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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刊次：1991.3(总第28期)  
  类别：要文选辑  
饱蘸心血著一汗青
-- 记交城县志办主任燕居谦身患癌症宿庙修志的事迹
杨志忠
（《山西地方志》1990年第6期）
     
    1990年6月28日，58岁的身患晚期食道癌的交城县地方志办公室主任燕居谦，领着22岁的身患白血病的女儿燕爱萍，来到卦山古刹文昌宫宿庙修志，开始了“死神召唤前的最后一搏”。    
    沿着居谦同志走过的崎岖山路，听着同志们对居谦发自肺腑的赞扬，翻看着他领导的县志办的累累成果，我们看到了一个当代“太史公”忘我修志的奋斗足迹，感到了一个共产党员无私奉献的跳跃脉搏。    
    (一)
    1982年，盛世修志的春风把交城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燕罾谦推到了县志办主任的岗位上。出身书香门第、从小参加革命、几十年笔耕不辍的燕屠谦，深深懂得这副担子的份量。凭借博学广积的知识功底，他知道交城县最唇一次县志成书是光绪八年，至今已有100年。民国21年交城修志局曾组织过一个修志班子，但工作还未开始便收摊散伙，没留下一纸资料。这100多年间发生在交城大地上包罗万象的历史，就要由县志办的同志们来填写，任务何等艰巨!作为1948年参加革命、1957年入党的老同志，他更知道社会主义新方志与旧志有着本质的不同，要用新的观点、新的资料、新的方法，既严格遵循志书体例，又充分体现时代特色，难度可想而知。一种从未有过的历史紧迫感、时代责任感，系上了他的心头。他向领导表示：修志事关千秋大业，一定要拿出全部精力，争分夺秒编修好交城新县志，上无愧于祖宗，下无愧于子孙。    
    正是在这种使命感和责任心的驱使下，他和县志办的同志们，大多是和他一样“知天命”的人，钻入了一个全新的知识领域，不知疲倦地学习研讨方志理论，勾画出交城县志的蓝图；
    正是在这种使命感和责任心的驱使下；他和县志办的同志们迈开双脚，到处收集历史资料，县内县外，省内省外，有时日夜兼程，有时通宵达旦；
    正是在这种使命感和责任心的驱使下，他和县志办的十几个同志身居“冷衙门”，挤在一大间办公室里清苦修志，任凭外界“向钱看”邪风刮得多猛，“我自岿然不动”；
    正是在这种使命感和责任心的驱使下，燕居谦承受着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双重劳累。他的老伴长期患病，女儿患有白血病，多年来繁重的家务几乎全压在他一人头上，而修志的重任又不允许他避重就轻。为此他必须付出惊人的努力，甚至做出必要的牺牲。至今，他还住着清朝康熙年间留下的木格麻纸老屋，家中除了儿子送给的一台黑白电视机，再没有一点现代化的摆设。
    感人的事例实在太多了，这里不妨摘取其一：1983年5月，燕居谦在卦山为一批外地来的客人导游时，一位四川来的老同志谈到，抗日战争期间他曾在交城工作过，交城历史上第一个党支部并代行县委职权的负责人赵向荣同志现就住在太原。这个偶然得来的线索真是太重要了。为了弄清交城历史上第一个党支部、第一任县委的情况，居谦他们不知跑了多少地方，采访了多少人，一直未打听到赵向荣同志，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从卦山下来，他按捺不住欣喜的心情，风尘仆仆找到太原赵老家中。刚动完食道癌手术在家休养的赵老，支撑着虚弱的身体，用微弱的声音，说说停停，介绍了1937年8月至11月党组织派他来交城，以牺盟会的名义，创建交城第一个党支部和县委的珍贵史实。燕居谦一边听，一边记，唯恐漏掉一个地方。采访完毕，他回到在省出版社工作的姐姐家，一夜未睡，将赵老的谈话整理出来。次日一早，就送去让赵老审查过目。赵老逐字逐句看了一遍，觉得大致上史实不错，希望在文字上再加点工。燕居谦回交城后，又连续笔耕，将加工过的材料再呈赵老面前。赵老一边看，一边频频点头，以赞许的口吻说：“很好，很详细，情况就是这样的”居谦走后一星期，赵老便溘然长逝了。
    一份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料，终于抢在赵老过世之前保留下来。听到赵老的噩耗，燕居谦又悲痛，又欣慰，更多的是焦急：抢救历史资料是多么刻不容缓啊!
