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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反动党团登记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三青团及特务机关处理办法"的指示和东北行政委员会发布的"关于反动党团特务组织登记布告"，1949年4月，木兰县委决定由县委书记李文太、公安局长刘明城等7人组成"反动党团登记委员会"，从4月4日开始在全县开展反动党团登记工作。经过广泛宣传教育，全县有57名反动党团员和其他反动军人进行了登记(男55名，女2名)。其中，国民党员14名，三青团员5名，反动军人28名，各种历史问题人员4名，其它问题人员6名。反动党团登记之后，根据松江省“反动党团登记的处理办法”，逮捕法办1名，剥夺公民权的8名(国民党员5名、反动军人3名)，机关企事业留用的三青团员3名，清洗出混进共产党、青年团内部的国民党员、三青团员6名，尚待处理的3名，其余37名均作了宽大处理，继续留原单位工作。此项工作于1949年8月结束。
二、取缔反动会道门
解放初，木兰县有一贯道、金丹道、收缘道、东圣道、混元门、红枪会、大同佛教会，普济佛教会、慈航佛教会、佛教会、慈善会、道德会、家里教等会道门。他们利用人们的封建迷信思想，摆设香坛，发展组织，宣传迷信，造谣惑众，诱奸妇女，破坏土改和扩军。根据东北行政委员会1948年颁发的"所有反动封建会道门一律解散停止活动"的布告，在全县大张旗鼓地开展了取缔反动会道门的意义与政策的宣传教育，明令反动会道门分子到政府登记。经过一系列的工作，全县共有252名道徒登记，其中一贯道3人，金丹道2人，慈善会24人，道德会18人，收缘道59人，家里教69人，红枪会5人，佛教会19人，慈航佛教会1人，大同佛教会35人，普济佛教会2人，东圣道7人，混元门8人(主要大道首5人，中、小道首11人)。并缴获铜佛2尊和一些宣扬封建迷信的书籍。
根据中共松江省委1949年3月9日"关于对反动封建会道门活动处理"的指示，本着打击少数顽固的反动道首，教育多数一般的中、小道首和道徒的原则，除对1名执迷不悟、反动割底的道首判处有期徒刑外，对其他道徒，在他们退道之后，采取既往不咎的方针，令其从事生产劳动，安分守己为民。此项工作于1949年3月结束。
三、禁毒
木兰县烟毒有较长的历史，早在旧中国时就有人种植罂粟，贩买鸦片。沦陷时期，日伪统治者设置了管烟所，一面禁烟，一面贩卖鸦片，因此禁而不止。1941年(伪满康德8年)，全县有烟馆9所，登记吸食鸦片的有2 447人，占全县人口的2．4％，日烟馆出卖烟膏44．58两，销售额83万余元(伪币)。
解放后，人民政府为确保人民健康，于1952年5月，在全县开展了一次禁毒运动。查出种植者6人，贩卖者14人，没收鸦片7．5两。对首要分子和惯犯，给予了从严惩处。同时，下令禁止种植罂粟，贩卖、吸食鸦片，违者依法论处。此后，县内种植罂粟，贩卖、吸食鸦片的恶习基本得到根除。
四、镇反
为肃清县内残存的反革命分子，根据1950年7，月政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发出的"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和1951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公布的"惩治反革命条例"，1951年3月，县委成立了镇压反革命委员会。县委书记刘祖裕任主任，吕振兴、陈兆铭、戚万钧任副主任，委员会中吸收了组织部、人事科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通过发动群众，收到揭发检举反革命分手活动罪恶材料几百件。经认真调查、核实，逮捕了一批解放后畏罪潜逃的反革命分子。其中，有两手沾满人民鲜血的日伪特务孙福江，有死心塌地为日伪效劳的警佐黄振洲、孙馨叶，还有伪满汉奸纪良、王汉吾，建军土匪头子刘恒文等。对这些反革命分子，依照"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原则和"杀、缓、关、管、放"的方针，判处了这些反革命分子。有的判处死刑，有的判处死缓，有的判处无期徒刑，有的判处有期徒刑。
为激发广大群众的阶级觉悟，揭露反革命分子的罪行，1951年8月14日，在木兰镇和东兴区同时召开了宣判反革命分子大会，有2．8万人参加了大会(超过木兰、东兴两镇人口一倍)，老年人和怀抱孩子的妇女，离城较远的群众，都赶来参加大会。在宣判大会上，被害者家属纷纷控诉反革命分子的罪行。镇压反革命分子运动于1953年4月末结束。
五、肃反
