企业形象、加速国家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企业是科学文化的重要载体及科学文化与经济发展相结合的作用场。从宏观上看,许多企业效益差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企业忽视文化("软"件)建设,不能充分发挥企业的主体地位,难于顺应市场变化灵活转轨、启动。建设企业文化,要向国外特别是亚太地区的先进企业文化学习;立足国情民情,把握企业的服务对象,生产更具文化特色的新型产品;主动与高校、科研单位合作,走产、学、研联合开发的道路。
    三、中国哲学发展及其方法论问题。一些学者认为,哲学作为文化的深层内核具有导向和定位作用,各种反哲学潮流不过是对哲学无知和偏见的产物。当前的哲学不应是消解,而应是凝结,是大发展,这种凝结和发展必须富于新质的内涵和更丰厚的文化底蕴。要借鉴最先进的工具和方法去挖掘和整理那些属于中华民族自己的东西,敢于面对现实,关注和研究当代的民族心理、民族意识与社会问题,在世界文化和思想运动的洪流中重新为中华民族定位。会议专门围绕“解释学与中国现代方法论”、“近代俄国哲学的形成和发展对当代中国哲学转型的方法论意义”,进行讨论。
    第三届全国文化语言学研讨会  会议于1994年1月13~17日在哈尔滨市召开,由中国语言文化学会、黑龙江省语言学会、黑龙江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北方论丛》编辑部和广州市语言文学学会联合发起。会议的中心议题是:1.中国文化语言学的理论建设;2.语言与文化各方面关系的专题研究;3.中国语言研究传统的现代化。到会代表60余人,收到学术论文50余篇。
    有的学者认为,汉字造字的过程,是汉族先民在“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归一"的"天人合一"世界观指导下,以人为出发点,把人的主体精神投射于外界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通过仰观俯视获得对万象的体验,然后将这种体验赋予符号形式。汉字结构中洋溢着汉民族主体思维的特色,表现出汉民族的人本主义哲学,是适应汉民族文化特点的。有的学者对上述隐含的“汉语优越性”提出不同看法,认为文化语言学的建设者应当保持清醒的头脑,避免汉民族中心主义的立场和倾向。有的学者提出:“把语言作为世界观,往往容易导致语言具有阶级性。”有的学者不同意这种批评,认为文化语言学理论中的“世界观”不是指一般的哲学教科书上所谓的“对世界的总看法”,也不是指由政治立场决定的带阶级性的意识形态,而是指在特定语言中所反映出的世界图象。
    关于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发展方向问题,有的学者认为,文化语言学是80年代在文化讨论的大背景下对于《马氏文通》问世以来"西方理论加汉语材料”的语言研究模式的一种反拨,是对以“五四”运动为开端的中国新文化建设的一种历史回应,其主旨是如何深入认识汉语的根本特点,建立起适合汉语本身的研究模式,这同二战后国际学术界破“西欧文化中心论”的趋势是一致的,它的兴起有历史的必然性。人们现在和马建忠当时面临的共同问题都是怎样迎接文化建设新世纪。文化语言学已完成理论冲击任务,但理论体系和方法论建设还有许多不足,今后应进一步加强实践性,注重具体的实际问题研究。有的学者指出,文化语言学的总体走向是从务虚到求实,1992年以后已向科学性、体系性发展,但仍属学科建设初创时期。今后的研究一方面要使理论体系化、严密化,另一方面要使研究成果实用化,要编写有代表性的教材和工具书。有的学者指出,文化语言学理论建设的当务之急是以文化哲学为着眼点建立自己的理论内核,只有确立理论内核,才能纲举目张。
    关于词的语言义与文化义的关系,有的学者认为,词义有表层义、深层义、语法义、文化义四种类型。词的文化义是凝集在词语身上民族文化色彩,不是文化体系中的某种特定要素;词的文化义不是独立于词的语言意义,二者不可分割,只有在从不同角度进行考察才能将其分离出来。词的文化义不仅仅通过语言义表现出来,还存在于词的语言形式之中。作为语言本体科学的文化语言学,尤其应注重揭示那些隐含在词的语言结构义内部、隐含在词的语言结构形式方面的文化义。有的学者认为,文化语言学也应作自我反思,最大问题是如何正确对待现代语言学传统,“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缺陷之一就是没能处理好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有的学者指出,语言学的各种流派和方法都有用,不应相互否定。(穆文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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