    抢救，快快抢救资料；拼搏，竭尽全力拼搏。靠着一股拼搏精神，他从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在交城工作过的老同志手中，抢救出一份份珍贵的资料，有七、八个老同志都是在谢世前夕完成采访的。
    (二)
    长朔超负荷的劳动，使燕居谦本来很强壮的身体开始走下坡路。1985年起，他发现胃部、背部常常不适。过去通宵加班也有精神，现在工作时间一长就累的不行，过去偶尔喝两盅也没啥事，现在一盅洒下肚就闹胃痛。同志们一再劝他到医院好好检查一下，但手头一桩未完，又接一桩的资料、志稿，使他无暇顾及自己身体。他不愿意让看病占去宝贵的时间，常说：“这些小毛病，顶一顶就过去了。”仍然一如既往地工作。偶而去医院看个门诊，也常常连医嘱的药品也忘记按时服用。
    1988年4月中旬，县委组织部、办公定通知局以上的老干部检查身体。在同志们一再催促下，燕居谦来到医院。胃镜检查后，出于摸摸底的好奇，他趁护士不备，将检查表偷拿在手，一眼瞧见“印象”一栏内写着“胃癌”二字。
    癌症，多么可怕的字眼，当今医界尚未攻克的绝症，难道会降临自己头上?燕居谦立时惊呆了。蓦然，他想起了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的名句，内心审度一番，逐渐平静下来。人活百岁也有一死，怎能被癌症吓倒呢?眼下还有好多工作需要自己去奋斗，拼搏，决不能在精神上倒下去。
    他从医院镇静地走出来，想起卦山天宁寺还有他没有写完的“重修天宁寺记”的石碑，便徒步朝那里走去。多年修志使他更加熟悉、更加热爱这座交城名山，他愿意为她的锦绣付出心血。他的书法在交城很有名气，此次写碑文纯属义务，不要报酬。他跪在石碑上，运笔挥毫，一丝不苟，头脑出奇地集中，一口气写了一千多个楷书字，居然没错一个，没漏一字，字字结构严谨，工整潇洒。一个刚刚得知生命“凶兆”的人，此刻需要多大的排除杂念的毅力和决心啊!    
    他实在不愿走，又不得不把工作暂时放下，去太原进行手术治疗，但心中仍念念不忘他为之奋斗的修志事业。他对大夫说，请你们别隐瞒，爽快些告诉我，属于我的时间还有多少?我好安排《交城县志》的编纂工作。若非常短暂，我就把手头的工作干完，告一段落；若还有一年时间，可以完成专业志初稿；若时间更长一些，我还要参与县志出版中的许多工作。
    手术前，他担心全麻醉会影响智力和记忆力，毁掉他头脑中贮存县志资料的“仓库”，一再坚持要半麻醉。但医生根据他的病情和身体条件，不能采取半麻，给他反复解释全麻并不会影响对事物的记忆，他这才走上手术台。为了使伤口尽快愈合，争取早日出院投入工作，他忍着巨痛，没有吃过一片止痛药，没有打过一支麻醉针。手术后七天拆线，他便出院住进太原的姐姐家，打开住院期间托人捎来的《工业志》资料编写起来。在姐姐家住了三个月，他编写完《工业志》、《党派群团志》初稿，又宙定修改了《文化志》初稿，共计20万字。回到县志办，这台“经过修复的机器”又争分夺秒地运转起来。手术后一年时间，他编写、审定了50多万字的县志初稿，还编写了一期3万字的文史资料。这些成果出自一个动了大手术、应该至少休息一年的病人手中。听到此事的人无不为之惊讶、钦佩。
    (三)  
    经过八个寒暑的努力，燕居谦和县志办的同志们动员起基层70多人参与修志工作，搜集了850多万字的县志资料，写出了210万字的县志草稿。在此基础上，他和同志们又反复加工，三易其稿，编写出135万字的《交城县志》初稿。1989年秋天，《交城县志》按计划进入总纂阶段。    
    熟悉县志编纂的同志都知道，县志乃“众手成志，一家之言”，志书质量最后如何，关键要看握笔总纂的主编和副主编的水平。然而，就在主编燕居谦和副主编田锐满怀信心地投入总纂后不久，燕居谦发现胸部和背部常常疼痛。他实在没有信心去医院检查，一检查肯定有毛病，肯定要让住院治疗，那不又要耽搁总纂的时间吗?但看来实在痛得不行，他只得再次来到医院，一检查为“晚期食道癌”。医生要他立即住院，先化疗，后手术，领导、同事、家属、亲朋一致劝他立即住院，千万不能再耽搁时间。燕居谦固执地摇了摇头。
    面对这样的好同志，县领导几乎是“勒令”他再去北京检查治疗，他只得“服从命令”。出发时，他嘱咐县志办副主任田锐将《工业志》、《民政志》初稿带上，好利用空隙时间总纂。来到北京，招待所备有沙发、彩电、卫生间的高级房间不住，嫌里而没有桌子，而住进了一晚上只有五元钱的地下室。他说：“这里有桌子、椅子，工作条件好”。在同志们联系检查治病期间，他就在地下室里伏案总纂。哪怕一点点时间，也不让白白流逝过去。