肃反，即在镇压社会上反革命分子的基础上，肃清隐藏在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人民解放军内部的反革命分子。
1955年12月，木兰县肃反运动开始，至1959年3月结束。遵照党中央"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冤枉一个好"的方针，县委成立了肃反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通过发动群众和交待政策，在运动中，参加检举的几百人，写出检举揭发材料上千件，通过工作，坦白交待各种问题的有千余人。经过全面复查，核实定案，查出了几十名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按照中央"大部不抓，一个不杀"的肃反方针，全部给予了从宽处理。
六、特赦
1959年，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同意了毛泽东主席提出"关于特赦确实改恶从善的在押犯、反革命罪犯、普通刑事罪犯"的建议，决定在国庆十周年的时候，对上述罪犯实行特赦。木兰县政府根据国家主席刘少奇颁布的特赦令，于1959年12月12日晚，在人民剧院召开了特赦大会。会议由县委常委、县长侯昭林作了形势报告，然后县委委员、公安局长王树清作了"关于木兰县劳动改造罪犯成就的报告"，候补委员、法院院长王国华宣布3名罪犯减刑释放，并向罪犯发放了特赦通知书。县内各界代表纷纷在会上发言，一致拥护刘少奇主席发布的特赦令。在押已决犯代表在会上发了言，表示拥护刘少奇主席发布的特赦令，决心好好改造，重新做人。
七、平反冤假错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遵照中共中央指示，于1980年开始平反冤假错案，给全县"四类分子" (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摘掉了帽子，对地富家庭出身的子弟，其家庭出身一律改为社员、工人或革命干部。
1978年至1981年，在复查冤假错案中，平反纠正了103起政治案件，所涉及的人员或恢复了职务，或重新安排了工作，补发工资3万多元，发放困难补助费2万多元。
八、打击严重刑事犯罪
1983年8月，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犯罪分子的决定》，县内开展了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的斗争。在县委的领导下，公安局、检察院、法院三机关密切配合，坚决贯彻执行了依法"从重从快"的方针和"稳、准、狠"的原则，先后开展了"严打"斗争的第一、第二战役，逮捕、重判、教养、拘留、训戒了几百名犯罪分子。全县从犯罪分子手中共缴获人民币1．3万元，粮票5 200余斤，电视机8台，收录机19台，摩托车3台，自行车114台，小四轮拖拉机、手扶拖拉机6台，马车、手推车49台，手表53块，大牲畜28头(匹)，各种衣物890余件，总计折合人民币5．78万元。同时还收缴被盗枪支4支，流失在社会上的枪支7支，子弹980发，雷管232个，炸药450公斤，其它凶器若干件，严厉地打击了刑事犯罪。
附：日伪法西斯统治
一、集团部落
1933年，日本侵略者占领木兰后，即强迫农民"归屯并户"，将分散居住的农户集中到指定的村落中居住。木兰境内指定了100处，东兴境内指定了81处。
被指定的村落称集团部落。周围挖深沟，四角修碉堡，部落中驻有警察。农民出入要有证明书，远走要挂号。
1934年，又把散居在山边农民的房屋、村落，强行拆除烧毁。在石河、大贵一带拆除烧毁屯落80个，在北广利东，把地处偏僻的67个屯落并为55个屯落。南起王家粉房，北至太平桥，西起巴彦管家窝棚，东至北广利东，875平方公里的地方变成了无人区。
二、保甲制度
1933年(伪满大同2年)，木兰县、东兴县实施保甲制度，这是在"集团部落"的基础上进行的。各区设保，保下设甲，甲下设牌，牌是保甲制的最基层组织，保、甲、牌均受县公署、警察署的管辖。在保甲内设有武装自卫团，自卫团下设分队，一个甲为一个分队。在牌内实行十家连座法，一家如有反满抗日行为，则殃及其它各家。1934年(伪满康德元年)木兰县保甲牌情况(附表)、1937年(伪满康德4年)木兰县保甲牌情况(附表)、1934年(伪满康德元年)5月东兴县保甲制情况(附表)
三、枪支收缴
日伪统治者为扼杀爱国抗日活动，在实施保甲制的同时，又强行收缴爱国群众所持有枪一类的火器。仅伪满大同2年11月，日伪收缴的枪一类的火器就有908支，其具体数量(附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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