    北京的检查结果、治疗方案和太原完全一样，燕居谦当即又返回太原。他向北京的大夫、太原的大夫一再讨要“时间表”，好根据生命的时间，安排自己的工作。尽管谁也不肯、也不可能告诉他一个确切的时间，但他根据多年来耳闻目睹的事实，根据当地流传的晚期癌症患者“吃秋不吃夏，吃夏不吃秋”的经验，预惑到自己在世的时间，可能只有六个月了。
    他想，现在摆在自己而前只有两条路：一条是住院手术，一条是不住院修志。住院治疗，手术成功，也许还有生还希望。但这样“上开膛、下破肚”，用结肠代替食管的高难度手术，万一不成功姑且不说，即使成功了，也得在床上躺一、二年，苛延残喘度日，不可能继续承担繁重的修志工作。那么，县志总纂的任务就落在副主编田锐一人的头上，县志问世就会因自己而推迟，何以对得起党和人民，对得起祖宗，对得起子孙?不住院手术治疗，等于眼睁睁地等着死神的召唤，但可以集中力量总纂县志，一边修志，一边用中药和土方、偏方治疗。焦裕禄为了改造兰考的面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雷锋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我燕居谦为何不能为交城的修志事业献出自己的生命呢?为何不象雷锋一样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交城的修志事业中呢?想到这里，他挥笔在纸上写下两行字：生命诚可贵，修志价更高。
    有人劝他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他说：“现在事业正急需我这个本钱。”
    有人劝他说，你总说要对得起祖宗、子孙，祖宗不知是谁的祖宗，子孙不知是谁的子孙。他说：“祖宗都是中华民族的祖宗，子孙都是炎黄子孙。”
    他根据自己预测的生存时间，订了一个“切实可行”的目标：在死神召唤之前，完成《交城县志》的总纂任务，向国庆41周年献礼!他向儿女们安排了自己的后事：“死后一不用棺料土葬，二不要大操大办，把骨灰洒在卦山上。”
    人非草木岂能无情。他最不放心的是他的小女爱萍，他为她不知付出了多少心血。“我死后，真不知爱萍会怎么样。”说到这里，他的眼圈有些发红。但是，强烈的修志事业心，又使他忘掉了儿女之事。
    为了摆脱社会和家庭杂事的干扰，集中力量进行总纂，他想起清代著名学者杨笃编修《蔚州志》时，投宿城隍庙五个月，“满屋图书横古墨，虚堂神鬼伴孤灯”的故事。古人尚且如此，我辈岂能退却?于是，他向领导提出到卦山文昌宫宿庙修志。
    领导和同志们实在说不服他那坚定不移的信念，只得含着热泪送他来到文昌古刹。他和女儿爱萍相依为命，与庙前参天的松柏结伴度日。上午，他常常要接待领导和亲朋好友的来访。夜深入静，正是他伏案笔耕、出成果的最佳时间，有时直到鸡鸣三遍，东方发白。    
    9月上旬，笔者在文禺宫又一次访问了这位焦裕禄式的好干部。在他居住的房间里，贴着几幅老友赠送的条幅：“高情临爽日，翰娶播清风”，“岁寒知松贞，心血映花红，文章千古事，笔墨见精神”；“吞吐天地之灵气，书写交城之丰碑”。事业心，战友情，伴随着他在修志征途中勇往直前，压倒一切。宿庙两个多月，他以惊人的毅力，总纂出近60万字的县志稿。    
    望着他那日渐消瘦的身体，望着X光底片上只留下很细一道的食管，望着床前案头一摞一摞的书刊资料，我们实在不忍心耽搁他那宝贵的时间。燕居谦显得很乐观，和我们侃侃而谈，眼神中流露出胜利的曙光：“再过几天，县志总纂就要完成了。按我的计划，可以提前半个月向国庆献礼了。今年12月召开县志评审会，明年送出版社，后年也许县志就可以问世了……”
    也许，待到县志出版时，也许燕居谦同志奇迹般地战胜了病魔，和县志办的同志们，和交城人民一起分享胜利的欢乐……，也许……
    然而，正如燕居谦所说的，“生前勤奋争分秒，死后无愧志清高”。他无愧于祖宗，无愧于子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人生自古谁无死，饱蘸心血著汗菏。”他的拼搏进取、无私奉献精神，连同他主编的《交城县志》，将会世世代代地流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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